行为偏好与遗传基因的研究实例

行为偏好与遗传基因的研究实例

一、引言

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成果出版50年之后，近年来的成果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对基因与行为认识的革命性变化，一百多年就先天还是后天决定行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争论，以及调和的悖论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澄清。通过下面的讨论，可以指出的是（Matt Ridley, 2003）：基因决定了大脑如何构造、如何吸收经验（how genes build brains to absorb experience）。

由此，

决定个体经济行为的偏好，及其随经历、场景可能发生的变化范围或程度是否存在可靠的经验学科基础，成为经济学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

就中国读者了解的情况而言，因为1986年以后在中国大陆陆续出版的译著，如《新的综合》、《自私的基因》等，中国读者已经相当熟悉演化生物学的代表人物威尔逊和道金斯了。他们的研究领域是生物行为，当然主要是人类行为，考察如何受演化过程中的基因支配或影响。威尔逊学派中有一位经济学出身的追随者——Terry Burnham。作为一位哈佛经济学教授，Terry Burnham的涉猎面甚广，虽然曾经在华尔街供职于高曼、Progenics（一家生物高科技的共同基金，致力于癌症和艾滋病治疗研发投融资）等公司，但其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行为的演化起源问题。他与生物学家Jay Phelan 合作的Mean Genes 一书（Burnham, Terry and Jay Phelan, 2000）展示了基因支配的人类行为，曾经使我们的祖先生存繁衍兴旺，现在如何对现代社会做出反应。不过，他们的大部分经验实例还是来自经济学以外的研究成果。

1998年《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文章②这样描述科学界对基因与个性关系的认同与分歧：“如今，没有一个令人尊敬的科学家会否认基因在大脑和性格形成中的作用。日趋激烈的论证问题也不过是这个作用到底有多大。”回顾此前研究和争议的历程却令人印象深刻。最早尝试考察遗传因素对个体行为特征影响的是19世纪后期的Francis Galton，他与达尔文不仅同时代，而且就是堂兄弟。一方面Galton想到了用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孪生子对比遗传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直接建立实验室测量个体的感觉运动能力，希望考察个体差异与遗传因素的关系③。接着，社会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中的左派和右派都对遗传因素为自己所用而热情有加，结果遗传研究被人类驾驭自然（从人种上驾驭自己从而优于别人）的实用取向——纳粹积极推进的种族优生工程，弄得声名狼藉，学术界主流对基因与个体行为能力及倾向关系的研究也退避三舍。对遗传学雪上加霜的是，1971年又出现了灾难性的Cyril Burt丑闻。在Cyril Burt这位英国研究者死后的资料里显示，他的许多遗传研究数据是伪造的！这算是遗传学史上的辟尔唐。继Cyril Burt之后，第一个大规模重整旗鼓，再研究同卵双胞胎的是明尼苏达大学的Thomas Bouchard。他领导下的研究结果，将基因对个体行为影响程度估计得很大（高达78%），而另外一些研究，例如针对家庭领养的孩子，却得出了差别很大的估

①例如认为人的行为背后同时既有自由意志（free-will）、又受本能和文化支配的悖论。

②What we learn from Twins. The Economist 网络版Jan 1st 1998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1998, January 3) , 74-76. https://www.360docs.net/doc/4718990287.html,/displayStory.cfm?Story_ID=109401 。本段介绍的遗传研究历程梗概主要取自于这篇文章。

③Galton早在1874年就对英国皇家协会的会员进行了问卷式的量表调查。对此，出于人人平等而憎恨先天差异的心理学家一直谴责Galton是可恶的智商测试方法的开创者，见Ken Richardson. The Making of Intelligence.SDX Jio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计值，基因对个体行为影响程度只有30%。对此差异，美国心理学学会的一个特别工作组梳理了当时所有可能获得的研究成果，结论为：基因对行为的影响程度平均约为50%。

近期的争论起因于2001年2月，基因组研究发布了一项令人吃惊的结果，人类基因组所包含的基因只有3万，这一数据远远少于原先预计的10万个。这一修正导致有些研究者推断，“人类没有足够的基因决定人们的行为差异：行为是后天养育而不是先天造就的（made by nurture not nature）。”于是生物学界又被迫卷入了nature-nurture先天后天之争。

Matt Ridley（2003）就基因如何控制大脑吸收经验方面提供了最前沿的描述。他指出，呈现出的事实表明并不是二者非此即彼的问题，培养是以基因为基础的，同时基因通过后天培养起作用——本性要通过培养（nature via nurture）。“基因不仅预先决定了大脑的先天结构，而且也决定了大脑如何吸收后天的经验并加以记忆；对社会现象做出反应甚至运作货币。”结果形成通过培养的本性，这也就是个体有意愿的原因。

They are consequences as well as causes of the will.

