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摘要】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官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的矛盾；诉求方式相对温和；解决社会矛盾的两难境地；社会矛盾的生长空间很大。

【关键词】社会矛盾；民生需求；官民矛盾；诉求方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同时，还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矛盾问题。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巨量的事情被挤压在一个相对有限的时空当中，简单来说，就是时间紧、任务繁多，这就必然会造成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矛盾问题；利益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普遍化、多样化、复杂化，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各种能量比较充分地释放出来；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尚不够健全的社会规则体系难以有效地整合来自各种渠道的、性质不尽相同的能量，于是社会能量的释放有时容易演化成某种负面的力量；同时，社会焦虑现象的普遍存在又使得各种负面的力量呈现某种放大、膨胀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矛盾问题无疑会迅速积累和扩张。正如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现阶段“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

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一、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

虽然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涉及面广泛、种类齐全,但是,从社会矛盾形成部位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形成多集中在与基础民生或民众切身物质利益直接相关的部位。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改革开放初期以及别的国家和地区相比,这一点是很不相同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民生问题亦即民众的基本生计问题不被重视,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盛行。当时的时代中心是阶级斗争,围绕着绝对的、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问题,基于特定的阶级观念和政治路线,往往会产生或人为制造出许多社会矛盾。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矛盾多为浅层次的问题,多表现为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围绕着民主化,民众的政治诉求往往是整个社会所关注的主要问题,由此会产生大量的社会矛盾。而对于许多发达国家来说,改善环境生态、维持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准以及有效妥善地处理好种族纠纷等问题是公众关注的重点事情,这一类问题如若处理不好,则往往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

根源,甚至会引发这样或那样的社会骚乱。

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于基础民生问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使得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就了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

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摒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

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当中,由于过于追求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这突出表现在最终消费率逐年走低。最终消费率是一个能够反映民生总体状况的重要指标。2008年,中国的消费率创下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4816%,而投资率却达到了自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4315%。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民

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民众的生存状态；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是对于基础民生问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却是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源自民生方面的社会矛盾必然会大量出现。相比之下,民众在政治方面的诉求尚未引起民众的足够重视,相应地,由政治诉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不可能成为数量居多的社会矛盾。

二、官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从社会矛盾对应群体的角度来看,官民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在各个矛盾对应群体当中,官民之间的矛盾居前列有时甚至是居于首位的位臵。这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在全国城市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样本为5894份),社会上当官的与老百姓是第一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高达44.11%；社会上穷人与富人是第二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为20.12%；社会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第三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为17.13%。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在回答“您认为哪两类人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问题时,回答“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比例为28.126%,居第一位；回答“穷人和富人”的比例为24.102%,居第二位；回答“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比例为13.140%,居第三位；回答“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比例为11.198%,居第四位。类似的调查说明,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某种紧张的状况。

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中的起飞阶段的社会矛盾状况相比,中国现阶段官民之间矛盾比较突出这一现象是很不相同的。在先发国家与地区以及后发国家与地区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中的起飞阶段,一般来说,劳资之间的矛盾十分凸显,劳资冲突在某个特定的时段甚至会成为影响到社会是否能够安全运行的关键因素。比如,在19世纪西方早期工业社会,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韩国也是如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劳资矛盾逐渐积累并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重要因素,以至于到1987年劳资冲突引发了整个韩国社会的动荡。

中国现阶段官民之间矛盾之所以比较突出,是由中国特定的社会转型背景条件所决定的。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心理和行为的惯性依赖。应当承认,在中国现阶段,法律制度的建设比较滞后,民众的法治意识比较淡漠,而且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比较滞后。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一种没有办法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作为民众传统心理的一种延续或者是一种路径依赖,民众自然就会向政府表达大量的甚至是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实际上,这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错位行为,即:该找的事情去找政府,不该找的事情也去找政府。2006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当问及被调查者在遭遇不公平对待时最想上诉的部门,前三位的选择分别是:49.12%的人选择了本地政府,16.10%的人选择了法院,14.16%的人选择了本单位领导。另一方面,政府对于民众承担了大量的、几乎可以说是难以胜任的无限责任。本来,现代社会当中政府的合理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型政府,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政府推动型的,政府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起着别的国家和地区所不具有的巨大作用,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力度较大的干预力。这些干预力有的是十分必要的,有的是特定时期不得已而为之,有的则是越过了公共利益的边界成为一种有害的行为。后两者或者是缺乏必要的法理依据,或者是会程度不同地损害民众的利益。基于前述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既然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过度的依赖,依靠政府解决问题的期望值很高,同时政府在法理的框架内难以有效、全面

