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文学的含义、

京味文学的含义、
京味文学的含义、

京味文学的含义、

说起京味文学,不能不弄明白它的含义。随着京味和京味文学近十年来在学术界内外持续升温,这个术语自然被许多人谈论,但我感觉谈论中仍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地方,由此引发种种误解。出于这种考虑,这里尝试对京味文学的含义作点梳理工作,并进而就其要素和特征做点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京味”的界说与质疑

谈论京味文学的含义,当然首要的是辨明京味文学一词中“京味”的含义。学者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对此有着开创性界说。她把京味文学与写北京的文学、京派文学等外在概念清晰地区分开来,并着重对京味文学本身做了具体分析。在她看来,“老舍是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京味小说’这名目,却只是在新时期的当下才被叫了开来。” 同时,赵园还对京味文学的含义和特质作了富有洞见的界说:“‘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 她揭示了京味文学中(1)人与城的精神联系、(2)人的文化体验、 (3)人对于城的文化意味的感受等。进而她认定,需要(4)把“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 去把握。这四方面在今天看来对把握京味文学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值得注意的是,她清晰地回答了有关京味文学的四个重要问题:第一,老舍是京味文学的开创者;第二,京味文学这术语是后起的,产生于“新时期的当下” 即20 世纪70 至80年代;第三,京味是指人所感受到的北京城的文化意味,或是人对于北京城的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第四,京味是一种文学风格现象。对头两个问题,她的界说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对后两个问题,就存在着需要质疑并重新考虑的地方了。首先,所谓“人所感受到的城” 中的“ 城” 是指什么?是指古代的北京城还是指现代的北京城?这里的“古代” 与“ 现代” 之关系是值得重视的。其次,“城的文化意味” 中的“文化” 是指何种文化,古代的北京城文化还是现代的北京城文化?这里的“ 文化” 的所指同样需要关注。再次,京味中的味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文化意味” ,那么这种“意味” 究竟是指什么?是指“ 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 本身,还是指人所“体验和感受” 到的“文化” ?最后,京味的特质究竟在“ 风格” 还是在别的什么?它是一种古往今来的地域文学风格,还是一种只在历史的某一时段才出现的特定现象?这四个问题其实是相互联系着的,难以分开。继赵园女士的开创性探讨之后,我们有必要继续前行,从一个新视角对京味文学现象做进一步把握。

二京味文学的含义与特质

要明确京味文学的含义和特质,需要依次回答如上提出的相互联系着的四个问题。

首先,北京城是指什么。京味文学,顾名思义,当然是指能让人体验到北京城意味的文学。但这里的北京城有三不是:第一,不是指非古非今的笼统或抽象的北京城(北京概念),如果是,抽象的北京城还能有什么京味呢?第二,不是专指古典的北京城(老北京),如果是,古典北京与现在有什么相干

呢?三不是专指现代的北京城(新北京),如果是,现代北京有啥京味儿可言?北京城其实是一面包含着上述三义(北京概念、老北京和新北京),一面又另有更为丰富而复杂的特定所指。京味文学中的北京城,确切地说,应当是指古都或故都北京城在现代的特定存在风貌。由于如此,它内部绝非简单的和谐,而是存在双重悖论。第一重是指故都与现代的悖论,即它看来是故都北京,却正在现代衰颓着;它看来是现代北京,却处处可见其古典遗存。它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是古典的现代遗存。第二重是指生长与衰颓的悖论,即它既是生长着的又是衰颓着的,是生长的现代中的古典衰颓。从而,北京城是一座充满故都与现代、生长与衰颓的悖论的“城”。这样的“城”当然不仅仅是指地理学上的随便什么地点,而是富于文化意味的地点。那么,“文化” 指什么呢?

其次,北京城的文化是指什么。由于存在上述双重悖论,北京城的文化就不是简单地仅仅指向古典或现代,而是指现代文化中的古典文化,确切点说,是现代性文化中的古典性文化遗存,或是古典性文化的现代性遗存状态。

再次,京味的味是指什么。京味的味,不是简单地指静态或笼统的北京“城的文化意味”,而是包含如下两重意思:一是文化在这里仅仅是指故都北京城特有的古典性文化传统在现代的遗存,属于现代中的古典;二是味在这里主要是指故都北京在现代的可以回瞥到的感兴流溢状况,是它在现代无可挽回地走向衰颓时散溢的最后的残留光华,属于故都流兴。所以,京味的味应当是指故都北京在现代衰颓时散溢的最后的流兴,而这种流兴是通过现代人的回瞥领略到的。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感叹道:“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但正是这些“衰败”、“没落”却令人情不自禁地回瞥,从而“ 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

最后,京味的特质是指什么。把京味定性为“风格”,诚然具有合理因素,但基于上述原因,不如说,京味的特质在于,它是故都北京在其现代衰颓过程中让人回瞥到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和不可重复的地缘文化景观。京味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当然可以被视为文化现象的一部分。不过,京味文学毕竟是故都北京地域产生的特定文化现象,因而这种文化不能不与北京地缘或地理结下不解之缘。按照克朗的文化地理学观点,“不论‘文化’如何被定义,我们都应该把它放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情景中,放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去进行研究。”任何文化都是发生在特定时空情境中的文化。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总是一种在特定时间内的“可定位的特定的现象”。如此,京味可以说是一种定位于故都北京、定时于它的现代衰颓时段的地缘文化景观。

这样,就可以来说说京味文学的含义和特质了。京味文学,是能让人回瞥到故都北京城在现代衰颓时散溢出的流兴的文学。这个界说想突出如下几层意思:第一,人的回瞥体验。京味文学中显然包含着一种体验——回瞥体验。这种体验是回瞥而不是感受、更不是想象。与感受指向现在、想象指向未来不同,回瞥体验着眼于过去,是要在回忆中体验过去。置身在当代的北京人,为什么不是全身心投入现在的新北京体验,而是偏偏分出心思,热切地回瞥那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故都北京城?这种发自当下的回瞥体验行为本身耐人寻味。第二,故都北京城。京味文学之“京” 不是简单地指现在的北京城,而是

