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

-----梁启超

梁启超认为历史是“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是发展变化的。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梁启超是进化论的革命论者，他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他认为，只有这种连续的人类活动才能构成历史，才是研究对象，而那种在空间上“含孤立性”，在时间上“含偶合性断灭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虽然梁启超的结论绝对了一些，但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要高明多。

梁启超还强调对因果关系的探讨。他认为研究出的某一历史活动的那个“总成绩”就是“果”，这个“果”必然是另一活动的“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梁启超在同时也看到了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一因多果，一果数因，除纵向的因果关系外，还有横向的因果关系，同一时代的某一活动和其他活动有因果关系，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别的地区的活动也有因果关系。

正因梁启超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连续性和因果关系，所以他在史著中特别推崇通史，在史家中特别推崇“通人”。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用了很大篇幅来叙述能贯通古今的各种专史的写法。他认为旧史体中只有能反映出事物全貌的纪事本末体为最好，史家则必须成为德、学、识、才皆佳的“通人”。

梁启超很重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写道：“凡作史总有目的，没有无目的的历史。”他认为西方史学所鼓吹的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观念，在中国从来没有。中国史家向以历史为载道的工具，社会在进化，“道”也在变化，因而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可能凝固不变。旧的史学研究只是为了少数统治者提倡“资鉴”，而现代史著则“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以达到“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的目的。这就把史学服务对象大大扩展了一步。

梁启超又非常强调史实的客观性。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论及史家四长时，主张以德为首，而“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所谓真实，旧史“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因而夸大、附会、武断都是要不得的。史家应提倡实事求是，对旧史不可轻信，“十之七八应取存疑态度”。

梁启超在论及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实的客观性时，与旧史学家不同的是，他更看到了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并试图从史家的主观方面去找原因，找解决的办法。这与传统的旧史学家相比更要高出一筹。

梁启超在回答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时说：“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量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是问题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如何？”然而仅仅看到这一层是不够的，他提出了“历史的人格者”这个概念。所谓的“历史的人格者”，按梁启超的解释，是指在历史中起主动作用而能影响社会的人物。这些“历史的人格者”，其数量古今不同，在“文化愈低度”的时代，这种人愈少，“愈进化则其数量愈大”，“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故“历史即英雄传的观念，愈古代愈适用，愈近代愈不适用也”。换言之，在古代是英雄创造历史，今后是人民创造历史。此外，梁启超在论及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时势与英雄的关系时，也得出了与传统旧英雄史观不同的结论。他认为，虽然从现象上看似乎一切史迹皆少数人创作的结果，很少数杰出人物背后却不能没有“多数人的意识”在发生作用。“首出的人格者”和“群众的人格者”是相辅相成的。研究历史的奥秘在于少数的个性何以能扩充成为一个时代一个集团的共性，以及一个时代一个集团的共性何以体现在少数人的个性之中。为此，梁启超特别提出要注重研究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因素，认为这是“史的因果之秘藏”地。

历史是一门实证科学，历史资料的有无和其真实与否是能否得出科学结论的重要因素之一。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梁启超特别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把史料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记录的史料，如史部书籍、有关文件、逸书、金石铭文等；另一类是文字记录以外者，如现存实迹、传述口碑、古物等。但这么多的史料往往散布各处，必须用精密明敏的方法才能搜集到。他特别推崇归纳法，并以大量篇幅介绍它。梁启超还十分重视史料的鉴别，他指出“史料之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与传统史学不同，他对史料的理解十分宽泛，把史料区分成两种12类，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梁启超还提出了具体的搜集史料和鉴别史料的方法，书中列出辨伪公例12条，证明真书方法6条，伪事由来7条，辨伪应采取的态度6条。虽然梁启超的史料学理论和方法还有很多不足，但毕竟跳出了传统旧考据学的框框，使近代史料学得到很大发现。

搜集和鉴别史料固然重要，但“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所谓“论次之功”，就是撰写历史的方法。在梁启超看来，史事之间相互关联，息息相通，不独一国的历史是整个的，世界的历史也是整个的，这就要求史学家能够提纲挈领，用极巧妙的方法反映出历史事实。要想做到这点，史学家要阐明

