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豁免：中国面对的挑战和选择

国家豁免：中国面对的挑战和选择

内容提要：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是久已确立的源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一项国

际法原则。它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绝对豁免理论到限制豁免理论转变的历史发展阶

段。19世纪是一个“绝对主权泛滥的时代”，绝对豁免理论正是产生于这个年代，

它在尊重和维护国家主权，促进和维护国际间的正常交往、建立和谐的国际关系起

了巨大作用。但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局势较长时期处于和平稳定状态，世

界经济快速发展，国际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国家本身更频繁的加入到商务活动之中

来，不少国家纷纷制订了有关限制豁免的国内立法。2004 年通过的《联合国国家

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更是对限制豁免进行了肯定。该公约的通过标志着世界范

围内普遍性的统一规则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方面已经开始确立了。坚持限制豁

免理论的国家越来越多，国家被起诉的情况也随之变多了，国家行为的性质决定了

其能否享受外国法院的管辖豁免，所以采取何种标准来认定国家行为的性质就显得

尤为重要了。我国应顺应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采取限制豁免理论的趋势，为

了更好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并尽快的与国际接轨，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尽快

制定一部完善的国家豁免法，以促进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制度的发展。本文深入地分

析了备受争议的有关国家豁免权的范围问题，以求在国家豁免这一问题上提出一些

建设性的对策。

关键词：国际关系；平等主权；豁免原则。

一、国家豁免概述

(一)国家豁免的概念

国家豁免(state immunity)，亦称主权豁免(sovereignty immunity)，或“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主要是通过西方国家的判例形成的。它是指一国及其财产免受他国的管辖。豁免的范围从广义上说涉及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辖的豁免；狭义而言，仅指司法管辖的豁免，具体来说是指管辖豁免权、司法程序豁免权和执行豁免权。在通常情况下，国家豁免“主要是指一个国家及其财产免受其他国家国内法院的司法管辖”。此狭义的概念表明，一国的行为不受所在国法院的审判，其财产也不受所在国法院的扣押和强制执行，除非该国同意。

目前，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国家豁免的理论依据是“平等者之间无统治权”或者是“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即主权平等理论。国家是独立的、主权的，国家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不因种族、宗教、经济等差异而出现不平等。因此，一国的行为及其财产未经该国同意免受外国法律和外国法院的管辖。从本质上说，国家豁免是协调国家主权冲突的一种妥协方法，是一国主权的对内的权威性对他国主权的对外的独立性的让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1978 年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专题的报告中写道：“国家豁免原则是两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相互

作用的结果：领土原则和国家人格原则，这两者是国家主权的两个方面”。此处，领土原则体现了国家主权的第一种特性：对内的权威性。此处的国家人格原则体现了国家主权的第二种特性：对外的独立性。

(二)绝对豁免理论问题

绝对豁免论（doctrine of absolute immunity）作为最古老的关于国家豁免的理论，在近代国际法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它认为，凡属国家的行为和财产，不管其性质如何，也不管该国家的财产位于何地，为谁控制，一律享有豁免权，除非该国家自愿放弃这种豁免。国家的职能在 19 世纪以前主要是维持公共秩序，国家很少进入私的领域进行活动，即使从事商事活动（例如从事邮政事业）也是和主权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而依据“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法谚，对所有的国家行为及国家行为所涉及的财产进行豁免处理。此理论在各国的实践中也普遍得以承认，例如，1910 年德国特别法庭在“赫利菲尔德诉俄国”案中指出作为平权者和独立者的国家是相互对峙的，他们不从属于他国政权，因而也就不受他国法院的司法管辖。由于绝对豁免理论承认国家豁免是一项国际法原则，并且 19 世纪的各国在实践中普遍接受了该理论，所以它在尊重和维护国家主权，促进和维护国际间的正常交往、建立和谐的国际关系起了巨大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绝对豁免理论为武器，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用来保护自己，反对强权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平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国家逐渐参与到私法领域的活动，从事商事贸易活动。如果仍旧坚持绝对豁免，则会对私人产生不利的影响。此时，绝对豁免似乎成为了国家从事商业活动的“保护伞”。法律的价值在于实现公平，绝对豁免似乎在用这种“合法”的手段保护一种不公平，与法律的价值相违背。

