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中的历史人物

巨型油画《开国大典》上的历史人物

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80年代的天安门对公众开放。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里，挂着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董希文创作的那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巨型油画《开国大典》。这幅堪称新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油画杰作，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画库里。

油画《开国大典》上中心的人物是毛泽东，在一届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当选的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凭任何人的意志和愿望造成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有很长一段，中国面临着三种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民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中的多数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新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说，在政治上，它将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性质，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性质，毛泽东早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就作过论述，“政治上，是实行以工人阶级领导的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闭幕这一天，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三年多来，党中央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大家非常团结，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们党的发展，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过去有错误，但我们有自我批评精神。现在我们正处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走向完全打倒国民党的过渡时期，正是由分散到统一。这不是几个月而是要用几年才能走完的。过渡时期是特点，我们要抓住这个特点，不然会犯错误。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因而又产生了区域性的问题，分权的问题。中国不是联邦，但是带区域性的。这么大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集中，会办不好事。所以在组织形式上不能一下子都集权，一定要授权地方，才能发挥积极性。……现在是前方打仗前进，后方搞生产。后方生产，第一步是要恢复，支援前方，争取全国胜利。今天还不是转入建设。他对金融、交通、工业、城市接收、兵工生产等各方面工作都提出了系统的意见。周恩来的发言，系统完整全面周到，一切都在他计划和预算里，表现了他的思想严密和计划精细的超群的组织才能。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发言非常满意。这次会议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在几位副主席中，来自四川的朱德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美国女作家史沫莱特曾

给朱德写过一本传记《伟大的道路》。她这样形容朱德：围绕他的名字，人们编织着上千种传说。因此，初到延安时，我以为见到的将是一个坚强英勇、脾气暴躁的人物，其滔滔不绝的论断几乎可以使森林燃烧的钢铁般的革命者……最先印入眼帘的，乃是一张在蜡烛光映照下，堆满了书籍、文件和信件未经油漆的桌子，和一个因为我们进去而站立起来的身穿蓝灰色制服的人的朦胧身影。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51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少见老了10岁。那时，正是史诗般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营养失调和苦难在他脸上留下了烙印。身高大约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颊骨也颇突出。一对有力的上下颚，衬着大嘴，在堆满欢迎的笑容时，露出洁白的牙齿。鼻子宽短，面色黝黑。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容貌。而1949年在朱德登上古老的天安门城楼时，看不出他已有六旬，军人生涯使他充满青春的活力。

林伯渠临时代替李维汉主持大会

领袖们都上了天安门，庆祝大会就要开始了。大会由刚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担任。本来，新政协筹备会上由李维汉担任大会秘书长，李维汉比林伯渠年轻近十岁，正年富力强。倒不是因为林伯渠年纪大了，吃不消那么

繁忙的会务工作。而是因为被我们今天叫做开国大典的大会实际上是政协一届会议结束后的庆祝大会。政协一届会议，有方方面面的人士参加，作为中央统战部部长，当然应该主持这个庆祝大会了。在延安时期，李维汉就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他也是我们党的元老之一，因为我们党过去不宣传个人，党的领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是只闻其姓名，不知其事迹。就是毛泽东，也是文革中的大字报，才流传了他牺牲了六位亲人的家世和他的妻子儿女，所以请原谅我们对李维汉的陌生。

李维汉是长沙人，生于1896年，他也是我们党内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领导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勤工俭学，随后他自己也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由毛泽东、蔡和森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担任党的湖南省委书记，参加领导湖南的大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改组，他是临时中央的五个常委之一，参与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并和瞿秋白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李维汉还是统战和民族方面的理论家，特别是他为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的突出的贡献。他长期主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创造性地贯彻和执行了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确立和

发展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运用统一战线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从延安起就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建国前夕，毛泽东曾征求他的意见，李维汉提出应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议，是我党民族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作为统战部部长，他为人民政协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由他主持开国大典是责无旁贷的。但是，这中间出了个意外。那时刚党中央刚搬进中南海，中南海的路面年久失修，坑坑洼洼，一时还顾不上平整。路不平，小心点就是了，偏偏没有路灯，李维汉起夜猛一脚踩空，跌进坑里，腿跌断了，不得不躺在病床上，捶足顿胸，也没有办法。庆祝大会的秘书长只有换人，比李维汉大十岁的林伯渠不得不走马上任。

