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乐府民歌艺术特色

论汉乐府民歌艺术特色

普兰店市职业教育中心

李晓东

论汉乐府民歌艺术特色

汉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一的时代，经春秋以来，历史上空前统一，疆域最大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上升时期。它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都具有中国封建社会初开创性、典范性的特征。屈原的楚辞文学具有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特点。秦代可以说没有文学，而汉代则不同，它的辞赋、散文、诗歌都有较大的发展。在汉诗歌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民歌。本文旨在略论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来自民间，是人民群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它揭露了战争和傜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封建压迫下生活的痛苦，揭露了上层社会剥削阶级的腐朽、丑恶，也有表现爱情和婚姻的诗。这些深刻的思想内容与较高的艺术成就是相辅相成的。下面我简单谈谈它的艺术成就。

一、突出的叙事特征

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有压倒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却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汉书·艺文志》说汉乐府民歌有“缘事而发”的特色，主要当是从这一点来说的。如《妇病行》、《孤儿行》、《东门行》、《战城南》、《十五从军行》、《陌上桑》、《艳歌行》、《孔雀东南飞》等等，无论是短章，还是长制；无论是第一人称自诉，还是第三人称旁述；无论是撷取生活中一个场面一个片断，还是叙述一个时空跨度大的完整事件，都有相对完整的情节，注重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具有风趣盎然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其叙事艺术，比之《诗经》及其以前的诗作，都明显地加强了，例如《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

只有16句，叙述一个八十老翁久戍幸还的生动故事，诗人把主人公65年紧张艰辛的军旅生涯高度浓缩在“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十字之中。只截取他返回家园短短一天甚至几个时辰的事情，以主人公的行踪为序：“得归”一路问一“遥看”一人“室”一作炊。一出门一落泪，由远而近，依次叙写，层次分明，情节完整，一个服役终身，侥幸生还，却家破人亡，孤苦伶仃的老者形象，跃然纸上。《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故事最完整，情节最生动的佳作，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宏伟的长篇叙事诗。全诗由兰芝遣归、含泪惜别、兰芝抗婚、夫妻双殉四大情节构成。开头以孔雀失偶、徘徊不定起兴，拉开序幕，使全诗笼罩在一片灰暗阴沉的氛围之中：尾声以夫妻合葬、化鸟双飞作结，充满浪漫色彩。此诗时空夸度宽、幅度大，时间前后几春秋、甚至数十年，空间由焦家到刘家，由室内而室外，由家庭而社会，人物活动范围极为广阔。

汉乐府民歌不仅按时间推移与事件发展脉络，直线型编织故事，同时还按照人物的内心潜意识，采用跳跃、顿断、连续剪接的艺术手法，将某些不相关的画面，组合成一个曲折完整的故事。它总是选取生活中某一场景，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情节或断面加以集中描述，大胆略去情节的进展过程，从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更谈不上展示事件发生发展的广阔背景。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有利于作者通过描述某一具体事件，充分抒发自己的主观情感，充分展现了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如前面说到的《东门行》，只是写了丈夫拔剑欲行、妻子苦苦相劝的场面，但诗歌背后的内容却是很丰富的。《艳歌行》同样只写了女主人为游子缝衣、男主人倚门斜视的片断，却使人联想到流浪生活的无数艰辛。

中国古代的叙事诗，可以说完全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代的叙事诗，在分类上一般都归属于乐府体。许多名篇，直接以“歌”、“行”为名，如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这是表示对乐府民歌传统的继承，因为“歌”、“行”原来是乐府诗专用的名称。在写作手法上，无论短篇和长篇，也都受到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二、多种表现手法

1、对比反衬。对比反衬的手法在汉乐府民歌的某些作品中表现突出。譬如《上山采蘼芜》，通篇都是新人与故人的对比。一是容颜对比：“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二是境遇对比：“新人从门入，故阁去”；三是劳动技能即织绢能力的对比，包括质量的对比：“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数量的对比：“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最后是结论的对比：“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通过对比，新人和故人的差别一目了然，故夫的后悔溢于言表，然而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暴露出人们评价女性价值的标准，显示出女性地位的卑微可怜。《陌上桑》第三解罗敷夸夫一节，虚夸出仪表堂堂、官运亨通的夫婿，用意就在于与猥琐好色的使君形成鲜明的对比，以阻止他非礼的念头。《孔雀东南飞》中也有不少对比。譬如铺写太守家准备迎亲的热闹排场，与刘兰芝自作“嫁裳”的冷落凄清，就是一种强烈的对比。刘兰芝与焦仲卿曾经发誓：“君当作盘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这本是生动形象的比喻；焦仲卿与刘兰芝重逢之时因误解而相责难：“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既是重复前时的比喻，又是意含讽刺的对比

