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东西方文化的论战

中国近代史上东西文化论战

陈独秀在文化史上的贡献长期以来被忽略。探讨陈独秀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正确评价陈独秀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东西方文化论战实质上是国粹主义，全盘西化、折衷调和、综合创新等各种文化观相互抵制、批判、影响、吸收的过程。这些观点纷繁复杂：折衷调和派中有派、全盘西化中有完全的全盘西化和不完全的全盘西化，新的文化观中有积极的偏激的文化观，旧的文化观中有改良的顽固的文化观。如果不清楚发起人陈独秀在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态度和作用，就难以搞清楚一些文化观的由来和各种文化观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影响，也说不清陈独秀是如何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

一、对东西方文化的辨析

在东西方文化的论战中，陈独秀做出了贡献，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区别异质。1915年9月，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文章，将东西方文化两个不同质的东西加以区别，在当时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话题，引起人们的重视。由此，才有对东西方文化谁优谁劣、谁向谁学习的问题。这很像黑格尔写《小逻辑》，马克思写《资本论》一样，都是矛盾分析法，从浑沌中找出差别，一切矛盾由此展开。不同的是，黑格尔分析的是精神世界，马克思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陈独秀分析的是东方文化。在陈独秀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将东西方文化与新旧对立联系一起思考，新派内部，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赞同的如汪叔潜（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2月15日1卷6号。），反对的如张煊（注：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国故》1919年5月3期。）、常燕生（注：常燕生《东西文化问题质胡适之先生》《现代评论》1926年8月9日。），基本倾向是接受了陈独秀的观点：东方文化是旧，西方文化是新，认识新旧关系即认清了东西方文化关系。

（二）剖析模式。为什么东西方文化同时存在而又不属于同一时代（东方文化代表了封建时代，西方文化代表了资本主义时代）呢？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抽出西方文化模式——法兰西为近世文明代表，对其进行典型分析。他从近世文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三个特征方面，具体说明法兰西人的突出作用，为国内新派提供西方文化的范本。陈独秀说明东西方文化区别，从其质而不是从量的规定性入手，否定了东洋文明，这种方法影响了东西方文化论战首先集中于异同优劣的争论。该文同时也暴露了陈独秀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绝对分开，将“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的绝对化的理论弱点。

（三）探求原因。1915年12月，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提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家族、感情为本位。陈独秀从民族本性、根本思想的差异上分析两种文化的对立，这种新的分析方法刺激了中国知识阶层的觉醒和思想革命。然而，观念活动本身不能说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最后原因。陈独秀从民族思想的差异去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在方法上有漏洞：每个民族作为人类共同体一部分，都遇

到战争与安宁、个人与家族、法制与感情等矛盾，将这些矛盾截然分开，列入西方和东方民族之两极，必然忽视东西方文化关联，民族思想相通的一面。

（四）提出标准。如何比较东西方文化，有一个谁优谁劣的标准问题。只有解决了比较的标准，才能回答谁向谁学习、如何学习的问题。各种文化观都提出了自己的东西方文化优劣标准。杜亚泉提出以文明人口的多少作为标准观。张君劢说，中国文化应以中国人“良心”上的需要为准（注：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1922年2月。）。陈独秀认为，谁优谁劣不在西洋大、中国小，而在于其文化和经济谁在上在下。强调东方文明制度落后于西方经济能力，这是陈独秀东西方文化思想中的精华。从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能力上找文化优劣标准，比以“良心”上的需要、文明人口的多少作为优劣的标准也深刻。

杜亚泉以维护学术统一为名，进一步提出用儒学作为国是来统一全国的学术和统整西方文化。“统整”中国文化，是用东方儒教来统整，还是用西方文化来统整，是东西方文化论战中表现出来的“国故”与“国新”的矛盾对立。

陈独秀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驳斥。首先，陈独秀认为学术发展比学术统一更重要，学术发展就要标新立异，引进西洋文化。杜亚泉的学术“统整”以统治阶级思想为中心，必然是阶级“统整”，表现出学术思想上的专制作风。其次，将科学标准引入东西方文化论战。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无需追摹国故，而去整理国故；追摹国故的人，无从学习西方新的科学精神，除了追摹还是追摹。因此，讲不讲科学不仅是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方法问题，也是态度问题。陈独秀将科学标准引入东西方文化论战，影响颇巨。新派中的胡适、傅斯年、毛子水等人谈到科学与整理国故关系问题，其思路皆出于此脉。胡适认为不管有用无用，要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毛子水对国故则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注：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新潮》1919年10月2卷1号。）。旧派一些人开始以进化论、西方近代哲学依据，来反驳新派的片面性，使东西方文化论争以精辟化的形式出现。

