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常语言中的“用”——并论哲学的“用”

内容提要：本文首次集中探讨了在很大程度上是“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的“用”，使“用”进入到了哲学的系统反思之中。仿佛是自明性的“用”，实际上并不那么“自明”；看似简单的“用”，却包含着复杂的意理结构。“有用”和“无用”的界限是非常相对的。“用”的性质只有在事物的关联中才能显示出来，撇开事物之间的关联，无所谓有用和无用。对于人类来说，“用”既是“合意”和“适意”，也是“依赖”和“依靠”；“用”是为了满足种种被“限制”的我们而被我们意识到并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所有之存在。从根本上说，哲学是各种自成体系的“以偏概全”的“偏见”。不确定性，恰恰是哲学知识的特性，它并不导致哲学的不幸。人们往往从实用性的立场指摘哲学无用，但这种指摘与哲学无关，哲学正是要在实用之外来显示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一“用”如何而在、如何与人相对而在

在我们所熟悉的事物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我们漫不经心、熟视无睹的事物，这令人想起“习焉而不察，日用而不知”这句格言所揭示的真理。现在我们郑重其事地要谈论的“用”，就属于我们经常打交道而没有仔细去深究的事物之一。它也许太普通、太常见、太简单，以至于当我们真要去追问它的时侯，我们甚至有举轻若重或小题大做之感。但看似简单的“用”，并不像我们想当然认为的那样简单。

哲学一直在问思“善”和“价值”，如果把“善”和“价值”看成是与“真”和“美”相对的一类事物的总称，那么“用”的问题，可以归属到“善”和“价值”的范围之内；如果把“善”和“价值”分别作为具体的概念来处理，那么“用”则可以说是与它们并列的同一类中相近而又不同的概念。不管如何，在哲学中，“用”还没有被慎重其事地追问过。这难道是哲学的疏忽大意吗？也许有人认为，哲学不值得去过问太日常的东西，以免失去高雅和华贵的尊荣。但是，正如金岳霖所指出的那样：“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1我们不能担保能够对“用”作出精深的分析，我们的愿望首先是要让“用”进入到哲学的问思之中，尽量让它如其所是地展现出来。

问思“用”，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问“用是什么？”但我们不必马上去界定它。让我们从两个通俗的例子谈起。一个例子是，据说，法拉第（mich ael faraday）有一次做电磁感应试验，做完之后，有一位妇人马上就问他：“这有什么用？”法拉第的回答是：“刚生下来的孩子有什么用？”另一个例子是，一次惠施对庄子说：“你讲的话无用”。庄子回答说：“知道无用就可以向你谈用了。地够广大了，人行走所用的不过是一脚之地。如果把一脚之外的地方向下挖掘成深渊，原来的一脚之地还有用吗？”惠施说：“无用。”庄子得出结论说：“既然如此，无用也有用。”2在这两个例子中，第一个例子非常通俗，第二个例子则不那么通俗。不管如何，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能够看到两点共同性的东西。第一，这两个例子都涉及到了“用”的概念，并且都是从“用”的角度和立场去提出问题。第二，这两个例子所谈到的“用”，涉及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用”的最常见的两种形式————“有用”（useful）和“无用”（useless）。

从“用”的角度和立场提出疑问和要求，对于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来说，是很自然的。它不是人类的一种偶然性意识和举动，而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动机。与这种方式具有相对性的人类观察和对待对象的另一种常见方式，是追问对象的“然”和“所以然”、“迹”和“所以迹”，即一般所说的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兴趣。而问“对象”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则是一种追求善和价值的兴趣。这来自于“用”在人类生活和存在中的不可缺乏性。无论人们对“用”采取诸如轻重缓急等何种态度，“用”都是人必须与之照面并参与到他们生活中的存在。可以这样说，“用”对于人类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可能性之一。只要看看人类的“厚生利用”和围绕此而不懈寻找有效工具和技术手段的努力在人类文明过程中占居了多么大的比重，这一点就不难理解。

