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体裁常识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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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是晚清的一个小说流派。是在1900年以后繁盛起来的。清政府镇压了“戊戌变法”，出卖了义和团，内政反动腐朽，外交软弱无能，使国势衰微到了极点。具有不同程度改良思想的作家纷纷通过创作小说来抨击政府和时弊，提出挽救社会的主张。鲁迅概括这类小说的特点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中国小说史略》)，故称之为“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的题材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官场、商界、华工、女界、战争等各方面，以写官场最为普遍。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即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和曾朴《孽海花》，主要内容也都是写官场的。

谴责小说为了适应报刊连载的需要，缺乏较充裕、完整的构思和写作时间，因此小说的结构不够严密，多属联缀短篇成长篇的性质，缺乏贯串始终的中心人物。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九死一生，《老残游记》里的老残，《孽海花》里的金雯青、傅彩云，虽是贯串全书的人物，但更多起着联缀故事的作用，缺少完整的典型塑造。在表现手法上，“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缺乏含蓄，描写夸大失实，一些内容成为“话柄”。但鲁迅称赞《老残游记》“叙景状物，时有可观”，《孽海花》“文采斐然”，个别小说如《九命奇冤》还受西方翻译小说的影响，用倒叙法来交代事情的前因后果。这些小说突破了传统的文艺藩篱，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什么叫“章回小说”？

章回小说，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整。这种形式由萌芽到成熟，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

“章回”的“回”的意思是“次”。宋元说话人演说长篇故事，非一天一场所能了结，每场讲演一段，为了吸引观众，讲到紧要关头，就宣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下回，也就是下一次。因为每场讲演的时间大致相同，所以每回故事的长短也大致相等。所以，宋元时期的说话人据以讲唱的底本，也就是长篇话本，已具有章回小说的雏形。长篇话本由于故事内容复杂，篇幅较大，为了讲述的便利，就有了分卷分目的必要。如《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乐毅图齐》，分为上、中、下三卷，各卷又依故事内容，分立若干小题目。这就是最早的小说分回形式。

元末明初，出现了一批文人作家根据话本加工、再创作的长篇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这些小说各分为若干卷，每卷又分作若干则，每则各有题目，如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分为24卷，240则，每则的篇幅大致相等，各用整齐的七言单句作标题。这时小说的回目虽没有正式创立，但章回

小说的体制已大体形成。

到明代中叶，小说的回目正式创立，标明“李贽评吴观明刻本”的《三国演义》，改240则为120回，它的时代虽难断定，但明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刻本《水浒传》，已取消了卷数，直接标目为“回”，又加上了对偶的双句回目。这个时期创作的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词话》等，都分回标目，只是有的回目用单语，有的回目上下句往往对仗不工。明末清初，回目采用工整的偶句，逐渐成为固定的形式。自此以后直至近代，中国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普遍采用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并常为文人创作和加工的短篇话本所采用。

什么叫“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所采用的一种专门文体。又叫制艺、制义、时艺、时文(相对于古文而言)、八比文等。它要求文章必须有四段对偶排比的文字，总共包括八股，所以称八股文。“股”或“比”，都是对偶的意思。

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不一定要求对仗排偶。但有的考生不自觉地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更为兴盛，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直到戊戌变法后，才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的基本特点，大致为以下几方面：1、题目一律用《五经》、《四书》中的原文。2、内容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3、体裁结构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等部分组成。

八股文的字数也有限定。明初制度：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清康熙时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书写亦有格式。

明清两代，八股文是几乎所有官私学校的必修课。从童试到乡试、会试都要用它。不会写八股文，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就难以做官。而八股文的惟一用途，即在于应付科举，此外毫无实用价值。明清时期许多有识之士，均对八股文深恶痛绝。它最后终于被废弃，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

汉赋是一种怎样的文体？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西汉、东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它的主要特点是“不歌而诵”，适宜于口诵朗读。它的抒情成分少，着重铺叙和描写，接近于散文;行文时又往往韵散间出，具有半诗半文的性质;在篇章结构上，则多采用问答的形式。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是所谓“骚体赋”，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枚乘的《七发》等。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班固的《两都赋》等。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等。

尽管散体大赋有其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的弊病，在中国文学史上，汉赋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它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辞句以及技法方面，在促进文学观念的形成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什么叫“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的一个散文流派。创始人是方苞，继承发展者很多，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桐城派”。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方苞拿来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应当崇尚“雅洁”，反对俚俗和繁芜。刘大櫆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提出“因声求气”说，探讨了散文的艺术性。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强调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他还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

桐城派的文章一般不用骈句，不罗列材料，语言通畅清顺，很有特色。代表作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

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除方、刘、姚外，还有方氏门人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

什么是“玄言诗”?

