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存废论争中的逻辑错误

中医存废论争中的逻辑错误

王华生

在古典逻辑中，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都可以称之为不矛盾律，即是在同一命题、同一语句、同一理论背景中不能自相矛盾。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提出了充足理由律，他认为我们的思维是建立在两大原则之上的，一个是矛盾原则，即思维中不允许自相矛盾；另一个就是充足理由原则：“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实的或实在的，任何一个陈述如果是真实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虽然这些理由常常不能为我们所知道的。”北京大学陈波教授认为，充足理由律的内容是：在同一思维和论证过程中，一个思想被确定为真，要有充足理由。具体要求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所要论证的观点必须给出理由；二是给出的理由必须真实；三是从给出的理由必须能够推出所要论证的论点。否则，就会犯“没有理由”、“理由虚假”和“推不出来”的错误。充足理由律在于确保思维的论证性。

陈波教授举例说：古代，一家有祖孙三代。爷爷经过寒窗苦读，由农民子弟考中状元，做了大官。不料他的儿子却游手好闲，一事无成。但他的孙子却考上了探花。于是，爷爷就经常抱怨他的儿子，说他们家就他一个人不争气。但他的儿子却说：“你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你的儿子不如我的儿子，我比你争气！”

陈波教授解析说，一个人是否争气，主要看他自己的作为，而与他父亲、儿子的作为没有多大关系，因此，那位儿子所引用的证据与他所要证明的结论“我比你争气”不相干。

在中医药学存废论争中，我们看到教授们常常犯那位儿子类似的逻辑错误。

我们首先来看张功耀教授的逻辑错误：

在《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四期）一文，张教授说：“在知识界的名流中，主张废除中医中药有居多，其中包括严复、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张东荪、蒋梦麟、丁文江等。经过120多年艰难地探索，笔者认为，对待中医中药的正确态度是自觉地与之告别，而不是人为地去废除它。”初看，“主张废除中医中药的知识界名流居多”似乎是“告别中医药”的充足理由。但仔细来看，哪一部分多首先必须给读者提供一个基数，在基数上才能区分何者居多，何者居少。因而至少存在这么几个问题，一是何为名流？二是名流到底有多少？三是主张废除中医药的有多少？主张保有与发展中医药的又有多少？沉默的有多少？他们分别占多少比例？因此，张教授的“告别中医药”结论“推不出来”。

在《中医诸“优势”辨析》（《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12期）一文中，张教授比上一篇文章似乎精细多了，给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这些数据是用来论证“告别中医药”的合法性的，他的数据是告诉我们，在古代，当中医药与西医药处于同等发展程度与水平时，两个地区的平均期望寿命是大体一致的，当中医药学落后于西医药学时，中国的平均期望寿命低于西方的远多，而当西医药引进中国时，则中国的平均期望寿命大大提高了。这种论证似乎是雄辩的。但却预设了一个前提，即医学医药是影响甚至决定平均期望寿命的唯一因素。影响平均期望寿命的因素有许多，许多的专家对此进行了探索，这里不再重复。我们所要说的是，张教授在这里所犯的逻辑错误是“数据与结论不相干”。

在中医药存废论争中，论者们用得熟练的是引用权威人士的言论，来代替对论点的论证或反驳对方某种观点。这在逻辑上就叫做犯了“诉诸权威”的逻辑错误。例如，“爱因斯坦都这么说，你竟敢不同意？”就像张教授在《告别中医中药》的开篇中一样，你看知识界的名流都这么说，你竟敢不同意告别中医药？

与“诉诸权威”相关联，张教授还使用了诉诸公众。所谓犯“诉诸公众”的逻辑错误是，不论述自己的观点何以成立，而是以公众的言论取胜。例如，“我所主张的只不过是大多数公众的观点，你反对我，就是在与公众作对。不信你问一问在场的人？”张教授列举出那么多的名流来，是在说，“我所主张告别中医药的观点，只不过是知识界居多的名流的观点，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大多数，就是反对名流，就是反对权威，更何况他们比我更激进，我没有说要废除，他们都说要废除呢。”

论据与要论证的论点“不相干”的形式还有一种，例如，一个人A以残忍地对待动物乐趣，另一个人B要他不要那么残忍。A说，“你对待动物就不残忍吗？那你天天吃猪肉、吃牛肉，你比我更残忍。”张教授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中，就使用这种方法，他说，越是稀有的动植物资源，遭到的破坏也越严重，因此，从维护生物的多样性，一切有良知的学者都应该承担起一种文化责任：告别中医中药。由之，我们也可以对张教授说，一切有良知的学者都应该承担一种文化责任：告别素食，以免破坏植物的多样性；告别肉食，以免破坏了动物的多样性。好就好在，我自己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良知，更不是学者，所以用不着告别素食和肉食，因此可以每天都要破坏动植物的多样性。

