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法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程序法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摘要：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公民一系列重要权利，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刑事诉讼程序提出要求，这不仅是诉讼公正理念的体现，也是诉讼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外国有关程序法定原则的立法及适用情况相比，我国在程序法定原则的贯彻、实施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关键词：程序法定原则立法司法刑事诉讼法修改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等重要权利，基于人类对于在暴政、专制社会下失去自由、尊严与权利保障的痛苦经历的反思，所以，要求刑事诉讼法必须由国家立法机构制定，这称为刑事程序法定原则。在贯彻刑事程序法定原则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尚存在许多有待完善之处。本文不揣冒昧，拟就该原则的含义、基本要求及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一、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与理念基础

（一）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刑事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重要原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立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程序应当由法律事先明确规定；二是司法方面的要求，即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的刑事程序来进行。刑事程序法定，是由刑事诉讼涉及利益的重大性决定的。刑事诉讼的过程，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过程，而刑罚权包含着国家以强制力剥夺公民的财产权、自由权乃至生命权等最重要的人权。因此，程序的确定性、公平性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程序（法）即无实体（法）”。这一法律格言，在刑事领域体现得最为彻底。为此，由国家立法机关以法律事先明确规定刑事诉讼程序，规范刑事诉讼活动，保证刑事诉讼的有序性和公正性，就显得尤其必要。

根据刑事程序法定原则，关于刑事诉讼的程序，应当由国家的法律规定。这里的“法律”，是指狭义的法律，即由反映民意的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意味着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不得制定剥夺或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程序性规范，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刑事程序只能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预先规定，否则，可能导致国家行政权或者司法权的恣意与专断。此其一；其二，刑事程序应当由法律预先作出规定。这意味着不得针对特定案件或者特定人员事后设

立刑事程序，以保证使所有案件、所有当事人受到公平的待遇。

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制定方面，成为问题的，是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和行政机关的相关规定问题。首先，按照刑事程序法定原则，司法机关不得制定刑事诉讼法。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案件情况千差万别、十分复杂，在将抽象的刑事诉讼法律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时，有时需要制定技术性规则或者对法律条文作出解释。对此，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规范只能由法律规定，不损害公民基本权利和诉讼权利而仅属于技术性的规则，可以由司法机关制定；对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存在法律规范的规定为前提，且应当符合法律精神，不得通过司法解释创制法律，或者违背法律精神解释法律。其次，按照刑事程序法定原则，行政机关无权制定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但是，在司法行政方面，有关行政机关可以制定不妨碍公民基本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规范。

另外，还应当注意的是，虽然法定原则在刑事法领域既适用于实体法（罪刑法定），也适用于程序法（刑事程序法定），但它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适用的效果是不同的。在刑事法领域，实体法规范绝大多数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严格解释，因而，作为原则，实体刑法不适用于其生效之前实行的犯罪（实体刑法无溯及既往之效力）；与此相反，制定程序性法律是为了保证正确司法，所以，这种法律原则上被视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它可以即行得到适用，并且可以对其做扩张解释。这就是刑事程序法有利被告扩张解释的原则。“对旨在保证最佳刑事司法，归根到底有利于‘受法院管辖之人’的程序性法律，可以作扩张解释；与此相反，对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实体刑事法律则应当作严格解释，至少在其不利于犯罪人的限度内应当严格解释之。” 因此，对实体刑事法律，不允许类推解释；而程序性刑事法律则不然，不禁止对其作类推解释，更不禁止推理解释。在理智、情理，尤其是维护正义之最高利益要求对程序性刑事法律作扩张解释时，程序性刑事法律可以扩张至其具体的狭义术语表述之外；在发生疑问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朝着最有利于受追诉人的方向扩张适用这些法律，也就是说，朝着更能保护受追诉人权利的方向扩张解释这些法律。