地解决民众的各方面要求,而且政府不恰当的干预力会直接损害民众的合理利益,因此,在这样的情形下,官民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凸显。

三、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的矛盾

从社会矛盾激化的角度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往往表现出一种连带性的、迅速扩张的特征,即: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的矛盾的现象。比如,2004年,重庆市万州区一名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搬运工,本来是一件问题不大的治安事件却引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群体性事件。再比如,2005年6月,安徽池州发生了一起普通的交通事件,就是因为传言政府袒护“老板”,进而引发了一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又如,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的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的初期,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十分罕见的。

之所以会出现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矛盾的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由于基本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因而使得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当中的一些成员产生一些积怨,难以对社会形成一种积极的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在10000多份问卷当中,在划定的十个群体类别中,只有两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私营企业主,选择百分比分别为59.12%和55.14%；而作为人数最多的农民和工人的选择百分比则是倒数第三位和倒数第二位,分别为31.4%和11.5%。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其二,社会焦虑现象推波助澜。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有些社会矛盾虽然具有一些负面的意义,但尚未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但是,社会成员一旦具有了某种焦虑的心态,就往往容易加重对这些问题的不满情绪,甚至有时会出现迁怒于其他人或其他事情的现象。社会焦虑使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问题的从容心态,缺乏从长计议的理性安排。既然缺乏理性的约束,人们相对来说就容易卷入某些自己本来或许所没有料想的纠纷或冲突当中,从而加重了某些社会矛盾的严重性。其三,互联网等先进信息传播手段的扩散与放大作用。近年来,中国的信息传播手段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至2009年10月底,全国移动电话用户达到7.12亿户；网民总数已达到3.16亿人。互联网等先进信息传播手段对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社会矛盾的形成和扩散自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先进信息传播手段越来越普及的条件下,至少出现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关注某个社会矛盾的某些社会成员,使用网络或短信发表看法。由于大量网络帖子和短信采取匿名的方式发布,因而发表者所承担的风险和责任都很小,进而使得一些社会成员借题发挥、借机宣泄,大量未经证实或认真分析的看法甚至是非理性的看法纷纷出现。另一种情形是,越是激烈的言论,越容易引人注意,因而传播的范围就越广。如果说看法发表者缺乏理性的话,那么听者同样也缺乏理性至少是来不及进行必要的分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与之相关的社会矛盾由于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关注,因而一些社会成员会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进去,相应地,社会矛盾很有可能会迅速加重。基于前述分析可以发现,正是在社会矛盾空前的联动性、蔓延性和迅速扩散的背景之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就会出现个案问题容易演化成整体化矛盾的现象。

四、诉求方式相对温和

相对来说,在中国现阶段,除去少数与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派别合流者外,除去个别地区曾经出现的类似“翁安事件”、“陇南事件”、“石首事件”、“通钢事件”等暴力冲突外,总体而言,就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方式而言,仍然是以温和的方式为主,激烈的利益诉求方式只是少见的现象。这些温和的利益诉求方式多表现为和平请愿的方式,如:上访现象,河北工人和一些广州人的“散步”现象,广州某地民众的“静坐”现象,北京某些出租司机的

“休息”(而不说“罢运”)现象,等等。类似的现象,虽然对整个社会的民众心理会有一些影响,但对社会的运行而言,并没有形成全局性的动荡,仍然属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这种现象,同先发国家以及一些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起飞阶段来说相比,是有不小差别的。比如,在法国现代化起飞阶段,工人群体蒙受巨大的苦难。作为一种强烈的利益诉求,工人们采用了暴力的行动,一度推翻了现有政权而成立了自己的政府组织——巴黎公社。韩国在现代化起飞阶段时,也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当时,韩国工人的罢工不断。“韩国劳工战斗性和工人高度政治意识的最终根源是工厂中极度滥施权威和专制霸道的工作关系。工厂工人体验到了强烈的不公正感觉,对于管理方的专制主义积蓄了强烈的愤恨”。“在卢泰愚宣布政治自由化之后的两周内,爆发了一波劳工暴力冲突浪潮。劳工骚动以前所未有的激烈和愤怒程度像草原野火一样横扫全国。它从制造行业开始,蔓延到采矿、运输、码头和一些服务部门”。