下面是从相关文献报道中收集的若干行为偏好与遗传基因的具体研究实例。

二、蔬菜与生肉饮食偏好

Robson（2002）指出：实例表明演化环境塑造了偏好（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evolutionary environment shaped preferences）。在讨论偏好与长期效用的时候，他建议去查一下大英百科全书中有关合成维生素C的条目，以说明人不能不吃蔬菜。

很显然，生物进化过程中所处的环境，选择淘汰具有不同行为特征的种群，能够继续复制基因的种群保留着他们相应的食物（能量）摄取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环境塑造形成了种群的行为模式。最主要的具体行为表现即进食偏好。例如，大多数动物都有自身合成维生素C的能力，人类却没有这种能力。作为替代，人类具有定期要吃蔬菜（或水果）的饮食偏好。处于文明时代的我们，如果每餐都是肉类熟食的话（肉类中的维生素C经过高温过程就被破坏了），很快就会呈现出渴求蔬菜的行为表现。生物演化的历史过程决定了我们一直靠采食植物摄取维生素C。Robson对此拟人化的经济学解释是：在演化的历史上，如果种群分化前的祖先就像许多其他哺乳动物一样曾经具有合成维生素C的能力，而这种合成的代谢值损失太高的话，从有效转换的效率来看不“经济”，就有可能“放弃”这种合成能力。面对其他一些物种既摄食植物又没有丧失自身合成维生素C的能力，该如何解释呢？Robson 认为或许更为可信的解释是，其他很多摄食植物且没有丧失这种能力是因为代谢过程中的损失很小，而人类连这一点代谢损失都不用付出，是因为变异为我们带来了这一几乎可忽略不计的降低损失的好处。应该指出，Robson的后一种解释是不成立的，因为如果丧失合成维C的能力是变异的话，那么必然要经过环境对保留该能力者的选择淘汰，显然，无论生态环境中作为摄食来源的动物或植物如何匮乏，被淘汰的只可能是自身没有能力合成维C的物种，而不会淘汰掉保留该能力的物种。所以合理的解释更可能是这样的：有能力自身合成维C的物种是其祖先无自身合成能力物种变异后的结果，在经历了生态区位变化原食物链匮乏淘汰以后，合成维C作为拓展的适应能力而复制延续至今。人类就此来看，应该还没有演化出这种能力，而不是经演化淘汰了有合成维C能力的祖先，留下我们这些没有合成能力的种群。

不管怎么样，有能力自身合成维C的个体的偏好肯定会不同于那些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后者有着更迫切的需要去消费植物。在地质地貌、植被等生态环境长期变化的演进历史中，植物的可利用性使得人类这个物种携带不能自身合成VC的基因的个体没有被大批淘汰，绝大部分地区的人表现出对于摄取植物以补充VC的偏好。

为什么这里用“绝大部分地区”这一定语？难道还有人一直不吃植物类食品也不想吃

吗？或者说没有对摄食植物的行为偏好吗？的确，的确存在这样的地域环境，使那里的人在形成了替代性的行为偏好，这就是共同起源于非洲、以后分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一支，滞留在北极的古爱斯基摩人。

大约10000年前，亚洲和北美洲间的白令陆桥再次浮出水面，这时从亚洲中部和东部北上的有一部分人留在西伯利亚地区，另一部分人则通过白令陆桥（今天的白令海峡），来到了阿拉斯加。这一部落被认为是今天爱斯基摩人的祖先，称为古爱斯基摩人。当时从欧洲北上的一支部族则很可能是现代拉普人的祖先。如同早期（大约在25000-30000年前）的印第安人一样，古爱斯基摩人并不是简单地一下就迁徒到阿拉斯加的。他们在游猎过程中，渐渐地穿过了白令陆桥。大约在7000年前，随着最后一次冰期消退，气候变暖，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白令陆桥再度消失。于是古爱斯基摩人被水分割，生活在不同的陆地上。由于北美洲大陆早已被古印第安人占领，所以从亚洲而来的古爱斯基摩人只得沿着北冰洋沿岸印第安人不愿居住的寒冷地区渐渐东移，直到埃尔斯米尔岛、格陵兰岛和拉布拉多半岛一带。