尽管绝对豁免理论曾经发挥了如上积极作用，但该理论的缺陷还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该理论在提法上欠科学。国家及其财产并非绝对地享有“绝对地”豁免，存在一国可以同意在他国放弃豁免或者一国对另一国采取报复措施两个例外。其次，该理论把具有独立法律责任和财产责任的国有公司或企业视同国家本身在豁免问题上失之偏颇。最后，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民商事争议越来越多，该理论强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涉及国家的民商事争议会在人员、经济投入上造成很大负担。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绝对豁免理论已不能适应国际社会的现状，不宜再继续坚持绝对豁免。

(三)限制豁免理论问题

限制豁免论（doctrine of restrictive immunity）认为应该把外国的国家行为分为如下两类：公法行为（或主权行为）和私法行为(或非主权行为)。外国国家以主权者资格行使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行为属于公法行为，应当给予豁免。外国国家直接参与经济贸易等商业活动的行为属于私法行为，不应当给予豁免。该理论认为基于民法中的公平，平等原则，国家参与民商事活动时和私人处于平等地位，不应享有豁免的特权。因为国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本来就比和他进行民商事交往的自然人和法人强很多，如再享有豁免特权，会加深双方的不平等。它具体规定了国家不享有管辖豁免的例外情况，依然坚持国家豁免是国际法上的一般原则。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法院的判例在 19 世纪末期确认了该理论。意大利那不勒斯最高上诉法院 1886年审理的“费索拉公司诉奥地利案”中认为对外国政府的民事性行为不给予豁免。比利时最高法院在 1903 年审理的“卢森堡列热公司诉荷兰案”中也主张国家的管辖权应当基于国家行为的性质和该国以何种身份从事这些行为。但由于 19 世纪末期国家参与民商事活动的情况较少，该理论只是被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埃及等少数国家的法院采用，在国际上影响还不是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发展，国家作为民商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的情况日趋频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局势较长时期处于和平稳定状态，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国际经济活动中来。由于绝对豁免论加深了自然人或法人在与国家进行民商事交往时地位的不平等，使他们不愿

与国家进行商业交易活动，最终不利于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国家也意识到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国际经济合作才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于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猛烈地批判了绝对豁免理论，各国政府相继接受了限制豁免理论。

二、国家豁免理论的立法实践

国家豁免理论在司法上的实践推进了其立法进程。欧洲和英美国家率先颁布了关于国家豁免的法律。1972 年欧洲理事会通过了《欧洲国家豁免公约》，1976 年美国则颁布了《外国主权豁免法》，1978 年英国制定了《国家豁免法》。同时，大批国家都相继开展了国家豁免成文化的运动。在国内立法趋于成熟的基础上，1978 联合国大会决定编纂有关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的公约，最终于2004 年颁布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开放供各国签署，我国于2004 年签署该公约。目前，该公约只有28 个国签署，11 个国家提交了批准书。因此，该公约至今还没有生效。联合国颁布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虽未明确表示采取绝对豁免理论还是限制豁免理论，但该公约确定了国家的行为和财产享有国家豁免权，并列举出不享有国家豁免的情形。

（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1.公约对国家豁免一般原则的规定

第59 届联合国大会第65 次全体会议于2004 年12 月 2 日通过的《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绪言中写道：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为一项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原则。这里的管辖豁免包括司法管辖豁免以及执行管辖豁免。