我在此揭示张教授著作中的逻辑错误并不表明，我就反对张教授的观点；同样，我这表白，也不表示我就赞成张教授的观点。我的观点是，要辩证看待中医中药，中医中药尚处于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时代，还没有从根本上从巫术中分离出来，还没有从根本上从哲学出分离出来。但中医药学在中国历史上确实起过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它现在已经变成了替代医学、补充医学，尽管我们所面对的中医药学还是一个神话中医药学，尽管中医学常常越出了它自己的边界，尽管它还是一种虚妄的学说。我们要做的事是将中医药学从巫术中分离出来、从哲学中离析出来，从神话和神坛中走出来，规定中医药学的边界。因之，中医药学要生存与发展，所要走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昨晚，我以为已经基本上将张教授在其著作中所犯逻辑错误揭示了。但其实不然，还有许多没有揭示，今天继续讲几个我们易犯的逻辑错误。其中之一，叫做“诉诸个人品质”。即“以对论敌的品质评价来论证其人某种言论的错误。例如，‘你们不要相信他的话，他因生活作风有问题受过处分。’显然，一个人品质好坏与他观点的正确与否之间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系。”（陈波《逻辑学是什么》P31）张教授在其《告别中医中药》一文说，中医药学所主张的“医乃仁术”其实是“不仁之术”。这种论证方法是将中医药学与中医药学的应用两个不同的命题混淆在一起，从而转移了论题。同时，又使用了双重标准，即对西医药学的品质避而不谈。因为众所周知，西医药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不仁”。如解剖学的建立之初，解剖学家盗取尸体，甚至杀人以取尸体。因之，西医药的“不仁”比中医学的“不仁”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中医药学“不仁”，还存在“诉诸情感”，即用激动众人感情的办法来代替对某个论题的论证，使大众从情感上厌恶它，而不是从理性上拒绝它。这种“诉诸情感”的逻辑错误方法，也被张教授的论敌所利用。且不说在上个世纪二、三

十年代，反对废除中医药的辩护者们将主张废除中医药的人士斥之为“汉奸”，只说曹东义教授在其《回答张功耀：告别文化自卑》（《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医学版》2006年第4期）一文就将张教授斥之为“文化自卑”者。

张教授在其《告别中医中药》一文中，似乎不赞成废除中医药的观点，而采用“告别中医中药”的论题。现在我们来分析“废除中医药”与“告别中医药”两个命题的异同。“废除中医药”是因为中医药有“疾病”，或者说它“坏死”了，已经变成废物了，不能再行使其权利尽其义务了，所以可以将它处死。这在医学上就叫做“积极安乐死”，就是人为地从外界注入一种东西，促其死亡。这在婚姻上，就叫做，有新欢了，要离婚了。所谓“告别中医中药”，在医学上叫做“消极安乐死”，就是不再研究与发展它，让它自然地消亡；在婚姻上，叫做把它打入“冷宫”，没有与它离婚，但却和新欢结婚了。因之，两种说法都是“安乐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人类社会历史规律都是人为的，即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使然，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没有中医药学，也没有西医药学。即，医学文化都是人所创造的。两者的区别是，“废除中医药”说得直白，而“告别中医中药”说得温和一些。恩格斯曾经将杜林称之为“羞羞答答唯物主义者”，因为他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而偷运机械唯物主义的命题。由之，我们可以借用恩格斯的命题，称张功耀教授为“羞羞答答的废除中医药”论者。

本人在博客上的这篇文章，对不起张教授的地方，先向张教授道歉了。但也要请张教授谅解，本文的目的在于逻辑学教学。

中医药的存废问题或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其支柱应在于中医药学的效用性，即我们应该从中医药学的有效性与有用性入手来论证中医药学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也就是说，如果中医药学是有效的有用的，则其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否则，它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即使它的存在是合法的。

张教授的逻辑错误很快就被他的论敌所利用，相同的错误逻辑却得出了正相反对的意见。鲁建锋、吴晓婷、沈凌波的《不可告别中医药》（《医学与哲学》2007年第六期）一文的整体结构与张功耀教授《告别中医中药》的完全相同。可以说是各执一端。论战双方都不是采取理性的态度来对待中医药。

除了上述所讲的逻辑错误外，违反充足理由律的还有“诉诸起源”的逻辑错误。曹东义教授在《张功耀为何误读了科技史》（《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12期）批评张功耀教授误用了“先前阔”的本来含义就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先前阔”的本来含义“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鲁迅《阿Q正传》）即运用了“诉诸起源”的方法。例如，有人论证说：“麻将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中国文化都有正面价值，所以我们要推广打麻将运动；牛仔裤是洋鬼子的东西，有什么好穿的，太崇洋媚外了，所以应该发起不穿牛仔裤运动。因此，我们要打麻将，不穿牛仔裤，做一个具有中国文化气质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陈波《逻辑学是什么》P232）诉诸起源，是指“通过某个理论、观点、事物的来源好或不好，来论证该理论、观点成立或不成立，该事物好或不好”（陈波《逻辑学是什么》P232）。我们从前面的案例就可以看出，“诉诸起源”是一种逻辑错误，因为理论、观点、事物的起源的好与不好，与其起源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能说明该事物的性质，其理由是事物是不断的变化的。也就是说，法官的儿子不一定是法官，也可能会是强盗；强盗的儿子也不一定就是强盗，也可能是法官。“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符合生物学规律，但不符合社会学规律。“诉诸起源”的错误在于把一个或然性的命题，转换为必然性命题。（模态逻辑）

在中医存废论争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命题：如一位德国教授在接受《科技中国》记者专访时说：“中医是一种内容最丰富、最有条理、最有效的医学科学”（郑恩元《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访德国中医药学家波克特博士》《科技中国》2006年第2期P86）。我们看到，这里存在三个比较中的最高级，三个“最”。比较必须要有比较的基础，否则就是犯了逻辑错误，即要看与谁比较。那么，中医的三个“最”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