玄言诗，指盛行于东晋的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中国文学史上所谓的“玄言诗”，就它特殊的界定含义来说，乃指产生于东晋中期，并在作品中间大量敷陈玄学义理，以致造成其内容与当时流行之清谈混同莫分的诗歌。与这类作品相伴随着的那股创作潮流，是东晋玄谈引发出来的消极结果，纵尝一度笼罩诗坛，然又明显带有后续力不足的征候，反映了当时士流力图将玄理简单地移植到诗歌里面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玄言诗盛行时间不长，旋即淹没在山水诗推逐竞涌的潮头中间。

玄言诗着重表现玄理，题材偏狭专门，但并非绝不旁及其它方面的内容。它们时而兼包某些自然景物描摹，于中宣泄诗人的遗世情思，因此被个别研究者认为是山水田园诗发生、形成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逻辑环节”。倘论及其基本特征，则总是以述说形而上的玄虚哲理为其主要职志，从本质上看，玄言诗是属于谈论至道本体的哲学诗。它们将理旨的推演置于首要地位，黜落寻常、直观的形象绘写，因其语意晦涩，令人不堪卒读。

这种屡为后人诟病的诗风，大兴于东晋玄学清谈的高潮当中，上踵南渡初际游仙诗的尾闾，下启义熙以还山水诗之端绪，自东晋成帝咸康年间起，前后约风靡了六、七十年左右。此中牵涉到的作家，包括王、谢、桓、庾、许、孙、张众多名门胜流，兼有不少僧徒介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则是许询、孙绰和支遁。他们沆瀣一气，递相仿效，共同推演出了一个诗歌崇尚玄理、举陈要妙的局面。

魏晋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为了全身远祸，往往托意玄虚。到了西晋后期，这种风气逐步影响到诗歌创作。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佛教的盛行，使玄学与佛教逐步结合，许多诗人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文心雕龙·时序》篇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这是说，当时的诗歌几乎都是以《老子》的思想为宗旨，赋则成了《庄子》的注释。《世说新语·文学》篇也说其时“佛理尤盛”。

这个诗派的出现，虽然反映了魏晋玄学对文学的影响，但其实质则与王弼、何晏、阮籍、嵇康等早期玄学家不尽相同。西晋后期，玄学已成为门阀士族的思想理论，这种理论与佛教思想结合之后，突出体现了当时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精神状态。孙绰、许询是玄言诗人的代表。由于玄言诗大多数“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缺乏艺术形象和真挚感情，文学价值不高，所以作品绝大多数失传。现存孙绰诗12首、许询诗3首。此外，谢安、王羲之等所作的《兰

亭诗》，也是典型的玄言诗。由于魏晋玄学提倡“得意忘象”，所以自然景物也往往作为领略玄趣的对象出现在玄言诗人的笔下。其中一些诗句写得较有文采，如孙绰的《秋日》，许询也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的写景佳句。谢灵运写的很多夹带玄言的山水诗，和陶渊明一些诗所创造的恬淡意境，也可以看出玄言诗的影响。

汉赋是一种怎样的文体？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西汉、东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它的主要特点是“不歌而诵”，适宜于口诵朗读。它的抒情成分少，着重铺叙和描写，接近于散文;行文时又往往韵散间出，具有半诗半文的性质;在篇章结构上，则多采用问答的形式。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是所谓“骚体赋”，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枚乘的《七发》等。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班固的《两都赋》等。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等。

尽管散体大赋有其华而不实、矫揉造作的弊病，在中国文学史上，汉赋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它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辞句以及技法方面，在促进文学观念的形成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诗仙”、“诗圣”、“诗佛”、“诗鬼”指哪几位诗人？

“诗仙”指李白，“诗圣”指杜甫，“诗佛”指王维，“诗鬼”指李贺。这些称谓都是后世人们所起。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他的诗今存900多首，如《梁甫吟》、《侠客行》、《行路难》、《古风》、《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他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