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民众利益诉求总体上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其一,人心思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共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和当代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实践已经反复证明,社会稳定是现代化进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社会的稳定,那就意味着社会动荡。社会动荡意味着一个社会丧失了最为起码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和规则体系,进而会使整个社会和经济陷入一种混乱无序的动荡状态之中,1949年以前的多年战乱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道理。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所广泛认同,人心思定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显然,在人心思定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背景下,民众在表达利益诉求时,更容易倾向于以温和的方式来进行。其二,利益诉求一方行为方式的理性选择。中国民众是十分理性的,在考虑一些重要问题时,实现目的和成本付出是一件必须考虑的事情。在利益诉求方式的选择方面,就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受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民众当中的一部分成员仍然存在着“怕官”的心理,同时,现实的状况是,民众大量的利益诉求必须通过官方介入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何一方面使自身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而且通过某种压力使问题的影响增大,让政府知道此事的重要性,认真介入并解决此事,另一方面,又能够小心翼翼躲开“违法”嫌疑,以不被界定为违法行为为出发点,减小自身的风险,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便成为许多社会成员考虑的问题。就此而言,各种各样温和的利益诉求方式便成为当事人的现实选择。

五、解决社会矛盾的两难境地

在中国现阶段,人们在解决社会矛盾时,往往容易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即:在解决此种社会矛盾的同时,却往往会加重了彼种社会矛盾。这在一些事关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保护的政策和发展经济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劳动保护政策的落实同一些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有时会出现两难的情形。劳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大势所趋,同时还要看到,劳动保护政策的落实,意味着企业要支付较之以往更多的成本。于是,劳动政策的充分落实同一些企业发展的后劲两者之间有时会难以避免地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形。就是在同样都是事关民生方面的政策当中,这种两难现象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劳动保护政策的落实同就业率的提高这样两件同样都是有助于改善民生的举动却有可能会出现某种相互抵触的情形。大幅度提升劳动保护的强度,就意味着企业要增加员工工资支付的力度。不仅要完全按照工资标准支付员工现有的工资,而且还要随着企业利润的逐年提高而逐年增加员工工资额度。于是,在一个时期里,一些企业本身赢利的空间就会相对缩小,持续投资的热情就会降低,相应地就不愿多招收员工,甚至还会最大限度地减少本企业的雇佣人员,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就业率。再比如,同样是降低房价,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意义。任由房价迅速上涨,对于无房户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当中的无房户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意味着这些人安居乐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而会加重这些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的不满情绪。相反,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想方设法打压房价,造成房价的暴跌,那么,除去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不谈,就是对已经拥有房产的中产阶级来说,意味着其已有的家庭财产会大幅度地缩水,特别是对于已经通过贷款购买到房产并且尚

未还清住房贷款的社会成员来说,则不仅意味着他们在房产方面的投入远远低于现在的市面价格,并且还意味着这些人要按照原先的契约在未来用大量收入还清住房贷款,因而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也会明显加重。像是解决社会矛盾容易陷入两难境地这样一种现象,在别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起飞阶段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阶段也曾有过,但不像中国现阶段这样突出。

对于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这样一种特征,是不难理解的。现今中国的发展是十分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既表现在社会经济文化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发展水准的不平衡,也表现在社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在观念以及行为准则方面发展水准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现象,导致了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内容和方式的多样化,也导致了政府对于社会矛盾的多样化认识以及千差万别的解决方式。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现阶段法治建设明显滞后,各种各样的正式法律、潜规则以及无规则现象各有各的生存空间,这就使得人们在判断或解决社会矛盾时往往缺乏一整套同一的标准。基于前述分析,既然社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在观念以及行为准则方面的差别非常大,既然人们在判断或解决社会矛盾时往往缺乏一整套同一的标准,因而不同的社会群体往往是各取所需,从自身不同的、并且是差别很大的利益角度去提出利益诉求问题和认知同一社会矛盾。在这样的情形下,众多社会矛盾的解决就难免会出现此起彼伏的状况,从而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

六、社会矛盾的生长空间很大

从社会矛盾演化可能的角度看,其生长空间很大,现在只能说是开始不久,远没有到达极值。两方面的数字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一是“上访”数量居高不下。2004年之前,信访总量连续12年大幅攀升,在2005年这一势头虽然得以遏制,但据国家信访局负责人介绍,2005年全国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的信访总量仍然达到126516万件,而且国家信访局受理的信访量没有下降。二是劳资纠纷的数量迅速上升。从1997年到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迅速增多,每年的增幅在20%以上,短短的10年当中,就从1997年的71524件增加到2006年的317162件,其数量增加了3倍以上。2008年,在《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的实施以及经济危机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劳动纠纷更是出现爆发性增长的态势:当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受理劳动争议案件6913万件,当期案外调解2317万件,当期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增长98%。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数量迅速扩张这一现象,迥异于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矛盾情形。