社会与时代背景，理清事件的眉目，说明事实的因果关系。当然，由于历史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二者所适用的因果律也有差异，这正是历史难以把握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史学家发挥作用的方向所在。为了使读者学会研究历史的因果关系，他列出程序：先画一“史迹集团”为研究范围，即确立研究范围，然后搜集鉴别史料，注意集团外史事的影响，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中的“人格者”，深入研究史迹中的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并估量二者最大的可能性，寻找事件发生的导火线、原因和结果。在论述这些程序时，他并列举出大量实例，从而加强了说服力。

《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之后，风行一时，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日本史学家桑原骘藏著《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虽然纠正了梁的不少错误，但对于梁的整本书评价较高，由此可见梁启超此书的影响之大了。

在其《补编》写就之前1922年12 月，梁启超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的一次讲座上，他对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进行“修补”，修补的内容主要有三处：其一，归纳法只适宜整理史料，不适宜研究史学，研究史学要靠直觉；其二，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而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其三，他认为历史现象中人类平等观念和“文化共业”是进化的，其余则是按照“一治一乱”的方式循环着。由于这三点正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精华所在，对它们的“修正”，便意味着对全书基本观点的“修正”，这反映出其历史思想的退步。

编辑本段图书目录

自序

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

第三章史之改造

第四章说史料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第六章史迹之论次

附录一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

第二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

第三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

附录二中国史叙论

第一节史之界说

第二节中国史之范围

第三节中国史之命名

第四节地势

第五节人种

第六节纪年

第七节有史以前之时代

第八节时代之区分

附录三新史学

中国之旧史

史学之界说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

论正统

论书法

论纪年

……

编辑本段图书信息2

书名：中国历史研究法[1]作者：梁启超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 2012年5月

页数：332

ISBN: 978-7-5060-4644-2

装帧：平装

定价: 46.00元

内容简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史学家，他在批判和改造传统史学方法和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近代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变革。《中国历史研究法》充分体现了梁启超的治史方法及理论。本书主要从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和目的，史书的主要体裁及其源流优劣，史料及其搜集与鉴别，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区别，时势与英雄的关系，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等方面，进行了详略得当的论述。书

中总结的治史经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于学习、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其指导作用和启迪意义自不待言。