爱斯基摩人在官方的正式用语中称为“因纽特人”。“因纽特人”的原意是“真正的人”，而爱斯基摩人则是印第安语中“吃生肉的人”。这是印第安人对“因纽特人”不尊重的称呼。其实“因纽特人”吃生肉的偏好正是当地没有生长的植物可供食用，环境选择使得他们——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依赖生肉中的维生素C。他们的食物以各种哺乳动物和鱼类为主，候鸟也是他们的食谱，喜好直接喝海豹和驯鹿的血解渴。可以设想，那些将食用生肉、生血作为负效用的个体，将遭遇败血病而夭折以至于无法繁衍后代复制基因，于是留存至今的个体将表现为对生肉饮食的偏好。

总之，人类绝大部分摄取植物性食物、因纽特人食用生肉的这些偏好都是缘于我们携带的是无法自身合成维生素C的基因。

三、影响烟草消费行为的遗传与后天经历

维吉尼亚联邦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的Kendler（2000a）等人，对吸烟消费偏好进行了系统的影响因素研究。研究指出，针对习惯性吸烟行为(regular tobacco use，RTU)，解释个体倾向于嗜烟的影响因素，依生物计量学数据（1890到1958年在瑞典的778组孪生样本）分析，男性61%归于先天的遗传基因因素；20%归于后天的经历。对于女性，不同的出生分组的RTU数据有很大差别，1925年以前出生的RTU不高，孪生女性之间的偏好差异基本上都可以由遗传基因因素解释（很强的社会约束作用下，基本上没有女性抽烟）；1925年以后出生的RTU增高，决定RTU行为偏好的基因因素和后天经历因素各占一半；1940年以后出生的样本组则呈现出和男性无显著差异的计量结果：吸烟消费行为偏好的63%源于遗传基因！

该研究实例说明（或者说验证）了以下两点：

（Ⅰ）消费偏好受先天遗传基因和后天个体经历的社会因素共同支配；

（Ⅱ）后天个体经历的社会因素发生变化，即对个体行为偏好的强化或抑制程度发生变化，基因对行为偏好的影响程度（比例）也就会发生变化。

就（Ⅰ）而言，因为的确可以识别出吸烟消费偏好背后的遗传因素，其影响不管大小，却是的的确确存在的，所以在许多消费偏好中无法排除先天的基因决定因素——与生俱来的、一生不变的决定因素。

该因素所决定的消费倾向行为成分，无论是否在社会因素约束下允许他表现出来，这个决定偏好的因素是一生都不会改变的，而且还要照样复制——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也就具有了一生不变的这个影响偏好的基因。除非受到像化工用品、放射性物品、基因工程以及其他人类文明工程的影响，基因在有生之年就发生突变。否则，在正常情况下，一人一生总存在

由基因决定的，稳定不变的基本内层偏好（与个体经历的环境无关，或者说与后天习得无关）。

再考虑第（Ⅱ）点。实例表明，不同年代出生的个体们（本实例中是女性群体）经历的社会约束，或者社会激励不一样，所以她们经历，从而所受到的社会影响因素不一样，进而吸烟偏好在行为上表现出：随出生年代延后而逐渐增大的趋势。受遗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行为偏好“强度”（在社会女性总人口中的比例）在变大，其中社会约束因素起作用的程度在降低，所以当社会完全不约束女性吸烟时，女性是否具有吸烟倾向就应该和男性一样主要受基因控制了；当女性处于1925年以前的强社会约束时，基因对行为的影响就被个体经历的社会约束削弱了。所以，基因对行为偏好的影响程度（比例）会发生代际变化，而这种影响程度的变化恰恰是社会因素变化所导致的。

虽然实例揭示的是按不同出生年代划分的女性样本群体，不过同理也可以就同时代社会做出推断：不同个体在同时代具有不同经历以后，不同的社会因素和相同的遗传因素决定了各个个体行为偏好的差异。