指故都北京城。这显然是与今都即现在的首都北京相对来说的,是突出古代的都城,它的人、事、情等。过去的故都北京有什么?衰颓的城墙、残存的京腔京韵、亟待抢救的胡同风俗等等?它们何以引人回瞥?第三,在现代。虽然突出故都北京城,但又强调它在现代。现代,在这大致是指鸦片战争以来至今的时段。在现代,既包含故都北京城在现代的残留状况,又包含它在现代并对现代呈现的特定意义。这里就有着故都与现代、古与今、新与旧等的比较、交会、冲突、调和、互渗等问题了。第四,衰颓。这应当是“京味” 中包含的“味” 之实质所在了。此味当然属于有价值的东西,但它并非来自正在上升的、兴起的有价值之物,而只能是正在下降的、衰颓的有价值之物。它属于有价值的,但毕竟已经衰颓或正在衰颓了。正是有价值之物的衰颓,有理由唤起人的回味之冲动。京味,不正是从故都北京城在现代的衰颓中散溢出来的特殊意味么?第五,散溢。这是指散发、流溢,是堂皇的东西在衰颓中的无可挽回的凋残和零落。那是一种特殊的引人回味的气息散落。第六,流兴。这是从中国古典“感兴”在现代的流溢状态来说的。流兴就是流动、流溢的感兴。

对于我自己选用的特定术语“流兴”,这里有必要做点解释。“ 流兴之‘流’应是指一种流动不息、流溢不止状态;而流兴之‘兴’正是指富于深长余兴的古典感兴。感兴是中国古典文化‘场’所生长的一种基本而又独特的审美气质或品格。‘流’是指流变、流溢或流散,是原有的某种东西正在散落、播散或消散状况。流兴,是中国古典感兴在现代性语境中遭遇裂变后的流变物。当原来生气勃勃的自足的感兴整体被无情地肢解、散落为碎片时,这些属于中国深厚文化传统的古典感兴碎片并不会轻易走向寂灭,而是会在现代性语境中重新流溢开来,生成新的流溢不绝的审美对象。读者在阅读现代文学文本时,会从中发现并欣赏那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流兴。总之,流兴是现代文学文本特有的一种兴象类型,是由兴辞所建构的流溢不息而又余兴悠长的感兴变体。” 作为古典“ 感兴” 的现代传承方式,现代文学的“流兴” 具有重要的现代性价值。“流兴对于现代人具有双重美学功能:既能让他们重新接续那被迫断裂的古典性传统,又能特别满足他们在现代生活境遇中的新诉求。流兴是现代情境中的古典流变物。” 由上面的论述可见,京味说到底就是一种流兴,或者就是流兴的一种呈现状态。完整而浑融的故都感兴在现代衰颓了,散落成流兴,盘桓在京城的胡同、大院、公园、废墟。

由此看来,京味文学的特质在于,它是一种回瞥到的故都北京的地缘文化景观,确切点说,是定位于故都北京、定时于它的现代衰颓时段、借助具体的北京人情风俗通过回瞥方式去体验到的一种地缘文化景观。

京味儿

京味儿 说起文学里的味道,有沈从文的“湘西味儿”,也有老舍的“京味儿”,更有邓友梅的“新京味儿”。沈从文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崇美而朴实的,宁静而清新的,健康而自然的湘西世界。而老舍与邓友梅为我们呈现的则是老北京的独特的风土人情,这里有沉淀着岁月深浅的痕迹的胡同,这里有热情的小贩独特的叫卖声,还有大街上的各色人等参差不齐。 “京味儿”一词是学文的人耳熟能详的,所谓“京味儿”文学是对于北京的文化阐释。它的重要特点是幽默和大家气派,以及北京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心理素质。著名小说家赵大年曾说,京味儿小说从未形成流派,也从未有过自觉的创作群体,只是有些作家在写了带有这种特征的客观的作品后,被评论家和读者归为“京味儿作家”。同时他又在另一方面归纳了京味儿文学的特点:作品必须运用北京语言,这是第一要素;运用北京语言描写北京的人和事;作品中环境和民俗是北京;发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质。 在这些致力于写北京的风土人情的作家中,老舍的“京味儿”与邓玉梅的“新京味儿”是备受推崇的。但是老舍的“京味儿”与邓友梅的“新京味儿”既有共同点又各有各的长处。 一、作品内容的侧重点不同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1879年2月3日生于北京西城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24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北平,置身于小市民的圈子中。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种种的行业他都亲眼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过。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局限于小市民和“小人物”,特别是北京一带的下层市民,而这些小市民的形象又恰恰为他的作品形成了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物密切相关的独特的小说风格——“京味儿”小说。 比如《骆驼祥子》中“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象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这是对祥子的外貌描写,作者描绘了一个非常健壮、朴实、充满生气的旧中国的北京人力车夫。老舍其它很多作品中的人物也都局限于北京小市民,如《茶馆》里的掌柜王利发、地痞无赖刘麻子,《二马》中的追求温都太太的老马,再像是《离婚》中“老好人”张大哥等等。他的京味儿把老北京城中市民生活和各自命运遭遇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至于有着“新京味儿”作家之称的邓友梅,他既然是“新京味儿”,其出生自然是迟于老舍,而且他经历了抗日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发展时期。从他作品中人物的选择来看,他所描绘的多是晚清末期转型期时没落贵族“旗人”的生活。如《烟壶》中的火器营正白旗人“乌世保”、旗人“寿明”。它所描写的是八旗弟子乌世保在寿明、聂小轩等的引导帮助影响下,走上了以内画技艺自立谋生的道路,又在反抗强暴的过程中脱胎换骨,接受了另一份民族遗产。 八旗弟子的人物形象还体现在邓友梅的《那五》中,主人公那五也是一个旗人,是没落时代的象征,游手好闲而又多才多艺。但是他无法在先祖的余荫下生活,又无能而且根本不愿意与新时代生活相结合,只能在玩蒙拐骗中混日子。 很显然,老舍与邓友梅在创作时在作品内容的侧重点上是不同的。老舍着眼于北京的小市民,描写市井烟火里的爱恨情仇;而邓友梅则注重描写一种逝去的文化景观,如晚清末期转型期时的“旗人”的生活,而且他着眼于发掘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的东西,如烧制烟壶、古月轩的技艺等等。