第二章社会系统研究方法

第二章社会系统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生动体现了系统研究方法，以社会生产实践为基础，形成了对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社会系统形态历史演变、社会系统的优化等一系列等唯物又辩证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方向。一、社会是个复杂的大系统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社会生产实践出发，把人类社会理解为复杂的大系统。马克思对此作了一个经典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综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件数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论述为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指导。（一）生产力系统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是社会系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作为社会子系统，它包括实体性要素、渗透性要素、运筹性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构成生产力系统的实体性要素。劳动者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劳动资料是传递人对劳动对象的作用的物和物的系统。劳动对象是劳动过程中被加工的东西。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系统的渗透性要素。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未加入生产过程以前，是潜在的生产力，当它通过技术环节应用于生产或称，渗透到其他要素中，就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劳动的分工、协作和生产管理构成了生产力系统的运筹性要素。“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管理使生产力的各种要素协调运转，对提高生产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在生产实践中，生产力系统的各项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劳动者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性要素，它具有能动性，是“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以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在生产力要素中具有重要作用。“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而“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在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和管理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二）生产关系系统生产实践是一种社会性活动。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作为一个系统，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关系，体现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当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指的是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由谁支配，决定着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方式，通过人对物的关系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着整个生产关系的性质。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指的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不同分工的劳动者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交换活动的关系。产品的分配关系，指的是社会产品归谁占有、由谁支配、产出来的物质财富既要用于个人的生活消费，又要用于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还要用于社会的公共需要。分配关系包括了物质生产部门的除此分配，以及在初次分配之后在全社会范围内所作的二次分配。生产关系系统的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整个生产关系的本质和特征，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以及分配关系。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具有反作用，使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莫砺锋教授演讲）莫教授以南京大学为例进行演讲，多次提及程千帆先生。两大主要问题：一、功底欠厚二、眼光欠佳一、功底欠厚莫先生现身说法，以他当年读研实例说明。当时南大研究生物质条件欠佳，书籍都摆在床上，可谓“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句）。程先生来研究生寝室视察，看到他们书籍欠缺（莫先生只有几本古代文学专业书，还有一半是外文专业书。莫先生本科外语专业出身），不是很满意，便开出书目而且还拨款给他们买书。（一）语言文字功底——极重要初入南大读研，程千帆先生要求每位研究生写三篇自传：汉语白话文一篇、汉语文言文一篇、外语一篇 1、汉语文言文《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辨志：郑玄注“谓别其心意所趣乡（同‘向’）也” 2、外语南大许多古代文学教授外语水平出类拔萃，出访哈佛燕京学社。而其他学校的代表多是外国文学、外国史教师。在学术已成为世界性活动的当今，即使是中国古代相关研究也和世界密不可分。选题勿重复，观点勿冲突。 E.G．域外汉学家宇文所安教授著作虽有译本，但还是读原著为好。主张读一手文献。 3、汉语白话文古代研究者勿轻视。因为这反映出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标准：清晰、简明、文从字顺、优美。 E.G.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观点、见解、文笔俱佳。（二）读书以朱子为例。《朱子语类》“论读书之法”类将读书喻为“煎汤剂”（中药）“煮物”。 1、广泛涉猎——“猛火” 勿为论题所限研究唐代文学也要了解先唐文学，以此了解唐人文化基础。E.G.《文选》诗学、史学、哲（经）学。了解时代背景。 2、精细研读——“文火” 体会、涵泳

黄季刚（侃）先生细读者20余部。若能记诵，则受用无穷。 E.G.1学问狂。戴东原（震）先生背诵十三经注疏。 E.G.2马茂元先生《唐诗选》乃当代学者唐诗选本最优者，据传他会背1万余首唐诗。 E.G.3王国维先生：韦庄《秦妇吟》使其当时曝得大名，有“《秦妇吟》秀才”之称。但由于作者担心遭公卿抨击而要求子孙从文集中删去，全诗失传，后近代学者众人得法藏（“伯”号）敦煌文献卷子，见一长诗，无人识得。王先生见诗中两句，立知此是《秦妇吟》全文。原因：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载“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句，王先生据此判断。——博览群书之故。（三）文献学（校雠学）以书本为处理对象。陈垣先生《史源学杂文》其孙陈智超序提及陈老先生当年课前引《诗经·郑风·扬之水》“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同“汝”）”。 1、搜集材料（1）完整程度必看作者全集 E.G.1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中，提及《全唐诗》中唐诗“犯孤平”现象仅有三例。下苦功，成就高。 E.G.2 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选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组诗）“五”首之三，但实是二十九首。原因在于方回《瀛奎律髓》对此组诗已经二十九选五。（2）真伪——极重要莫先生读《全唐诗》，先读到宫廷诗时昏昏欲睡，至卷三八王绩诗使其眼前一亮。卷三八王绩《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20余句（风格类似王维《杂诗》）此诗见于敦煌手抄本《王无功文集》。但《全唐诗》卷三八又有一诗《答王无功<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作者朱仲晦，唐无此人生平资料，但朱熹字“仲晦”，实是南宋诗歌被误收入《全唐诗》。这是一种“异代对话”，如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选题难——一流、二流诗人几乎已被论尽。《全唐诗》卷四六七有牟融一人诗作占全卷，60余首，从数量来看，适合做硕士论文。此人似乎是张籍、朱庆馀同时人，但唐代查无此人，仅汉代有同名《理惑论》作者。 ——此人诗作是明代书商伪造，《全》不察，误收。平时阅读也要考虑版本。 E.G.《唐诗三百首》无李贺诗。莫师在为理科本科生上公共选修课时凭黄巢二首《咏菊》断定学生所持《唐诗三百首》为伪书。（因乾隆朝文字狱极盛）莫师对清代（尤其中期）评价不高，反对影视剧过度美化。

