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海外华文文学中
2010级硕士研究生期末考试考题
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考试科目：20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说明：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本考题纸上的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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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试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革”叙述——以李碧华、
严歌苓的“文革”题材小说为例》
姓名：张健
学号：2010020430
老师：吴尚华
说明：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本考题纸上的无效。第 1 页，共8 页
试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文革”叙述
——以李碧华、严歌苓的“文革”题材小说为例
摘要：“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复制的“孤本”，成为大陆作家和海外华文作家孜孜不倦的叙述题材。但由于时空的距离、异文化的感染等因素，导致海外华文作家笔下的“文革”呈现出另一种图景。他们将“文革”不在作为中心故事来讲述，而是作为一种叙述的大背景，他们对“文革”中悲惨事件的描述也相当的冷静、直白，他们的眼光不再局限于从社会、政治层面揭露“文革”残酷，而将视角投向荒诞的历史时期人性的扭曲、变态。
关键词：华文文学、新移民、文革、严歌苓、李碧华
“文革”不仅是历史事件，也是文学事件。长达十余年的浩劫，触动着国人的每根神经末梢。如果历史学承担的是政治性的定义，那么文学则承担治疗心理创伤的重任。在中国大陆，自70年代末伊始，以“文革”为题材或背景的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犊，，从《班主任》、《伤痕》打开“文革”叙述的闸门以来，随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新历史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都在不断的书写“文革”，逐渐形成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文革”集体性记忆。正因为“文革”作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复制的孤本，众多作家都将其作为写作的试验场，大陆作家如此，海外华文作家亦如此。但由于时空的距离、异文化的感染等诸多因素，致使海外华文作家笔下的“文革”与大陆作家的叙述大相径庭，呈现出另一种图景。
一、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另类“文革”叙述
海外华文作家（除去大陆作家以外的利用华文写作的作家统称，包括港澳台作家。由于叙写“文革”题材的基本为“新移民作家”，下文换用为新移民作家），大
多有“文革”的记忆或亲身经历。像陈若曦曾经以台湾留美学生的身份回到大陆，亲身经历过文革。严歌苓在文革期间，也在大陆生活，对文革有着切身的体验。也有某些作家虽然没经历过文革，但借助于其他作家的文革文本，满足了自己的文革想象，例如李碧华。或深或浅的“文革”记忆与他们那段激情燃烧的青春纠结在一起，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因此，利用“文革”作为题材或底色成为他们书写国家、故乡记忆的一种方式。像陈若曦的《伊县长》、《耿尔在北京》等一系列纪实类文革小说；严歌苓的《白蛇》、《天浴》、《人寰》、穗子系列以及近期的《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李南央的《我又这样一个母亲》；哈金的《等待》；李碧华的《霸王别姬》、《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青蛇》等作品都与“文革”有关，或直接叙述文革故事，或将文革作为一种底色。海外华文作家与大陆作家虽然拥有相同的精神资源，但由于时空的距离、心理距离以及身处的文化环境的不同，使得他们的“文革”叙述与大陆作家的大相径庭。他们笔下的文革不再像历史那样真实、可感，而是“作家无意像伤痕文学那样对文革作否定性的政治反思，而是以文革的荒诞和残酷再印证人性的扭曲和变异”，“作为人物出场和退场的背景，或者作为人物命运的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皆以表现人性的扭曲和强化背叛的主题，对文革场景的叙事在不同的小说中具有不同的功能”.①大陆的伤痕文学中主要是血泪的控诉，把文革的责任推给少数坏人，后来的反思文学则从政治、历史、意识相态层面反思文革，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模棱两可，找不到具体的控诉对象，找不出具体的敌人。而海外华文作家关注的并非“文革”本身，并非追求叙述的“文革”与历史的“文革”具有同一性，他们大多将文革作为叙述的背景、底色，没有正面描写文革，他们的主旨也不是在讲述文革事件，而是挖掘文革时期人性的扭曲、黑暗以及那段时期的文化状态。此
时的“文革”不仅仅只是一系列的荒诞事件的串联物，而成了扭曲的人性的发生场域。他们笔下的历史真实已经不再重要。与大陆作家的“文革”相比，他们的叙述更像是故事，而非历史教科书、历史故事。
