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房屋拆迁补偿

浅谈中国房屋拆迁补偿

房屋拆迁不是一个新事物，从古代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房屋拆迁。房屋拆迁问题从来没有被社会如此关注。原因何在？

第一：让我们先了对房屋拆迁的概念做一个定义。

Ⅰ、房屋拆迁根据拆迁主体可分为，房屋主人自己拆自己迁。主要是由于所居住的环境恶化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得不迁居。在这个房屋主人自行选择的拆迁中，没有利益之争，只有利益取舍。那么房屋主人必然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拆并且迁走。

Ⅱ、别人拆迁房主的房屋，并且让房主不得在原地居住。这个别人可以是国家，社团，自然人，法人，等等。人的行为是有意识和有目的，我们相信这些拆迁房主房屋的人，绝不是为了要拆迁下来的旧建筑木料，否则那完全可以只拆不迁。因此他们所有拆迁的目的就是为了房屋下面的土地。因为土地的使用的价值可以给他们带来利益。

本文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剖析房屋拆迁，为的就是深刻的说明中国房屋拆迁补偿，就属于第二种拆迁主体，补偿就属于利益的角逐。

第二：中国目前房屋拆迁的现状。

事件一：2009年11月13日早晨，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发生一起恶性“拆迁”事件，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后“自焚”于楼顶天台，烧得面目全非。数人被拘，数人受伤住院，政府部门将其定性为“暴力抗法”，被拆户控诉政府暴力“拆迁”。11月29日晚，唐福珍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唐的数名亲人或受伤入院或被刑拘，地方政府将该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11月29日晚11时许，医院宣布唐福珍死亡。12月3号，成都市金牛区政府召开了自焚事件的情况通报会。通报会上，金牛区政府认定了胡昌明所修房屋属违法建设，金牛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拆除胡昌明违法建设，主体合法，程序合法。但唐福珍自焚过程中，由于判断不当、处置不力，金牛区政府已对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做出停职接受调查的建议。

事件二：外国人对“钉子户”这个词可能摸不着头脑，如果要赋予它褒义的色彩，“钉子户”这个词至少代表着执着和顽强。“钉子户”成为2007年的流行词汇是因为重庆市的拆迁区域居民杨武、吴萍夫妇。

2007年3月初，一张名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图片出现在网上，并迅速被西方各大媒体转载。照片上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

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媒体经过调查后发现这座小楼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轻轨车站旁边，在人流如织的轻轨车站，这座立在十米深坑中的小楼格外的惹眼。网友常常发出这样的疑问:谁把房子挖成这个样子？在媒体的寻访下，事件真相渐渐浮出水面:2004年，重庆市政府开始对九龙坡区杨家坪进行旧城改造，杨武、吴萍夫妇的房子就在拆迁范围之内，但是自从2004年以来，杨武、吴萍夫妇与重庆市政府和地产开发商多次协商，都没有达成搬迁协议。从2006年10月份以来，周边的家已全部撤离，只有他们一家孤零零地独处。虽然经过多次协商，但双方各不让步。一边是坚守自己的房子，一边是开工挖地基，在双方僵持之下，“史上最牛钉子户”就这样出现了。“史上最牛钉子户”一经媒体曝光，各地媒体蜂拥而至。在重庆直辖10周年之际，在《物权法》即将颁布的前夕，媒体和普通百姓关注“史上最牛钉子户”似乎又包含了复杂的情感因素。在舆论高度关注这场房主和开发商的对抗时，压力下的“钉子户”吴萍曾通过悬挂国旗、打标语、拿宪法等手段来表明自己的坚持，号称给个天安门都不要，要坚守到最后一刻，而开发商则表示他们绝不接受“钉子户”的漫天要价，扬言要强制拆迁。在众多关注“钉子户”的人中，担心的人认为，如果因无理要求而成为“钉子户”，无疑也在侵犯开发商的合法权益。进而，势必会影响城市正常的建设发展。那么，钉子户就是“刁民”。相比这些担心者，赞成者更多，这些赞成者认为，吴萍夫妇是以个人卑微的力量捍卫着自己财产的自然权利，他们是公民维权的楷模，是“英雄”。在中外媒体的关注下，“钉子户”事态没有演变到武力拆房的地步，2007年4月10日，拆迁最后时限到来之前，各方和解。“最牛钉子户”事件和平落幕后，有网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这场事件中，赢家是吴萍夫妇，但他们不过是得到了应该得到的利益，他们是最小的赢家，而最大的赢家是政府。因为这一事件得到和谐处理，也在向世界宣告:中国政府作为和谐世界的倡导者，确实在身体力行和谐的要义，以协商、沟通和妥协处理纠葛，哪怕是对自己的一介草民。至于你们没有看见的草民我们也是这样和谐的！