现代主义英国文学概述

现代主义英国文学概述 现代主义文学时期(1918-1945) 20世纪初,本涅特、威尔斯、高尔斯华绥坚持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创作,用写实的方法记载社会转型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发生的变化。但他们很快就受到来自现代主义文学的挑战。按照弗吉妮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的说法,1910年是英国小说从传统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变化的重要年份。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加速了这一变化。战争中,大批无辜青年充当炮灰,白白丧生。一战之后,不少英国人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有关人性、人类前途的基本观念乃至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信念发生了动摇。社会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促使现代主义文学蓬勃发展,英国小说也面目一新。D.H.劳伦斯(D. H. Lawrence)是煤矿工人的儿子,他将视线投向两性关系,对西方文明的缺陷进行反思。《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曾因为大胆的性爱描写而在英美两国被查禁。他的《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虹》(The Rainbow)、《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等小说将社会批评与性心理探索巧妙结合起来,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作为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拨,现代主义文学追求心理真实,注重直接观察人物的心理活动,直接体验人物的内心感受,在内心世界这面镜子上折射出丰富多彩的外部现实。出生于书香世家的伍尔芙的突出成就是意识流小说。她的《达罗卫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等作品突破传统的时空观,将意识流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还体现出女作家对于女性存在的历史及现状的独特反思。来自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被认为是继莎士比亚后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他的旷世之作《尤利西斯》(Ulysses)给英国传统小说带来一场革命。《尤利西斯》情节简单,主要记载迪达勒斯、布卢姆和布卢姆的妻子莫莉三个人物的日常琐事。小说实际上只写了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一天里的事情。这一天是1904年6月16日,乔伊斯与他未来的妻子娜拉曾在这一天首次幽会,除此以外,它是都柏林历史上最普通不过的一个日子。乔伊斯在小说中力图展现的是生活的本质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尤利西斯》因此被有的评论家誉为表现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全部生活和全部历史".《尤利西斯》的成功在于意识流描写表面上纷纷扬扬,漫无边际,实际上结构齐整,周密严谨。 20世纪20年代是英国文学史上又一个辉煌的黄金时代,文坛群星璀璨,佳作迭出。在诗歌领域,T. S. 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1922年发表《荒原》(The Waste Land),运用大量的神话描绘战后西方世界精神失落的景象,表达人的再生的希望。他的诗作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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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学语文中的京派文学 京派作为一个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文学作品也是大学语文的必选篇目。京派的文学观念以及在小说和新诗方面的文学实践都是中国文学发展脉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同时,京派文学的思想和内涵,京派作家的反思与承担都对当下生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标签:京派;文学观念;小说;新诗 在大学语文作品选集里,一定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是周作人、朱光潜、废名、萧乾、芦焚、李健吾、何其芳、卞之琳、林徽因、汪曾祺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创作倾向、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同时还有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家成为其追随者。文学史将他们视为一个文艺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京派。现代大学语文课本里,京派的作家作品占有重要的位置。 1.京派文学观念 “京派”是以地域来命名的文学流派,其得名源于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章《文学者的态度》,引起与“海派”的一场论争。朱光潜在后来回忆道:“在解放前十几年中,我和沈从文过从颇密……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京派文人’的称呼。”[1] 从京派文学的整体上看,对其文学观念的探讨显然不能忽略周作人以及《骆驼草》在京派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周作人是这个作家群的理论先驱”。就前期京派文学而言,《骆驼草》所呈现的文学景观已略见一斑。但是,从周作人鼓吹“趣味”到林语堂标榜“性灵”,这一文学观念的最核心的载体乃是小品文。在文学中,周作人视“趣味”为个人的所有物,而区别于“人间共通的情感”;林语堂则说:“性灵就是自我。”其实,无论是“性灵”还是“趣味”,其根本在于以小品文及其所包涵的文学情趣为中心可以追溯到一种带有消极价值取向的自由个人主义的文学内质。 朱光潜的美学理论、沈从文的创作实践、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等在共同的审美倾向和文学志趣下,构成了新的京派文学的三大支柱。可以说,京派较为全面地引进了西方的纯美文学思想,朱光潜说:“文艺是一种慰情的工具。”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人类全体,艺术总是表现为一种情感的需要。京派的批评主体充分认识到了建立纯文学的重要性。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京派文学完成了新文学纯文学纯审美的内在要求。 2.京派文学形态 (1)京派小说概观。京派的作家们都在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的世界,这些作

京味儿,三品原文及阅读答案

“京味儿”三品 听台湾人说过,也听香港人和广州人说过,他们喜欢"京味儿"."特别是你们北京的女孩子,说话可真好听呀:'您好,您从哪儿来……"他们会给我学起北京话来,那样子真诚极了,只是凡需要"儿"化的地方都化得不对,譬如说"吃饭",他们竟全说成"吃饭儿".这不仅只是把那个"儿"随便乱放,轻重音不对,一律硬邦邦地把那个"儿"念了出来. 在他们的印象里,北京话里的那个"儿"字,一定是最要紧的,是北京话的全部美丽所在.他们不知道,光学会了"儿",离北京话的精髓还差很远,特别是您再把那"儿"说得跟"儿子"的"儿"一样理直气壮,您就更是南辕北辙. 北京话里,比"儿"更有趣的地方可有的是.譬如夸饰.说这老头儿硬朗,他得说:"这老头儿,硬硬朗朗儿的!"一个双声叠韵,那夸饰的味道就出来了.也有的夸饰用加衬字的办法:"瞧这天儿,灰不拉叽的!""灰",当然是不言自明的,"不拉叽"是什么意思,匪夷所思,不过,不加上,就不是北京人,不加上,他怎么说怎么觉得意犹未尽. 咂摸出了这个味儿,您对"京味儿"的了解才算是入了品. 您要是再往深了咂摸咂摸呢,比这更棒的夸饰,更形象的夸饰当然比比皆是,不过,北京人就得把动词搬上来了.说花香:"嗬,这花,香喷喷儿的!"这还是双声叠的.说:"嗬,这花,