（五）提供阵地。东西方文化论战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起点，陈独秀这个历史地位，也是其他人不可取代的。东西方文化论战尖锐化以1918年9月陈独秀写《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为标志。在这以前，东西方文化两派只有“论”，而没有“战”。此后，《新青年》与《东方》形成了两军对垒局面，并成为新派一方的主帅，（毛泽东称其为“总司令”）。由《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为阵地的东西方文化思潮空前规模的激战逐渐形成，构成五四运动最雄伟的精神景观。很多问题越辨越明，如功利主义是论战对方提出来的，促使陈独秀思考西方功利主义的意义；再如儒学与学术关系问题，也是杜亚泉提出用儒术统一国是之后，陈独秀在驳论中思考到的。

（六）阐述功利主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物质利益为一定政治关系服务，表现为政治倾向的功利主义。资产阶级讲功利，封建主义也讲功利，孔子言礼立教，也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西方文化讲功利主义，既表现出高于近代东方封建文化的勃勃生机，也暴露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西方文化的弱点，因此受到旧派的反对。赞成或阻截西方功利主义文化的输

入，成为东西方文化观较量的一个焦点。陈独秀旗帜鲜明主张“彻头彻尾颂扬功利主义”，从效用和贡献的角度来评价功利主义，对试图以反功利主义为手段来反对西方文化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另一方面，将西方文化的有效性归之于功利主义，是狭隘的。陈独秀未从人类文化发展史角度看待东西方文化溶合，易导致误解。

二、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遗产一部分，经过吸收消化，其中仍有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内容。重新研究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的过程，有利于人们正确地处理向西方学习和反对全盘西化的关系、正确地处理继承传统和发扬创新的关系。

（一）全盘西化。学习西方文化，一种是选择为我所用的学习，另一种是“抄检”欧化，即全盘西化。东方国家进行文化建设，不能“全盘西化”，因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除了具有近代化、现代化等文化发展规律这一共性，还有各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对于西方文化内部矛盾性、特殊性以及局限性，新派、旧派甚至西欧一些学者都看到了。旧派敏锐地感到了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明确否定全盘西化，认为“抄检”对欧化无增补。西方一些否定全盘西化的学者认为西方文明不具有普遍性，出现了“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潮。另一方面，如瑞士哲学家赫尔褒兹主张东方文化毫无价值可言，就有全盘西化的倾向。在中国，全盘西化的观点首先在新派内部产生。梁漱溟在1920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说，新文化运动算不上中国的文艺复兴，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新派多数人看到了西洋思想中也有旧的矛盾，否定全盘西化，重新确定“新”的含义。

在全盘西化问题上，陈独秀观点前后有变化，不能简单地说他是或者不是全盘西化论者。早年，陈独秀对学习西方持否定态度。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说：“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注：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2卷2号。）。说明陈独秀留日之前，对学习西方的意义认识不清。1918年4月，陈独秀追求“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注：陈独秀《随感录（一）》《新青年》1918年4月4卷4号。）。陈独秀也有全盘西化的言论，如1918年7月，陈独秀提出“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注：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1918年7月5卷1号。）。陈独秀当时竖起“西化”这面旗帜，是有反封建主义的进步作用的，与社会主义条件下讲“全盘西化”截然不同。而且，陈独秀全盘西化的言论，始终没有发展到如胡适那样系统。胡适对西洋近代文明全面作了肯定，对东方文明作了全面否定。他说，一部分西洋学者崇拜东方文明的议论，只是“一时病态的心理”，助长了东方旧势力的气焰（注：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1926年1月10日4卷83期。）。胡适为资产阶级文明作了无条件辩护，乃至把社会主义思想也看成西洋近代文明“有能力自救”的表现，不承认资产阶级文化的内在矛盾，说明胡适的思想开始有多元倾向。后来，胡适也看到“全盘西化”有语病，改称“充分现代化”。