事件三：张家口市民房屋倒塌拆迁办称“不小心碰倒”

中国新闻网12月17日报道在还没有签定拆迁协议之前，张家口市退休女士民温春梅的房子，被不明人士砸坏了门窗，派出所在查看现场后要求温春梅去所里作笔录，谁知等温春梅从派出所回来后一看，这次房子竟然倒塌了一半，所有的家具都被埋了进去，而剩下的两间也变成了危房。而当地拆迁办对此的解释竟然是:“在清理旁边垃圾时不小心碰倒了”。11月23日，这样的场景和解释在张家口市桥西区戏剧性的上演。

第三：让我们谈谈房屋主人的权利，利益和中国法律对房屋拆迁的规定。

房屋主人的权利围绕房屋展开，房主对房屋有所有权。房屋又必须建在土地上，根据中国法律。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因此房屋永远建在国家或集体的土地上。那么到底房子重要还是土地重要，那谁也说不清楚了。谁的权利更优先那也说不清楚了。但是至少有一点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土地上面有房子就不能重新使用这个土地。那么房屋的私有权是否能得到保护就涉及到国家物权法宪法的私有财产规定。严格来说房屋主人不允许的话，那个房屋是绝对不能被他人损害的。因为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规定。可是从全中国的拆迁中来看没有一个被拆迁人阻挡住了任何一个拆迁行为，顶多也就是所谓钉子户的拖延时日或者个人得到合理的补偿。拆迁"是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任何其他国家，包括古代中国，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因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所界定的"拆迁"，本质上是政府对居民房屋所占用之土地的产权的征收。而在任何国家，"征收"都是一种主权性行为。按照政治哲学，它是国家固有的强占公民的私人财产、或者剥夺财产，或者在给予公正货币补偿，但不征得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强占公民对财产之权利的一种权力。惟有获得民众授权的政府，才可以行使这种权力。

2004年宪法修正案，《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都确认了，对私人财产只能"征收或征用"。然而，《条例》却建立在荒唐的"拆迁"概念之上，由此导致巨大的法律混乱。

根据该条例，拆迁人完全可以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般工业、商业与房屋开发企业。实施也确实如此，拆迁人一般为开发商。第八条又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

这个拆迁概念造成征收决策主体与执行、补偿主体的分离:征收房屋和土地的决策是政府做出的，却由商业性企业执行，补偿也由商业性企业支付。

这一分离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被拆迁/征收人进入谈判过程过晚。拆迁决策过程完全由共同作为征收人的政府与拆迁人单方面做出，现有的房屋和土地产权持有人被排除在外。被拆迁人的权利和利益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不平等地位。

这一分离导致政府逃避补偿责任。政府在做出征收决定的时候，理应向房屋和土地产权持有人即时支付补偿，因为政府本来就是征收的主体，而政府也已经获得了土地出让金。但是，由于《条例》对征收、补偿的法律关系做出了错误的界定，地方政府只做出征收决策，而不承担征收的补偿责任。

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由于拆迁/征收决策主体与执行、补偿主体的分离，补偿标准的谈判和讨论被推迟到拆迁决策已经做出之后、拆迁开始实施的阶段。到了这一阶段，被拆迁人已经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实力，除非以血肉之躯对抗。

同样糟糕的是，政府虽然不是拆迁的执行人，置身于拆迁过程之外，但并没有充当中立的仲裁者，而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作为拆迁人的商业企业一边。政府在获得土地转让金后，就必然与开发商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开发商已经向政府缴纳了土地转让金，拆迁志在必得。另一方面，政府已经获得开发商缴付之土地转让金，必须向开发商交付土地。这样，在完成拆迁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利益高度一致。这就把房屋和土地产权被征收的民众置于不公平的行政与法律环境中。

