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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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

(1923年6月—1927年7月)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第一次大革命是如何在中共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以及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沉痛教训；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及其对国共两党的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过程、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了解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危害及其经验教训。

本章重点：

1．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2．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意义；

3．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

4．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及危害；

5．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本章难点：

1．党在第一次大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及其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2．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3．第一次国共合作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及其对国共两党的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

计划学时:14学时

第一节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第一次大革命开始时的国内外形势

1．国际形势。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⑴苏联的巩固与发展，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继续高涨。1920年冬，苏俄人民和苏俄红军赢得了粉碎协约国武装干涉的胜利，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接着在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无产阶级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也在继续高涨。在土耳其，爆发了凯末尔革命；在印度，爆发了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是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条件。

⑵帝国主义国家进入暂时的稳定时期。“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革命运动相继被镇压下去，各帝国主义国家摆脱了战后的经济、政治危机，进入暂时的稳定时期。这种“稳定”持继到二十年代下半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几乎都恢复和超过了战前水平，美国则出现了“柯立芝繁荣”。

帝国主义国家暂时的稳定，使它们可以联合起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和破坏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阵营内部可能出现更多的投敌和叛变，这是对中国革命不利的国际条件。

2．国内形势。主要表现在：

⑴第一次大革命开始时，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连年混战，对广大人民横征暴敛，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帝国主义对华商品输出急剧增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从1922年开始萧条的民族工业，到1923年更陷入停滞状态。许多工厂倒闭或被外国资本吞并。

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势力有了发展，初步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财团，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华南财团，以天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财团。

在上述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中国的工农业生产日趋下降，大批工人失业，农民破产，青年学生则受着失学和失业的威胁，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处境愈来愈恶化，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⑵中国各革命阶级和阶层都迫切需要来一个改变现状的大革命，以便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压迫和统治。

二、党的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制定

1．党内合作策略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通过总结“二七”罢工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实现民主革命纲领，战胜异常强大的敌人，就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策略。但是，在对待国共合作的问题上，我党在认识和实践在都经历过一个酝酿的过程。

1921年7月，党刚刚诞生的时候，还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还不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试图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反对同任何政党发生关系。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放弃了排斥其他一切政党的立场，确立了同民主党派联合，共同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一转变，为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2年8月底，在杭州西湖召开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亦即“西湖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会后，实际上只有少数党员加入国民党。

2．党的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的制定

1923年6月，党的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出席会议的代表有30多人，代表全党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会议。

大会的中心议题：讨论国共合作，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正式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同时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最后选举了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党的三大主要历史功绩：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政策，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三、国民党一大，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1．孙中山的思想转变与共产国际、中共的帮助

孙中山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发展到决心与中共及苏俄合作，有一个过程。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的立场，继续进行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但无论是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还是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都遭到失败，这

使孙中山处于极度苦闷之中。

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些都使孙中山受到了影响和启迪。1919年10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提出要“重新开始革命”，“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国家”。但这时孙中山还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1920年11月，孙中山借助陈炯明势力由上海回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仍再次打起护法的旗帜。1922年6月，陈发动羊城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往上海。由此，他认识到依靠军阀是不可能使革命取得成功的，他决心放弃护法的旗帜。

此时，共产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也向苦斗中的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孙中山从广州逃到上海之后不久，李大钊陪同马林拜访了孙中山，向他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主张和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建议。孙中山欣然接受。

改组国民党，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孙中山曾邀请陈独秀、李大钊参与研究改组计划。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公开提出了联俄政策。

与此同时，拥护孙中山的滇军和桂军联合向陈炯明发起进攻，并将陈逐出广州。1923年2月，孙中山离开上海返回广州，重组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10月，应孙中山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2．国民党一大与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165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有共产党员20多名，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重要议案。

大会取得了两项重大成果：

⑴在政治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中共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⑵在组织上，承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民主革命联盟。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大会具有重大意义：

⑴它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⑵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四、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运动的发展

1．黄埔军校的创建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在苏联及中共的帮助和推动下，国民党于1924年5月在广州市郊的黄埔岛上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共产党人周恩来、能雄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此外，共产党人叶剑英、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曾担