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明确反对“全盘西化”，提出西方一切不良社会现象无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所造成的；1924年4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说：“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所以现在不必为西方文化辩护”（注：陈独秀《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中国青年》第27期，1924年4月18日。）。说明陈独秀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同时，经历了从“全盘西化”到学习西方的长处、批判西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再到否定全盘西化的认识过程。

（二）传统文化。胡适说“新潮之来不可止”，不是说没有人出来阻止。譬如，杜亚泉提出用儒家思想来“统整”西方文化；梁启超认为只有东方文化才能拯救西方文化；佛教徒释太虚说，西洋文化无非是一种“制造工具”以满足“动物欲”的低下文化（注：释太虚《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学衡》1924年8月。）。

传统文化如一概抵制外来文化，等于剥夺了自己发展的手段，产生限制民族文化发展的偏见。这种偏见打着民族文化复兴口号，形成自我孤立主义文化观，即“华夏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则以西洋文化统整东方文化。陈独秀提出勿尊圣、勿尊古、勿尊国为学术三戒，批判了杜亚泉用儒家思想来“统整”西方文化的观点。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陈独秀问道：封建时代文化“何能行于数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时代国家时代乎？”

有学者指出，关于传统文化已无法适应于现代文明生活这个道理，陈独秀比鲁迅阐述得更清楚。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新派内部存在一种贬低东方文化的倾向，如鲁迅读“四千年”来的“历史”，“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注：鲁迅《呐喊·狂人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鲁迅全集》第1卷。）傅斯年1919年5月认为，对于国粹，“没有可以保存得住的”。否定东方文化的激进的观点本意是突出欧洲学术的价值，缺点是从否定中国古代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进而否定中华民族、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但新派并没有形成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胡适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蒋梦麟认为，抱新态度，并非“一味主张推倒一切旧习惯”（注：蒋梦麟《何谓新思想》1920年1月《东方杂志》17卷2号。）。

陈独秀也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一种观点认为，陈独秀在1924年4月《中国青年》第27期发表《太戈尔与东方文化》，在东西方文化问题上仍然停留在五四时达到的水平，依然把东方文化简单地视为封建文化的糟粕，不承认东方文化中有任何可取之处。细看《太戈尔与东方文化》，陈独秀否定的是“尊君抑民，尊男抑女”、“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轻物质而重心灵”这三点，并未全盘否定东方文化。

陈独秀反对儒术，但不等于反对一切学术；而且，陈独秀也不是绝对反对儒术。当时诸报攻击陈独秀绝对诋诽孔孟，蔡元培于1919年4 月为之辩护说，请示复所据。李石岑也说：“陈独秀先生办《新青年》杂志，极力反对孔子，极力斥骂孔子实在有他一番苦心……”（注：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年3月《民铎》3卷3号。）。早在1918年4月，陈独秀提出，中国文化精华是沙里淘金，说明陈独秀不否定东方文化里有“金”。汉文是中

国传统的文化，陈独秀曾明确表示不同意废汉文。1919年2月，陈独秀肯定了固有文明在古代的相当价值，同时强调了其为新文化代替的必然性。

三、关于新旧思想的实质和是非

五四运动后，西方文化思潮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旧的一方开始突出联系，试图调和东西方文化。当时，调和、折衷有几种意见：东西方文化将来结合论，也叫固有文明向未来文明转换论；新旧事物可以调和伦；泰戈尔的东方文明适应论；张东荪的西方文化补充论；章士钊的“新旧杂存”说；杜亚泉“先立后破”说；吴宓的“融会贯通”论；刘伯明、严既澄的调和必然论；梁启超的中学为主西学为用论，等等。

新旧冲突到了矛盾性质转换的关节点上，出现调和，作为矛盾解决的第三种形式起作用，这是新旧矛盾发展的一般规律。正在由潜在进入突变阶段的新思想如果与旧思想调和，则未成熟的新思想必然被有几千年根基的旧思想所扼杀。陈独秀坚决认为新旧思想不可调和：要么采取守旧态度，要么采取革新态度，没有第三种观点。他说：“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注：陈独秀《答张永言》，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1卷6号。）而否认新旧文化间、新旧思想间的本质差异，这正是调和论的理论错误。陈独秀认为要比较新的旧的实质上的是非，不笼统讲太新不好，太旧不好，击中了新旧调和派的要害。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反对调和的观点有：用进化论为武器，反对新旧调和；以“突变”论反对“移行”说；以“不破不立”论反对“先立后破”说；认为东西方文明不存在对峙；民族间文化可以相互吸取，东西文化不能调和，等等。