作为职业革命家，林伯渠的资历比李维汉还老，他和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并称延安时期我们党内的五老，曾在边区担任政府主席达13年之久。邓小平评价林伯渠说，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阶段，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85年，林伯渠出生在湖南临澧的书香农家，祖父是道光年间的举人。他1904年东渡日本学习。在孙中山影响下，

同盟会之初就入了会，立志推翻清王朝，先后在湖南、东北、上海等地积极从事反清活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奔走策动湘西巡防营举义反正，有力促进了湖南反清运动的开展，成为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之一。在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帮助下，林伯渠从1918年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认定了只有科学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921年，在党的一大前，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正式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1945年3月，中共中央为林老贺60大寿，贺函说：你是我国革命的老战士，自辛亥革命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在八年抗战中，你领导陕甘宁边区，不顾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实行了三三制，发展了农业生产，提高了人民文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你的成就尤为显著，你代表党把目前挽救时局关键的主张民主联合政府，首先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你毫不动摇地擎着毛泽东同志的旗臶，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同日，林伯渠复函中央，表示深切的感谢，说在这60年的途程中，正是中国历史变化最多的年头，我只是跟随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我们人民的浩大事业中尽一点微薄的力量。我所走过的道路，也只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一个彻底民主主义者的道路。我能够光荣地站在无产阶级的行列里，是党培养了我，人民群众教育了我，革命实践引导了我。……我愿意和全党

同志在一起，为中国人民多做一些年代的工作，并愿意向人民群众学习更多的革命本领，为着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1948年，全国胜利在望，中央急调林伯渠来中央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月30日，党派林伯渠为中共代表，前往东北迎接在东北的民主人士进京。之后，他又参加了七届二中全会，与南京政府代表团谈判等。10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这时，林老已经63岁了，每天连续工作20多小时。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9月1日的日记中写下这样两句话：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并且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以示活着干死了算的决心。

毛主席说，周恩来是“内阁总理”

在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中，还有一位大忙人是周恩来。1948年春，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在西柏坡向中央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刘少奇、朱德汇报应该赶紧抓紧经济工作的问题，并提出若干建议。但怎么搞法，还没来得及深入研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并加重语气说，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讲话时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

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1949年9月17日下午3时，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勤政殿召开，周恩来代表常委会作了关于会议准备工作的报告，宣布会议筹备工作已经胜利完成，正式大会即将召开。会上，审议并基本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修改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法（草案）》。并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正式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举行第八次会议，决定于9月21日下午7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实际上，大会推迟了半小时，下午7点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主席台上并排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上面悬挂着人民政协的会徽，两旁是八一军旗。会前已经赶制出会徽分发给各位代表，毛泽东胸前就别着一枚。参加会议的代表634人，应邀来宾300人。主席团由大会推出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89人组成。

1949年的政协会议共有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代表五大类45个单位， 662名代表。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代表75人。对于这几十个单位、几百名代表中的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周恩来都十分熟悉。他一个一个地和大家商议，敲定参加大会的民主人士代表，

一个一个地排名。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和知名人士差不多全安排进来了。新中国首届“内阁”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周恩来认为，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都应有所安排，但是，怎样平衡，却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由于周恩来在国统区时间较长，对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情况比较熟悉，并同他们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因此，民主人士的任职名单大多是由他提出报告党中央决定的。首先对傅作义的安排。当时成立了国防委员会，其中包括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等。毛泽东考虑傅作义的特殊贡献，一定要再给他安排一个部长的职位。给他配备了李葆华当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让傅作义推荐人选，周恩来对李葆华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傅作义推荐了两个民主人士，一个是曾在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张含英，另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北平市市长。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周恩来还劝说黄炎培、李书城、甚至旧社会拒绝作高官的著名林学家梁希出山。

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

六位副主席中，唯一的女性是宋庆龄。

宋庆龄1915年和孙中山结婚后，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同情中共的反蒋革

命斗争，批评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压迫人民的政策。抗战期间，她积极支持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她又呼吁美国人民制止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拥护和帮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她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宋庆龄在病危时，向前来探望的邓颖超、彭真和王光美提出入党要求，并接连重复三遍。这是她在1957年向刘少奇提出入党要求后，又一次要求入党。邓颖超等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立即报告党中央。第二天下午，邓小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全国人大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第三天上午，邓小平来医院看望宋庆龄，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会议一结束，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和副委员长廖承志就来到宋庆龄处，告诉了她。宋庆龄去世后，胡耀邦主持了追悼大会，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宋庆龄，70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悼词称赞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国际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给在上海的她写信，说：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熟商，总期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5月27日，上海解放，毛泽东和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邓颖超和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何香凝的女儿廖梦醒去接宋庆龄北上，毛泽东再一次亲笔致信，周恩来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