可以这样说,致使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生长空间很大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最为主要和直接的原因在于中国在社会阶层结构层面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各个阶层理应是互惠互利,社会的各个群体的利益增进应当保持着一种同步化的状况。而在中国现阶段,却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同精英群体之间在利益增进方面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现象,即:在精英群体利益迅速增进的同时,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利益增进幅度却是相对缓慢,其中不少成员的利益没有增进。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出现了某种弱势化的趋向,同时精英群体却出现了一种利益结盟的苗头。而且这种较为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甚至出现了代际传递的现象。比如,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专科学校除外)1994级和1997级学生近7万人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人、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高等学校的机会分别是1:215:1718:1218:914,其中进入全国重点高校中的机会更是悬殊极大,分别是1:4:3117:2216:1714。作为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和农民子女,与作为脑力劳动者的党政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子女进入高校的机会差距也很大:在高校总体中为916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接近15倍,工农子女的合计份额不到45%。随着社会成员平等意识、维权意识的逐渐强化,随着国家层面对社会成员平等权利保护政策的陆续出台,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公现象必然会使大量基础阶层成员成为利益诉求的一方,这就进而会加重社会矛盾,使社会

矛盾的数量在一个时期当中势必会呈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就此而言,至少有三种现象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劳资矛盾的显性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劳资关系会逐渐成为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矛盾基本走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应当承认,在中国现阶段,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具体表现在: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同其劳动投入不成比例；劳动超时现象比较普遍和严重；劳动安全卫生水准低下；社会保障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劳动监察力量十分薄弱；等等。在这样的情形下,劳资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加重。二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同20世纪90年代的农民工相比,如今的农民工亦即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居住了很长时间,已经适应了城市当中的生活,其文化程度、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可能回到原农村居住地。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同城市居民相比,仍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仍然属于城市当中的边缘人。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未来的一个重要行为目标就是要消除这种歧视现象,结束城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客观上看,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围绕着这一问题,社会矛盾便会有所加重。三是许多社会成员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公正、不合理问题的“倒找”举动。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及21世纪之初,由于法治不健全,许多改革措施带有一种试探、随机的色彩,这就难免在一些领域造成不公正的现象,如国有企业转制当中的身份臵换政策、征地拆迁行为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随着法治的逐渐健全和社会成员法治意识的形成,许多社会成员有可能会对自身以往所遇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问题进行追溯性的维权活动。这就会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加重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问题如若解决得不好，则会对中国发展的全局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一般情形而言，一个社会的矛盾问题越多，社会就越加不稳定、越加动荡，严重者甚至存在着很大的社会倾覆的可能性，从而使发展失去必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就会发现，凡是基尼系数过高的发展中国家往往都存在着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荡的情况。其二，使发展进程变形走样。社会矛盾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化解，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必然会产生大量隔阂和不信任的因素，进而影响到社会共识的形成。在这样的情形下，各种目标迥异的行为取向不可避免地会曲解误读现代化的具体目标。比如，贫富差距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而愈演愈烈，民生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势必会使为数众多的贫困者和少数富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难以形成共识，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陷入某种“夹生饭”的状态。

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应当看到的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规范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社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显然，我们不能回避而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问题。就此而言，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所提及的那样，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问题、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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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解读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解读中央党校教授：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体现在哪里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怎样理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有哪些内涵和具体体现？如何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迈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什么变了？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因主观好恶随意选择；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要科学理性、及时敏锐，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 ●“美好生活需要”内容更广泛，原来的“硬需求”并没有消失，呈现出升级态势，新生的“软需求”则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什么发展阶段干什么事。“发展起来后”的中国不是说不需要发展了，而是需要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发展，是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记者：1956年党的八大就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为何会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发生变化？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辛鸣：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判断社会主要矛盾要注重两点：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因主观好恶随意选择；二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要科学理性、及时敏锐，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不准确、不到位会极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损害社会发展进步。之前提出的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建立在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的大背景下。这一主要矛盾判断是科学准确、积极有为的。根据对应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一矛盾我们可以称为“发展起来前”的矛盾。经过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告别贫困、跨越温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成熟定型。这一切有目共睹的巨变，都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当然会发生相应变化，我们可以把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称之为“发展起来后”的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还是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