社会主体研究方法

《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焦存朝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就是把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作为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通过研究人的活动、人的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揭示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方法。一、社会主体——“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一）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是社会历史的初始发起者；人是社会历史过程的建构者;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者。（二）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是“现实的人” 1、“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人 2、“现实的人”是从事一定社会实践活动的人 3、“现实的人”是生活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 4、“现实的人”是具有不同社会属性和特征的人（三）社会历史研究应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的客观依据：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

（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人 1、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2、人的实践活动构成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 3、人的生存状态是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尺度（1）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三种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2）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与社会发展的五个形态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差别：划分的标准不同。二者的统一性：一是立足点是一样的，这个立足点就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生产力是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二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 4、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是统一的：人民群众需要杰出人物的组织和引导；杰出人物来自人民群众，其作用需要借助于人民群众才能实现。 5、社会历史规律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表现出来的（二）人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社会 1、人在社会中获得自己的存在 2、人的本质由社会来规定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 3、社会共同体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1）人在共同体获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条件 “社会共同体”是人类基于共同的利益而结成的、共同生活于其中的群体。人从社会共同体中获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2）真实共同体与虚假共同体 “真实共同体”是指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共同体。 “虚假共同体”是指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某一阶级为了自己本阶级的利益所建立的社会共同体。（3）“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作为自由劳动者的经济联合体，实行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合的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公共权力回归社会的超政治共同体，实行社会民主制。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一、设异明通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历史研究方法有哪些

历史研究方法有哪些历史研究方法有哪些几种常用的课题研究方法开展课题研究，尤其在填写项目申请书时，都会涉及到研究方法的问题。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课题研究方法，供大家参考。 1、观察法。研究者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计划，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连续的观察，并做出准确、具体、详尽的记录，以便全面掌握材料，正确理解研究对象。 2、文献法。通过阅读有关图书、资料和文件，全面掌握所需材料，以利研究工作。查阅的文件资料最好是第一手材料，如果是第二手材料，必须鉴别其真伪后才选用。 3、调查法。通过访问、发问卷、开调查会、测验等方式去收集反映研究现象的材料。必要时可同历史研究法、实验法等配合使用。 4、统计法。通过观察、测验、调查、实验，把得到的大量数据材料进行统计分类，求出数量分析结果，用于支持研究。 5、历史研究法。通过对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吸其精华，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用于指导今天的研究。 6、比较法。对某类研究现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社会背景情况下的不同表现，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或特殊性。 7、实验法。在人工控制情况下，有目的有计划地观察研究现象的变化和结果，并分类记录下来。它能使观察、记录更为精密，便于弄清每一条件对研究对象所产生的影响，保证研究工作的准确性。 8、个案研究法。对单一的人或事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然后再作比较，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个案可以是典型的，也可以是非典型的，但要达到一定数量，才有说服力。历史研究法课程心得杜宝宗 1、赵恒老师关于历史研究法的论述在课堂上赵老师关于历史研究法谈到了以下几点: 首先，关于论文的选题，赵老师谈到，论文题目必须有自己的见解，看到题目自己最起码有自己独立成型的思维，确定题目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因为只有对一个选题发自内心的喜欢和热衷，才会一心一意、尽心尽力地去努力，另外，确

社会历史研究法

1.社会历史研究法： A．就是一种按照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去解释艺术活动的研究方法Eg：泰纳：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和风俗的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三元素：种族是内部主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是后天动量） B．作品是由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家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因而作品总会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打上这个社会历史环境的烙印。正是根据这一推论，社会历史研究法倾向于在一定的社会或文化背景中处理作家、创作过程进而处理作品，不妨一般地说，所谓社会历史研究法是一种按照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去解释文学活动的文学研究方法。 C：历史渊源：维科，斯达尔夫人，黑格尔如果说斯达尔夫人的研究标志着社会历史研究法基本成形，那么可以说，在法国哲学家孔德创立的实证社会学影响下，这种方法逐步发展为具有完整理论体系支撑的文学研究方法。孔德拒斥思辨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倡导运用严谨的实证知识，凭借“观察”去研究各种事实极其在整体中的相互关系（艺术哲学的论证体系即是如此）。正式基于这种理论与方法论，现代社会的历史研究法显现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只要运用形而下的、实证的方法实际的考察文学现象，就能真正揭示出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也就能真正弄清文学的奥秘。与上诉实证的、主要旨趣在于文学研究本身的思路不同，马克思所开