2、顶针联珠。顶针又称为联珠，是一种辞格，即用前句结尾的词语做后句的开头，使前后句子首尾蝉联。无论用于叙事、说理或抒情，都能够使内容衔接紧密，环环相扣。《诗经》和楚辞尚无此格，在诗歌创作中或当起于乐府古辞。譬如《平陵东》，采用三三七的句式，每三句为一小节，节与节之间全用顶针。用“劫义公”、“两走马”、“心中恻”三个词组联系四个小节，一气呵成，连绵不断，又显得跌宕有致。再如《相和歌辞》中的乐府古辞《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思。

这首诗的前八句用顶针，每两句一顶，用“远道”、“梦见、”“他乡”三个词语联系八个句子，由起兴到梦幻，如行云流水，格调清新而深沉。顺便提及，诗的后十二句也很有特色。枯桑兀立，却能够感受天风的刺激；海水动荡，却能感受

天气的寒冷；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自苦自知的感受，生动而耐人寻味。“入门”二句用他人的家庭情趣来反衬自己的孤独，自然而别开生面。后八句叙述鱼腹传书的情节，颇具传奇色彩，与前八句的梦幻描写相照应，显出凄清的浪漫情调。

3、铺排、夸饰和烘托。铺排、夸饰和烘托是汉乐府民歌常用的表现手法，在《陌上桑》里有集中的体现。《陌上桑》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三》，题为《艳歌罗敷行》。徐陵将它辑入《玉台新咏》，亦题为《艳歌罗敷行》。在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相和曲》，题为《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命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但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以上第一解（段），以夸张的手法，极写罗敷体态容貌之美，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是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以上第二解，写五马太守相戏，罗敷严辞相拒。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姝。

以上第三解，写罗敷盛夸夫婿以拒太守。《陌上桑》是一首民间故事诗，叙述采桑女秦罗夫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作品采用铺排、夸饰和烘托的表现手法，利用喜剧性的矛盾冲突，刻画了一个美丽、坚贞、聪明、机智的采桑女形象，歌颂了劳动妇女不慕富贵，不畏权势的高尚品质，同时揭露了五马太守的丑恶和愚蠢，反映了官僚权贵的荒淫无耻。晋人崔豹《古今注》说：“《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巧弹筝，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赵王乃止。”这个创作背景传说未必可靠，但它与《陌上桑》先后在民间广泛流传，说明豪门权贵掠人妻女，当时已是严重而普遍的社会问题。辛延年的《羽林郎》与此相似，揭露一个“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的霍家奴，朱乾《乐府正义》认为是借以讽刺权贵窦景及其豪奴，可见罗敷的遭遇在当时决非偶然。

《陌上桑》的语言特色是广用铺排夸饰，除第二解以对话推进情节之外，首尾两解全用铺陈排比构成。一解写罗敷之美包括两段铺排：先写罗敷的器具、发型、耳饰、衣着之美好，后写众人旁观神态之专注；二解写罗敷夸夫则包括三段铺排：一夸气派，二夸官职，三夸仪表风度。铺陈排比中还有不少偶句，排句与偶句套用，相同的句式和节奏，形成强烈的气势，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

诗中的五处铺排在语义上全是夸饰。夸饰即夸张的修饰手法，《诗经》中已有先例。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穿戴十分讲究，似乎不必采桑。她的夫婿率领千余骑，“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何用妻子辛苦采桑呢？以常理推论，则忽视了文学艺术的夸饰。尤其是民歌，作者喜爱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将一切美好的东西加到她身上，完全是正常的艺术处

理。夸夫全属虚拟，以显示出罗敷的智慧。不夸夫则不足以拒绝使君，盛夸夫婿的气派、官职和堂堂仪表，使使君相形见绌，自惭形秽，也就镇住了使君，阻遏了他的非礼。众人忘情地观看罗敷的美貌，以至于“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以俏皮话为夸张，体现了民歌的原始风貌，切勿仅以好色论之。