在日常语言和生活中，人们对于经常使用的“有用”和“无用”，似乎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自明性”。因此，一般是不会去寻问所说的“有用”和“无用”是什么意谓，而是直接回答人们所提出的是“有用”还是“无用”的问题。否则，人们肯定会感到奇怪，甚至会怀疑寻问者是否缺乏基本的常识。的确，从一定意义上说，“有用”和“无用”具有一种无需寻问的“自明性”。但是，一旦真正追问起来，“有用”和“无用”就不像人们自以为是的那样“自明”。3

“有用”和“无用”的说法，是总体性的“用”在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存在者之间中所产生出的一种相对性关系。这样，看上去很分明的“有用”和“无用”，却有着随着条件和需要而发生变化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金子不仅是富贵的象征，而且被认为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一块沉甸甸的金子可能还不如一怀清水有用。在莫尔（thomas more ）的《乌托邦》中，平常被视为最有价值、最有用的珍贵之物，不仅都变成了无用的废物，而且变成了惩罚和耻辱的象征。一种存在物，对于嗜好者来说，不仅有用而且非常有用，但对于没有嗜好的人来说，它就无用甚至非常无用。可以说，似乎是确定性的有用和无用不仅随着时空而变，而且也随着人们的立场和需要而变。对于柏拉图（platon）来说，“有用”就是“尺度”和“适度”，如他说：“连猪都知道，任何与身体有关的事都需要个尺度。”所谓“有用”，便是“适度”，“过量”或“不足”都不算“有用”。贪婪地没有节制地占有一种事物，就会成为那种事物的牺牲品，就像“人为物役”、“人为物殉、“人为财死”等说法所指出的那样，被认为是极其有用的东西，反而又成了极其有害的东西。这一点后面还将谈到。

庄子对“有用”和“无用”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的把握相当透彻。这不是夸张。让我们再回到开头所提到的例子。被庄子讥之为“以坚白鸣”的惠施，其所说的“无用”是具有确定性的常识意义上的“无用”，这种“无用”及其与之相应的“有用”是人们的日常意识。按照这种日常意识，“有用”就是“有用”，“无用”就是“无用”。人们看不到“有用”中的“无用”和“无用”中的“有用”。但是，庄子超出了这种日常意识的限制，他在存在物的关系中发现了“无用之用”，发现了看似“无用”的东西和事物也“有用”，而“有用”的东西和事物则依赖于“无用”的东西和事物。庄子《知北游》中有一个说法：“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资焉！”4这个说法，照成玄英的疏解是：大司马“所以至老而长得其捶钩之用者，假赖于不用心视察它物故也。夫假不用为用，尚得终年，况乎体道圣人，无用无不用，故能成大用，万物资禀，不亦宜乎？”可以这样说，凭借无用的东西，就可以成就有用；而无所不用的东西如“道”，则万物皆所凭借。这正合庄子“无用之用”的旨趣。一般认为，只有“实”的东西才有利、有用，而“虚”的东西就没有利、没有用。但是，老子指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强调不仅有实有体的“充实”有利有用，而且无实无体的“虚空”也有利有用。庄子多次用“树木”之“有材”和“无材”谈论“有用”之“无用”和“无用”之“有用”。对于需要木材和加工木材的木匠来说，质地良好和合乎绳墨的树木才算“有用”，否则不管它多么巨大，它也是无用之树（“散木”）。但是，对于树木自身来说，“无材便是德”，“无材”对自己是最有用的（“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正是由于“无材”，自己才能够不被砍伐而丧失其生命。而那些“有用”之树林，“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5据此，对人有用途的“有用”之材，对树木自身来说则无用，不惟无用反而还会为自己招致祸害。庄子得出结论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也。”6为某一时空所限，人们就容易认为这一个时空之下的“有用”在其它时空之下也“有用”。为个人需要所限，人们就容易相信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对别人也是有用。但是，庄子发现同一事物因其时空不同，因其不同存在者的需要不同，“有用”会转变为“无用”，