当然还可以讨论个体偏好的稳定性：对于同一个个体，遗传与他以前的经历（是否染上吸烟嗜好或是否成功戒烟），决定了他稳定的吸烟消费偏好[如果借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表达方式，个体的稳定偏好就是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一维效用函数，曲线不变]。

四、“学会形成”偏好与“维持”偏好被基因决定的程度

进一步可以把偏好的“学会形成”和尼古丁依赖的偏好“维持”分开，从而分别考察基因对其影响（genetic influence on the initi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moking）。假设某些基因具备一种使人容易接受吸烟的特性，而另一些基因则可能使香烟中的尼古丁变得更容易让人上瘾依赖。考虑吸烟偏好的形成，或者说染上抽烟习惯的影响因素，Sullivan PF（1999）等人的研究表明，吸烟偏好的“学会形成”受三个因素影响：约60%归于遗传基因；20%归于子女共同受到的家庭环境；另外20%归于个人自己的社会经历。对初学行为来说，家庭环境影响因素在个体的青春期阶段之内，所起的作用要比其他阶段更大一些。另外，Sullivan （1999）取一个从初学吸烟发展到尼古丁依赖偏好的样本子集，他发现这时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遗传基因对改组个体偏好的影响约为70%。在Sullivan等人的这一项遗传流行病学方法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同时指出，有可能决定“学会形成”偏好的基因和尼古丁依赖偏好的基因是部分重合的，于是有必要从分子生物学层面（而不仅仅是遗传流行病学）进一步努力，设法找到特定的基因编码位置。

Sullivan等人的工作对我们启发何在？他们的研究实例提示，偏好的稳定和变化都有一定的遗传基因基础。具体说明如下：

（Ⅰ）首先，吸烟偏好的形成是一个“习得”过程。个体在童年阶段以前和中老年以后的吸烟偏好都是稳定的，有些个体一直保持着“学不会”，对抽烟“没感觉”甚至是“厌恶”的偏好状态，有些人则从不会抽烟经过“习得”过程而变成瘾君子——有稳定的尼古丁依赖偏好。这一常识过程有助于理解偏好稳定和变化的一种情况，即个体的经历有可能改变他的偏好。

（Ⅱ）更重要是第二点，这一“习得”过程并不像人们传统认识的那样：由“人造”的社会环境可以任意塑造后天的偏好习性。换言之，就是设想在本例中逼迫大家都去学抽烟，总有人学不会。这个样本组中的个体究竟学得会还是学不会？六到七成是由他们先天的遗传基因决定的，即使让剩下三到四成的社会因素全部起作用，没有这个“天分”的人还是不会上瘾的。

五、其他上瘾的消费偏好行为研究实例

维吉尼亚联邦大学医学院Kendler（2000b）等人的另一项研究实例源于预防和治疗药物依赖行为。根据样本数量为1198的男性双胞胎（其中708对单卵、490对双卵）的数据采集，由终身服用、大剂量服用、滥用和依赖①：大麻(cannabis)、镇静剂(sedatives)、兴奋剂(stimulants)、可卡因(cocaine)、鸦片(opiates)、迷幻剂(hallucinogens)数据情况，经过计量生物学模型拟合等方法估计，得出的结论是：双胞胎有显著的偏好行为一致性；且单卵孪生兄弟比双卵孪生有更强的一致性。模型拟合表明：孪生兄弟行为的相似性取决于基因和家庭环境两方面因素；而对镇静剂(sedatives)、兴奋剂(stimulants)、可卡因(cocaine)、阿片(opiates)的偏好行为仅仅取决于基因因素。

除了两方面行为(cocaine abuse and stimulant dependence)表现以外, 孪生兄弟在大剂量服用、滥用和依赖行为上的相似性由遗传基因因素决定的比例为60%到80%，且由样本所作的估计无法拒绝相同环境影响假设（没有一致性的估计足以拒绝相同环境影响假设）。其结论为：与此前在女性样本中得出的分析一致的是，家庭环境对形成药物服用倾向性的行为有影响；同时与女性相比，男性孪生兄弟在大剂量服用、滥用和依赖行为上的相似性受基因影响的程度更高一些，遗传可能性的估计值较高。

