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知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模式

案例22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模式

1、案例内容：

在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的差异，其社会制度也不同。但是，综观世界各国经济，可以发现它们还是有许多共性，其中，市场经济就是迄今为止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经济机制，不同的是，市场经济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的国家却显现出不同的特征

1.“野生植物”——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此种市场经济又称“个人资本主义”经济。它强调市场经济主体间按市场规律开展相对完全的自由竞争,通过优胜劣汰配置社会资源。政府主要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的法律,保证竞争秩序和市场活动的运行。这一模式的特点是:(1)国有经济的比重较低,一般在10 %以下。美国国有经济仅占国有经济比重的2 % ,国家所有制企业在全国资本构成中的比重仅为10 %;(2)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突出显现为间接管理,主要通过调解市场参数来间接引导企业的经营活动,很少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美国是典型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环节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干预居次要地位。美国没有专门从事综合经济规划的机构,也从不制定任何产业政策,其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分散进行,经济活动中,有75～85 %的行业依赖市场竞争的力量生存和发展。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相对其它国家是弱的。因为对市场的调控主要是通过这样的渠道实现的:一是相当市场活动的“裁判员”,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转,保证竞争的公平和秩序。二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解经济活动。财政政策是美国经济体系的“内在稳定器”。三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培养科技人才,注入巨额科研经费。

2.“人工培育的植物”——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亦称“莱茵模式”的互助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从50年代以来被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当作社会保障网与自由竞争相辅相成的经济制度。其特点是: (1)认为市场的灵魂是竞争,但竞争不能采取自由的形式,而要公平竞争；(2)坚持社会的整体性原则,注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3)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但干预和导引的倾向点在于维护社会平衡。社会市场经济是一种理想化的经济模式,其基本原则是竞争和秩序,社会发展与公平。用德国经济学家维利·克劳斯的话讲,“社会”的含义是指“一个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完成经济任务,而且还要完成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保障任务”。社会市场经济包含两个密不可分的领域:一个是带来经济效率的市场,另一个是提供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的社会福利政策领域。它是“市场效率和活动与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之间的结合。”

3.“政府主导型”——日本市场经济模式

日本的市场经济模式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政府干预的力度和作用的范围都很大，并且与法国的经济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即都是靠中央计划和市场机制共同协调经济。因此，一些研究日本经济的西方学者将日本的经济归结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濒临崩溃，当时同盟国驻日本的总司令部的成员E·阿克曼曾预言：如果日本今后30年的人口继续增加到一亿以上，那末，它只可能有以下两种结局之一：或者无限地依赖外援，生活水平将和1930──1934年时相等；或者走“自立”之路，但会面临无法克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困难，国民生活将逐渐接近于仅能维持的水平。然而，情况恰恰相反，日本经过30年的努力之后，经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飞跃。1949──1973年期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3%，高于美、英、原西德和法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1986年以后，西方经济陷入了滞胀，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高达3·8%，并仍高于上述国家。日本在战后能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与日本所采用的经济模式直接相关。保罗·R·格雷戈里认为，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多方面的作用。即日本政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趋势提供了方向。国家有选择地进行干预，在保证不仅有高的投资效率，而且大投资适当地分配到能导致增长的部门方面，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4.“从摇篮到墓地”——福利市场经济模式

福利市场经济模式是以福利为国家制度特征的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模式，主要存在于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执政的国家，如挪威、瑞典等，尤以瑞典模式最为典型。它是指以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充分就业和社会平等为目标、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由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共同奉行的一种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瑞典的市场经济是在基本实现了“从摇篮到墓地”的全面社会福利制度中实现。这一模式使得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据统计瑞典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在60年代时，在实行经济计划的英国、瑞典、挪威、荷兰、法国、日本六个国家里，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速度是最高的，但是到1970年时，它却只有瑞典人均产量的52%。1971年瑞典人均收入5100美元，比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高3600美元。1974年瑞典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720美元，为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01%，1987年瑞典的人均收入高达14200，在发达国家中也名列前茅。

5.“市场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曾被用来指称某些经济学家（如兰格）为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模式或形容原东欧等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甚至包括我们中国）所进行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是，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实现与市场的有效结合。中国经历了14年的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势结合起来。表现为在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建立和完善了公有制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结构。国家鼓励个体、私营和其他非公有制成分发展，把它们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初级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中要占大多数或优势，并体现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上。在分配结构上，建立和完善了劳动分配为主体的多要素分配并存