任过军校的政治和军事教官。

由于共产党人在军校中的努力工作和苏联顾问的帮助，黄埔军校成了历来所没有的一所新型军事学校。军校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在教育内容方面，把政治教育提到与军事课程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特别是周恩来，在促进军校的革命化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黄埔军校创建后，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军事干部。以黄埔学生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廖仲恺先生为了赞颂黄埔军校的功绩，曾亲笔题书“先烈之血，主义之花”。因此，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共同骄傲。

2．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⑴在工人运动方面。最典型的事件是，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罢工持续一个多月，并取得胜利，从而打破了“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的沉闷局面，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信号。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林伟民、刘少奇分别任正副委员长。这些都预示着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⑵在农民运动方面。1924年7月起，在中共的推动下，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广东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彭湃从1922年起就在海丰县开展农民运动。后来，毛泽东也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在其家乡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使湖南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到1926年发展成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农民运动。

3．党的四大，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提出

为了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

大会的主要成就：

⑴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与趋势，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⑵大会制定了开展工农运动的计划，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

⑶大会总结了党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党在国民党中政策。大会明确将国民党分为左中右三派，确定了发展左派、联络中派、反对右派的政策。

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重大意义：

⑴它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最主要的问题。它表明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认识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⑵它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新高潮作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因而大会之后群众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

主要缺点：对如何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缺乏正确的方针；对建立政权和武装

斗争的重要性仍缺乏认识。这对后来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第二节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一、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全国革命高潮

1．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它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这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

导火线：5月15日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杀害事件。凶手为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事件发生后，顾即被送往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

顾的牺牲震惊了上海。5月18日，大批工人抬尸游行，所到之处，哭声不绝，群情激昂。5月24日，举行公祭大会，到场工商学各界人士1万余人。会上，工人、学生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声讨日本资本家的暴行。顾正红被杀害事件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6月1日，上海相继有20万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总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形成三罢高潮。甚至连租界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全国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高潮。

重大历史意义：

⑴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1万。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2．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

五卅惨案后，中共中央指派邓中夏、杨殷、苏兆征等，到香港组织罢工，声援上海反帝爱国运动。香港各工会联合向港英政府提出严正的要求条件：包括撤退外国驻华的武装，港英当局要保证华人享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和权利等。港英对以上要求不予答复。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罢工工人不顾港英当局的阻挠和威胁，回到广东各地。21日，广州沙面工人开始罢工，市内其他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23日，罢工工人和各界群众10万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沙基路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法军警的机关枪扫射，停泊在附近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当场打死50多人，重伤170多人，轻伤不计其数，酿成沙基惨案。

沙基惨案的发生，更进一步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各界群众纷纷声讨帝国主义罪行，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到６月底，省港罢工人数达２５万。为

了有效地领导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广东区委发动罢工工人选出代表，组成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执行机关。苏兆征任委员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等人为顾问。

罢工期间，罢工工人采取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其中主要的策略之一，是封锁香港。由于罢工工人大批离港返回广州，更由于罢工工人的严密封锁，香港的内外交通几乎完全断绝。罢工之后，香港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变得死气沉沉，百业停歇，垃圾粪便成堆，成了所谓的“死港”、“饿港”、“臭港”。据统计，罢工一日，港英当局就要损失700万元。给了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1926年夏，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10月，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宣布结束罢工。这场罢工历时16个月之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

二、国民党右派掀起反共逆流

1．戴季陶主义的形成

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夏，他以阐述孙中山的思想为名，先后在上海撰写了两本小册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从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反动理论，标志着戴季陶主义的形成。戴季陶主义的中心内容就是，反对国共合作，主张国共分立。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右派夺取革命领导权的理论武器。

2．西山会议派的出现

在国民党中，以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为代表的老右派，一开始就反对改组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反共活动更加明目张胆。1925年11月，他们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会议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职务等一系列决议。，史称“西山会议”。与会者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后，他们在上海设立伪国民党中央，同广东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并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