包括饮酒等消费上瘾的行为样本研究工作表明的是：

（Ⅰ）消费“上瘾”的行为不同于摄入蛋白、含有Vc的蔬菜等非习得消费行为，前者要经历习得的行为表现过程。或者说按照是否要经历习得过程才能“学会”消费偏好来划分，可以分为“非习得”的消费偏好，和需要经历“习得”才可能形成的消费偏好。显然前面讨论的人类摄取植物性食物以及因纽特人摄食生肉的偏好，就像初生婴儿嗷嗷待哺的偏好一样，是非习得的消费偏好。本例以及上一例介绍的学会享受某种物品的偏好是习得的。既然存在一些可能由习得形成的偏好，那么对个体来说有些偏好就是可变的。

（Ⅱ）一生中行为偏好变化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受遗传基因影响。例如一个少年个体对酒精类饮料的接触过程，是从一开始难以耐受（偏好的行为表现是趋于躲避），数次以后形成耐受性（也称为易感性），进而形成习惯性依赖，甚至在戒断时出现身体症状反应。这一全部过程被药物依赖性研究领域称为"成瘾"，成瘾是反复给药后，脑内相关神经元为对抗药物急性强化作用（reinforcement）而发生适应性变化（adaptation）的过程（Self D.W. and Nestler E.J.,1995）。用描述经济行为的语言就可以说是：

一开始消费带来负边际效用，偏好为"避"；

变化为消费带来零边际效用，偏好为"中性"；

最后消费有巨大正边际效用，偏好为"趋"。

成瘾行为是一个偏好变化的过程，脑科学分子生物学已经为这个变化过程——成瘾形成机制提供了最基本的生物学范畴的理论解释。实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从给药到耐受、依赖，再到撤药症状的生物变化过程。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药物依赖性研究揭示了这种消费行为的变化，是重复消费作用下个体发生适应性变化的时间依赖过程。实例表明沿这一过程变化的程度，即消费偏好变化与否、偏好会变成什么样，在很大程度上受遗传基因影响。

①终身服用、大剂量服用、滥用和依赖这四种行为在医学专业中有不同的具体区分界定。药物依赖性是指某些药物长期重复应用，停药物所产生的精状态和身体状态的变化，为了避免由于停药引起的不适，心理上渴求继续用药称为习惯性或心理依赖性（精神依赖性）。如苯丙等中枢兴奋药属于此类。用药者中断用药后如果产生戒断症状的表现称为瘾性，或称生理依赖性（身体依赖性）。如吗啡等镇痛药属于此类。滥用（abuses）通常系指反复使用大量具有依赖性潜力的药用的用药行为。这种非医疗目的的自身给药方式的

用药行为。常常会导致耐受性、身体依赖性和精神依赖性；药物耐受性（易感性）系指反复用药后，机体对该药的反应弱的现象。耐受性包括交叉耐受性（如酗酒的人苯比妥药物的反应性降低）和快速耐受性（有些有第二次用某药时便产生对该药的耐受性）。所有耐受性都是可逆的，当对某药发生耐受性时，有意识停用一阶段时间，再用时往往以恢复了对原药的敏感性。

除了上述饮酒抽烟以外，就人们的食欲、进食量的行为如何受调节的机制，也有人进行了基因层面的研究（Woods et al.,1998）。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精神医学与行为遗传研究中心则研究了（Bulik CM, Sullivan PF, Kendler KS.，2003）基因与环境共同作用于贪食（binge eating）与肥胖的问题。他们针对2163对女性双胞胎样本采用双变量的模型估计基因和环境的显著性。结果显示，基因因素对贪食偏好有影响，但远小于对肥胖的影响程度。（在无量纲的估计模型中，遗传对肥胖的影响系数是0.86: 95%，区间为0.77-0.94；遗传对贪食的影响系数是0.49: 95%，区间为0.77-0.94；贪食与肥胖之间的遗传相关为+0.34:95%，区间为0.19-0.50。）

六、风险倾向（寻求创新novelty seeking）的研究

创新意义上的风险偏好，即寻求新奇刺激（“novelty seeking” 或者在非学术的大众刊物上被称之为“thrill seeking”）的特性与基因的关系，被行为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者关注，发现二者之间的确有联系，其成果在欧美也吸引了大众媒体，如时代周刊（Toufexis, 1996）称这一发现是“第一次将一种正常的人格特征与一个特定的基因确切地联系起来了”。Dean Hamer and Peter Copeland(1999)和著名的科学专栏作家Matt Ridley (1999) 从较通俗的角度介绍了这些成果。寻求创新的风险偏好是指“寻求新奇感和体验并自愿去冒风险”①。Dean Hamer和Peter Copeland将其具体分为四种类型：