结构。这种分配结构既强调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凭借所有权参与分配，又强调市场型按劳分配的机制和原则，同时政府又通过工资、奖金、税收、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等手段和机制，防止分配不公，调节个人收入的过分悬殊，以促进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建立和完善了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的同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建立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格局，使国家的经济职能充分有效地行使。同时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运行机制。在对外开放上，建立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对外开放形态。中国积极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已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但是，在积极利用外国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又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从而使中国的对外开放保持了独立的形态。(马艳等：《探索的变奏——21世纪制度创新背景下的比较经济学》，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何国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评介》，载《理论界》2000 年第4 期。)

2、案例讨论：

（1）市场经济的模式千百万别，你认为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那些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还有值得借鉴之处？

（2）1990年斯蒂格利茨发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实现与市场的有效结合。社会主义的尝试，错在过度集权、产品质量下降、不能提供适当的激励和有效的选择、不具备充分的会计价格体系、缺乏竞争和创新。你对此有什么见解？

(3)美国欧洲日本为什么采取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

3、案例点评：

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会呈现不同的特点：

所有制结构不同，其市场经济的模式也不同。如美、德、日等国是以私有制为基本的经济制度，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制度基础上，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也不同。

收入分配方式不同，其市场经济的模式也不同。如美、德、日等多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以效率为基本准则，对公平关注的相对少一些。而中国和瑞典等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更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大面积的收入分配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力图兼顾公平与效率。政府作用的范围和方式不同，其市场经济的模式也不同。在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中，虽然政府的作用也很作用，但公共职能的领域比较窄，作用范围比较小。而德国、日本等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作用的力度就比较大。新自由主义者威廉·罗勃凯把社会市场经济，比喻为“人工培育的植物”，把自由市场经济比喻为“野生的植物”。作为一种“野生植物”的自由市场经济所坚持的是自由主义，它所要求只是一个廉价的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的守夜人”，而社会市场经济这株“人工培养的植物”则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法律规范和政策措施，来确保正常的竞争秩序，保障社会经济的顺利运行。中国是在进行了多年的计划经济之后转入市场经济的，其政府的作用和干预的程度都很大。与德国、日本比也有很大差异。

美国、日本、德国市场经济模式比较

（一）三种模式的共同点。

1．以私有制为主的混合经济，以私人垄断为主导。在美国。日本、德国经济中，国有部分约占1％一10％不等，合作社所有制、工会所有制等等分量更小，80％一90％以上均属私有制。而在私有制经济中，中小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占80%～90％甚至更多，在生产、销售、投资和就业等方面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它们毕竟是补充的和从属的。例如在日本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60％以上同大企业有承包关系。在美国20万家工业公司中，最大的50家占了工业资产总额的49％。在日本，以营利为目的经营的法人企业（不包括金融、保险业）有175万家，其中资本额在1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只有2195家，仅占公司总数的0.13％，但他们占了全部法人企业资本总额的41.4％。在德国将近4.4万个工业企业中，千人以上的大企业只有1000个，占企业总数的2％，但它们却占了销售总额的44％。

2．社会经济机制方面，都以市场竞争为基本调节手段。在对待竞争的问题上，美国、日本、德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三种模式的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下述两方面。一是都强调竞争的重要性，同时又都看到个人和企业（特别是私人垄断企业）有一种排斥竞争的本能，因此不能寄希望于自发存在的竞争秩序，而要重视建立人为的有秩序的竞争。二是认为，为了建立这种有序的竞争，不仅要直接制订若干必要的调整竞争秩序的立法，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日本的禁止垄断法、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等，而且还要致力于间接地为建立有序竞争创造重要的条件，例如币值稳定、市场开放、契约自由等。

3．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相当接近。美国、日本、德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思路主要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任务主要是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创造框架条件，而不是自己直接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二是针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发的市场竞争所必然带来的三大弊病（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经济结构的不协调以及社会的极大不公),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力争加以缓和。据此，提出了三个层次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第一层次是社会政策目标，这就是所谓个人自由和社会和谐，这一目标可以称之为最高目标；第二层次是经济政策的一级目标，这里包括经济自由、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第三层次是经济政策的二级目标，这是指通货币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适度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和分配公平等。