宋庆龄在上海受到国民党严密监视，行动不自由，身体又不好，不宜旅行。上海解放后，她还是不想成行。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宋庆龄对廖梦醒说，北京是我最伤心之地。廖梦醒说，北京将成为红色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宋庆龄说她想好了再说。过了两天，她发出了宴请邓颖超的请柬。几次交谈后，邓颖超把宋庆龄说服，同意北上。周恩来得知宋庆龄同意北上后，7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转邓颖超电，对护送宋庆龄北上应注意的问题做出安排，并提出宋庆龄病体难支，故北上时“应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当时参加政协筹备会的三个单位要推

宋庆龄为代表，7月18日，周恩来和李维汉致电中共中央华东局陈毅、潘汉年并转邓颖超，请他们就这个问题征询宋本人的意见。21日邓复电周恩来、李维汉：孙夫人表示因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个人名义旁听的资格列席新政协会议。邓颖超建议，以宋庆龄为特别邀请代表，请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接受了邓颖超的提议。最后确定特别邀请代表75人，有宋庆龄、张元济、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周信芳、梅兰芳、赛福鼎等各界名人。

8月6日，周恩来致电邓颖超：告新政协9月开会，孙夫人以8月下旬或9月5日前来平为好，并请她9月下旬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和廖梦醒的陪同下，乘专列抵达南京，作短暂停留，华东军区副司令粟裕亲自到车间迎候，并设宴招待，邓颖超问：庆龄先生，您是否去看看中山陵？宋庆龄说不必了。8月28日下午4时，宋庆龄的专列抵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蔡畅、柳亚子、廖承志等50多人到车站热烈欢迎。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到前门火车站接过两个人，一个是程潜，一个宋庆龄。他们都是政协会议的特别邀请代表。当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宋庆龄，为她洗尘。

张澜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民盟创始人和领导者。1872年4月他出生在四川南充一个农民家中，父亲是秀才，以教书为业。张澜自幼勤奋读书，24岁考中秀才，在广安执教。1902年，他到成都尊经书院攻读经史，因学业优秀，被保送日本留学。日本的维新富强以及中国受侵略的屈辱史，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反对东京留日的中国学生为慈禧祝寿，并倡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这一系列举动被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将他押送回国。五四运动中，这位佃农的儿子就对学生运动深表同情，热情支持。他在主持的《晨报》工作时，聘李大钊为副刊总编。张澜也在报上发表赞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使《晨报》成为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他积极支持勤工俭学，以四川省省长的名义会同教育总长联名请交通部拨出川汉铁路股款利息，作为华法教育会基金，为大批赴法学生解决了旅费，按时成行。其中像陈毅等留法学生成了中共著名的革命家。抗日战争中，具有爱国思想的张澜出任四川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动员四川各界全面支援抗战，捐献救国公债。

1945年8月10日，张澜发表公开讲话，强调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和平民主建国，必须首先争取民主的胜利。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显著位臵刊登了他的讲话。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多次拜访张澜先生，有两次长达三小时之久。毛泽东很高兴听到张澜的意见，并且加以采纳。张澜提

醒说，现在是你们和国民党谈判，其他党派未参加。已经谈妥了的，就应当公之于世，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果你们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在全国人民面前，好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推动。毛泽东当场采纳，赞誉张澜“老谋成国”。张澜立即给国共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就会谈问题写了公开信，在报上刊出，这对谈判的成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张澜主张在召开真正的国民大会前，召开包括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协商国家大计，订立临时的施政纲领。为了能造成有利于召开政治会议的气氛，他要求国民党容许各个政治党派的合法存在，容许他们自由活动，容许人民享有言论、思想、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权利，废除一切现行妨碍人民此等自由权利的法令与设施，废除特务机关，使人民能真正享受到各项自由，从而能真正体现出人民的意志和权利。抗日战争中，张澜多次强调实行各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必要，认为民主政治的开步走，就是组织联合政府。这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情况下，敢于提出这种看法，是要有相当胆量的。抗战胜利后，张澜发表谈话，认为应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召开包括国、共两党、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会后，将国民党政府改组为民主联合政府。而国民党在攻占张家口的当天，召开了国民大会。张澜认为，坚

