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一）提出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二）《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讲话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从全体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同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思想。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在初步探索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尽管有的还是不够成熟的设想，有的并未付诸实施，有的在实践中没能坚持下去，但它们都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
（一）1957年下半年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方向，出现了曲折。
（二）这个时期积极的理论成果。
1.毛泽东提出的观点主要包括：
（1）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
（2）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区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
（3）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作用；
（4）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5）毛泽东还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有它自身的规律，必须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实现认识上的飞跃；
（6）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7）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艰难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
（8）提出了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
（9）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应当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
（10）同时，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的角度，提出了要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保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永不变质的思想；等等。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仍然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思想观点。他提出了党际关系不应影响国家关系，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构想，提出了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等等。
2.党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刘少奇提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认为，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周恩来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的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他还强调党执政后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保护生产、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同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邓子恢等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都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3.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果，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和条件，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基础。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就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简述开放以前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成果和认识的曲折发展
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讨中的失误、教训，主要有如下几点：一、在所有制结构上，从主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到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并以此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第一标准；
二、在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上，八大三中全会改变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长时间内把我国已经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同“过渡时期”混淆起来，或者超前向共产主义过渡；
三、在工作重点上，没有确实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左”的失误，逐步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了全局；
四、在经济管理体制上，轻易地抛弃了“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正确思路，使我国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过于单一，缺乏活力；
五、在经济运行机制上，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视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排斥或反对市场经济的存在发展；
六、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
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展科学、教育、文化没有摆到战略地位，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支配下，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歧视知识分子，实行过“左”政策，拉大了我国科学、教育、文化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总结以上的教训，得出如下结论：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永葆生机的法宝。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离开了它，就谈不上转变观念，敢想敢试，难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难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首要问题。
（2）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高扬的光辉旗帜。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辉旗帜。要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教育干部和人民，在全社会形成一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增强民族凝聚力，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3）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核心。
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几条基本路线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更加符合时代要求，适应社会发展，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
（4）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善于总结，积极引导，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
中国共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是新形势下加强领导的产物，又是善于领导的体现。认识规律，转变观念，尊重群众，积极引导，强化执政意识，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经验总结。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无负于人民重托和希望的执政党。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才能牢固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时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战胜一切困难，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第二，继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完善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目标之一，经济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二者相互促进，把民主法制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坚决实行依法治国的方针，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加强立法，尤其要严格执法，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第四，建设一个既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又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执政党。这是完善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改革开放给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党的建设也遇到了许多复杂情况。党不管党、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消极腐败现象正在严重侵蚀着党的干部队伍和党员；党的生活中民主不够和集中不够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现，科学决策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也不够完善。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要求强有力的党的领导，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而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及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一）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1）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如何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探索。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
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
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背景资料：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建国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与会者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发言中对党的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大会主要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次大会是“八大”之后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一些错误观点也没有认真清理。尤其是林彪在会上别有用心的发言也妨碍了与会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纠正错误。
（2）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它对我们最重要的教益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1956年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
路。”
（3）1956年4月，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4）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提出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5）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二)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曲折发展
1.1957年下半年以后,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由于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出现了一些偏差.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认为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有利的国内环境，可以很快地实现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在经济建设上往往急于求成；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生活中，容易把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产生的不同意见视为“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导致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左”的偏差，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逐渐偏离了正确方向，出现了曲折，以致后来又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发表的总结性讲话中明确否定了八大政治决议关于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2.在对社会主义认识出现了偏差的情况下，我们党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的探索。
（1）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继续探索。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1958年毛泽东提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页。）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比较集中地谈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16页。）
1964年1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2.刘少奇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贡献。
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3页）
资料：1998年江泽民在刘少奇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刘少奇同志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强调，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
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５０年代中期，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６０年代，他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指导中央有关部门改革生产资料的管理和流通体制，试办托拉斯，按行业改革工业生产管理体制，收到了初步的效果。他认为，农村生产和分配的单位不能太大，如果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他还主张实行全日制和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他的这些思想和实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陈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
1956年陈云在八大所作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决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果酒阿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4.邓小平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
1961年9月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中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1962年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将依据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虽然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犯过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遭受了重大挫折，但从总体上看，八大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为我们逐步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也成为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条件，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基础。
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认识
（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
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及发展
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卡翁达时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概念。他还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一文中提出了“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问题。指出：“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在上述定义中，邓小平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走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及防止两极分化，看成是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的五大条件。
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这就不但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而且指出了我们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
1990年12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
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作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重大判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2.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内涵
（1）必须集中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且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并重。
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是邓小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内在统一的基础上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个创造。
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2）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原来是经济
十分落后的国家，至今还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比较快地创造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邓小平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
邓小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并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要意义
1.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
原先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方面，认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范围越广、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甚至脱离实际条件，盲目扩大公有制的范围，提高公有制的程度，结果导致远离根本目的的结果。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多次“穷过渡”就是例证。而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对一些政策调整之所以经常会出现不同的意见，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也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孤立地看待是否符合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的特征。而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对于我们搞清楚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目标、统一认识、保证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和促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2．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对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长期困扰我们的根本问题，揭示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与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我们寻找一种能够从更深层次把握住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出一条发展更快、人民享受到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最大、能够充分体现出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广阔前景。
总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所作的理论概括，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要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
一个“五年计划” 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同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相联系的，也是同如何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相联系的。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它对我们最重要的教益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道路。他明确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
路。
《论十大关系》 单行本
1956年4月，毛泽东作
《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围绕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 讲话提出了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以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改革过于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初步构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和扩大企业自主权。讲话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
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正如后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同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
1957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学说，强调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从全体人民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方针。同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思想。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对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初步探索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尽管有的还是不够成熟的设想，有的并未付诸实施，有的在实践中没能坚持下去，但它们都为后来的探索做了开创性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