为了遵循上述基本思路和达到上述各个层次的社会经济政策目标，战后美国、日本、德国都发展或完善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工具，包括竞争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增长政策、对外经济关系政策和社会政策等等。所谓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大大增强，主要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政策得到体现的。可以说，它特别集中地反映在一项指标上，即国家财政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战后比战前都数倍地提高了。1937年，美国的这一指标为8.5％，日本为11.6％，1952年联邦德国为15%；半个世纪之后，到了1988年，美国上升到了3663%，日本为32.9%，德国则为46.6％。自然，在运用这些政策工具时，虽然大方向一致，但各国在“配方”和“剂量”方面还是有不少差别的。

4．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前途方面，日益相互接近、彼此靠拢。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各有其长处和短处。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更多强调“自由”，而相对较少社会福利；德国比较重视社会福利，但相对缺乏“自由”；日本则两者

都不足。目前的发展趋势是，它们都将弥补自己的欠缺，三者的差异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

美国、日本、德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三种模式的发展前途。用美国学者威廉·E·哈拉尔的话来说，它们都在从“旧资本主义走向新资本主义”。这里的“旧”、“新”差别，归结为七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经济进步的特点，“旧资本主义”是硬增长，“新资本主义”是巧增长；第二个指标是结构，即市场网络；第三个指票是决策的权力，“旧资本主义”是权力性的指挥，“新资本主义”是参与性领导；第四个指标是企业的价值观念，“旧资本主义”下企业只注重经济目标，而“新资本主义’下企业追求多重目标；第五个指标是管理的重点从业务管理转向战略性管理；第六个指标是将从利润为主的大企业转为民主的自由企业；最后第七个指标是世界体系将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转向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混合。

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阶段（或者说自由竞争阶段);以私有大企业为主的阶段（或者说私人垄断阶段),大企业十大政府的阶段，即由大企业和大政府一起主导社会经济生活。这里的“大政府”，不仅是指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规模数量比过去扩大而言，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权力和职能的强化和扩大。然而，在这第三个发展阶段中的“大政府”，往往是官僚主义的。效率欠高的；“大企业”则是过分追求利润，既忽视社会责任感，又缺乏民主精神。现在，正在进人第四个发展阶段。它将依然是“大企业”+“大政府”，然而这里的“大企业”和“大政府”都将逐步比过去改善。西方市场经济但从大方向看，它们在继续进步。

（二）美国、日本、德国市场经济三种模式的不同点。

美国的市场经济，其实质内容主要是指，在四大经济主体（家庭、企业、银行和政府）相互之间的关系上，彼此施加于对方的限制较少，同时，对对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较小。例如，政府对企业，美国既没有象日本那样的计划与产业结构诱导政策，在环境保护、职工培训、解雇雇员等等方面对企业的限制也较轻；另一方面，对企业的扶植和补贴等等也相对较少。美国国家对家庭承担的责任也远不及欧洲，个人和家庭首先得靠个人的“自助”和“自救”。这种个人资本主义的优点是较少束缚，灵活性强，缺点则是人与人不和谐，过于冷漠。过度的所谓个人“自由”还使美国的社会问题相当严重：1960～1990年30年间，暴力犯罪率增长了560%，非婚生出生率增长了419O，离婚率增长了400O，青少年自杀率增长了200%，被捕人数达1100万人，吸毒者几百万人，如此等等。

德国（和欧洲）的市场经济，其实质内容主要是指，力求达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兼顾。欧洲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为多数人所接受、又不大大削弱市场机制的环境；从对疾病、解雇、失业的保护直到养老金和住房保障这样一种完整的社会制度。此外，高税率还使社会有可能为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作大量投资。人们提倡的劳资之间的伙伴关系改善了资本主义的形象。这种社会资本主义的缺点是有些国家已经陷入社会福利负担过度，由此而产生的对国家财政、对个人和企业积极进取精神的消极影响不可小视，高税率还促使资本外逃。