创的方法意味着通过对文学背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而引伸出变革现实的革命性结论。马克思关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评价正说明这一点。这一方法基于以下原理：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同样。任何文学现象决定于它所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状况。因而只有从社会历史状况出发才能获得关于文学现象的真正解释。泰纳受19世纪自然科学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文学同植物一样，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步的，是有规律可寻的。在这种乐观态度鼓励下，他吸取孔德的实证主义，主张文学研究像自然科学一样从事实出发，精心研究具体材料，在此基础上解释文学。他认为自己的方法在于：不是从“主义”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不是“提出”法则，而是“证明”法则。“我唯一的责任是罗列事实，说明这些事实如何产生。”“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不过对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显然，泰纳的方法是实证的社会历史方法。泰纳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本身，不如说是作品所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和风俗的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可见，他认为文学根本上决定于作家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她的具体方法是：从作品到作家，由作家进而到时代精神和风俗。而时代精神和风俗即三元素。种族：族类人种的特性，包含人的先天的、生理遗传的因素。环境：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社会环境，二者共同构成文学产生与发展的精神气候。

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是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亦称纵向研究法，是比较研究法的一种形式。在政治学领域中，它着重对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的研究。政治学家一般都承认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承认历史的态度和方法是政治研究不可缺少的基础。历史研究法曾经是政治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许多有关政治制度的著作都是由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解决政治制度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向。但不是片面地分析政治制度的现状，而是系统地研究它们以往的发展及其变迁的原因。历史研究法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的发展历史，从各种事件的关系中找到因果线索，演绎出造成制度现状的原因，推测该制度未来的变化。历史应该怎么读？对于不同的人，读历史的意义是不同的。我只能谈谈，接下来我将如何读历史。我曾经与广大网友一样，去思考并参与了话题讨论。“为什么我们知道那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一生？”答案五花八门，各有说辞。我更倾向于这种说法“我们学习了太多正确却没用的知识”，对于“好”的标准也是因人而已。受儒学思想启蒙的我，在读书中发现了儒学有些理论是自相矛盾的。也就最近才知道了，同为儒学，有

儒家和儒教之分。除了书本上，许多俗语，谚语也是自相矛盾。那么对错究竟该如何评判呢？如果说以前读历史对我来说仅仅是兴趣的话，那么现在我将赋予它新的意义。读通史来完善历史知识，读专史来考究文化思想。钱穆先生按照时间的顺序，把通史分为三中读法，一种是自古到今顺序推演，一种是从今至古的逆向追溯，另一种是以名人铁事读取然后研究其前因后果。梁任公按照读历史的深浅，分为鸟瞰式（这种方法在知大概）和解剖式（这种方法在知底细）。与我而言，这两种方法均可使用，研究人文哲思，离不开研究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史），离不开研究这种思想的后世影响（学术史）。所以既要按照时间顺序鸟瞰历史的大概，又要根据名人铁事解剖其根底。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历史研究法历史教授法》，何炳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三联出版社2001年6月版。《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史料与史学》，翦伯赞，北京出版社2011年6月版。《治史三书》，严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中国文学史料学》，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新文学资料引论》，朱金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版。《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谢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刘增杰，中西书局2012年3月版。《智慧课堂：史料教学中的方法与策略》，何成刚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语文教育研究方法》，徐林祥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语文教育评价》，魏本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语文学科教育前沿》，李子健、倪文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版。《新文学考据举隅》，朱金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发现的愉悦》，陈子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新文学资料丛话》，朱金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解志熙，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春明读书记》，赵国忠，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刘涛，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陈子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陈荒煤任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出版。知 1