2019-2020年《中国近现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教案word版

2019-2020年《中国近现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教案word版中国近代史是指从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历时110年，是以社会性质作为分期标准的。整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抗争史和探索史；又是中国人民获得翻身解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的历史。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1840年前后，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近代前期的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抵抗殖民侵略，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政府。在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所以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在第三阶段（20世纪初到1919年），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化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同清朝统治集团和北洋军阀统治的矛盾上。所以，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发动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近代后期，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和国民大革命时期（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北洋军阀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1923年中共三大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方针，国共合作，发动了国民大革命。在第二阶段，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所以，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的方针，在农村发动了土地革命。但从1931年至1937年，随着日本侵华的步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所以，1935年中共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全民族抗战。在第三阶段，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日民族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如何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内容和中心任务。

如何理解我国主要矛盾变化马原论文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认识发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接受检验，并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的无限循环往复，推动认识和实践不断发展，“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也就是说，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人们获得的真理性认识是对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不可能一劳永逸，不可能是永恒真理，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党的八大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来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在相当长的时期偏离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了严重后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再认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将这一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生产力非常落后、人民生活普遍贫困的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成为最迫切的时代课题，因而我们党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概括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概括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个时期我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状况，为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客观依据。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近40年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及其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看，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从社会生产看，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从矛盾状况和地位看，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已经大大缓和，其在社会矛盾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显著下降。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消除，而是显示了我们原有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真理性认识的条件性，即相对性，它表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而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一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论断，并不表明以前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的不正确，而只是明确了其适用条件和范围，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个时期。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影响深远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影响深远李小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民对物质文化需要的升级版，反映的是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的要求。一是从数量到质量、到品牌的消费升级和服务升级，对产品、文化和服务有更高质量的要求；二是对宜居环境的需求升级，现在人们对大气、水、

绿化等生态环境要求越来越高，对生态绿城的要求越来越高；三是城乡发展由不平衡到均衡：城乡居民收入要均衡、城乡基础设施要均衡、城乡公共服务要均衡；四是地区发展由不平衡到均衡：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的经济发达，收入较高，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收入有差距；五是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新时代阶段性的历史使命和任务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凝聚全社会之力，通过化解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来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它们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中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亦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从过程上看，这一规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总是从基本相适合到基本不相适合，再到基本相适合；与此相适应，生产关系也总是从相对稳定到新旧更替，再到相对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运动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走向高级阶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构成二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在实际运行中是极为复杂的。其一，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上层建筑的不完善部分，没有反映经济基础要求的部分都会同经济基础发生矛盾。其二，在不同性质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矛盾更为复杂，主要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同旧上层建筑的残余、未来上层建筑的萌芽之间的矛盾；新旧上层建筑之间、新旧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等。其三，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上升发展阶段时，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一般是相适应的；当一种社会形态处于没落时期，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变革的客观要求则是不适应的，其矛盾则变成对抗性的，全局性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规律，就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这里的“一定要适合”表明：经济基础状况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调整或变革，而不允许上层建筑长时期落后于或不适应自己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必须取决于和服从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客观要求，而不允许上层建筑脱离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和水平。这两对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并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社会形态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对抗性的矛盾通常通过阶级斗争甚至社会革命来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通常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二、我国现阶段的上述两个矛盾的表现形式以及内在关系当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距离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方面的需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

第4课怎样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示:“中固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怎样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址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发生哪些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五次提到“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后表述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前半句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美好生活需要”，后半句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一)“美好生活需要”相比“物质文化需要”有更广的外延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美好生活需要”内容更广泛，不仅包括既有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些客观“硬需求”，更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尊严、权利、当家作主等更具主观色彩的“软需求”。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改革成果极大丰富，改革分享机制基本健全。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随之发生了阶段性的变革，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与此同时，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如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人、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等等。这些“软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从精神文化到政治生活、从现实社会地位到

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历史复习专题总汇1 专题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近代前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本阶段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社会两大矛盾互相转化，更迭地起主导作用。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 1840年前后，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而当时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下，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为扩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的殖民扩张要求和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战前，这种矛盾集中在鸦片问题上。因此，围绕鸦片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引发了战争的爆发。而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则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是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的。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开始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侵略特权，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所以，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侵华权益，制造借口，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故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爆发。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完成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因此，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国内的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