日本的市场经济，其实质内容主要是指，①从国家来说，全国的一切经济活动首先都着眼于厂家，因为在那里，人们的思维逻辑是：只有企业赚了利润，才可能增加投资，进而扩大生产能力和提高竞争能力，进而增加就业，再进而增加工资，最后结果是提高消费。②从企业来说，尽管国内着极其激烈的竞争，但日本经济还是处于一种专制的指挥结构之下。三菱、三井、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劝业“六大系列”决定着产业政策的方针。这些“系列”大多比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还大，它们各自都拥有市场经济行各业——从基本材料工业到电子计算机服务，从建筑康乐恩到贸易公司。仅三菱一家就占日本社会总产值的7％。③从居民来说，由于经济片面地着眼于厂家，日本人民的消费水平没有达到他们本来可以达到的程度。由于奉行农业保护政策等原因，日本的消费物价平均比美国高40％。由于国家放任对房地产的投机，私人拥有自己住房的机会越来越少，购买一套公寓住房已从需

要五年工资上涨到目前需要八年工资。

在组织原理一类指标中，美国和日本的共同点是私有化程度都很高。然而，在美国，没有组成产业集团，日本却广泛存在产业集团，在上面提到的和其他的“系列”内部，60％～70％股份都属内部掌握，不进行买卖。因此，日本企业之间往往存在长期性关系，供给体制不象美国那样强度的以价格为主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企业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不及美国那么高。此外，在主要生产要素方面，美国首先看重资本，日本还同时重视人力。

在资本市场一类指标中，总的说来美国比日本发达。美国资本市场的特点是证券化，日本在这方面相对不及；美国的银行制度市场化程度比日本高，且比日本更发达，但日本银行的集中程度高于美国；美国证券市场的重要性比日本突出。

在劳动市场一类指标中，美国就业稳定性低，流动性高，一人一生变换工作七八次，日本则相反，一人一生只变换工作一二次；在劳资关系方面，美国带有敌对性，而日本具有合作化；工资差距美国比日本大。

在企业内部一类指标中，美国企业的首要目标是利润，而日本要注重增长、市场份额和稳定就业；在企业内部，美国经营者往往扮演独裁者的角色，而日本经营者遵循协商规则。

最后第五类指标涉及政府政策。在美国，总的说来政府政策对企业的作用是有限的、合作的，而在日本，政府作用是有力的、合作的；美国的反垄断政策比日本强，贸易政策比日本开放，而在产业政策方面日本比美国强有力，美国几乎没有什么产业政策。综上所述，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把美国称之为私人垄断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把日本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而把德国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

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当然是价格—竞争机制发挥重要作用，但同时国家经济的控制力作用和政府管理的作用又特别强大。对此，国外学界带有批判含义的观点很多，所谓指称中国是“权威资本主义”（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的提法就是由此而来的。国内学界的批评声音也不少，最尖锐的意见认为这种状况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认为，问题可能不这样简单。

黑格尔有一个重要命题：一切现实存在都是合理的。在这里，我想借用著名的“瓦格纳定理”来对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合理性加以说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发现，一个国家一旦全面进入工业化发展过程，政府经济部门在数量和比例上都有一种扩大现象，公共财政将不断膨胀，国家经济力量和政府管理不断强化……。瓦格纳预言，这种趋势作为规律性现象，将在未来５０年—１００年后仍然发生作用。对这种趋势的原因，瓦格纳讲了几个基本理由：大规模产业发展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扩大；市场竞争激烈要求公共福利项目增加；经济垄断力量活跃要求强化市场管理；工业化导致农村破产要求政府的全面帮助，等等。在“瓦格纳定理”发表后，先后有若干著名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逊）用英国工业革命、二战后美国的发展情况和６０年代后英美德三国的比较发展作过经验数据的验证，结论是，尽管实际情况非常曲折复杂，但“瓦格纳定理”的一般趋势是存在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虽然建立了国家工业化基础体系，但正是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革，才撬动了中国工业化的全面高速发展。在这个新的发展环境下，瓦格纳所讲的国家经济力量和政府管理不断强化的种种情况，在中国也可以找到存在的根据。此外，中国还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城乡协调与区域发展协调、国土资源与环境保护、建立创

新型国家、国家经济安全、控制庞大人口的增长、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谋划全球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任务很重。可以说，“瓦格纳定理”在中国存在的理由，可能更加充分。