由于这个第三者的介入，本来作为一种主权性行为的征收就被商业化了。在征收商业化之后，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共利益"原则也被完全抛弃，征收行为不再只是市场公平交易的一种例外，而被普遍化了:政府的征收覆盖了城市几乎全部的房屋与土地的转让。

拆迁概念至此也就自我取消了。事实上，宪法和法律也都已经宣告拆迁条例失去效力:2004年宪法修正案明确，对私人财产只能"征收或征用"，而无拆迁二字；2007年10月起实施的《物权法》与当年修订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同样只承认征收。由于这些法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就是拆迁条例所调整的，则按后发取代前法的基本法理和《立法法》原则，拆迁条例最晚从2007年10月起就已经失效了。后来据此进行的一切拆迁，只能被推定是依据《物权法》等法律进行的。

2001年6月，《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的出台，为拆迁问题的频发埋下了隐患。这部在内容上没有区别和公正对待公共利益、商业利益、个人权益的条例，几乎成为暴力拆迁的合法依据和保护伞。有关部门也曾做过一些努力，如适当提高补偿标准，多番表示不容暴力拆迁等。甚至，2004年修改宪法时，保护私有财产入宪也成为现实。但这些都未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方面凸显了宪法在实际运行中的困境，也反映出公民权益和公共利益、商业利益之间的冲突。2007年《物权法》的通过，再次给人以希望。同年，重庆"最牛钉子户"高举《物权法》的旗帜，在媒体和网民暴风骤雨的轰炸下，促成了拆迁史上伟大的标志性事件。但这仅仅是个案的胜利，丝毫未能改变拆迁问题本身。

第五：中国式拆迁矛盾，暴力的根源何在？

原因一：中国人没有正确的信仰，道德危机加剧社会矛盾。拆迁矛盾是社会矛盾的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重视的经济发展，不管个人还是国家，利益至上已经深入骨髓。金钱和权力信仰是中国人的真正信仰。为了金钱和权力所能带来的利益，人起码善良道德底

线随时被击穿。拆迁的矛盾和社会根源就是在于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以及政府之间的利益之争。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利益。宪法明确保护私有财产，《物权法》再次为私有财产正名，大大小小遏制暴力拆迁的文件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不能阻止暴力拆迁的发生，根源何在。利益之争，GDP至上的政绩观导致的地方发展冲动，才致使公权力频繁介入拆迁，并使用暴力强迫交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部法规的修改或者废止就能让人乐观起来。

原因二：法治不健全不合理。

中国并不是没有对私有权力和人身伤害权力的保护，为什么在拆迁中违反法律甚至犯罪的行为屡禁不止。有的是法律规定不合理，规定模糊。有的就是根本没有规定。还有的就是规定了也是一纸空文。因为他违背了执法者，甚至地方政府利益。让他们的利益只好借助权力游走于灰色地带。执法者让法律架空。

原因三：监督机制缺失。

谁监督法律，真正能保证法律实施的是人民，人民恰恰是实际被排除在监督者之外的。让权力和利益争夺的收益者监督法律。比监守自盗好不了多少。

原因四：政府的思想引导错误。

我从来不相信有人愿意生下来就愿意做仆人，更何况是做公仆。让人做仆人是违背人性的。做公仆就更是笑话。如果现在的人去当官是去当公仆的话，估计没有人当官。其当官的目标无非是在更好的位置追求利益最大化。圣人也许有但那是少数，让所有的人去舍己为民。那是不可能的。能当官的人大部分人是有才能的，聪明的人。合理的保证他们的才能和利益的分配，是保证他们不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最根本的法则。人趋利避害。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天性。象洪水一样疏导才是王道。

既要求为人民服务，又GDP至上的政绩观，哪些追逐权力利益的为官者会怎么样呢？

因此，中国式房屋拆迁矛盾浓缩了中国人，信仰，道德，体制。法治方方面面的问题，绝不仅仅是靠一部法律或者一个人可以马上消除的。甚至暂时的缓解矛盾的治标行为都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