泣鬼神”的艺术魅力，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他还擅长运用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等诗句。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尊称为“诗圣”。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他一生写下了1000多首诗，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杜甫诗歌的风格可以概括为“沉郁顿挫”，这里的沉郁是指文章的深沉蕴蓄，顿挫则是指感情的抑扬曲折，语气、音节的跌宕摇曳。杜诗语言平易朴素、通俗、写实，却极见功力。

王维(701年—761年)，字摩诘，唐代杰出的诗人、画家。他在中年以后日益消沉，常常以佛理和山水寄托怀抱，也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因此后人称他为“诗佛”。他的诗今存400多首，其中的山水田园诗主要是写他隐居终南、辋川的闲适生活和山水风光。无论是雄奇壮阔的景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是细致入微的自然物态，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他都能以对大自然敏锐的感受，抓住自然的色彩、声音和动态，或素描，或刻画，挥洒自如，意境独到。古人概括王诗艺术特色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语言则清新凝炼，朴素中见华采。

李贺(790年—816年)，字长吉，晚唐诗人，一生体弱多病，27岁逝世。今存诗242首。他的诗作有讽刺黑暗政治和不良社会现象的，如《秦王饮酒》、《猛虎行》、《金铜仙人辞汉歌》;有发愤抒情的，如《开愁歌》、《致酒行》、《浩歌》等;有写神仙鬼魅的，如《梦天》、《天上谣》、《古悠悠行》等;有咏物等其它题材的，如《李凭箜篌引》、《马诗二十三首》等。李贺诗的艺术特色是想象力非常丰富奇特，句锻字炼，色彩瑰丽。如“羲和敲日玻璃声”、“酒酣喝月使倒行”、“银浦流云学水声”等匪夷所思的奇语，比比皆是。据统计，他的作品中出现“死”字20多个，“老”字50多个。尤其是写神仙鬼魅的作品，常常让人感到幽灵出没，阴森可怖。因此，后人称李贺为“诗鬼”。

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

李清照(约1084年—约1155年)，号易安居士，是诗、词、散文皆有成就的宋代女作家，但她最擅长的、成就最高的还是词，是“婉约派”的代表词人。

李清照经历了南北分裂之乱，在南渡前后，她的词风变化很大。南渡前，

李清照的词多描写少女、少妇的闺中生活，如《如梦令》、《怨王孙》两首词，于轻快活泼的画面中见作者开朗欢乐的心情和轻松悠闲的生活。《醉花阴》中含蓄地述说闺中的寂寞和对爱情的向往。《凤凰台上忆吹箫》、《一剪梅》等小词也都是她的闺情名篇。

南渡后，生活的苦难使她的词风趋于含蓄深沉。《菩萨蛮》、《念奴娇》、《声声慢》等词表现了词人长期流亡生活的感受。《永遇乐》在这类词中为代表之作。元霄佳节，词人远离那些香车宝马之邀，独自品尝战火后的凄清，这首词中，她已从自怜漂零之苦进而担忧现实的隐患了。到了《渔家傲》一词，虽然还有无所归处的痛苦感慨，但激昂的格调已表达了词人欲摆脱苦闷、追求自由的愿望。

李清照词风婉约，她的艺术特征表现在：

1、善于抒情造境。她善于把强烈的感情熔铸在艺术形象里，造成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她还善于从描绘一段情节、一个思想曲折中，显示出感人的意境来，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

2、造语浅显新奇。李词语言既浅显自然，又新奇魂丽，富于表现力。她的词用典不多，却善于运用口语、市井俗语，使词写得明白而家常。李词的音节和谐，流转如珠，富有音乐美，如“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等。

“三言二拍”指哪几部书?