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在改革开放后长达３０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家主导的工业化高效积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瓶颈就是资本积累匮乏。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同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进行了初期积累，建立了国家工业化基础体系。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开始了工业化全面展开的历史进程。现在看，虽然新时期进行资本积累的方式很多，但获得最重要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一个是依靠从国外引入资金，另一个就是通过土地积累，即政府和开发商通过低价征用土地获得大量资金。这种依靠土地积累所获得的资本总量，要远比从国外引入资金大得多，有研究机构测算其总量超过２０万亿元人民币。已有研究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已经超过财政预算的３５％以上。尽管这种积累方式对许多补偿不足的失地农民来说是不平等的，其所带来的后续社会矛盾也非常棘手，但谁也不能否认，正是倚赖这个极其巨大的土地资本积累，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得以如此迅猛地发展，ＧＤＰ才能得以保持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水平。而这种土地资本积累的制度条件，就是建国以来坚持一贯的土地国有化制度——这实际上是公有制为主体的最坚硬基础。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在改革开放后就推倒这个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化改造，把土地所有权完全放到私人手中。这样做市场自由化程度肯定很高，市场竞争会更加充分，但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成本就会十分高昂，获得今天这样的工业化发展成果也一定会花费更为长久的时间。

——国家管理资源、能源产业与经济稳定。一个国家的资源、能源产业是工业化发展的基础经济部门，其发展和供求状况既对下游产业的微观运行发生重要作用，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和国家经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经济部门由国家完全垄断，进行统一国有化经营。市场改革后，这个经济部门的发展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产业进入完全竞争领域，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造，由国内外私人资本承担投资、开发主体（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都作了这种选择）；另一个是不改变国家的经济控制和政府管理，但对原有国有化经营体制进行制度改造。我们选择了后者。事实证明，这种选择是有合理性的。改革后的产业能力和企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企业集团进入了世界百强。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统筹管理下，发挥着国民经济宏观稳定的战略职能，在保持稳定增长中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并为下游企业提供了价格相对便宜的初级产品，实际上是国家对全部工业化成本的补贴（这个重要成本因素不能忽视）。此外，在国内民营资本还无力大规模地进入发展阶段，由国家资本优势控股还可以避免国外大公司、大资本的战略控制。

——政府的强大经济组织力量。中国进入现代市场经济有两个先天不足，一个是制度性问题，一个是公共产品问题。从制度性问题看，中国没有重商主义传统和比较发达的近代工商业社会基础，计划体制又完全排斥市场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不是自下而上自发地进行，而是执政党自觉改变观念，由政府推动自上而下有组织地进行市场化改革。这种政府组织行为包括提出改革方针、让出市场活动领域、缩减计划定价比例、改造国有企业、提供市场机制运行制度平台、管理市场秩序，等等。可以说，在中国，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由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扶植起来的。如果不是这样，市场化改革一开始就高举私有化旗帜，完全依靠私人主体自发进行，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结果了。从公共产品问题看，中国幅员辽阔，市场经济全面启动，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非常突出。大型港口谁来建造？现代交通网络谁来筹办？基本农田水利设施谁来投入？大

江大河谁来治理？国土规划谁来主持？环境污染谁来整治？等等。当然，按照科斯原理，这些公共产品也可以在厘清产权的条件下由私人提供。但几乎毋庸争议的是，如果用这种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其交易成本一定会大得多，至少社会基础设施水平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改革开放３０年，政府运用强大的经济组织力量，为市场发展提供了规模宏大、配套完备的公共产品，为中国经济的持久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对一种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好评价，不是学理的论证，而是发展成果的证实。仅以ＧＤＰ计算的国家经济总量为例，１９７８年拥有９亿多人口的中国经济总量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只有１３５０亿美元，２００７年则达到３４１１０亿美元，增长了２５．２６倍。在“金砖四国”的比较中，１９９０年中国的ＧＤＰ只有３５４６亿美元，是俄罗斯经济总量的６１．２３％，巴西的７６．１２％，仅仅比印度多３７７亿美元。２００６年中国的ＧＤＰ为２６８４７亿美元，分别是俄罗斯、巴西、印度的３．６６倍、４．３２倍和３．３５倍，同德国并列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毫无疑问，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