打鼻子香!"香气已非"扑鼻"可比,简直成了金猴奋起的"千钧棒"了.说粪臭"臭气烘烘的"同样最是常见,可北京人好像"语不惊人死不休"似的,说:"臭得挂鼻子,到这会儿还臭呢!"臭气要是不让他用语言给安上钩子,挂到了鼻子底下,不足以言其臭. 能"挂"的,当然也不仅只是臭气."病了脸上可挂灰了啊!"——您瞧,颜色也能"挂"."好嘛,唱得跟马老板似的,真挂味儿!"——这更绝啦,唱腔的"味儿"是什么,你能摸得着吗可人家觉得,唱戏的佳境,就是能把那"味儿",给"挂"住,这比说"绕梁三日,余音不绝"如何? 我不是北京人,可我爱琢磨北京人,当然也爱学北京话.我想,品到了这个份儿上,虽然已愤然而起不错,可好像也只能说是渐入佳境而已,还不能说京味儿的最高境界.京味儿的最高境界,是北京人的思维方式. 譬如,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北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什么 "……是得涨点儿价,老让政府贴钱给咱们,咱不落忍不是?可话又说回来,太邪行了也不行,受不了啊.唉,话又说回来了,怎么着也得挨这一刀,改革吗,不动真的,行吗?……" 北京人爱把事情颠来倒去地想,替人家找辙,替自己宽主."话又说回来了"就是找辙的证明. "……动真的,同事,有受不了的没有?都能受,我怕什么啊!等别人都嗷嗷了,

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

论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 的艺术特色与成就的比较 1934年1月10日,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论海派》一文,无意间引发了一场"京派"和"海派"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偶然,却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诸多基本母题:如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乡土与都市、沿海与内陆等等。其中,“海派”所指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下文所提到的新感觉派。 1 关于“京派”与“新感觉派” 京派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居留或求学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坚守自由主义立场的作家群体,他们追求文学(学术)的自由与独立,既反对从属于政治,也反对文学的商业化,是一群维护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其基本成员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水星》为主要阵地,以沈从文、废名、萧乾、芦焚、林徽因等一批学者型的文人为代表,其中最重要的作家就是沈从文。 而新感觉派是一个小说流派,发端于20年代末,形成于30年代前半期,以《现代》杂志为主要阵地。代表作家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蜇存,其作品多表现半殖民地中国现代都市的畸形和病态生活,刻意描写主观感觉和印象,着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和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人物多具有"二重人格",一部分作品具有心理分析小说的特色,并流露出颓废悲观情绪。因主要受日本新感觉主义的影响,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的新感觉派。 2 “京派小说”与“新感觉派小说”各自的艺术特色 ⑴从写作手法 京派作家的文体都带有一种抒情性。他们小说的文体形态是与他们的叙事态度、价值选择、文化情致相联结而存在的。在叙述中融入诗性的追求,在写实中弥漫着浪漫的气息是京派小说文体的突出特征。沈从文喜欢用“诗的抒情”方式作小说,如《边城》有现实的忧伤,也有桃园般的浪漫,还有水的恬静蕴藉,清丽隽永的诗意扑面而来。废名善用“写绝句的方法”写小说,还常把诗的象征手法移用在其小说中,《竹林的故事》以竹写青春气息,《浣衣母》、《河上柳》以杨柳喻乡村的古朴,《桃园》、《桥》以桃树言理想境界。与诗性追求相应,京派作家往往都有着意境营造的自觉。他们的小说或以景结情,或以象寓意,用空白和空灵构成立体的艺术空间,给读者以极大的想象空间。废名的《四大》等难于区分出是小说还是散文,林徽因的小说笔致活络自由,于看似平淡松散中见出功力。 与京派相比,新感觉派的艺术手法更接近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手法。新感觉派强调主观感受。并运用意识流手法,描写上海这个大都会的现代风景和生活。以刘呐鸥为代表。他15岁赴海外求学,较早就受到现代主义的熏染。他1930年出版的《都市风景线》,被公认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开山之作”。同时,新感觉派小说用有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叠合交错的表达式,来反映都市的繁华和喧哗。以穆时英为代表,其作有南北极》、《公墓》等有“新感觉派圣手”之称。此外,描写手法新颖也是新感觉派艺术手法之一。海派小说不断变换新技巧,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人物的潜意识,表现人物“超我”与“原我”的冲突,显示心理分析的特征。以施蛰存为代表。其心理分析小说堪称独步,并为我国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如《将军的头》、《梅雨之夕》等 ⑵写作内容 京派作家善用创造社身边小说的抒情笔法。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他们逐渐淡化了乡土小说的现实性而向梦幻乡土延伸。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他们努力从中开掘纯朴的人情美、道德美,风俗美,自然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鄂东山野,芦焚的河南果园城

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论.