（二）程序法定原则的理念基础

程序法定原则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诉讼公正理念的体现，也是诉讼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程序法定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国民主权原理的体现。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权力首先必须是一种法律权力或曰法定权力，国家权力必须在作为民意代表的代议机关即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所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法律所明确授权的范围就是国家权力行使的界限，越此界限则国家权力的行使应当归于无效。因此，法治原则实际上是基于国民主权的政治原则而强调

国家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从与君主专权相比较的角度看，国民主权原理及法治国家的观念无疑是历史的进步，而程序法定原则则是国民主权原理及法治国家观念在刑事程序领域的具体体现。

其次，程序法定原则是刑事诉讼的公正、秩序等价值得以实现的保障。程序法定原则是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价值的必然要求。贝卡里亚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刑事法官根本没有解释刑事法律的权利，因为他们不是立法者。” 司法机关必须依照法律的事先规定对案件进行处理，如果一个法官或者其他法律实施官员不依法定程序进行审判或者侦查、起诉，则等于法官或者其他官员造法，然后回溯运用到早已发生而正在办理的案件中。不论在实体法领域，还是在程序法领域，“如果一个法官造新法，然后以回溯的方式运用到先前发生的案件上，那么，败诉的一方之所以受罚，就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违背了某些他原本应守的法定义务，而毋宁是违背了一个他行为后才被（法官）创造出来的义务”。因此，法律实施官员对法定程序的遵行，是刑事诉讼公正价值赖以实现的基础。

程序法定原则对于刑事诉讼秩序价值的实现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对于法律实施官员而言，依照法律预先规定的程序进行刑事诉讼，可以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有序性，防止权力行使中对秩序造成破坏；对于当事人而言，程序的确定性如同实体法的确定性一样，对于实现秩序至关重要。贝卡里亚在谈及刑罚的必定性和确定性时指出，“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 我国台湾学者林立指出，一个人之所以愿意守法，乃是由于他事先可以预知若有人违法侵害其权利时，大家步入法庭，法官依法定夺，必然会使其受到侵害之权利得到恢复或赔偿。反之，如果法官可以不依法而判，守法的人走入法庭竟然也有出乎意料败诉的可能，人民守法的动机将荡然无存，社会秩序无法建立，而终至天下大乱。实体法是如此，程序法也是如此。

再次，程序法定原则是维护法律良性发展，确立立法与司法相互制衡关系的需要。程序法定原则要求法律实施官员的活动必须遵循法律预先规定的程序，而规定法律程序是立法机关的职权。即使在英美法系国家，其法官形成的判例也不得背离正当程序的要求。之所以强调法律实施官员必须遵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因为“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程序法定原则的基本功能，就是以其明确的规定来防止法官在刑事程序上滥用职权，实现立法对司法的制约，从而形成“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现代法治结构。

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程序法定原则是在刑事法领域实现人权保

障的基础。贯彻该原则，可以通过预先明确规定权利和义务，规范法律实施官员和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将其活动限制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正如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所指出的，法治主义的提出，“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们的责任并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安全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使统治被限制在他们的适当范围内”。一方面，程序法定原则要求法律实施官员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以避免其在执法中剥夺或者限制法律预先设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参与人的权利；另一方面，程序法定原则既可以保证每个公民受到同等待遇，防止由于法律实施官员任意创制程序规则给当事人等带来不公正，也可以保障诉讼参与人更好地行使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外国关于程序法定原则的立法与适用