中国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的轮回怪圈：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历史思考最近几年以来，社会矛盾逐渐成为了中国公众瞩目的焦点---------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化，三农问题，仇富心态，教育改革，房产价格，医疗社保等一系列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纷纷闯入人们的视野，同时，许多富于代表性的事件也先后挑战着中国人眼球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例如，笔者来到深圳短短几天，就接触到了一个光听来就足以让人感到恐惧的名词----------砍手党。而不久前亲身经历的事情更是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悲悯。那晚在白石洲，笔者口渴，买了一瓶矿泉水。行走间，突然感觉有人在身后摸索。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抢劫。等到回头看时，不由得自我解嘲地笑了。那只是一个捡垃圾的男孩子。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浑身邋遢，还散发着一股酸臭味，手里提着一个装满各类瓶罐，比他自己还要高的麻袋。我将水喝完，把瓶子给了他。然后带着一种助人为乐的快意转身离去。可刚走了几步，又听到身后有了更大的动静，接着，笔者看到了震撼心灵的一幕--------男孩子正在和一个干瘦的老妇人扭打着，仅仅是为了刚才施舍的瓶子。笔者一时无语，事后却思考了很多。待至今日，心中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冲动。我们的社会怎么了？相信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解答。其中，有一种最为通行的说法就是--------历史的轮回。具体地说来，历朝历代的统治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天下创世2。矛盾丛生3。总崩溃个别王朝由于在中晚期实行了一些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延长了统治时间。这是中国历史所特有的周期性振荡。综观国史，史实让笔者也不得不承认上述说法的合理性。那么，目前的中国是否在重新陷入这个历史的轮回怪圈呢？这倒的确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一。周期性振荡产生的原因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周期性振荡现象，早在建国以前，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鲁迅就曾经把中国历史归纳为“一治一乱”，“破坏---建设---再破坏”的打摆子模式。而最有名的就是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话。黄炎培曾问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此外，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角度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很明显，毛泽东是把周期性振荡归因于腐败，而应对之策就是民主。窃以为，毛泽东的自信回答恐未必也。所谓的腐败，是由于权力缺乏有力监督与制约造成的，并非中国的特产，而周期性振荡在其他国家却未之有也。由此可见，腐败并非是根本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造成了这种奇特的局面。社会财富一经创造，大致有两个去向：1。进行扩大再生产2。留作消费基金。那么这就涉及到了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了。进行扩大再生产的那一部分关系到社会的再发展，无可厚非。但是，消费基金就关系到了每一个人的生计问题了。人活着不是为了消费，但没有消费就不能活着。去除再生产的部分，剩下的就要做个分配，那么分配应该本着什么原则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条就是公正性。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意义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4b5609826.html,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大意义作者：段永清来源：《四川党的建设》2017年第22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回眸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规范表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两相对照，党的十九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最新表述，是一个既符合当今中国现实又具有未来指向意蕴的精准判断，其重大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标明党的全新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伟大理想和崇高追求、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作为伟大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执政理念上的与时俱进，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也向国人和世界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鲜明价值立场。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社会主要矛盾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最为直接地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改革开放近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连续多年保持第一制造大国地位，22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可见，“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成为历史性结论，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重新界定是非常必要且及时准确的。顺应中国人民更加广泛和多元多样的生活需求 2016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0.1%，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标准。从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当下人民的“硬需求”并没有消失，呈现出升级态势（“美好生活”不仅包括吃饱穿暖，更是吃好穿好行好住好）；另一方面，人民需求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硬需求”，而是更加强调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软需求”。新生的“软需求”也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全方位的社会保障、自身权益保护、优美的自然环境、清洁的空气、高质量个性化的商品、经济实用的公共产品等。如当下风靡中国的共享单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30 多年，我国都在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着力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经过近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实现了极大跨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综合国力实现了大幅跃升，我国已经总体上实现小康，正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再用“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来概括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九大科学分析，精准概括，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其立论根据就在于，我国已经稳定解决了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因此，我们面临的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构成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事关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就要求在继续推进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论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新发展

论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新发展易晓芸摘要：新中国建立以来，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的主要矛盾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但是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我们需要客观的看待和正视这些矛盾，并努力通过自身的发展来解决，不断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因此，改革开放既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又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其经验，最主要的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解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一、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曾经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但是随后毛泽东又否定了这个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客观的看待了中国的主要矛盾，把经济建设放在首要地位，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我们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和总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的动力无产阶级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而且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动力。无论是贫农和中农，还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但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要采用慎重的政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现实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以已发展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主题、路线 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各个阶段第一阶段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体思路，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初步设想；初步形成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提出了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这些理论成果，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第二阶段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并形成轮廓（1982年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十三大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并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系统地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这一概括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轮廓。第三阶段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理论体系（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理论等，从而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新的科学概括，使之形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第四阶段邓小平理论的确立阶段（1992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全体共产人的庄严使命。1993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写入宪法。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主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根本方向、根本要求、根本目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根本要求。