3．蒋介石的崛起

蒋介石的崛起，除了江浙财团的支持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靠黄浦军校起家。在苏俄及中共的帮助下，他建立起了一支以黄浦学生为主的国民革命军。这支军队在平定军阀叛乱及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到1925年下半年，蒋介石在军队中的地位已被逐步确定下来。这样，广东政府实际上形成了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的局面。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失去了核心人物，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左派虽然有正确的政治主张，但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对右派的斗争中虽然也有时取胜，但常常处于劣势地位。由于鲍罗廷、陈独秀认为国民党应该由纯粹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只是客人，因而放弃了对国民党的领导责任。对右派的进攻，节节退让。主要表现在三件事上：

⑴在国民党二大上。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开除了谢持、邹鲁等西山会议派成员的党籍，责令戴季陶反省，但占多数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并没有充分打击右派。结果将一批右派和中派选进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内。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这是党在政治上的让步。

⑵在中山舰事件上。1926年3月18日，有人借黄浦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名义，

命令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派中山舰到黄浦港听候调遣。当军舰到达黄浦时，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调动军队占领了中山舰和海军局，逮捕了李之龙，扣押了黄浦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50多人，并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对蒋介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结果，蒋介石提出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第一军的提案，获得通过。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国民革命第一军的军权。这是党在军事上的让步。

⑶在对待《整理党务案》问题上。在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案》。由于中共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趁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是党在党务上的让步。

总之，上述三件大事，都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生的。蒋介石在这关键时刻，连连发动进攻，在共产党的节节退让下，把权力一步一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虽然蒋介石这时的羽毛尚未丰满，还不敢同共产党立刻决裂，但这些都预示着国共合作已摇摇欲坠，大革命已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提出

随着统一战线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当时，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如邓中夏、李大钊、周恩来、恽代英等先后发表文章，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权和前途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作出积极的探索，深化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认识。

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于1925年12月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影响最大。这篇文章集中全党的智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这篇文章以及同时期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和《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文章，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团结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

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萌芽，为以后形成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1．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当时，北洋军阀主要有三派势力：⑴直系军阀吴佩孚，占据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及陕西、河北的一部分，控制着京汉铁路，拥兵20万；⑵从直系军阀中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占据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拥兵20万；⑶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东北各省，北京、天津等地，统兵30万。北洋

军阀的总兵力达70万人。

这时，广东国民革命政府有国民革命军8个军，共10万人。双方兵力对比，北洋军阀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从军队的士气和人心向背方面来看，国民革命占优势。而且各派军阀之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难以统一，这就造成了易于被各个击破的局面。

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一部和著名的叶挺独立团作先头部队，出兵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9日，国民革命正式誓师北伐，北伐战争开始。按照北伐的战略方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分西、中、东三路进军：

⑴西路军向两湖进军，以消灭吴佩孚为主要目标。这是北伐战争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战场。西路军以第4军为主力，其中的叶挺独立团是先头部队。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相继攻占长沙、岳阳等地，结束了在湖南的战斗，进入湖北。8月，第4军攻克号称武汉天险门户的汀泗桥、贺胜桥，取得了两湖战场的决定性胜利。9月初，北伐军占领汉阳、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基本歼灭吴佩孚的主力。

⑵中路军开辟江西战场，以消灭孙传芳为主要目标。其中共产党人李富春、林伯渠参加领导的第2军、第6军是主力。11月，第2、6军联合其他各军对孙传芳部发起总攻，歼灭了他的主力，占领了南昌、九江。孙传芳则乘军舰逃往南京。至此，江西的战斗胜利结束。

⑶东路军向福建进攻。由于孙传芳的主力集中于江西，福建兵力十分空虚，所以北伐军几乎未经激烈战斗就先后占领了永定、漳州等地。12月，进驻福州，继而占领福建全省。

三个战场相继取得了重大胜利，奠定了北伐军继续进军的基础。1926年12月，北伐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会议，研究新的作战部署。随后，三路北伐军继续向前推进。西路军沿京汉铁路进攻河南；中路军沿长江东下，进攻安徽、江苏，于1927年3月占领南京；东路军北上进攻浙江、苏南，于1927年3月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进驻上海。

至此，北伐军从广东出师，前后不到十个月时间，就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基本消灭，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和武汉、南京、上海等城市，从而将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大半个中国，取得伟大的胜利。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北伐战争这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其原因在于：

⑴北伐战争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国共两党紧密合作，执行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

⑵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是第4军中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在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攻克武昌的战役中屡建奇功。