决维护政协决议，是大事大非原则问题，表示民盟绝不参加伪国大，受到人们高度赞扬。张澜还领衔与郭沫若等各界人士联名致电美国和平委员会，呼吁停止美国协助国民党运兵进行内战。同时，他以民盟的身份约请国共双方会面。邀请国民党参谋长陈诚来参加商谈避免内战的问题。他的一系列爱国举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几十年来，张澜始终不屈服于金钱权势，表现了他是非分明、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国民党对张澜恨之入骨，几次要暗害他。但张澜终于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张澜来北平参加他久已倡导但未实现的政协会议时，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他留着很长的胡须，一脸老人斑，走路也比较费力，但他还是兴致很浓地要上香山去看望老朋友毛泽东。毛泽东嘱咐去接张澜的司机，爬坡时慢一点，稳一点，他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可千万别碰碎了。话还没完，毛泽东自己先笑了。张澜下车时，毛泽东早已迎候在门口，他上前几步搀扶着张澜，并且亲切地对他说：“张老，我要你保重身体，咱们要共同合作努力，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张澜说：“我的年纪大了，但是我很高兴看到今天的胜利，至少我还能多活十年，如果你们愿意洗耳恭听，我一定不客气。”

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与领导者，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政治活动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他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县，世代书香，到祖父时败落，沧为贫农。李济深青年时代投笔从戎，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是国民党军界元老之一。李济深追随孙中山进行护法战争和国民革命，担任粤军第一师师长，屡建战功。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以后，他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军总参谋长等，被授予陆军上将。在政界，他历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支持十九路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抗战，支持八路军和新四军，保护了大批的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与蔡廷锴联名与周恩来、叶剑英联系，请他们转毛泽东和朱德，希望迅速召开救国会议，各党派一致对外，团结抗战。并表示如果中共同意，他们愿意去延安共商国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李济深极力加强和中共的合作，敦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连写四封信，分别给宋庆龄、国民党元老廖夫人何香凝，希望她们在必要时到西安来促进和平。还给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的亲信张群和吴稚辉写信，力陈保护蒋介石生命安全的重要性，要他们尽量设法制止南京政府轰炸西安。

因为这些革命活动，李济深长期流亡海外，曾三次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甚至被蒋介石关押软禁了两年，多次险遭暗杀。1946年春，李济深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7年他到香港公开举起反蒋的旗臶，成为反蒋派的领袖人物。

1948年4月30日，《晋察冀日报》上登载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口号。同时，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口号的中心意思是“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其中第五个口号是这样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与“五一”口号同时拟就的是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毛泽东在城南庄拟就的，由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用电话传给西柏坡的周恩来。然后，由周恩来责成机要电台将这封长长的电文拍送东北潘汉年处，请潘汉年面交李济深和沈钧儒。

在这封重要电报中毛泽东指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次会议。毛泽东说：“此次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

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三党，加入其它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

中国共产党建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一号召得到了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广泛响应。4 天之后，5月5日，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南京独裁者窃国卖国，史无前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佩。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这封电文，毛泽东因为交通阻隔，三个月后才看到。一看到，毛泽东马上复电香港各民主党派用民主人士，对他们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为钦佩。这封发于8月1日的电文中又一次强调了政治协商的必要，并且就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人选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又一次提请他们研究。

1948年1月，周恩来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主党派问题的指示，说认当前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纲领和行动上并非明显靠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带中间性质的民主党派，因为它的组织成分不统一，政治倾向又从君主立宪到新民主义革命都有，加上美蒋正在华南策划伪装分裂的阴谋，这就使我党在发展进步、争取中间、孤立右翼的统战政策上，在鼓吹好的，批评错的，揭露坏的宣传工作上，都需要有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成分。周恩来说，对于反动统治内部的反对派及反蒋的地方实力派，我们原看作间接同盟军的，当其已经改变立场，拥护我党行动，公开反对美蒋时，我们就需采取欢迎态度，促其在行动中改造自己，证明其为直接同盟军。

3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学范：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从1948年秋天开始，几百个爱国民主人士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从国民党统治区，从海外，从香港陆续到达了解放区，住在河北平山县李家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接待。在这些人士中，有胡愈之、周建人、沈兹久、吴晗、煎伯赞、刘清扬等。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大会上给统战部的机关干部做报告中说，你们想想，过去一个贫苦农民，要想请比较有钱的人家吃顿饭，好不容易，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