2.公约对不得援引国家豁免诉讼的规定

国家管辖豁免在现代国际法上的发展趋势是从绝对豁免理论转向限制豁免理论，对国家豁免加以限制是大势所趋。2004 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协调了各方利益，在第三部分规定了八种不得援引豁免的例外情形：(1) 商业交易；(2)雇用合同; (3)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 (4)财产权益;(5)知识产权和工业产权; (6)参加公司或其它集体机构; (7)国家拥有或经营的船舶;(8)仲裁协定的效果。

3.公约中国家豁免的新发展

1)将国家行为及其财产在他国享有管辖豁免做为一项原则性的规定，这里的管辖豁免包括

司法管辖豁免以及执行管辖豁免

2)《公约》不但将国家享有司法管辖豁免规定为一项权利，而且还明确规定法院地国给予

他国司法管辖豁免为一项国家义务"这主要在体现的在公约的第二部分

3)具体规定了国家豁免的八种例外情况，《公约》的第三部分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4)《公约》规定了国家行为及财产在他国享有执行管辖豁免，这主要体现在公约的第四部

分

5)规定了公约的使用范围，《公约》是逆向规定了适用范围，即规定了三种不适用公约的

情况，三种情况之外的都使用《公约》，这三种情况分别为:一是《公约》不影响现有有关特权与豁免的安排，包括国家元首、外交代表机构、领事机构、特别使团、驻国际组织代表团、派往国际组织的机关或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及其成员，以及国有或国营的航空器或空间物体所享有的特权豁免;二是《公约》不涉及刑事豁免的问题;三是《公约》不适用于军事活动

6)《公约》还对诉讼文书的送达、缺席判决、诉讼期间的特权和豁免等诉讼程序性问题做

了规定"

（二）主要西方国家的相关实践：

1.英国

在对物诉讼方面，英国在二战前是明确采用绝对豁免理论的，但是1949 年英国法院审判的“雷吉纳诉塔斯社”案引起了英国在国家主权豁免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明显变化，本案中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苏联的一个部，享有豁免权。不过在1976年以前，绝对豁免理论在英国判例法上仍然占有统治地位。1976 年的“菲律宾海军上将号案”是英国第一个明确在对物表示适用限制豁免理论的案例。该案中，枢密院指出“菲律宾海军上将号”虽然为菲律宾政府所有，但作为一条普通的商船不应享有豁免，限制豁免论是一种趋势，它更符合正义。英国枢密法院在该案中确认了在对物诉讼中采取限制豁免理论。但是在对人诉讼方面还是依然坚持绝对豁免理论。在对人诉讼方面，1977 年英国上诉法院在“特伦德特克斯贸易公司诉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案”的判决中指出因为中央银行是独立法人所以不享有管辖豁免权，同时上诉法院还表明对外国商业活动的豁免进行限制是现代国际法的一般倾向，英国理应顺应这一世界潮流，采取限制豁免理论。该案标志着在对人诉讼方面英国已开始适用限制豁免理论。1978 年英国议会制订了《国家豁免法》，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将限制豁免理论法典化，这将会带来更大的确定性并使得英国关于国家豁免的法律与国际实践接轨，并能更好的救济豁免权遭到不公正否定的当事人。该法生效后，英国法院完全按照《国家豁免法》的规定处理有关外国国家豁免的案件。这样英国法院完成了从绝对豁免立场向限制豁免立场的转变。2.美国