①物理刺激（Physical thrills）。它包括类似可能招致身体受伤的危险运动或者蹦极这样的项目。“高”偏好者趋于参加这一类运动而“低”偏好者则趋于避开；

②智力刺激（Mental thrills）是指向自己智力挑战的刺激。个体偏好的形状或色彩能够显示他寻求智力刺激的程度。喜好智力刺激的人乐于欣赏抽象作品，而厌恶智力刺激者则宁愿看标准的图形和传统的色彩搭配；

③社会交往刺激（social thrill）。如果寻求该刺激的偏好强，则乐于结交陌生人，否则只愿意和几个亲密朋友打交道，最严重的是逃避交往②；

④寻求任性的刺激（“disinhibition and impulsiveness” or decision-making）有较高偏好者对事情的反映依赖本能，而较低偏好者要在决策前要先进行逻辑计划。本文认为，这一特征可以理解为经典“理性经济人”的权衡行为本身，对有些人就是一个“inhibition”，例如个体面临两相权衡都难以割舍时，经典的经济学处理为无所谓的无差异状态，但对当事人却有可能是一种具有负效用的折磨，由着“impulsiveness”则是痛快的。所以可能存在“寻求任性的刺激”。

Dean Hamer & Peter Copeland（1999）对寻求刺激偏好的解释归于神经递质之一的多巴胺。多巴胺传递到相应的神经元接收部分（树突dendrites）然后激发一系列化学反应及动作电位。多巴胺越多个体亢奋反应就越强烈。那么多巴胺的多寡由什么决定呢？答案是基因。寻求刺激是多组基因支配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位于第11号染色体上有一种叫D4DR的遗传基因。个体携带的D4DR有长短不同的两种（较长的由7个重复的DNA结构序列组成，较短则仅由4个重复的DNA结构序列组成）。个体携带的D4DR可能是较长的那种也可能是较短的一种。较长的D4DR束缚多巴胺的程度低于较短D4DR，较长多巴胺携带者的寻求新奇刺激的偏好就会强一些。当然新奇刺激偏好并不是由D4DR唯一决定的。Benjamin等人早在1996年指出(Benjamin et al., 1996)，寻求创新（novelty seeking）只是部分而非完全由基因决定，D4DR的多态性产生的基因行为效应也只是部分而非全部。Ebstein认为(Ebstein et al., 1997) D4受体的多态性对寻求创新特性变化的影响百分比并不大，这提示还有其他基因也

①“seeking novel sensations and experiences and the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是Martha Dietrich对Dean Hamer & Peter Copeland的Living With Our Genes第一章“Thrills”的归纳表述。见杂志Biol 296H, Fall 2000。

②有人已经发现第7号染色体与语言能力有关，进而与是否有自闭倾向相关（Ashley-Koch A,1999）。

对寻求新奇的行为有影响。

就不同地区民族的寻求新奇行为偏好与D4DR基因多态性的关联性，有人(Ono et al., 1997)进行了估计。日本的样本研究表明，他们一样地存在这种关联，这种关联与民族差异无关。由此引出一个值得强调的推论是：“人性相同”，遗传基因研究揭示的绝不是被误解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说种族差异决定论。恰恰相反的是，自然演化赋予我们的基因遗产频率分布是一样的。从群体的组间差异来看，不是“性相近、习相远”，而是“性相同、习相近”。

此外还有关于D4DR多态性与易患帕金森综合症的研究(Ricketts et al., 1998)；演化历史的中分叉的灵长类与我们一样具有D4DR的结构对比的研究(Inoue et al., 1998)。也有报道，D4DR的多态性与有些novelty seeking行为的相关性并不显著(Herbst et al., 2000)。