“无用”也会转变为“有用”。对宋人非常有用的“章甫”，对于“断发文身”的越人来说则“无所用之”。在《齐物论》中，庄子通过对人类与其它生物不同需要所作的比较，实际上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之下的“正处”、“正味”和“正色”，这同时也说明，对人类非常“有用”的东西，对其它的存在者来说可能就“无用”；对其它存在者“有用”的东西，对于人类可能就“无用”。7因其自身的眼界和理解力不同，同一类事物和东西，在不同的人手中，不仅会有“无用”和“有用”之别，而且也会有“小用”和“大用”之异。根据庄子所举的例子，宋人保持手不被冻裂的药方，世世代代只是用来漂洗棉絮，但到了吴人手中，它则成了取得战争胜利和获得封地的最有效武器。对惠施来说，他所拥有的大葫芦和大树都一无所用，但对于庄子来说，它们都极其有用，只是惠子“拙于用大”。庄子教导惠施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 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所害，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8让我们总结一下，庄子深刻地领悟到了“有用”和“无用”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庄子并不认为只有“无用”的东西和事物才“有用”，而“有用”的东西和事物就“无用”；他也不是只注重普通所说的“无用”而轻视普通所说的“有用”。庄子识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突破了人们在“有用”和“无用”关系上的固定性意识，他不把“无用”和“有用”看成是确定的不变之物，他在“无用”中发现了“有用”，发现了“无用之用”和“无用之大用”；他在“有用”之中不仅看到了“无用”，而且还看到了“有害”。

显然，即使被认为是“最有用”的东西，也仍然是有限之用，而不是无所不用。也许人们相信上帝全知全能，相信神通广大的金钱万能（如《钱神论》所描述的“钱”），或者相信至高无上的权力万能，但这都是被崇拜的结果，并非这些存在真的就无所不能、无所不用。它们的有用性诚然很大，但照样是有限的和相对的，正如《列子?天瑞篇》所说：“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同理，即使被认为是最无用的东西，也仍然是有限的无用，而不是一无所用。如二氧化碳，对人和动物无用，甚至有害，但对绿色植物却非常有用。令人讨厌不已的苍蝇，看来也并非完全无用。人们从苍蝇身处最肮脏之地而又不受病毒和细菌的感染得到了灵感，相信从它身上能够提取出帮助人类增强抵抗力的有益物质。如果我们不是被狭隘和固定性立场所限，有用和无用就会向我们显示出多重性的意义。简言之，从万物无全用来说，万物皆无用，天下无有用之物；从万物各有其用来说，万物皆有用，天下无无用之物。这也许是玄谈，但我们想强调的是，不能在固定的意义上来看待“有用”和“无用”；不能再简单地认为“有用”就是完全“有用”，而“无用”就是完全“无用”。在最常见的“有用”和“无用”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用”的复杂性。

至此，我们还没有接触到“用”的性质。我们也许会说，“有用”就是有益、有效、有价值、有利等，而作为“有用”否定者的“无用”，就是无益、无效、无价值、无利等。这样说，在日常生活中也许已经够了，但对哲学上的问思来说就不够了。严格而言，有益、有效、有价值和有利或相反的无益、无效、无价值和无利，不过都是“有用”和“无用”的相似物、相近物或者语言上所说的近义词，不能说就是对“有用”和“无用”所作出的一般性解释。那么，一般来说，“有用”和“无用”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也许可以这样说，“有用”就是能够供应和满足人的需求，“无用”就是不能供应和满足人的需求。

但问题紧跟着就来了。人的需求显然很多，而且有不断增长的无限量性，要供应和满足人的所有需求肯定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供应和满足人们的需求就是“有用”，那么由于实际上我们的需求是无法完全满足的，或者说由于不存在能够完全满足我们的事物和对象，所谓有用也就不存在了。在现实中，人的需求一般都是某种具体的有限的需求，满足也是某种具体的有限的满足，既没有无限的需求，也没有无限的满足。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有用”只不过是能够供应和满足人的某种有限的需求，“无用”只不过是不能供应和满足人的某种有限需求。从简化的二分法角度来看，人的需求通常有所谓基本的生理性需求，如衣食住行等；也有精