在大陆法系国家，程序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共同构成法定原则的内容。就是说，法定原则既包括实体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也包括程序上的程序法定原则。根据法国教科书的观点，“法定原则并非仅仅约束有关规定犯罪（具体地说，是规定重罪、轻罪及违警罪）以及犯罪人之责任与重罪、轻罪及违警罪之刑罚的法律。因为，本义上的法律，也就是立法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还确定着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则并创设新的法院制度”。根据其对于程序法定原则的界定，“只有法律才能确定负责审判犯罪人的机关以及它们的权限，确定这些法院应当遵守什么样的程序才能对犯罪人宣告无罪或者作出有罪判决。所有这一切，都要由立法者细致具体地作出规定”。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7条规定，“除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按照法律所规定的程序，不得控告、逮捕和拘留任何人”。1791年法国宪法对此加以确认，并陆续被欧洲大陆国家所吸收。从德国基本法第一至二十条中，可以直接推导出法制国家程序原则，即程序法定原则。《日本国宪法》第31条规定：“任何人，未经法律规定的程序，不得剥夺其生命、自由或者科处其他刑罚。”该规定要求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都应当通过国家立法机构制定的狭义法律来规定刑事程序。在大陆法系国家，不仅在宪法中对于程序法定予以原则性规定，而且其刑事诉讼法也通过严密、细致的程序性规范的规定具体贯彻了刑事程序法定的原则。在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俄罗斯，则规定了刑事程序法定原则对司法的要求。20XX年修订的《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第7条规定：“法院、检察长、侦查员、调查机关和调查人员无权适用与本法典相抵触的联邦法律。法院如在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中确认联邦法律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符合本法典，应根据本法典作出决定。法院、检察长、侦查员、调查机关或调查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违反本法典的规范所取得的证据不允许采信。法院的裁定，法官、检察长、侦查员、调查人员的决定应该是合法的、有根据的并应说明理由。”

在英美法系国家，不实行严格意义上的程序法定，但却有与刑事程序法定原则精神相通的“正当程序”的理念，其基本含义为：“除非事先经过依据调整司法程序的既定规则进行的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财产或者法律赋予的其他权利。”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了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所有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受其管辖的人，都是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地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同等的法律保护。” 尽管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是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渊源，但不论是判例还是议会制定的成文法，都不得与“正当程序”的理念相违背。

刑事程序法定原则也得到联合国文件的认可，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律准则。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每个人都享有人身自由与安全的权利，任何人不得被任意逮捕或羁押，除非依据法律所规定的理由并遵守法定的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不过，由于两大法系法律传统的不同，程序法定原则和正当程序要求的具体表现方式也存在着某些差异。在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是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刑事诉讼法典及其他相关法律除了规定刑事诉讼必须遵循的一般原则外，还详细规定刑事诉讼各阶段必须遵循的具体程序。因此，程序法定原则主要体现于有关刑事诉讼程序的成文法之中，强调司法机关的活动必须遵循法律的明文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以判例法为传统，正当程序的理念不仅体现为刑事诉讼应当遵守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及有关刑事程序的成文法律的规定，还体现为刑事诉讼应当遵守体现正当程序理念要求的“先例”。

三、程序法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可以说，在我国法律确立了刑事程序法定原则。但是，我国在具体贯彻该原则方面尚存在许多问题。按照真正意义的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我国关于涉及公民基本人权的程序立法，尚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首先，我国司法实践中许多涉及公民基本人权的刑事诉讼行为于法无据。譬如，在侦查实践中存在的诱惑侦查、监听通讯、心理测试检查等。又如，在一些机关或者地区，脱离刑事诉讼法规定进行所谓改革，严重侵犯公民基本人权。

其次，“司法立法”的状况构成对程序法定原则的严重背离。程序

法定原则要求有关刑事程序的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都有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往往取代立法机关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其中有些规定与刑事诉讼法明显抵触，刑事程序法定原则遭到破坏，致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得不到遵守。

第三，许多涉及公民基本人权的程序规范本应由立法机关制定，却出自行政机关。譬如，劳动教养程序等。由于行政机关既是实际的实施者，又是立法者，导致实践中权力的滥用和专权，公民基本人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鉴于上述，在我国贯彻刑事程序法定原则，一方面，应当完善刑事诉讼立法，对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完善的地方予以规定或者完善，将本应由刑事诉讼法规定而却由行政机关规定的涉及公民基本人权的程序纳入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之中；另一方面，应当建立与完善关于程序违法的制裁机制，除了实体法和纪律制裁，还应当明确程序性后果，使刑事程序的价值得到体现，使程序法得到应有的尊重，使法定程序得到切实的遵守。

宋英辉罗海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