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论 一、名词解释 1.非理性主义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欧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刷新了西方文明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对宇宙、世界和人的看法。现代科技与现代经济结合,形成了新的经济结构体,人的自由度降低,异化程序加深,西方人在精神上的惶恐,不安加剧。经济的发展另一个结果,使欧洲战乱不,终于在20世纪初爆发了一战,破坏了人们生存的稳定感,也加速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文化的毁灭。俄国的十月革命既给被压迫的劳动者带来希望,也给西方世界带来危机感,总之,欧美社会的现实矛盾使现代西方人动摇了传统的真善美的观念,动摇了宗教信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股非更改思潮在社会中流行,使得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异化,人物有尼采、弗洛伊德等。 2.象征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出法国,在欧美广泛流行,继而在20世纪20~40年代形成具有国际影响的后期象征主义流派,坚持以象征暗示的方法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同时跳出个人情感的小圈子,努力表现社会与时代的总体精神,在创作方法上,从简单象征发展到意象象征,从个别象征发展到普遍象征,以提示普遍的真理,从情感象征发展到情感与理智并举,具有思辨性与哲理性,代表人物有:保尔·瓦莱里《纯诗》,里尔克《杜伊诺哀歌》,艾略特《荒原》等。 3.解构主义 又称后结构主义。其主要理论主张:1.解构中心,否定传统的二元对立论理论,一切绝对的,恒定不定的关系是不存在的,应该是一种无中心的,开放的动态可变的,可以消解或解构的关系。它们之间存在既彼此区分,又相互推延的对立或差异关系。2.解构结构,主张结构的开放性、多元性与任意性。3.解构文本:反对文本的确定价值评定和对终级意义的关怀。4.解构阅读,主张把阅读当作寻求快慰的游戏,强调发挥读者的主观创造性,寻找文本中的歧义点,嫁接上自己的理解以及所需要的内容,使文本内容扩并产生出新的意义。 4.佯谬 看上去是一个错误,但实际上不是,双生子佯谬是狭义相对论中的一个最其名的佯谬,因为按照狭义相对论,运动中的物体中的时间会变慢,当运动达到光速时,时间就停止了,双生子佯谬是晕样的:假设有一对孪生兄弟,其中一个以接近光速运动一段时间返回,他将会比那个没有运动的兄弟看起来年经一些,但实际上从完全相对的角度上说,这个人在运动的时候,他的兄弟也相对运动,那么究竟是那一个更老些呢?或是一样老? 5.阶梯诗: 为充分提示诗人内心的情感世界的丰富性,法国未来主义代表人物何波里奈尔借鉴并发展了阶梯式诗歌格式,将同一句诗中的重点词语分行排列,留下许多空白,让读者去想像补充,加强了诗歌的力度,使诗歌的节奏韵律,意象情感得以更鲜明地表现出来,同时也表现出“阶梯式”排列的形式美。 6.戈多 是法国其名剧作家内克特创作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中的一个没有明确内涵的名词,是一个朦胧的幻影,一个梦魇中的海市蜃楼,戈多虽然没有露面,却是决定人物命运的首要人物,成为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戈多是不幸的人对于未来生活的呼唤和向往。 7.黑色幽默 是20世纪60、7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文学流派,它形成的理论基础是现代主义反理性的种种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最大,它具有独特的艺术创作手法:是特殊的幽默风格;其次是“反英雄式”的人物,再次是“反小说”的叙事结构法;最后是特殊的

《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的文学史意义

2016年2月10日,汪曾祺故居。汪曾祺故居位于高邮市人民路竺家巷9号。人民路是高邮比较古老的路,东西走向,大多为明清建筑。汪曾祺小时候就住在这里,他的文章中所描绘的高邮也大多与这条路有关。他家是一平房,房门上贴着汪曾祺喜欢的名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里仍住着汪曾祺的家人。杨光摄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汪曾祺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多年来,关于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代表作品研究较为充分,近期关于他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大,早期作品正在不断地被发现被阐释,新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 汪曾祺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但难以归类并不是说就不能归类。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就曾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写于1988年的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中,他这么写道:“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汪曾祺认为这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所以当严家炎把他算作最后一个“京派”时,汪曾祺认为这大概跟他读过西南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因为这是他“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基于此,当我得知学者方星霞将汪曾祺纳入文学史的视野、并放在京派文学这个背景下进行研究,写成了《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一书后,便赶紧找来拜读。读后,对我的启发很大。 要研究汪曾祺的小说,从京派这个角度来展开,确实是首选的研究视角。尤其方星霞对京派文学及代表作家特别是废名和京派诗歌理论等多有研究,所以写起京派中的汪曾祺来,真是得心应手。她认为把汪曾祺及其小说置于整个文学史中去考量,从京派的角度来研读汪曾祺的小说是颇有深意的,因为只有从这一点切入,才能反映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反过来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汪氏作品。《京派的承传与超越:汪曾祺小说研究》一书即是为汪曾祺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正名。 方星霞从汪曾祺小说的精神面貌、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探讨了他五十多年来的创作成就和得失,梳理了汪曾祺小说中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并进一步分析了他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从而评价汪曾祺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位置。作者不是以编年的方式从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出发进行研究的,而是从给汪曾祺带来卓越声名的《受戒》着手,继而引入对京派历史和主要成员的简述。在全书中,对京派历史、作品、作家及风格的梳理,虽仅占了很少的篇幅,但细读就会发现作者的用功之深和对京派文学的熟悉程度,也显示着作者的广阔视野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娴熟的综述能力。 对京派历史进行简要阐释,是为了把汪曾祺纳入京派从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汪曾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一节中,方星霞比较具体、有理有据地谈到了汪曾祺与京派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除了作者征引的材料外,我认为至少还有两则第一手材料不得不提。这两则材料都是汪曾祺的书简。在书简中,汪曾祺都很直接地谈到了他对京派的看法。1989年8月17日汪曾祺在回复解志熙的信中说:“‘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当时提‘京派’是和‘海派’相对立的。严家炎先生写《流派文学史》时征求过我的意见,说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笑笑说:‘可以吧。’但从文学主张、文学方法上说,‘京派’实无共同特点。” 认为京派是个含糊不清的概念的汪曾祺,在近两年后,观点就有所改变。改变是从看了始编于1987年、1990年终得出版的《京派小说选》后开始的,这本书的《前言》对汪曾祺的触动很大。在1991年2月22日写给《京派小说选》编者吴福辉的信中,汪曾祺说:“读了你的前言,才对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有一个清晰的理解。才肯定‘京派’确实是一个派。这些作家虽然并无组织上的联系,有一些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谋面,但他们在写作态度和艺术追求上确有共同的东西。” 应该说汪曾祺致解志熙、吴福辉的书简,在谈论汪曾祺与京派关系以及对京派的承传和超越