当代中国主要社会矛盾的转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路径

当代中国主要社会矛盾的转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路径—从“人民内部矛盾”到“公共供给不足” 『内容提要』半个世纪之前，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理论，是新中国建国之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革命到建设、从重点抓阶级斗争到重点抓人民内部矛盾试图实现的三大转变的标志性探索。半个世纪之后，胡锦涛提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科学发展观等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标志着当代中国正在实现上述三大转变，并由此而指出了一条建设和谐社会的新路径。在这三大转变中，一种新的社会矛盾正在孕育和表现，即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进而使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内部矛盾”逐步转变为“公共供给不足”。这一转移，肯定了中国当代社会主体从“人民”到“公民”的转变，同时也进一步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回归到社会公共服务的立场，即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以保证社会各个阶层对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从而才能把和谐社会的建设真正地落实到实处。中国当代社会的结构变迁，已经使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逐步呈现出从“人民内部矛盾”到“公共供给不足”的转变趋向。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事关中国体制转型、社会规范、利益公正、建设和谐社会等重大问题，涉及对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想等核心概念的理解和验证。它的转移，能够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社会变迁的合法性，用它内在的变迁力量去论证社会改革与制度创新的必要性。本文以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考察并论述社会主要矛盾转移与当代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结构变迁、以及从人民到公民的身份改变，以认识当代中国是如何从奉行斗争哲学的封闭社会，过渡到主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以构建和谐社会的改革新时期。一．政治分层与社会主要矛盾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建立了一个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结构，并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发展重心由革命转入建设，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明显转变。1956年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人民内部矛盾”提法，明确指出了应当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以解决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主要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信息，试图以一种纯粹的公有制加上三种社会基本力量即工农两个阶级、一个知识分子阶层，以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结构。所以，毛泽东在提出两类矛盾之后，很快就因政治运动的需要而重提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概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了反复，开启了用政治思想划分阶级阶层的端倪。基于这种社会主要矛盾的划分方法，全国各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和相互关系已基本固定，构成稳定的政治分层，并使国家意识形态成为所有社会成员解释和评价现实社会利益的基本方法。因此，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敌我矛盾的界限，围绕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意识之变化而变化，它定义并规范着所谓“人民内部”的行为方式和世界观念。于是，“人民”就成为一种“政治身份”，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对此，毛泽东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然而，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既出现了官本位的社会结构，干部层级成为了自五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分层最主要的制度基础；此外还构成了具有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功能的单位制度，是人民“内部”得以构成的制度平台，进而使中国社会呈现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把所有社会成员划分为“人民”与“非人民”两大政治集团这种大包大揽、衣食父母式的管理方式，使身处所谓“内部”的“人民”，成为“单位人”。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得到“单位”证明，否则就无法具有可信性或合法性。单位被看作一种制度，一种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整合的制度。显然，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将政治标准、意识形态置入社会分层，把意识形态及其政治态度作为社会分层的基本标准，进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秩序，将全体社会成员依次划分为敌我两大类别，这就使“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形塑了当时中国单一而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范式，导致了对其它社会矛盾的忽略，使人们在认识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独取阶级斗争的方法，忽略了物质利益和社会意识等其它解决方法。虽然在人民内部矛盾提出的同时，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也注意社会主要矛盾所表现的其他重要层面，注意到政府行动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紧张关系，注意到1956年－1957年间所出现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社等规模性群体冲突，注意到政府未能为经济发展、合理分配提供一个解决各个阶级阶层的公共需求等等现象。刘少奇就曾经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讲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我国主要矛盾转化的新判断。十八大之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党的八大报告指出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是党的八大对主要矛盾的表述。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不再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才宣布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只是后来我们轻易改变了这个正确判断，社会注意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在党的八大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又对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新的表述。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表述反映了当时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我们面临的矛盾不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而是人民的需要也是动态，不断增长的。比如不只是要求吃得饱穿得暖，对生活质量有了新要求，如服饰上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服装基本上都是中山装、军装、学生装（老三装），改革开放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著名设计师郭培回忆，80年代她曾设计了一款白色的一粒扣的西装，用的原料是9毛钱一米的库存的桌布，生产出来后，“卖得那个好

啊，买时装就像卖大白菜一样。机关干部，工地上的工人、市场上卖菜的----满大街，不分人群，全社会都白领了。” 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部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第一次直接以时装为题材，记录了80年代开放初期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劳动模范敢于穿上“袒胸露臂”的红裙子上街，而且还到各个服装店去“斩裙”，是继《庐山恋》之后又一部引领时尚的作品。反映了人们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也是基于这样主要矛盾的判断，我们才下定决心改革开放，坚定不移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人民的需求表述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升级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表述更具涵盖性，比如，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就能包括在其中，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阶段的提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二是对现实的表述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延展为“当前的发展状况”，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这就不光是生产力层面，也包括诸如分配等领域的生产关系的内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判断。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征程的伟大实践中，已经解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新时代人民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需要”发展到“美好生活需要”，“落后的社会生产”发展