遗传流行病学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提供了样本统计实例。

寻求赌博刺激的偏好非常强烈时，医学上将其称为"病态"。美国退伍兵医疗中心的Eisen 等人①（Eisen S.A. et al, 2001）的研究表明，具有成瘾行为倾向的人口比例在美国大约为5%，随着在社会上参赌越来越便利，估计流行的趋势还会增大。嗜赌成瘾（Problem and pathological gambling PG）的原因究竟如何解释呢？以往的观点只是归于家庭环境或个体经历的其他社会环境的影响，通过从越南Era双胞胎登记中心获得的3359对样本的研究，估计家庭环境和基因分别对寻求赌博刺激偏好的影响程度。结果显示，①遗传因素是主要原因之一；②导致嗜赌严重成瘾者存在可以单一对应的基因“缺陷”；③同时出现嗜赌成瘾与其他精神症状（行为紊乱conduct disorder、反社会的人格紊乱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以及酒精滥用/依赖alcohol abuse/dependence）两类行为表现的部分解释原因，可归于同时对两类行为（both PG and these other psychiatric disorders）都有影响的基因。Eisen等人的机理解释也是：嗜赌行为的神经生理机制与遗传的关系源于基因决定的神经递质（如多巴胺）。

实例表明，寻求刺激的倾向或者说“乐于享受不确定性”的风险偏好存在基因这一经验基础。赌徒或者容易嗜赌成瘾的人，第11号染色体的D4DR很可能就要长一些；同理，风险厌恶者的可能就要短一些。

与寻求刺激相反的是保守倾向。在这方面研究的推论是颇有争议的。遗传论者的有些研究意图是试图表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都有相应的基因基础②。对此许多人认为并不成立（Stanton Peele, Richard DeGrandpre，1995）。

在偏好实例方面的最后一个议题是效用函数度量及其背后的基因，David Lykken（1999）十分热衷于考察“幸福”的来源，从经济学角度看，个体“幸福”的程度就是效用函数值，就是偏好被满足的程度（自我评价）。Lykken的结论是：幸福的程度与财富无关、与专业水平无关、甚至与及婚姻状况无关。主要与什么有关呢？百分之八十与遗传基因有关。例如自我评价低的原因在于一个名为“CREB1”的基因。忧郁的女性体内2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原来是扼杀美好心情的幕后杀手。虽然这一名为“CREB1”的基因在异常时令女性饱受抑郁之苦，但对男性却无动于衷。这一研究小组的负责人说，他们在实验中首先把抑郁基因的位置限定在2号染色体上的“2Q33—35”区间，然后在这一区间的8个基因中确定出罪魁祸首“CREB1”基因。

七、归纳与讨论

①是位于蒙大纳州的圣路易斯医疗与研究分部（Medical and Research Services, St. Louis Department of

V eterans Affairs Medical Center），St. Louis, MO 63106, USA. seisen@https://www.360docs.net/doc/4718990287.html,。

②见What we learn from Twins. The Economist 网络版Jan 1st 1998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1998, January 3) , 74-76. https://www.360docs.net/doc/4718990287.html,/displayStory.cfm?Story_ID=109401 。

综上实例可以归纳行为偏好受基因影响的要点如下：

①稳定人类作为生物种群总体的行为偏好是演化过程（经文明史以前上百万年自然选择）的产物，遗传基因不变则摄取食物（能量）和传承后代（性倾向）等基本内层偏好不变。或者就个体生命阶段来说，存在非习得性稳定偏好；

②个体经历家庭和社会环境后，习得性行为偏好的情况（可塑的程度或范围）也受遗传基因约束。就个体生命阶段来说，习得性行为偏好的可塑程度受基因制约；

③习得形成的行为偏好不像经济学经典假设那样一成不变，改变的过程类似被重复给药，例如经历不同频率、强度（单位时间消费量）的重复消费行为，或者说是一个消费行为直接学习过程，将使大部分偏好发生改变（这里没有间接学习导致偏好变化的经验实例，但不能排除这种情况）；

④个体之间存在的行为偏好差异，有一定的遗传基因差异的原因，这可以作为个体异质性分布的经验基础，例如创新或保守倾向在群体中的基因分布，由此也可以设想利他行为偏好在人群中可能具有一定的分布频率；

⑤虽然个体之间存在的偏好差距好多都取决于遗传基因，但是偏好差距与基因的关系却独立于民族（地区）因素。或者说，从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对比来看，被基因决定的“人性偏好”在各群体中的分布是一样的。简言之，各文化区域里作为群体的人，先天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