京味儿文学谁主沉浮_

团结报/2010年/12月/18日/第005版 文化周刊 京味儿文学谁主沉浮? 白脸 何谓“京味儿文学”?概念上如何界定?这个问题文学界多年来一直纠缠不清,据说当年“京味儿文学丛书”编委会给“京味儿文学”归纳了四个特点:(1)作品中必须运用北京语言;(2)运用北京语言描写北京的人和事;(3)作品中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4)发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质。所以说,京味儿文学是地域性文学。 北京,是京味儿文学的发生地,因此京味儿文学其实是对北京文化的一种阐释。京味儿重要特点是幽默大气,以及北京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心理质素。京味儿就是北京特有的传统文化对北京人心理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 “开山鼻祖”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杰作,而且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写成的长篇小说。因此,京味文学“开山鼻祖”之称曹雪芹当之无愧! 曹雪芹是满族正白旗人,五岁时跟家人从南京回到故乡北京城。据多位语言专家研究,《红楼梦》里北京话的运用有以下几个明显例证: (1)第一人称代词运用中,“咱们”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内,“我们”则包括说话人和其他人,但不包括听话人,这种现象为北京话特有。 (2)介词“给”的出现,例如“我转给你瞧”,就是当时北京话独有的特点。 (3)助词“来着”也是清代北京话的特点。例如第三十三回中“当日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着?” (4)助词“呢”也是清代北京话里才有的,例如第二十四回中“老太太可等着你呢!”而在当时其它方言里往往说成“哩”。 (5)表示劝阻或禁止的否定副词“别”也是北京话特有的,例如第四十四回中“你可别多心”。 语言学家认为,具备以上条件的作品就可以确定为北京话写作。 所以,著名的红学家俞平伯曾经评价道:“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而且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 《红楼梦》在语言艺术方面的成就当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这里想说明的是:《红楼梦》是京味儿小说的开山之作,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更是北京文化的记录者。 第一代掌门人:老舍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无可争议的京味儿文学大师。 在老舍先生六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中,有大约四十二年是在北京度过的。(英国还有六年、美国四年。)作为一个出身于满族平民家庭的老北京人,他熟悉北京;热爱北京,他笔下的北京城和北京人是那样的生动鲜活;他笔下的北京方言是那样的准确地道,堪称京味儿文学第一代“掌门人”。 老舍生在北京,又是旗人,因此他的创作深受老北京地域文化的影响。所以他说“那里的人、事儿、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 老舍先生十分重视对北京方言的运用,所以老舍之子舒乙认为:“风格即语言。老舍先生正是以他纯正的北京口语给文学界带来了一种清新的风格。他能用最简单的字、词和文法,去描写最复杂的事物,证明口语体的万能。”(引自《老舍的艺术世界》序) 因此,用京味儿白话写小说、写剧本,是老舍先生一生的艺术追求。他的作品语言准确、平

现实主义时期英国文学概述

现实主义时期英国文学概述 现实主义时期文学(19世纪30年代-1918) 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1819-1901)登基。在她统治时期,英国一度取得世界贸易和工业的垄断地位,科学、文化、艺术出现繁荣的局面。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诗歌表现出与浪漫主义截然不同的诗风,诗人们不再沉湎于主观感情的发泄,而是注重形式的典雅,对诗艺精益求精。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早年从事过戏剧创作,后来专门写戏剧独白。戏剧独白是一种通过主人公的自白或议论来抒发情感的无韵体诗。在《皮帕走过了》(Pippa Passes)、《指环与书》(The Ring and the Book)等作品中,诗人带上"面具",进入戏剧人物内心世界,以其口吻娓娓而谈,语言极为生动,说话者跃然纸上。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哲理诗和叙事诗,诗风凝重、典雅。丁尼生的剑桥挚友哈勒姆溺水而死,对他诗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诗人在挽诗《悼念》(In Memoriam A. H. H)中表达了真切的伤感和悲痛,同时反映了对生活本质和人类命运的思索和忧虑,成为时代的心声。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发展迅速,物质丰富,国力昌盛。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基督教受到科学思想的挑战,日益衰微,在繁荣景象的背后潜伏着焦虑不安的暗流。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在《写于雄伟的卡尔特寺院的诗章》(Stanzas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中揭示了人们的处境:"彷徨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无力诞生。"阿诺德是19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杰出代表,他有关文学与文化的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 与诗歌相比,19世纪英国小说成就更为辉煌。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为他赢得"西欧历史小说之父"的声誉。《密得洛西恩监狱》(The Heart of Midlothian)、《艾凡赫》(Ivanhoe)等小说的特点是讲述卷入重大历史事件的普通人物的故事,并展示导致书中人物所作所为的那些社会力量和历史力量。与此相对照,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则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和细腻刻画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思想。她认为:"一个乡村中的三四户人家是合适的写作对象。"《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爱玛》(Emma)等作品涉及婚姻、爱情、门第和财产,小说结构精巧,人物对话机智,语言幽默含蓄,耐人寻味。勃朗特三姐妹在19世纪英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1816-1855)的《简·爱》(Jane Eyre)是一部关于女主人公克服男性统治社会对女性的种种压制最后取得自主独立的成长小说,浪漫爱情故事的背后包含着严

2020年高中语文 四季京味儿阅读素材

四季京味儿 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小时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找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们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欢迎所有好奇的客人们。 关于北京,首先让我想到的是气味儿,随季节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而言,人像狗。要不为什么那些老华侨多年后回国,四顾茫然,张着嘴,东闻闻西嗅嗅——寻找的就是那记忆中的北京味儿。 冬储大白菜味儿。立冬前后,各副食店门前搭起临时菜站,大白菜堆积如山,从早到晚排起长队。每家至少得买上几百斤,用平板三轮、自行车、儿童车等各种工具倒腾回家,邻里间互相照应,特别是对那些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大白菜先摊开晾晒,然后码放在窗下、门边、过道里、阳台上,用草帘子或旧棉被盖住。冬天风雪肆虐,大白菜像木乃伊干枯变质,顽强地散发出霉烂味儿,提示着它们的存在。 煤烟味儿。为取暖做饭,大小煤球炉蜂窝煤炉像烟鬼把烟囱伸出门窗,喷云吐雾。而煤焦油从烟囱口落到地上,结成一坨坨黑冰。赶上刮风天,得赶紧转动烟囱口的拐脖——浓烟倒灌,呛得人鼻涕眼泪,狂嗽不止。更别提那阴险的煤气:趁人不备,温柔地杀你。 灰尘味儿。相当于颜色中的铁灰加点儿赭石——北京冬天的底色。它是所有气味儿中的统帅,让人口干舌燥,嗓子冒烟,心情恶劣。一旦借西北风更是了得,干军万马,铺天盖地,顺窗缝门缝登堂入室,没处躲没处藏。当年戴口罩防的主要就是它,否则出门满嘴牙碜。 正当北京人活得不耐烦,骤然间大雪纷飞,覆盖全城。大雪有一股云中薄荷味儿,特别是出门吸第一口,清凉滋润。孩子们高喊着冲出门去,他们摘掉口罩扔下手套,—边喷吐哈气,—边打雪仗堆雪人。直到道路泥泞,结成脏冰,他们沿着脏冰打出溜儿,快到尽头往下一蹲,借惯性再蹭几米,号称“老头钻被窝儿”。 我家离后海很近。孩子们常在那儿“滑野冰”,自制冰鞋雪橇滑雪板,呼啸成群,扬起阵阵雪末儿,被风刮到脸上,好像白砂糖一样,舔舔,有股无中生有的甜味儿。工人们在湖面开凿冰块,用铁钩子钩住,沿木板搭的栈道运到岸上,再运到李广桥北面的冰窖。趁人不注意,我跟着同学钻进冰窖,昏暗阴冷,水腥味夹杂着干草味。那些冰块置放在多层木架上,用草垫隔开,最后用草垫木板和土封顶。待来年夏天,这些冰块用于冷藏鲜货食品,制作冰淇淋刨冰。在冰窖里那一刻,我把自己想象成冷冻的鱼。冬天过于漫长,让人厌烦,孩子们