⑶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参加和大力支持。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这是北伐战争取胜的根本原因。

⑷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苏联政府提供的物资上和军事上的援助。这也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2．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工农群众运动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而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

⑴工人运动方面。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就派出许多特派员到全国各地(特别是两湖地区)，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到1927年3、4月间，全国工会会员增加到280万人。当时，刘少奇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工作，他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随着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工人觉悟的提高，有组织的罢工斗争也猛烈地开展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斗争有两个：

①是汉口、九江工人收回英国租界的斗争。1927年1月，汉口、九江的几十万工人和其他市民，在李立三、刘少奇等的组织和领导下，举行了反帝示威游行和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下，英国被迫于2月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正式承认把汉口、九江的租界归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②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斗争。1927年3月，在陈独秀、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下，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占领了上海。这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支援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这次起义也是中国工人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⑵农民运动方面。在北伐战争的影响下，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地发展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农会会员迅速增加。尤其是湖南，更是成为农村大革命高潮的中心。到1927年4月，该省的农会会员就发展到500万。农民一经组织起来，立即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

①在政治上，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把地主、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贫苦农民扬眉吐气，土豪劣绅威风扫地。警察差役再也不敢到乡下来敲诈勒索了。

②在经济上，进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没收土豪劣绅财产，改善农民生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③在思想文化和农村建设上，猛烈冲击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破除封建迷信，开展禁赌、禁烟、剪发、放足等反对旧习俗的斗争。此外，还进行了办学校、修路、开荒等农村建设工作，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总之，以湖南为中心的这场农村大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冲击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根基，进一步证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第二节国民党右派集团的叛变和大革命的失败

一、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帝国主义加紧中国革命的干涉与破坏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不仅给北洋军阀以毁灭性的打击，而且极大地震憾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于是，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与破坏。具体表现在：

⑴采取炮舰政策，以武力威胁中国革命。1926年9月，当北伐军兵临武汉时，英国军舰公然援助吴佩孚，炮轰北伐军。接着，英国军舰炮击四川万县县城，

打死打伤中国军民5千余人，使繁华的万县城几乎成为一片瓦烁，这就是“万县惨案”。1927年3月，当北伐军进占南京时，英、美、日等国竟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军舰，对进入南京的北伐军和南京居民进行炮击，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千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

⑵引诱拉拢蒋介石，分化瓦解革命阵营。帝国主义支持的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在北伐战争的硝烟中垮掉了，于是他们积极寻找和培植新的代理人。于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成为他们竭力引诱、拉拢的对象。此时，蒋介石的反共面目也公开暴露出来。他挑起了“迁都之争”，极力主张迁都南昌。其实质就是争夺革命领导权在新的形势下的反映。

尽管蒋介石迁都南昌的计划没能实现，但是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如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了杀害共产党人，捣毁总工会及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这些都表明，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已趋于明朗化，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2．“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

1927年3月，蒋介石到达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江浙财阀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蒋介石惯于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他调嫡系部队控制上海，秘密召开反共会议，暗地里策划和部署在上海的大屠杀；另一方面，他对工人群众进行政治欺骗，虚假地向上海总工会代表保证不解散工人纠察队的枪械。

4月12日，政变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3天中，共产党人工人群众被杀害者达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千多人。继汪寿华被杀后，赵世炎、陈延年等也在“四·一二”政变后牺牲了。

“四·一二”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先后被杀害。

这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在天津、北京等地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者中有李大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实质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从此，宁、汉分裂。当时，国共合作的武汉中央和政府，宣布撤销了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党籍，并在湘、鄂、赣等省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这样，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二、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危害，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1．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继续发展及其对革命的危害

在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和蒋介石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的紧要关头，陈独秀却坚持并发展了其右倾错误。

⑴北伐战争之前，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已开始滋长，并给革命事业带来局部的损失。

⑵北伐战争开始后，这种右倾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更大的损失。具体表现在：

①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

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这表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②面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1927年4月5日，陈独秀与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实际上是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辩护。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⑶“四·一二”政变后，尤其是党的五大(4月底到5月上旬召开)后，陈独秀右倾错误继续发展，且支配了整个党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对汪精卫集团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动措施，执行妥协退让政策，不敢进行反击。结果却助长了汪等人煽动“分共”的反动气焰。