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

论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一、阶级存在的感知与证明 1）阶级是客观存在的。有人用实证主义否定这个说法，因为确实无法以经验为根据，感觉到阶级的存在，所以就无法用实证证明。但是阶级如同国家，宗教等一样，是可以感知的，是确实存在的。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上是自相矛盾的。 2）中国有不同阶级的存在。在阶级中，经济是基础，政治与文化都起作用，所以，分析阶级构成的时候，经济、政治、文化应该是统一考虑的。处于相同权利层次的人群，就构成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有着相同的经济基础、政治背景和文化水平。举例来说，官场上，村长是一个层次，县长是一个层次，省长是一个层次。大学里，讲师是一个层次，教授是一个层次，校长是一个层次。往往经济收入越高的，政治背景越好，文化水平越低（这里的文化水平指的是，越往上，越趋于平庸，越随大流，越符合主流官场价值观，越接近传达主人的意思，全无自己的思考。） 3）那么问题出现了，如果我是统治阶级，我该如何解释不同阶级存在的合理性或者隐瞒不同阶级的存在，说服那些底层人民接受？答案是：给他利益，给他希望。告诉他：其实我们是一体的，加入我们，不过你要从底层干起，但我可以保证你会比以前生活的更好，所以你要好好干活。说的极端一点，底层奴隶只是向中层奴隶努力，中层奴隶只是向高层奴隶努力，干的越好，得到的利益越多，越来越觉得主子的好，最后帮助奴隶主管理底层奴隶。如有句笑话所说:村官靠狠,乡官靠买,县官靠送,市官靠跑,省官靠跟。这些高层奴隶，咱们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二、阶级矛盾的存在我认为，其实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应该得到解救，被压迫者是因为他们被压迫，而压迫者被既得利益、偏视和短见蒙蔽了双眼，也应该得到解救。谈到了不同阶级的存在，压迫与被压迫，说说阶级矛盾的存在。有个误区，存在了不同阶级，其实并不一定会产生阶级矛盾。只有出现经济利益的严重纠纷，政治权利享有的极不公平，族群之间的文化冲突等，才会产生阶级矛盾。比如在中国社会最常见的利用政治权利谋取不法经济利益、权利寻租等等。而在所谓的公有制为主体的体制下，出现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甚至恶意占有，出现了底层公民政治权利的缺失，却否认阶级矛盾的存在，不寻找解决的办法，依旧用“人民内部矛盾”粉饰太平。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转移由于现阶段中国社会不同阶级的存在以及阶级矛盾的存在，并且矛盾日益突出。我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邓公所说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

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一、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一）近代前期矛盾的变化 1、第一阶段（1840年至19世纪60年代）本阶段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社会两大矛盾互相转化，更迭地起主导作用。先是民族矛盾，主要是英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居主导地位；后是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占主导地位。 1840年前后，欧美资本主义迅速崛起，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而当时中国在清朝的统治下，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为扩大海外殖民地和市场，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的殖民扩张要求和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战前，这种矛盾集中在鸦片问题上。因此，围绕鸦片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引发了战争的爆发。而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则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战争是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的。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的领土主权、领海主权、司法主权、关税主权和贸易主权开始丧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侵略特权，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所以，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原来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从此，中国进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对外国侵略、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不满足于既得利益，为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扩大侵华权益，制造借口，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这是鸦片战争的继续，故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不仅没有解决中外民族矛盾，反而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太平天国运动由此爆发。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完成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乘机勒索盘剥百姓。不堪忍受煎熬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因此，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国内的阶级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度激化了的中外民族矛盾，暂时缓和下来，退居于从属的地位。所以，太平天国运动主要打击的目标是清政府。 2、在第二阶段（19世纪60年代至1901年）本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打击，清政府调整了统治政策，奉行“中外和好”，以共同镇压人民革命。实行两项举措：一、设立总理衙门，管理外交；二、推行洋务运动，以求“自强”。但好景不长，“中外和好”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早在60年代，西方列强通过总理衙门的设置，逐步控制了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向帝国主义过渡，它们加紧了对中国邻邦和边疆地区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的边疆危机。80年代，法国占有越南，签订《中法新约》。90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完成，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列强强占以重要港口为中心的“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在瓜分狂潮中迟来一步的美国，为自己的长远利益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由于列强侵略的步步加剧，并不断地提出新的特权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