烘托如烘云托月，不作正面描写而注重侧面烘托，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陌上桑》中的烘托最为特色。开篇的起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二句是环境烘托，为主人公的出场泼洒一片灿烂，有清水芙蓉之妙。器具、发型、耳饰和衣着的铺写，烘托出秦罗敷的容貌体态之美，令人想见于言外；行者、少年、耕者、锄者全都为罗敷的美貌所吸引，驻足观看，忘乎所以，只因观看了罗敷的美貌，回到家中竟然都对妻子发怒，进一步烘托出罗敷的美妙绝伦。诗中对于罗敷的美貌不作任何具体的描写，也就没有丝毫具体的限制，给人们留下想象的空间，让人们根据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去随意想象，形成了各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眼目中共同的美。这种烘托手法为后来的诗人所借鉴和运用，曹植《美女篇》中“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显然脱胎于此。第二解“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写马匹原地踏步，徘徊不前，正是烘托车上的太守惊羡罗敷的美色而不能离去。第三解罗敷夸夫，夸气派，夸官职，以及结尾的“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姝”，也都有烘托的成分，“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二句，才是正面描写。结尾戛然而止，矛盾冲突还未见分晓，给读者留下悬念，留下思索的余地，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作深入的开掘。

三、鲜明的人物形象

汉乐府民歌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使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人物。其中有惨死战场的将士；有迫于生计、铤而走险的反抗者；有孤苦伶仃、痛不欲生的孤儿；有苦于兵役、无家可归的征夫；有美丽机智、不畏权势的农家女子；有愁肠百结、渴望爱情的思妇；有不屈礼教、勇敢殉情的青年男女；也有清身苦体、劝善锄恶的官员等等。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是由人物自身富于个性的言语动作和心理活动，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在具体环境的描写之中，通过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而塑造成功的，因而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如《孔雀东南飞》一诗正是通过富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和行动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了刘兰芝、焦仲卿两个反封建的青年男女的典型，也塑造了刘兄和焦母两个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人物形象。作者以声情毕肖的语言，充分显示人物的个性和思想。《孤儿行》则是用一些生活细节如“头多帆虱”、“拔断羡黎”、“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东门行》与《妇病行》中的男主人公，一个刚毅，一个软弱。《有所思》和《白头吟》中的女主人公作事果断，而《上山采靡芜》和《东门行》的女主人公就委曲求全。这些各具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再现了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物。

四、杂言与五言句式

《诗经》句式以四言为主，兼有少量杂言诗。汉乐府民歌的句式有杂言和五言两种，一般说来，西汉乐府多杂言，而东汉乐府多五言。汉乐府诗的句式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形式，增强了诗歌的容量和表现力，展现了中国诗歌由四言到五言的发展过程。杂言诗形式自由，句式长短随意，从一字句到十字句均有，根据内容需要，灵活穿插使用。如《战城南》、《有所思》、《上邪》、《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都是杂言诗。自由的句式增强了叙事、

写景和抒情的随意性，也体现了民歌的原始风貌。杂言诗后来发展为唐代自由奔放的歌行体，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汉乐府民歌中出现完整而成熟的五言诗，更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进步。五言诗比四言诗每句多一个节拍，便于组合单音词和双音词，寓变化于整齐之中，适应了社会语言的发展。如《陌上桑》、《怨歌行》《十五从军征》《上山采蘼芜》和《孔雀东南飞》等，都是成熟的五言诗。汉乐府民歌促进了五言诗的成熟与繁荣。《汉书·五行志》所载汉成帝时的童谣已是定形的五言，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汉成帝时“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谓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诗已经受到怀疑和否定。钟嵘《诗品·总论》中也说“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可见五言诗首先成熟并流行于乐府民歌，然后才为文人所吸取。《杂曲歌辞》所载辛延年的《羽林郎》，无论人物或情节，都明显受到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影响。曹植的《美女篇》主题虽然更新，而内容却直接脱胎于《陌上桑》。这些都是文人五言诗向民歌学习的明证。中国文人诗正是因为吸取了乐府民歌的艺术营养，才产生出象《古诗十九首》那样文情并茂的“五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