神性的需求，如娱乐、文化和精神价值等。由此来说，能够供应和满足人的基本生活和精神需求的，都可以说是“有用”，不能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就是“无用”。但是，由于满足人的生理性需要的物质条件，在人们的生活中极具重要性，因此，这种能够“直接”满足人的生理性需要的物质条件，对于人来说，不仅被认为是“有用”，而且被认为是“最”“有用”。人们日常所说的“实用”、“实用性”，往往就是指能够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那一类东西。这一类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日常需之，日常用之，当下有效，不仅是“实际”上的“用”，而且是有“实在感”的“用”。与此不同，由于文化和精神价值的需要，往往是人在物质生活得到了基本满足之后而发生的需要，因此，能够满足这方面的精神之存在，对于一些人来说，虽然“有用”或“很有用”，但对于那些一直局限于物质生活条件需要或把追求物质生活条件看得最高或唯一的人来说，往往被看成是“无用”。与“实用”相对而言，这一类的“用”，我想用“虚用”来概括。这样，在人类那里，就有了“用之于形身”和“用之于心神”的两种最基本的“用”——“形用”（或“身用”）和“神用”（或“心用”），就有了能够满足“身心”两种不同需求的两种不同的“用”——“实用”和“虚用”。

从存在物能够供应和满足人的需求来看，“用”似乎就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性质。按照目的论的观点，自然万物的产生和形成都具有自身的目的。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认为，自然的事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产生出来的，就像人工技艺产品是为了一个目的一样。董仲舒相信，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之物，如五谷、丝麻等都是“天”有意识、有目的为了人的需要而生出而赐予给人的，“五谷，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为人赐也。”9“天生五谷以养人。……天之常意，在于利人。”10由此来看，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更别说是人直接根据自己的目的而制作的人工物，如工具），本身就具有“用”的特性，或者说本身就是为了人的需要这种目的而存在的。世界上一些宗教体系或哲学，都以不同方式主张目的论。但稍微看一下，就可以发现自然目的论的困境。如果说上帝生牛马是为了人用，那么人能够伺养牛马，不就等于说生人是为了饲养牛马；如果说鱼和熊掌是为了人的食用，那么鲨鱼和虎狼等食人，不也可以说生人是为了它们的食用。目的论的破绽是很明显的。纯粹的自然主义者否认目的论，他们相信万物都是自然的过程，并不是为了某种目的而产生的。不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和谐的秩序，还是存在着冲突，都是自然的过程，而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的有意安排。如王充坚持，天地无目的、无意识，因此由天地所产生的万物，也没有什么目的。他这样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万物之生，含血之类，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取而食之，见丝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说以为天生五谷以食人，生丝麻以衣人，此谓天为人作农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义疑，未可从也。”11目的论往往也是必然论和设计论，而自然主义往往则是偶然论和自生论。如果从目的论和设计论出发，就要承认“用”不仅是内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而且也是事物本身的目的。但如果从自然论和偶然论出发，最多只需承认事物具有“可用性”即可，就像王充所说的那样，五谷具有“可食性”、丝麻具有“可衣性”那样；或者像荀子所说：“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12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就认为，一种事物在不与其它事物发生关系之中就具有独立自在的“可用性”。只要是说到“用”，说到“何用”，就一定离不开“谁用”、“孰用”。也就是说，事物的“可用性”同时也要相应于“所用者”而论，只就事物本身而不考虑它与其它事物的关系，就无所谓用或可用不可用的问题。五谷可食可用，一方面固然依赖于“五谷”本身的性质，但另一方面也依赖于“食用者”的需要性。对于不需要食用五谷的事物来说，五谷对它是没有用的。因此，事物的可用性，取决于事物本身和需要这种事物的事物这两个方面。鱼离不开水和空气，人也离不开水和空气，水和空气对于人和鱼具有生死相关的可用性，但是，对于无生命的很多事物来说，水和空气也许就没有什么用。从宇宙万物相互依赖和依存的关系来看，万物各有其用，万物互为其用；从生态平衡的观点来看，生物各相用。但是，单就一物来说，万物皆无用，万物皆不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