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

第二节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2学时) 一、京派小说的审美追求 “京派”的名称只是一种沿用,指的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当文学的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留在北京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当时也称“北方作家”派。他们是“左联”(包括“北平左联”)之外最重要的文学派别。“京派”没有正式的结社,主要是由几个大学的师生松散组合而成的;但他们有自己的阵地,如《文学月刊》、《骆驼草》、《水星》、《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等。 “京派”作家在思想和艺术倾向上较为复杂;大体上,他们是一面揭露社会的不平,一面又惧怕革命与破坏。他们把人生理想寓于自然美、人性美,尤其是乡土的人情美之中,来与现实的丑相对抗。他们强调文学是作者感受的强烈表现,并有意识地让它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他们,文风自然诚朴,对人生有一种执着的追求,文学修养也比较深厚,并接近人民的生活,有的则直接来自底层。他们反对脱离社会的唯美派文学,但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也不相容。 “京派”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理论、批评方面均颇有建树,且成员众多、人材济济。其中的小说家,除前期的老舍以外,主要是沈从文、废名、凌叔华、萧乾、林徽音及稍后的汪曾祺等。 1、废名早期的短篇集《竹林的故事》,多写乡土,尝试多种手法,具有田园牧歌风味。后转向诗化小说,用唐人写绝句的方法来做小说。多写自然风物,蕴涵禅趣,追求平淡古奥、朴讷静美的审美意境。他往往直接从古代抒情诗文中获得诗意的灵感,构成小说意蕴的核心。文字简省,富于弹性,能够表现较为丰富的内容。他精心锤炼每一单句的完美,联想和想象瞬息多变,却不指示抒情意象之间的联络路径,语言跳荡,趋向生辣晦涩。短篇《桃园》、《菱荡》,长篇《桥》可为代表。 2、凌叔华早年作品《酒后》、《绣枕》等多写绅士家庭的生活情趣和中等人家女儿的梦,长于心理描写。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3、萧乾以忧郁的儿童的眼光,描写人间的不平和世态炎凉(《篱下》、《放逐》、《雨夕》);以“乡下人”的眼光,发现劳动者的苦难和人性的美(《印子车的命运》、《花子与老黄》、《邓山东》);从民族意识揭露宗教、教会的虚伪(《栗子》、《皈依》、《鹏程》)等等,都带有人生、人性忧郁的色彩。长篇《梦之谷》通过爱情悲剧控诉金钱社会和黑暗势力;抑郁缠绵的情感抒发,笼罩了南国山光水色的明丽,成为感伤的抒情诗。 “京派”的特点:人道主义为根基的为人生的创作思想;由文化层面探讨人性、人生和国民性。多写自然风物、纯真爱情、童心、原始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时或对都市上流社会发出讥刺。艺术上化“古”纳“洋”,熔写实、浪漫、记“梦”、象征于一炉,把现代抒情写意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二、新感觉派小说的兴起和特点 1、初期海派:接续鸳蝴派的文学商业性传统。 概说:新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表现市民生活,迎合大众口味;过渡性都市描写,沉醉于物质享受而又有负罪感;“都市男女”主题,性爱小说风尚,表现现代人性的“新式肉欲小说”;重视形式的创新,上海追新猎奇的风貌。 (1)张资平 经济和性的双重压抑主题,彻底的媚俗化。“三角多角恋爱小说家”,显示出海派的驳杂。创作《最后的幸福》《长途》《上帝的儿女们》。 (2)叶灵凤 以感伤恋情小说为起点,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最早的推行者之一。31年后转向对都会女性的

北京的京味文化

北京的京味文化 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又是一座文化积淀深厚的现代城市。 文化虽说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却不是虚无缥缈的,在创造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体现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京味文化具体可以表现为京城传统礼仪文化、京城饮食文化、四合院文化、胡同文化、老字号文化等等。 北京曾为明清时期的都城,北京城特有的食物自然体现了他历史的积淀。北京的饮食文化受明清时期北京都城的影响,在全国各名族之间交流融合,形成包容的北京独特菜系。“北京菜”是由北京地方风味菜,以牛羊肉为主的清真菜,以明清皇家传出的宫廷菜,及做工精细、善烹海味的谭家菜,还有其它省市的菜肴组成,体现了各名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烤鸭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北京著名菜式,由中国汉族人研制于明朝,在当时是宫廷食品。用料为优质肉食鸭北京鸭,果木炭火烤制,色泽红润,肉质肥而不腻,外脆里嫩。 胡同文化石北京的另一个特点。北京胡同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苍桑,它是老北京人生活的象征,是北京古老文化的体现。从网络上的一些资料,可以知道北京许多胡同富有历史意义,胡同也因各种因素而建立和命名。作为元、明、清三代帝都的北京,如司礼监胡同、恭俭胡同(内宫监变音而来)、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钟鼓司胡同、惜薪司胡同、蜡库胡同、瓷器库胡同等等,都是历代内府太监的监、局、司、库,各衙门所在地,显示了当时皇城的范围。从前众多的衙署也遗留下不少胡同地名,如东厂胡同是明代有名的锦衣卫所在地,