“三言二拍”是明代冯梦龙(1574年—1646年)的“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和凌蒙初(1580年—1644年)的“二拍”(即《拍案惊奇》初刻和二刻)的合称。

“三言”所收录的作品，无论是宋元旧篇，还是明代新作和冯梦龙拟作，都程度不同地经过冯梦龙增删和润饰。这些作品，题材广泛，内容复杂。有对封建官僚丑恶的谴责和对正直官吏德行的赞扬，有对友谊、爱情的歌颂和对背信弃义、负心行为的斥责。更值得注意的，有不少作品描写了市井百姓的生活，如《施润泽滩阙遇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在这些作品里，强调人的感情和人的价值应该得到尊重，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婚姻原则，与封建礼教、传统观念是相违悖的。这是充满生命活力的市民思想意识的体现。

“三言”中的优秀作品，既重视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和细节丰富，又调动了多种表现手段刻画人物性格。它的刊行，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标志着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民族风格和特点已经形成。

“二拍”的有些作品反映了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如《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写商人泛海经商事，可以看出明末商人们追求钱财的强烈欲望，《乌将军一饭必酬》、《叠居奇程客得助》等重视商业描写，在以往的短篇小说中非常罕见。有些作品提出在爱情婚姻生活中要求男女平等的观点，如《李将军错认舅》描写了刘翠翠和金定忠贞不渝的爱情。先是翠翠迫使父母放弃“门当户对”的习俗陈规而和金定结合，后翠翠被李将军虏去作妾，金定又历尽艰辛，终于找到了翠翠。但迫于将军权势，不得以夫妻相认，最后以双双殉情来表示他们之间的至死不渝的感情。

“二拍”善于组织情节，因此多数篇章有一定的吸引力，语言也较生动。但从总的艺术魅力来说，它比“三言”差得多。

什么是“新诗”？

新诗，是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

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诗歌(包括诗、赋、词、曲等)曾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到了近代，古典诗歌的创作逐渐走向僵化，“滥调套语”充斥，“无病呻吟”的倾向相当普遍。古典诗歌所使用的词汇与现代口语严重脱节，它在形式上(包括章法句式、对仗用典以及平仄韵律上)的种种严格限制，对诗歌表现不断变化而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造成极大的束缚。因此，新诗革命成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先开始的、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诗草创阶段的努力，以废除旧体诗形式上的束缚，主张白话俗语入诗，以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为主要内容。因此，当时也称新诗为“白话诗”、“白话韵文”、“国语的韵文”(钱玄同《〈尝试集〉序》、胡适《谈新诗》、康白情《新诗底我见》)。1917年2月，《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白话诗词8首，是中国新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第一本用白话写的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而最早从思想艺术上显示一种崭新面貌，并为新诗地位的确定做出重大贡献的，是郭沫若的《女神》(1921年)。

新诗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外国诗歌较大的影响。这对新诗艺术方法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许多诗人在吸取中国古典诗歌、民歌和外国诗歌有益营养的基础上，对新诗的表现方法和艺术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产生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多种艺术潮流，出现了自由体、新格律体、十四行诗、阶梯式诗、散文诗等多种形式。众多诗人的探索和一些杰出诗人的创造，使新诗逐渐走向成熟和多样化。从五四运动以来，新诗一直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

什么是“宫体诗”？

宫体诗，指南朝梁后期和陈代所流行的一种诗歌流派。

“宫体”之名，最早见于《梁书·简文帝纪》对萧纲的评语：“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另据《梁书·徐摛传》记载，宫体诗是徐摛开创的一种诗体。徐摛在萧纲封晋安王时，就跟他做侍读，一直到萧纲封太子时。这种诗体影响到太子宫的学士，萧纲学它，庾信、徐陵等学士也学它，因流行于太子宫，所以称为宫体诗。

其实这种风格的诗歌，自梁武帝及吴均、何逊、刘孝绰已有萌芽。宫体诗的主要作者是萧纲、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一些文人，如徐摛、庾信、徐陵等，陈后主陈叔宝及其侍从文人也可归入此类。

历来对宫体诗的批评，多以为其中有不少以写妇女生活及体态为内容，其实宫体诗内容并非限于妇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咏物之作，即使写妇女生活的作品，格调低下的也只占少数。总的来说，宫体诗的情调流于轻艳，诗风比较柔靡。实际上被称为宫体诗人的萧纲、萧绎等人，也写过不少清丽可读的诗作。

从诗歌发展史上看，宫体诗起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隋及唐初的诗风流于靡弱，多少是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更趋格律化。据有的学者统计，宫体诗中符合律诗格律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基本符合的数量尤多。这说明宫体诗对后来律诗的形式，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它用典多、辞藻艳丽的特点，对后世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唐代李贺和李商隐的诗，显然曾吸取过宫体诗的某些手法。