美国传统上和英国一样也一直坚持绝对豁免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由绝对豁免转向限制豁免的倾向。1945 年，在“墨西哥共和国诉霍夫曼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尽管墨西哥政府对船只拥有所有权，但该船是用于私人航行，因此拒绝了墨西哥政府提出的国家豁免的辩护，裁定墨西哥政府不享有豁免。1952 年所谓的“泰特公函”标志着美国政府由绝对豁免转向限制豁免立场的变化。该公函称：“一个时期以来，国务院在考虑政府在外国国家作为美国法院的被告的诉讼中对外国国家给予豁免的做法是否应予改变。现在国务院决定在某些情况下将不再给予此种豁免。”它明确表明了为了保护与外国从事交易的美国公民与法人的利益，美国应当采取限制豁免理论。国家豁免问题很早的时候在美国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策问题，国务院在最终是否给予外国国家管辖豁免的问题上的“建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联邦最高法院在1926 年对“佩萨罗号”案中判决对此案无管辖权，正是依赖了国务院是否给予豁免的建议，而放弃了自行决定是否给予豁免的权利。在随后的“秘鲁”案和“霍夫曼”案中，法院都尊重了国务院的意见。国务院在国家豁免实践中的主导地位是与美国采取绝对豁免理论是一致的，也是实施绝对豁免理论所必须的。虽然国务院在“泰特公函”中肯定了美国政府接受了限制豁免理论，但为了国家利益和出于对外关系的需要，有时仍会建议对依据限制豁免理论不应豁免的案件实行豁免。这导致了绝对豁免理论和限制豁免理论在美国法院的一些案件中交替使用。1976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主权豁免法》将限制豁免理论法定化，并将国家豁免的决定权转移到法院手中。依据国务院法律顾问雷格于1976 年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时的发言，该法之主要立法目的如下：

（1）把主权豁免的决定权转而由司法机构行使，从而取消原来由行政机构决定的法律实践。（2）把国际法中关于国家豁免限制论的规范列入法典。但是国家豁免问题是比较敏感的，多少会影响到国家之间的政治大局，国务院完全不涉足外国国家豁免问题是不可能的，对于诉讼中涉及美国重大利益的外交关系问题仍将以“法庭之友”的身份提出建议，最高法院也会重视或采纳。

3．法国和德国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法国在国家豁免实践中是支持绝对豁免理论的。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法国的理论和实践逐渐转向限制豁免。法国法院正式开始抛弃绝对豁免立场是1924年的“罗马尼亚王国诉帕斯卡勒和西埃案”，此案中，法国把外国国家行为划分为公私两类

行为，从而认为罗马尼亚的行为不应享有豁免权。法国最高法院在1969 年“伊朗铁道部诉东方快速运输公司案”第一次明确采取了限制豁免论，从此以后，法国法院也明确一致的采取了限制豁免理论。这种豁免是基于活动的性质，并且活动的商业性质的识别依据是有关外国国家的国内法。该案中，依伊朗国内法，伊朗铁路局的运输行为属商业行为，法国有权对其进行管辖。此后的法国最高法院在1973 年的“乔治五世饭店诉西班牙政府”案中，也从性质方面区分了西班牙政府的租借房屋行为，认为属商业行为，不应享有豁免，从而推翻了巴黎上诉法院认为西班牙可以享受管辖豁免的判决。

德国向限制豁免过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有些犹豫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全面而彻底地阶段。例如，在一起要求对墨西哥驻汉堡领事馆的建筑恢复权利的诉讼中，墨西哥购买该建筑的行为虽然也被汉堡法院认为是事务权行为，但该行为仍然得到了豁免。而在同一时期的1951 年对意大利共和国提起的返还原物之诉中，哈姆上诉法院采取了限制豁免论裁决德国法院对此案拥有管辖权。在1963 年的“向伊朗王国索赔案”中德国彻底采取了限制豁免论。宪法法院抛弃了绝对豁免论，认为伊朗大使馆为维修使馆供暖设施而签的合同非主权行为，最终判定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

三、制定中国的国家豁免法

（一）中国国家豁免立法的现状

1.我国国家豁免理论的立法现状

没有关于国家管辖豁免的专门立法。只是有关于外交机构、外交人员以及外国组织在我国享有豁免权的相关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2004 年，我国签署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但未批准该公约。2005 年10 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对外国中央人民银行给予一定的豁免权。