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的叙述中，我们会发现，在文革中遭受灾难、残害的主人公，无论男女，最终往往能获得比较圆满的结局，例如《芙蓉镇》中的秦书田，文革期间是个右派，文革结束后成为了县文化馆馆长，胡玉音文革前虽然有一个家庭，但却不能生育，文革后她却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完满的家庭;《蝴蝶》中的张思远文革后当上了市委书记；《人啊，人》何荆夫也被重新调回大学做研究；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最终也是得到了平凡。大陆作家笔下的男女主人公最终都是在上级领导、亲友的帮助下得到了平凡，获得了比以前更好的地位、待遇。而这种现象在华文作家笔下却很鲜见。《伊县长》中的主人公最终也没有获得“坏事变成好事”的结局；《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霸王别姬》中的主人公虽然回到了香港，但晚年的境况却相当凄惨；《白蛇》中的白蛇虽然有雷锋塔下解脱出来，却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最终也是选择回到湖底。为何会出现不同的结局，这其中除了作家独特的叙述安排之外，也和作家身处的社会大环境有关。虽然大陆的“文革”题材小说是出现在文革之后，但任然有叙述的束缚，大团圆结局的安排也刚好迎合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即“忘记过去，一切向前看”。根据许子东的分析，将大陆的“文革”题材小说分为四类：1.契合大众审美趣味与宣泄的“灾难故事”：“少数坏人迫害好人”；2.体现“知识分子-干部”忧国情怀的“历史反省”：“坏事最终变成好事”；3.先锋派小说对文革的“荒诞叙述”：“许多好人合伙做坏事”；4.“红卫兵-知青”视角的“文革记忆”：“我也许错了，但决不忏悔”。②纵观这四种类型的文革叙述，要么一味的暴露文革的苦难，将文革的错误归结到
少数坏人，要么就逃避文革的惨痛，最求技巧层面的叙述，这都和当时的政治层面对文革的定性相契合，这类的“文革”叙述不是在反思文革，而是为了逃避文革、忘却文革，他们共同制造了有关“文革”的集体性记忆，“于个人，以讲述灾难故事来疗治心创或坚持‘我不忏悔’；于国家，则将灾难叙述成‘少数坏人迫害多数好人’而最终‘坏事变成好事’”③。这种回避灾难后果以及简单地将文革归罪于某类人甚至将文革作为于人生有益的经历的态度，在新移民作家笔下却得不到任何的印证。他们认为错了就是错了，反思“文革”应该将刀子插得更深，必须揭露出导致这场灾难的真正源头，比如说隐藏在人性内部的黑暗面、残忍面以及民族文化自身的缺陷。也正因为如此，新移民作家叙述“文革”时，并没有将视角盯在政治、历史、意识形态方面，而是深挖特殊历史时期隐藏的人性、文化。导致这种差异性，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身处政治环境的不同，还因为是否受到异质文化的感染。海外华文作家大部分都受到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熏陶，通过对比，他们更能感受到各自文化的优劣所在。当他们以异质文化的视角来观察“文革”时，就会有另一种发现，这与大陆作家单一的视角相比，显得更加的宽阔。
另外，在叙述文革的情感把握方面，新移民作家也表现的异常冷静、直白、大胆，既不像伤痕中的哭天抢地的血泪控诉，也不似知青笔下对残酷的隐晦闪烁。因为空间的距离、特殊的身份，使得他们摆脱了意识形态上的束缚，更能自由的叙述“文革”。既不隐藏情感，也不刻意夸大灾难，要对“文革”作一种“哲学思考的深刻反思，不仅需要一定的时间距离，更需要一定的情感距离”④。可能大陆作家都是文革的亲历者，而且绝大部分都遭受到残酷的迫害，这种迫害导致生理和心理上的创伤，这种创伤继而扭曲了他们的心灵，而畸形的心灵只能写出畸形的作品来，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文革的亲历者莫言也曾经表达过相同的观点。
因为拉不开与事件的距离，大陆作家笔下的文革呈现出一种集体的畸形叙述，而相对来说，海外华文作家因为与“文革”空间距离、情感距离，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从容客观、大胆直白的叙述方式来展现“文革”。
最后，大陆作家在叙述“文革”时都会在文章中安排故地重游的情节，“几乎绝大多数的受难主人公都必须重新回到（或至少反复梦见）自己的受难之地，而且绝大多数都会在回收苦难历程时发现某种积极意义，并对苦难表示某种程度上的感激”⑤，而这种情节在海外华文作家笔下基本不会出现。大陆作家之所以安排故地重游的情节，是对苦难的一种崇拜，为感谢苦难，青春无悔寻找一种合理化的理由，力图与政治层面保持步调一致，以免再一次遭受“文革”、“武革”的残害。二、李碧华、严歌苓的“文革”题材小说
严歌苓是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中较有影响力的一位，她一生经历丰富，生于上海，长于安徽，又到四川参军，最后移居海外。作为“文革”亲历者的新移民作家，她笔下的文革呈现前后两个阶段的特点，前期的文革作品，如《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绿血》、《雌性的草地》等，大多讲述自己作为部队文艺兵的经历。这时的作品和当时大陆作家一样，具有明显的主观抒情成分以及夹杂其中的嘲讽。后期的作品，如《白蛇》、《天浴》、《人寰》以及穗子系类，一改前期的叙述风格，因为地理的距离、情感上的冷却、新文化环境的影响，致使后期作品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理性的旁观者。没有哭天抢地的血泪控诉，也没有“青春无悔”的豁达乐观，更没有对“文革”做政治、历史层面上的反思，而是将其作为叙述的外在框架，作为叙述的大背景而存在。她要探讨的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人性的扭曲。她在穗子系类（《白蝶标本》、《老人鱼》、《灰舞鞋》等）中，主角穗子是一个小女孩，作家通过孩子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荒诞的时期里麻木、残忍的各类人。《白