总之，陈独秀右倾错误的要害，主要在于放弃了革命领导权，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以致在反革命势力发动突然袭击时，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实行有效的抵抗，导致了国民革命的惨重失败。这是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2．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对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如瞿秋白曾撰文，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毛泽东也于1927年1月至2月，在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实地考察了32天考察。3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⑴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⑵总结了农民运动的经验，强调了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

⑶分析了农民中的各个阶层，初步提出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

⑷阐明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革命思想。

这篇报告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一个很重要的记录，它对于树立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发生了很大了影响力。

这篇报告具有重要意义：

⑴报告有力地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

⑵报告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成为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经典文献。

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1．党的五大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处于紧急关头。这也是陈独秀右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为了统一党内的意见，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时间：1927年4月27日—5月9日。

会议地点：武汉。

出席代表：80人，代表党员5790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和

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大会。武汉国民党中央的汪精卫、徐谦等应邀参加。毛泽东由于受到陈独秀等人的排斥，只以候补代表的资格参加。

大会主要内容：

⑴大会批评了陈独秀忽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⑵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提出现阶段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⑶大会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仍被选为总书记。毛泽东因不同意陈独秀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主张，被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大会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大会对如何争夺领导权，未能提出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也缺乏深刻的认识，仍选举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使他得以在会后继续推行右倾错误，给革命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总之，这次大会未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2．武汉局势的恶化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然而，随着时局的演变，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处境日益恶化。具体表现在：⑴军事上，反革命势力四面包围着武汉。帝国主义出动大批军舰聚集汉口江面，对武汉政府进行武力威胁。⑵经济上，中外反动势力对武汉进行经济封锁。使武汉地区处在严重经济危机中。⑶政治上，武汉政府内部危机加深，叛乱事件不断发生。

在严重的军事、经济危机中，武汉政府中号称“左派”的汪精卫等人迅速右转，极力压制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在汪精卫迅速右转的同时，军队中的叛乱事件接踵而来。其中最严重的有两起：一是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二是5月21日，驻长沙的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等叛变，他们捣毁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这就是“马日事变”。

夏斗寅叛乱和马日事变发生后，陈独秀认为，夏、许的叛变都是农民运动“过火”造成的。他继续执行退让政策。这更加助长了汪精卫等人的反共气焰。他们进一步压制与打击工农运动，发布了一系列打击工农运动的法令。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这必然引起党内越来越强烈的不满。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停止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临时中央成立后，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变和反抗措施。但这种努力最终无法挽回大革命失败的形势。

3．汪精卫的“分共”

7月1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宋庆龄派代表到会发言，坚决反对分共。但是，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人的反对，悍然决定了“分共”计划。

7月15日，汪精卫召集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决定“制裁”共产党人，正式作出“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这就是“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然而，汪精卫的“和平分共”很快就发展到了“武力清党”。一些反动军警头目也随之叫嚷：“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人”。从此，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捕被杀。

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动，立即获得了南京方面的嘉许。不久，宁、沪汉三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实现了合流。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四、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1．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

⑴从客观上说，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

⑵从主观上说，是党处于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对中国革命规律懂得不多，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上认识还不成熟；特别是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等右倾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放弃了革命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从而使革命遭到了失败。此外，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错误有直接影响。

2．第一次大革命的重大意义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⑴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冲击，要比辛亥革命深刻得多、坚决得多；

⑵它在全国播下革命的火种，空前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这为以后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基础；

⑶它发展了党的组织，锻炼了党的队伍，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3．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第一次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主要有：

⑴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发展，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进步。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高潮，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历史证明，国共两党合作，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进步，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有利于两党自身的发展。合作两利，分裂有害。

⑵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统一战线，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同时，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对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否则，统一战线势必破裂，革命必然失败。

⑶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把广大农民充分发动起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

⑷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大革命的经验

证明，在武装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如果不建立一支由自己直接领导的、拥有一定数量的革命军队，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

⑸必须加强党的建设，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加强党的建设，首先是加强党在思想、政治上的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总之，在大革命中，用鲜血换来的这些极为重要的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正是这些经验教训帮助中国共产党逐步地走向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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