什么是“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指汉魏六朝时期带有神怪色彩的小说，它们多数来源于巫和方士的奇谈怪论。

汉代以后，道教和佛教逐渐盛行，鬼神迷信的说教广为流布，所以志怪的书特别多。六朝作品中就有不少以“志怪”命名的。如祖台之的《志怪》、曹毗的《志怪》、孔约的《孔氏志怪》等(“志怪”一词出于《庄子·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现代作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就专门列了《六朝之鬼神志怪》上下篇。

志怪小说可以举干宝的《搜神记》作为代表。现存20卷，是明朝人重新辑集的残本，还混入了一些可疑的篇章。该书收集了许多晋朝以前的神怪故事，成为一部汇编性质的小说集。其中一些优美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如《董永》、《三王墓》、《韩凭妻》等，长期在民间流传，有的还曾编成戏曲和白话小说。

志怪小说比较完整的还有相传是陶渊明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刘敬叔的《异苑》、吴均的《续奇谐记》等。其他的书大部分都散失了，只有一部分佚文收集在《古小说钩沉》里。

不过，当时人并不把它当作小说来写，如干宝《搜神记序》说，他写书的目的是用来“发明神道之不诬”，就是说在他看来神是实有的。所以，当时人把这类志怪书当作历史著作。现在我们把志怪杂传称作小说，一方面是参照了宋朝以来书目的分类法，另一方面，也是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源流来看的。因为正是从六朝的鬼神志怪里，孕育出了唐代的传奇小说(唐代传奇当然还受了史传文学的影响)，如《古镜记》、《枕中记》、《柳毅传》等就是志怪故事的新发展，而唐代传奇才是中国小说发展成熟的标志。

什么是叫“骚体诗”？

骚体诗，就是指《离骚》一类的诗。骚体，也称为楚辞体。它起于战国时的楚国，是屈原创立的。屈原以及其他诗人用这种文体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类作品富于抒情成分和浪漫气息，篇幅、字句较长，形式较自由，句尾多带“兮”字。

较之屈原以前的诗歌形式，骚体诗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句式上的突破。屈原创造了一种以六言为主，掺进了五言、七言的大体整齐而又参差灵活的长句句式。这是对四言体的重大突破。

二是章法上的革新。屈原“骚体”不拘于古诗的章法，放纵自己的思绪，或陈述，或悲吟，或呼告，有发端，有展开，也有回环照应，脉络又是极其分明的。

三是体制上的扩展。屈原以前的诗歌大多只是十多行、数十行的短章。而他的《离骚》则长达372句、2469字，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长篇体制。

什么是“骈体文”？

骈体文，产生于魏晋时代，在六朝广为流行。

可以举六朝作家庾信的一篇作品为例：

谢赵王赉白罗袍裤启

某启：垂赉白罗袍裤一具。程据上表，空谕雉头;王恭入雪，虚称鹤氅。未有悬机巧绁，变缪奇文，凤不去而恒飞，花虽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暂暖，弃百结之长寒。永无黄葛之嗟，方见青绫之重。对天山之积雪，尚得开衿;冒广厦之长风，犹当挥汗。白龟报主，终自有期;黄雀谢恩，竟知何日?

这是庾信为了答谢北周赵王招赐给他一身棉衣而写的一封信。这在六朝骈文中属于短篇，却是一篇典型的骈体文章，可以从中看到这种文体的一些特点：

1、全篇文章都是用对偶句组成。这篇文章除“某启”下一句是散句外，都可以分为上、下联，而且字数、结构和词性完全对称，如“程据”对“王恭”(人名)，“千金”对“百结”(数字)，“白龟”对“黄雀”(动物)。

2、对偶句用四字句和六字句组成。初期骈体文，以四、六字句为主，其中也往往掺杂五、七字句。齐梁以后，特别是唐宋以后，“四六”的格式就定型化了，骈体文因此也叫“四六文”。

3、在声韵上，骈体文可以分为韵骈文和无韵骈文两类。骈体文讲究平仄，是从齐、梁开始，而形成于盛唐，唐以后在格律上更加严格。

4、在用词上注重藻饰和用典。所谓用典，就是援引古人、古事和古人的话来加强论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古已有之。在庾信这篇不到二十句的短文，就用了八个典故。如“白龟报主”，用的是《幽明录》中，邾城人买龟放生，后来得到善报的事。