蝶标本》中的穗子，亲眼目睹了作为名伶朱依锦悲惨的遭遇。自杀未果的朱依锦在医院中被插上管子，她赤身裸体，护士将她看做是一颗没有知觉的大白菜，其他的男性也是来窥视她的身体。只有孩童的穗子，用棉被将其裸露的身体盖上，细心的照料。作家没有强烈的主观控诉，而是冷静地躲在一角观察人性的残忍、阴暗。她的《天浴》同样通过一个女性的悲剧而展示了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无耻和黑暗。就如同她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资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⑥严歌苓的“文革”题材小说更像小说而非历史，她将“文革”作为叙述的背景，关注的视角并非历史、政治、民族、意识形态层面，而在人性。她想看看，人性可以退化到何种程度，而“文革”刚好给丑恶人性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场域。
而另一位华文作家李碧华，她没有“文革”的经历，也没有来过大陆，她的“文革”情景都是在阅读大陆作家作品的基础之上，根据自己独特想象力加工而成的。她的《霸王别姬》、《青蛇》、《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等作品中都有“文革”的底色和细节。李碧华小说自由穿行于古代与当代、神话与现实、前世与今生。由于地理距离、心理距离的不同，李碧华笔下的“文革”叙述显得更大胆、直白，道出了许多大陆作家所隐晦的部分。同样，“文革”在李碧华的叙述中叶只是个大背景，，但并非力图从历史、政治层面还原“文革”真相，而是挖掘这段特殊时期人性的变异，她叙述“文革”，但又超越“文革”。另外，李碧华对“文革”场景的描写更接近于电影剧本，她虽然没有具体地直接描写“文革”斗争的场面，但读罢她的描写更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充满声、色、光立体的想象世界。她的描写与《芙蓉镇》、《伤痕》中的隐晦不同，而是直白、大胆，且运用大量的夸张词汇，以表现那个群体狂欢
的季节。例如“老百姓全都穿灰蓝衣服,总是有游行和大规模的破坏。众人学艺不前,急剧退步。营营耳语,闪闪目光。堂堂大国,风度全失,十亿人民,沦为举止猥琐、行藏鬼祟的惊弓之鸟。”“他还没有完全死掉呢,两条腿折断了,一左一右,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屈曲,断骨撑穿了裤子,白惨惨的伸将出来,头颅伤裂,血把眼睛糊住,原来头上戴了六七顶奇怪的铁制的大帽子,一身是皮鞭活活抽打的血痕,衣衫褴褛,无法蔽体。”这类描写与大陆作家笔下的“文革”叙述相比，无疑是大胆的、夸张的。（例如同样描写死亡的宗璞《我是谁》：“只有半边头发的孟文起从楼上飘了下来,举止还是那么文雅……他在哪里?对了!他是挂在厨房的暖气管上。”）她的《霸王别姬》是有关“文革”描写最多的一篇。小说主要讲述了戏子段小楼、程蝶衣与妓女菊仙的情感纠葛，全篇时间跨度大，从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而故事的高潮部分都发生在“文革”时期。在批斗中，三人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炽化，在生死抉择面前，暴露了人性的自私、扭曲、黑暗面，曾经的霸王、别姬，如今为了自保而互相揭露、背叛，而“文革”恰好成为了这场变异的合理化背景。因此李碧华笔下的“文革”也只是为了表现她的主题，即非理性时期下人性的扭曲、黑暗。由于与“文革”拉开了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她的叙述显得更加的冷静、大胆、直白，“带着浓厚的香港气息，一种现代化的妖治、冷酷。”⑦
“文革”无疑是汉语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源泉，拥有相同的精神资源，面对相同的叙述题材，由于时空的距离、异文化的感染，使得海外华文作家笔下的“文革”叙述视野更加开阔，不仅仅停留在社会、历史、政治层面上的反思，而深入到特殊历史时期下人性的扭曲、黑暗、残忍。另外，面对残酷的“文革”，他们的叙述更加的大胆、直白，他们没有避重就轻地隐晦处理，对大陆作家的闪烁之处，能一针见血。他们没有“右派”作家“感谢苦难”式的认识，也没有知青作家“青春无
悔”式的豁达。他们将反思的触角伸向了人性本身，伸向了民族文化本身。另外，他们笔下的“文革”只是作为故事的底色而存在，并非力图还原“文革”的历史真实。面对“文革”这样一个无法复制的孤本，海外华文作家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反思视角，他们的“文革”叙述与大陆作家的叙述，互为补充，共同丰富着“文革”记忆。
参考文献：
①吴尚华：《台港文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2007年12月，第275页。
②、③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三联书店，2000年4月，第167页、第234页。
④艾晓明：《革命时期的心理分析》，选自《王小波研究资料》，韩袁红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425页，原载香港《华侨日报》1994年9月25日。
⑤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三联书店，2000年4月，第142页。
⑥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南方日报》2002年11.29日。
⑦李亚萍：《一道残酷的风景——解读李碧华小说中的“文革”描述》，台港文学之窗。
姓名：张健学号：2010020430指导老师：吴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