艺术史研究方法

中国艺术史研究亟待回归中国历史本身近两年来，美学界和艺术界最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事件，莫过于对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讨论。就这场讨论可以预见的后续影响看，它的重要性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预示着一个美和艺术转型时代的到来。比较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引进西学为主调，具有使世界进入中国的性质；今天的讨论则重在确立民族美学和艺术精神的主体地位，具有使中国进入世界的性质。换句话说，一个在文化上日益自信的中国，意识到了它有责任以民族性的美和艺术自我教育，并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但是，就目前的进展看，这场讨论仍然处于表象层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仍在套用西方既成的概念体系自我讲述，缺乏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特性的深度认知。单就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关系而言，艺术构成了其中最精华的部分，艺术史研究的深度决定着对中华美学精神的认知深度。在这种背景下，让中国艺术史研究真正回归中国历史本身，就成为将这场讨论引向深入的关键。现代以来，对中国艺术史研究影响既深且巨的概念，莫过于“美的艺术”。这一概念起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者，此后则成为对艺术的唯一限定。人们认为，各种艺术只有通过美才能联系为一个整体，也只有通过美才能发挥作用。但事实上，美和艺术的这种互文性，既无法充分解释西方艺术史，对中国艺术史更缺乏说服力。比如中国殷商时期的青铜纹饰，它是艺术的，却未必是审美的。今人虽然捏造出一个“狞厉之美”的概念，但它仍然无法给人带来真正的审美感受。同时，尽管艺术以审美为目标，但美从来不是唯一的目标。在美之上往往有更高的哲学、伦理追求。像中国先秦时期的礼器，往往在具有审美特性的造型中包含着对天地宇宙的看法，即制器尚象；同时充当了某种伦理、神学目的的视觉相等物，即器以藏礼。后世中国的山水画，更是在根本上蔑视审美化的形色表现，而是将哲学性的显道或写意作为艺术的根本任务。据此可以看到，在美与艺术之间，虽然审美价值具有主导性，但它也像一件紧身衣遏制了艺术意义的多元生发。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整理)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戴胜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容结构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社会主体研究方法社会认知与评价方法世界历史研究方法四大方法：实践基础、辩证思维、主体活动、世界眼光实践基础。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对于它的重要性我们用了一个表述：是社会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也可以说是首要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基础。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从三个角度回答了怎么体现以实践为基础，即从选题开始就选择有实践意义的重大问题，而不是选择那些和实践毫无关系的问题。你研究“屠龙妙技”有什么意义？你研究“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有什么意义？选题确定后就要开始研究，而研究不能闭门造车，必须重视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理论成果形成后，又要回到实践，用实践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这就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不要把已经形成的理论看成是不可移易的东西。要尊重本本，但不能搞本本主义；要尊重经验，但不能搞经验主义。辩证思维。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恩格斯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社会矛盾研究方法”，“社会过程研究方法”，都是讲辩证思维。系统、矛盾、过程都是辩证法的概念，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理解，叫辩证思

维。首先要把社会作为系统来把握，研究它所包含的各个子系统及其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以及由于这种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所实现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其次要研究社会矛盾。利用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法，剖析社会矛盾特别是关于利益矛盾，关于和谐与矛盾等等。第三要把社会作为过程来研究。社会不仅是系统、矛盾，社会还是过程，要研究社会过程就不能不研究阶段和阶段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就涉及到连续性、非连续性、质变、量变、方向和道路等等，涉及到辩证法的另外两个规律：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主体活动。这包括了“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和“社会认知和评价方法”。社会活动就是人的活动，所以研究社会不能不研究人，不能不研究现实的人，不能不研究具体地从事一定生产活动、政治活动、文化艺术活动的人。而人包括各个具体的个人，各种群体、阶级、人民，这就要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要研究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作用。作为社会主体的活动既包括认识活动，又包括一定的价值取向，于是有了“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方法。世界眼光。历史到了近代以后，进入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进一步发展到今天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所以在近代以来研究历史，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研究历史，就不能没有世界眼光。现在大家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理论，这话肯定是对的，但是应该说，它不仅仅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理论，还是放眼世界的理论，没有世界眼光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连现代化这个概念都不会有。现代化是比较概念，离开跟世界的比较，无所谓现代化。我们很多理论和政策都是世界眼光的结果。没有世界眼光，能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结论吗？开放作为一个大政策，也是跟经济全球化的判断相联系的，经济全球化就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对于中国，这是很好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就可以后来居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所以世界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