骈体文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从古代文学中的一种修辞手法逐渐发展形成。作为一种新文体，在当时对它还没有一个正式和固定的称呼。“骈文”、“骈丽文”的名称，是在唐代以后才有的。

什么是宋元话本？

宋元话本，是宋元时代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包括小说、讲史、说经等说话艺人的底本，但诸宫调、影戏、傀儡戏的脚本也可以称作话本，还有人把明清人摹拟小说话本而写的短篇白话小说统称为话本。

宋元话本有各种不同的家数和名称。小说家的话本称作小说，都是短篇故事。讲史家的话本称作平话，一般篇幅较长，讲的是历史故事。还有称作诗话的，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但有的书并不标明体裁。话本的文字详略也有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种类型。繁本是语录式的或经修订加工的底本，语言通俗流畅，接近口语。简本是提纲式的资料，只记下一些故事梗概，往往是从传奇文和笔记小说中摘录下来的，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蓝桥记》就是裴铏《传奇》中《裴航》故事的简写。现存宋元话本，无论小说还是平话，

多数是简本，有些明代所刻选本所收的小说，大约经过后人的加工整理，在艺术上比较完整。

话本是民间说话人的创作，既具有口头文学清新活泼的特色，又发扬了志怪传奇等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突出的成就。因此，宋元话本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明清的白话小说主要是在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文学名著都是宋元话本继续发展的产物。

什么是金元散曲？

金元散曲，指的是金元时期的小令和套数。小令和词调同源，是一支支独立的曲子;套数则源自宋金时期的说唱诸宫调，是由多只曲子依照一定的调性组织起来的。

据近人隋树森《金元散曲》统计，元散曲有作者160多人，小令3800多首，套数400多套。代表作家是马致远，如他的《天净沙》小令：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它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寥寥几笔，勾画出一些富有特征的事物，渲染了一种萧瑟凄清的意境，寄托关山行旅的凄苦心情。

散曲有三种体裁：一是小令，跟词里的小令基本相同，不过几乎全是单调的;二是套数，它是根据不同的调性如“黄钟”、“南吕”、“双调”等组织起来的;三是带过曲，是从套数里摘出来两支或三支连唱的曲调。

与词调相比，散曲有自己的特点：一是在正格之外可以加衬字。如“莺花寨埋伏的紧，但开旗决赢，谁敢共俺娘争?”其中，“的”、“但”、“谁”都是衬字。加上这些衬字后，更加接近口语，显得更为生动。二是平仄合押，用韵更密，不论朗诵或歌唱，都更加动听。三是不避字句重复，因此，散曲的风格一般要比词泼辣、奔放。

什么是“敦煌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是指唐代敦煌通俗文学中的一类作品，包括敦煌遗书中的“敦煌曲”、“曲子调”、“俗曲”、“小曲”、“曲子”、“词”等。它们符合倚声定文、由乐定辞的原则，都能被之管弦发声歌唱。

敦煌曲子词大都来源于民间，比较真切地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其中描写征战的歌辞，一方面揭示了连年征伐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如“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另一方面又歌颂了边塞将士驰骋疆场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如“丈夫气力全，一个拟当千，猛气冲心出，视死亦如眠”。对妇女生活和爱情的描写也是敦煌曲子词的重要内容，这些作品往往倾诉被侮辱被损害女性的反抗心声，表达她们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如“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这种率直地表示海枯石烂心不变的情怀，是很质朴动人的。还有一些作品反映商贾、旅客、雇工们的不同命运，题材丰富，语言通俗，大都充满了民间生活气息。“抒情的作品，缠绵坦率，幽思洋溢;一般的作品，信口信手，出语自然，所表现的所含蕴的是何等的真实，又是何等的丰富”(阴法鲁语)。

敦煌曲子词在中国词曲的发展史上构成了重要的一环，是汉魏六朝乐府诗过渡到宋元词曲的桥梁，为五代两宋词的兴盛繁荣开辟了道路。

什么叫“乐府诗”？

在中国中古时期的汉魏两晋南北时代，中央政府一直设置着管理音乐和歌曲的专门官署乐府，负责采集和编制各种乐曲，配诗演唱。这些配乐演唱的诗歌，就称为“乐府诗”，也简称“乐府”。