2.我国的立场

我国一贯坚持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在早期主张和坚持绝对豁免论。虽然人民法院还没有审理过以外国国家或其政府为被告的案件，但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法院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常常审理以中国为被告的案件。比较著名的有1979 年美国亚拉巴马州北区地方法院审理的“湖广铁路债券案”。1979 年5 月1 日，美国持券人杰克逊等9 人向美国阿拉巴马州地方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诉讼，要求中国政府偿还他们所持有的中国清朝政府于1911 年发行的“湖广铁路债券”的本息。尽管1979 年5 月11 日中美两国签订了解决历史遗留资产问题的协议，但是美国亚拉巴马州北区地方法院于1979 年11 月5 日还是受理了杰克逊等人提起的诉讼，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传票，要求在收到传票20 日内对原告起诉书作出答辩，否则将进行“缺席审判”。中国政府拒绝接受传票，中国外交部在对美国国务院的照会中声明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享有国际法上的司法豁免权，美国法院无权管辖。但美国该地方法院仍然在1982 年9 月1 日开庭并作出了缺席审判，指令我国政府偿付湖广铁路债券本息总计4 300 万美元。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个判决，认为一国法院不得将另一个主权国家列为被告，美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管辖权。此后，中国政府和美国国务院就该案多次交涉。在美国政府的干涉下，1984 年1 月7 日美国该地方法院重新开庭审理了此案，并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撤销原来的判决。原告又向美国联邦第11 巡回法院上诉，再次遭到驳回。后原告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此案，但最高法院于1987 年 3 月9 日最后裁定维持第11巡回法院的裁定。

通过此案可以看出，我国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上坚持以下立场和观点：“(1)坚持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的一项原则，反对限制豁免论和废除豁免论。(2)坚持国家本身或者说以国家名义从事的一切活动享有豁免，除非国家自愿放弃豁免，也就是说坚持绝

对豁免。(3)在目前的实践中，已把国家本身的活动和国有公司或企业的活动区别开来，认为国有公司或企业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经济实体，不应享受豁免。这表明，中国坚持的绝对豁免主张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绝对豁免主义。(4)赞成通过达成国际协议来消除各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分歧。(5)中国可以对无视国际法，任意侵犯中国的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的该外国国家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6)中国到外国法院特别出庭抗辩该外国法院的管辖权，不得视为接受该外国法院的管辖。”

近年来，我国政府的立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出现了限制豁免的趋势。我国从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就派代表参加了《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的相关讨论，申明可以适当接受国家豁免的例外，但前提是必须坚持国家及其财产享有豁免权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2004 年，我国在《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谈判中提出了诸多建议，推动了该公约的通过。2005 年9 月14 日，我国外长李肇星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尽管该公约在我国相关机构批准之前对我国还没约束力，但是从我国对该公约的谈判和签署该公约的态度来看，我国政府对该公约是持认同立场的。中国在目前对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专门立法寥寥无几。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7 条规定：“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国际组织提起的民事诉讼，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办理。”此条只是对享有司法豁免权的外国人、外国组织和国际组织提起民事诉讼的豁免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未涉及国家豁免的问题，包括执行豁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也只是规定外交和领事的管辖豁免，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问题。我国1980 年参加的1969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11 条规定：“本公约各项规定不适用于军舰或其他为国家所有或经营的在当时仅用于政府的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2005 年10 月25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专门立法，它规定了豁免的给予、外国中央银行财产的定义以及对等原则等问题。不过该法所规范的问题只是国家豁免问题之冰山一角，况且也仅涉及了执行豁免。

（二）制定国家豁免立法的利弊

1.限制豁免主义对我国的影响

1)对我国的积极影响

促使了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立场上的转变"我国自从实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猛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如今己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国，对外经济交往中的经济安全要保障，本国的私人利益要保护，经济交往中公平正义要保证"这些方面的需求，绝对豁免主义难以满足，而限制豁免主义的发展为满足这些方面的需求提供了契机，《公约》的签署又为我国立场的转变提供了平台。