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梁启超是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这一时代是学术古今变迁，中西文化开始大交流、大碰撞的时代，新史学在此时代应运而生，而每一个学科的成立都要求其方法论体系的建立。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自它以后，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著述层出不穷，可见梁氏此书对于近代新史学的深远影响。我国传统史学有重视“考信”的传统。至清代朴学盛行，学者对于如休搜集材料、考订歧误、辨别真伪这套学问尤其致力，积累了许多经验和资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开辟了专章论述史料的盾集和鉴别，就是以传统史学所积累的方法为基础，运用近代学术眼光加以总结和发展。因此他申明：论述搜集和考证史料，目的是达到“求真”，而“求真”乃是传统学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发展辐来。求得史实的准确是史学发展的前提，否则，“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就是注重史料如何搜集与鉴别的意义所在。梁启超认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为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者均可视为史料。可见，他对史料的理解比传统史家更为宽泛。梁启超关于旧史的看法，对后人学旧史、治新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史之改造》一节里，他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一语道出了我国旧制度下的旧史的弊病，给后人学史一种重要启示：对于旧史，尤其是正史，不能盲目的信任;对于杂史

等，也不能盲目的否定。同时，他还给后人改造旧史，治新史指出新的方法：“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替死人本位的历史”、“重新规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等。梁先生还指出：“史料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遇此等事，治史者亦别搜索证据以补之或正之。”在此梁先生举明陈霆考出“唐僖宗之崩以马践”、“宋太宗之崩以箭创发”，二事史册皆秘之不言。又以《宋神宗实录》为例，其“有日录及朱墨本之两种，因廷臣争党见，各自任意篡改，致同记一事，两本或至相反。”至清代尤甚，“清廷讳其开国时之秽德，数次自改《实录》”。梁先生由此而叹曰：“夫史料之偶尔散失者，其搜补也尚较易，故意湮乱者，其治理也亦极难，此视学者侦察之能力何如耳。”所以，“今日史家之最大责任，乃在搜集本章所言之诸项特别史料。” 总的来说，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我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梁启超忠实于历史，认真治史的人格魅力，能够学习到治史的各种实用方法。除了本书之外，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先秦政治思想史》等，都是极出色的论著，他确实是做到了“史之意义与及其范围”里所讲的，站在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在人类中的发展的高度来治史的。

历史研究的宏观与微观

杨奎松：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时间:2005年9月21日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来源:杨奎松个人网站历史研究，首重求真。从古至今，中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精神一以贯之。但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演进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学用来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路数。这种情况难免会使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的学者慨叹人心不古，担心中国的史学会失了自己的特色。其实，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人类就从没有间断过记述和研究自己的历史。因此，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研究就一定有它的生命力。同样，只要有中国人存在，中国的历史研究就一定会以中国人自己的过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换了什么方法，它都必定要让中国人看懂和理解才能确立起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种前提下，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多些，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少些；有的学者充满了现实关怀，有的学者只关心象牙塔尖里的那些东西；有的研究方法传统些，有的研究方法西化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曾引入了许多西方学说，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过七八年时间，它们便很快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各有各的归宿了。对于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凡是不适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理论和方法，最终注定也一样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而适合者，也注定一定会存留下来，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相信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理应，并且可以被排除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却肯定也是一厢情愿。只要比较一下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今中国的历史研究就可