是太监残害忠良的地方。南、北太常胡同,是以太常寺而取名。贡院胡同,为明清的考场。许多权贵第宅所在地,也成了胡同名字,如李阁老胡同,《长安客话》说李东阳的居住所在武定侯胡同,为永乐年间功臣郭英的住宅所在。汪家胡同原清雍正、乾隆时宠臣汪由郭的居住所在。同时,手艺好的手工业者、买卖公道的商贩,也因居所被人叫熟,慢慢形成了胡同。如刘兰塑胡同、磨刀儿胡同、粉房刘胡同、豆腐陈胡同、沙锅刘胡同等。甚至一般老百姓名字也成了胡同的名称,如王老胡同、石老娘胡同、宋姑娘胡同,等等,据说这类以贫贱者命名的胡同大大超过权贵者命名的胡同,这是北京胡同名称值得称道的地方。

外国文学 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第九章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第一节概述 (一)、欧美现实主义文学 一、历史文化背景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联的出现; ★20、3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促成了20世纪文化观念的急速变化。 ★哲学流派非常活跃,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另外,文艺批评新流派如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等所尊奉的思想观念也造成了广泛影响。 二、基本特征 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仍然是作家们的重要思想武器。 作家们始终坚持真实性这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 频频出现“长河小说”,这种多卷本小说能够较好地反映每个历史时期的变迁。 描写重点的内向性和主观化,艺术形式上的不拘一格和兼容并蓄。 人物塑造上强调性格的多重性,淡化典型性格描写。 三、发展概况 1、英国:加强了对英国社会的保守性和虚伪性的批判,具有一种冷峻地直面人生的特点。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高尔斯华绥:(1867—1933)代表作长河小说《福尔赛世家》(1932) 萧伯纳:(1856—1950)英国最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戏剧家,代表作《巴巴拉少校》(1925) 戈尔丁:(1911—1993)“寓言编撰家”,代表作《蝇王》(1983) 20世纪上半叶最有创作个性也最有争议的作家:劳伦斯(1885—1930) 跨越两个世纪:康德拉(1857—1924):“航海小说” 毛姆(1878—1965):《人生的枷锁》“英国的漠泊桑” 福斯特(1879—1970):《小说面面观》 讽刺小说:乔治·奥维尔《一九八四》 赫胥黎《奇妙的新世界》 20世纪下半叶新一代作家:格林、艾米斯、戈尔丁 2、法国: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1915 法郎士:《诸神渴了》1921 马丁·杜伽尔:长河小说《蒂博一家》1937 安德烈·纪德:《伪币制造者》1947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心理现实主义大师《蝮蛇结》1952 20世纪下半叶:玛格丽特·杜拉斯:《琴声如诉》、《情人》

《西方现代派文学》考试大纲

《西方现代派文学》考试大纲 华东师范大学自学考试办公室编 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组编 2008年7月版 Ⅰ、课程性质及其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一、本课程的性质与设置的目的 《西方现代派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的选修课。 本课程以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发展为基本线索,着重研究欧美各国现代派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和主要作家作品。它的主要学习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现代派文学总体的理论探讨,如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的问题,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异同问题等等;二是一些主要流派如未来主义、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现代派文学的缘起、发展概况和基本特征;三是一些代表性作家的主要作品的主题和艺术特色。本课程的特点是知识性、形象性和理论性并重。 本课程的设置目的是使自学考试者系统地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的流派的特点,把握重点作家及其代表作的精要之处,进而探索西方现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藉此扩大自学考试者的文学视野,提高学员的文学素养,培养学员鉴赏和分析西方现代文学作品的能力。 二、本课程的基本要求 要求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为理论基础,适当参考现代西方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模式,来阅读、分析、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进而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的流派的特点,对重点作家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评析和合理的阐释。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 本课程是《外国文学史》课程的延续,是对《外国文学史》中有关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内容的拓宽和加深。本课程也是学习《西方文论选读》课程的基础之一。 Ⅱ、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概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概论部分的学习,了解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二、课程内容

京派及地域文学的文化意义

2010年9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Sep.,2010第39卷第5期Journal o f Shaanx i N or m a lU n i versity(Ph il osophy and So cia l Sciences Editi on)V o.l39N o.5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京派及地域文学的文化意义 刘 勇, 李春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北京100083) 摘 要:地域文学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这一问题中还有很多关系并未梳理清楚。京派文学界定的歧义恰恰说明了文学流派及地域文学形成和发展的种种复杂因素。文学流派与地域文学更重要的资源是文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地域性与全球性的复杂关系、稳定性与流动性的多层互动、文学性与文化性的多重交叉。地域文学的研究空间和着重点,应该向文化方面拓展,应该更关照文化的复杂性所形成的意义,既不能就文学谈文学,也不能简单地把地域文化看作是地域文学的惟一参照,文化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地域性。 关键词:京派;地域文学;地域文化;全球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0)05-0030-07 收稿日期:2010-05-09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08A b H114) 作者简介:刘勇,男,江苏南京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春雨,女,吉林辽源市人,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副教授。 作为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较之前些年海派文学研究的丰富成果而言,京派文学在近几年内引起了学术界比较集中的关注,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是,无论京派还是海派,越是对它们深入研究,越是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它们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而存在的,它们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思潮,尤其是文化底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文学流派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体现出地域文学的某些特质,它们还有新的研究空间,这就是文化资源的开掘与发现。京派与海派文学更加深厚和丰富的资源在于文化,京派与海派得以不断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的创新与流变,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重新探究作家作品的意义,重新进行地域文学及文学流派的定位,重新梳理文学史与学术史的脉络,都有着新的重要的启发。 在此,首先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包括京派、海派文学在内的地域文学研究的主要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单个作家作品和社团流派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基础,因此地域文学研究明显地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其中以湖南教育出版社在1997年推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系列丛书为标志性成果,包括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等。此外,与之相关的成果还有陕西文学与三秦文化!研究、齐鲁文学!研究、吴越文学!研究、闽粤文学!研究、燕赵文学!研究以及京派与海派文学!研究等等。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文学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充分注意到了文学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点,拓展了文学的视野,丰富了文学的内涵。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出地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失,甚至可以说是偏颇,这就是将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对应起来,过于强调一方水土与一方文学的固有关系。而事实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是异常复杂的,这种关系不仅有相对程度的稳定性,而且还有相当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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