促进了我国有关国家豁免方面的立法"我国一直没有关于国家豁免这方面完整的立法，2005年9月14日，当时的外长李肇星代表我国政府签署了《公约》，在2005年10月25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该法的内容与《公约》的第四部分内容有关。在《公约》的影响下，我国制定《国家及财产豁免法》指日可待，从而为我国法院在受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诉讼方面提供法律依据，也给我国的自然人与法人在于《公约》缔约国进行商业交易时提供法律保护。

2)对我国的消极影响

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消极影响。《公约》第10条第三款规定:“当国家企业或国家所设的其他实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并有能力起诉和被诉和获得、拥有、占有和处置财产，包括

国家授权其经营或管理的财产，其卷入与其从事的商业交易有关的诉讼时，该国家享有的管辖豁免不应受影响。”从此款可以明确的看出，国家企业或其他实体不享有国家豁免，在外国被诉并承担赔偿责任时，依其本身的财产为限"在我国，一是国有企业的财产权属于国家，而经营权由企业行使，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这样在我国国有企业在法院地国被诉叼，国家就不可避免的为企业承担了责任"二是政企不分，政府管理企业，这样在我国国企被诉之时，法院地国可以以此为借口，判定国企不具有的独立的法人资格，从而让国家来承担无限责任。这极大的损害了我国的经济利益以及对外经济交往。

对我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挑战《公约》在第三部分规定了不得援引国家豁免诉讼的八种情形，即国家在这八种情况下不享有管辖豁免，其行为要受到法院地国法院的管辖"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充分利用外资，与外国法人或自然人在贸易、投资、金融方面签订了大量的合同，如果外国投资者在本国对我国政府提起诉讼，政府就不能站在国家豁免的保护伞下了，以国家豁免为抗辩理由"这就要求政府提高执政能力，了解《公约》的内涵，运用《公约》，否则可能导致我国在国外频繁被诉，有损于国家利益。

（三）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对策

我国于2005 年签署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顺应了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采取限制豁免理论的趋势。为了更好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并尽快的与国际接轨，应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尽快制定一部完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国际民商事交往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变得愈加频繁，国家及其财产的豁免问题也随之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不少国家纷纷制定了国家豁免法。而我国在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方面缺乏一部专门的立法，导致我国在处理外国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事务上无法可依。

第二，对相关的国内民商事经济立法进行修订和完善，进一步把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理清。在修订法律时应明确作为股东的国家享有国有企业的股权，国有企业是一个独立法人，享有法人财产所有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为国家不承担国有企业对外法律责任提供法律依据。

第三，国家应减少直接作为主体同外国自然人或法人签订合同或进行商业交易。如前所述，国有企业的独立法律地位被明确以后，政府可以以国有企业的主体身份与外国自然人或法人进行商业交易，当发生纠纷时就不再涉及国家豁免问题了，而仅是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当然，国家在必须直接参加的商业交易中，我国也可和外国自然人或法人就不应视为国家豁免范围内的行为作出放弃国家豁免的明确约定，明确了我国的立场和原则，让交易者无后顾之忧，更有利于我国的交易发展。

第四，改变应诉态度，鼓励相关诉讼。我国政府在实践中的一贯做法是，对于外国国家的法院的判决并非不利于我们时，我国政府总是不予理睬，保持了绝对地大国姿态，当外国法院的判决构成对我国的现实威胁时才加以重视。这就造成了我国的被动地位，延误了时机，最终对我国不利。所以我们应积极地参加诉讼，转守为攻，克服司法的冷漠。同时，当我国私人和外国政府发生诉讼时，我们应对其鼓励和支持，以适应我国在加入世贸后直接控制或是参与到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职能的减弱。

四、结语

国家豁免理论在国际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与一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经济全球化、国家之间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国家豁免理论逐渐向限制豁免理论过渡，许多国家都以国内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管辖豁免权制度。因此，我国对国家管辖豁免制度的立法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