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目的，到方法，直至整个话语系统，早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骨髓里面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像“社会”、“民族”、“阶级”、“国家”等等最常用一些概念，就是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这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念或解释体系。换言之，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简单地只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思想和叙述史实的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比如，当我们接受“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接受的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字眼儿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用来观察一个与国家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代表着个人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的哈贝马斯，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谈论“社会”这一概念时，都在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容。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定义，包括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子系统，并各自选择不同的面向研究历史，说到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的一种结果。很难认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比较其西方的意义，有了多么大的不同。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种种概念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真。但就求真而言，却既有微观的问题，也有宏观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微观的真实，包括凭借特有的时空和文化联系，深入中国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心路历程，确有相当见效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但是，缺少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史学，其微观微不到构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报告

《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报告一、作者生平及简介钱穆，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馆特聘研究员。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钱穆一生著述颇丰，专著达80种以上。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钱穆先生出生于1895年，1910年，由常州中学堂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在此时间，恰逢武昌起义，遂辍学。1911年，任教于无锡秦家渠三兼小学，开始了任教生涯。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二、作品介绍本书由钱穆先生于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本书主要意义而分本讲演为八题。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三、个人理解自春秋时期孔子编撰了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算起，中国历代的史学研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对待历史的严谨性也在不断地提高。从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中，我们能看出来中国古代史学家仍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同天地联系在一起、历代王朝的兴衰都必然归属于上天安排，从而给政权建立合法合理的依据。阅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我对待历史的严谨有了更深的看法。钱穆先生在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从中可以了解到，钱穆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于历史考据的强烈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源于史学研究者内心对史实的尊重和对自己学术的严格要求。同时，这本书开头就给我们历史学子讲述了研究历史的入手途径。钱穆先生认为历史研究无非就是两种手段。其一，自下而上，自古通今，循着时代的先后来做通体的研究。其二，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根据眼前的实际问题，循序上推，寻根问底的研究，终能探出事情的所以然来。我对这句的理解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今发生的事都有着这种或那种的联系。政治或经济，我们将之联系起来，就能得到关于历史的更全面理解。这本书也对历史研究者有着具体的要求，钱穆先生就说：“中国人向来讲史学，常说要有史才史识和史德。”所谓史才即是对待历史要有敏锐感，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也能和其它事件综合起来考量。而最重要的想必就是史德了。不抱偏见，不做武断，不凭主观，不求速达。这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品质。汉朝司马公编篡《史记》对武帝一代历史记载比较详尽。《史记》对汉武帝的评价，基本上是“实录”，表现出来抑多褒

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2)

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学的基础知识一．历史是什么？关于“历史”，有四种解释： 1．自然界和人类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个人的经历； 2．过去的事实； 3．过去事实的记载； 4．通常说的“历史”，是指人类发展过程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注意区别下面两类历史：（1）历史记载：是人们对当时或近期发生的事件及相关人物的言论、事迹的记录。历史记载具有原始性的特点。

（2）历史撰述：是人们在诸多历史记载的基础上，经过综合、会通并按照一定的体裁、体例写成的历史着作。历史撰述有规范性的特点。书写的历史不同于客观存在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经过史学家的思考和编撰而呈现出来的。客观历史是书写的历史的基础，书写的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的反映。二．历史学是什么？研究和认识历史的科学 1．从宏观上分，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而自然史又包括天文、地理、海洋、生物；人类史又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民族、城市、社区、村镇、移民、工业、农业、个人传记。 2．从世界范围内分，可以分为地区史、国别史、国际关系史。 3．根据研究方法分，可以分为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等。

4．从时间分，可以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三．历史学的主要功能：是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是文明延续的重要纽带；是民族精神传承的栽体；是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的宝库；是启迪人生的导向。四．历史学怎样重现历史史料是研究和认识历史的依据，是历史学家“重现”历史的基础。主要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史实发生时所产生的，可直接作为研究历史时的根据。 1、历史资料的分类：（1）按是否为文字记载可分为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两大类。 ①文字资料：史书、档案文书、思想或学术着作、文学作品、日常生活中的文字遗留、报刊杂志、口述史料。其他：包括如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