在东西方文化调和与反调和的论战中，由进化论而波及潜变、突变及社会革命，这确是人类认识在中国的一次大碰撞。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旧不可折衷的思想代表了新兴阶级的利益，是进步的。另一方面，陈独秀对调和派的批判，存在着否定新旧联系的理论缺陷。针对张永言“贵志之文，似有扬西抑东之意”的提问，陈独秀回答说：“东西文化，相距尚远，兼程以进，犹属望尘，慎勿以抑扬过当为虑”（注：陈独秀《答张永言》，1916年2月15

日《青年杂志》1卷6号。）。但陈独秀提出不一般否认新旧调和在思想文化史上是一种自然现象（注：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1919年12月《新青年》7卷1号。），是高于别人的地方。

四、创造新文化

东西方文化论战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东方未来文化的形式。当时有蔡元培的“兼容”说；张君劢的“新的中国文化”说；钱智修的“第四种文化”说；三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二者不可偏废”说；陈嘉异认为东方文化具有调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优越性；梁漱溟主张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说，等等。这些观点，争论激烈，如梁漱溟的观点，就遭到了恶石、胡适、李石岑、张君劢、常乃＠①、坚瓠等人的反对。

还有一种东方未来文化的形式，即社会主义的文化。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此同时，新派内部发生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分化。1921年7月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郭沫若、希祖、沈泽民等人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的观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论战中占居主导地位。

代表了当时论战最高水平的是李大钊。其高于陈独秀的地方，一是李大钊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陈独秀是笼统的强调学习西洋文明；二是李大钊肯定中国固有文明的作用比陈独秀早；三是李大钊不否定中国古代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也不否定近代中国文明中有值得西方文明学习的“近世精神者”；四是陈独秀提出近世文明三个特征，提到社会主义，目标是建立类似于法国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李大钊则提出挽救世界危机，有待于第三种文明崛起，比陈独秀深刻；五是陈独秀认识到了政治与文化是相互制约的关系，李大钊则看到了文化和社会经济变动的关系；六是从经济上寻找思想变动的原因，最早也是李大钊（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新青年》7卷2号。）。当然，李大钊也有理论局限性，如用动静范畴概括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将东西方文化差异归之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有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因素。从新文化思想中，抽去其偏激的成分，留下了开放的胸怀和容纳诸子百家的科学态度，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东西方文化观，是新文化运动留下的特有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真的总结。

我的看法：

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的论战的过程中，维新派的观点固然先进，尤其是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但是对于西方文化的全盘肯定，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都是国语偏激的，这就跟今天的崇洋媚外有类似之处了。每一种文化固然有其先进之处，但也必然有其不足的地方，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肯定都是不够理智的做法。相对而言，我们更加提倡选择性的继承或者借鉴，这样既能够在我们的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保持中国特色文化的先进性。遂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的，时代在发展，但是我们的理念是不变的，为了中国更好的发展，我们不能像清政府那样闭关锁国，要敢于接受新文化，新鲜的技术等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西方的东西我们都要全部接受，照搬照抄的在中国实行，这样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中国的没落。所以我们得根据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国的文化，以促进我们的不断向前发展。

对于儒家传统文化，不得不说维新派的势力过于反对封建势力，以至于将当时封建统治的儒家文化一并划入打击的范畴，实际上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更多的具有教育意义，像陈独秀一派那样全盘否定肯定是不够理智的。尤其是作为当时人们的信仰文化来说，打到了人们的信仰，并不意味着能够让人们接受新的思想，也许更多的是产生了厌世情绪也说不一定，所以说这样的策略也是不够精细的。况且作为儒家文化本身并没有错，只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后，打上了统治阶级的烙印而已，这样的文化本身也可以说是中国上下几千年的精华了，一并打垮了，对传统的中国来说也是不小的打击了。总的来说，总为当时的中国的一股新势力，陈独秀一派给当时的中国带去的新的曙光，但是其做法肯定也是相当不成熟的，在我们今天看来还是有相当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的，但是放在当时那个氛围下来说又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