现存乐府诗数量众多，其中有不少是采录的民间歌谣，更多的是文人作品。乐府诗原是配合音乐的，但后来许多文人作品，只是用乐府体写作，并不配乐。唐代的新乐府辞便是如此。

汉武帝设立乐府，采集各地风谣，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重要作用。两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相当广泛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具有真挚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活泼生动的艺术形式，虎虎有生气，因而对后代的乐府民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诗人如鲍照、杜甫、白居易、元稹、皮日休等，都写过不少优秀的乐府诗。

在体式上，乐府诗以五言为主，兼有七言及杂言。句式比较灵活自由，语言自然流畅，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生活气息非常浓厚。

“词”可以配合音乐歌唱吗？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体诗。

隋唐时代，中国的音乐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军事、通商、传教、

文化交流等种种原因，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大量传入中原地区，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进入上层社会和宫廷，以至“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这些外来音乐和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了燕乐。燕乐与传统的“雅乐”相对而言，被称为“俗乐”。它是当时传播最广、最有群众性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抒情音乐。在唐代享宴所用的燕乐中，有222曲。这些音乐歌舞，演奏时有声有词。因为乐曲变化多端，自然须要有长短错落、抑扬婉转的歌词与之配合，这样就有了严格意义上的词。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崔令钦撰《教坊记》，总结开元、天宝年间的燕乐盛况，记录了当时的名曲、大曲名324种。

词有种类繁多的词调或词牌。据清代万树《词律》收集整理，列出660调。后来陆续有人补辑，总共在1000调以上，其中常用的大约只有100多个。

唐代曲子词最早流行于民间，文人填词的风气始于唐中叶，之后填词的文人逐渐增多。宋以前词人填词，要求合乎音乐曲调，又要求合乎严格的格律。宋代以来，由于许多词人只懂格律不懂音乐，他们只是按照格律填词，这样词就走上了和音乐脱离的道路。因此，后来的词就不能配乐歌唱，逐渐成为一种单纯的诗歌形式了。

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

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常见的体裁。其中的“言”指字，比如从形式上说，四言诗也就是四个字为一句的古诗。

四言诗是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如《史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宋城子讴》、《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可见，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是娱乐场合还是祭祀场合，最流行的诗体是四言诗。

春秋时期以后，四言诗逐渐衰落，但仍有不少诗人写作四言诗。如三国时期的曹操父子，魏末的嵇康，西晋的陆机、陆云，东晋的陶渊明等。同时，也出现过若干佳作，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人们至今吟诵不绝。

五言诗起源很早，《诗经》里就有一些五言诗句，但它的正式兴起，还是在汉代。汉初的《戚夫人歌》后四句是五言，西汉中后期的乐府民歌，如《汉书·五行志》所载的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也是一篇完整的五言作品。相对于四言诗，五言诗虽然只是增加了一个字，但它增加的是整整一个节奏，因此，句中的容量就大不少，表现功能也强得多，并且给诗句的变化提供了更多余地。

在东汉，无论民间歌谣还是文人创作，都有了长足发展。《饮马长城窟行》、《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等乐府民歌，都是一些令人注目的作品。班固则是最早从事五言诗写作的文人，他的《咏史》，五言十六句，显示了文人学习民间新诗体之初的现象。后来，又有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诗》、郦炎《见志诗》等产生。到汉末，随着“古诗十九首”的出现，五言诗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从建安时期开始，五言诗压倒了四言诗，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

七言诗的起源也很早，在《诗经》中也有一些七言句，如“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等。到战国晚期，就有以七言为主的劳动歌。荀子的《成相辞》就是采用民歌的体式和腔调。西汉后期的一些谣谚和乐府歌辞，如“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等，都是以七言为主。东汉的张衡写过一篇《四愁诗》，是最早的文人七言作品。之后的曹丕写了《燕歌行》，一般被认为是第一篇成熟的七言诗。魏晋时期，比起五言诗而言，七言诗不受重视。直到初唐，七言诗才逐渐兴盛，产生了许多佳作，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

七言诗字数比五言、四言多，一句可以表达比较复杂、完整的意思，声调更加舒缓、悠长。唐代以后，五言诗和七言诗成为主要的诗体，四言诗趋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