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环境解说研究综述_陈艳

生态旅游环境解说研究综述

陈

艳

［摘要］从环境解说的概念、环境教育与环境解说的关系、环境解说的框架与功能、解说受众、旅游解说规划、国内环境解说

研究现状等层面综合分析国内外环境解说研究已有成果，剖析我国现有研究的不足，以期对促进我国在环境解说方面的研究有所

裨益。

［关键词］环境解说；旅游解说；游客；解说服务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53（2012）01-0060-03

环境解说是游客与旅游景区进行交流的方式，属于非正式的环境教育，是环境教育的组成部分，具有保护、教育、管理、服务、娱乐等各方面的功能。它不仅可以丰富游客的知识，而且这种环境教育方式有助于培养游客的环境意识、

改变游客的环境行为，从而使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国外关于环境解说的研究已比较成熟。应用多种方法并引入社会学、心理学、人体工效学、

美学、脑科学等成熟理论进行研究。而国内的环境解说起步较晚，相对落后且侧重于宏观研究。尽管近几年我国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关于环境解说的理论，但在理论研究方面较少且创新不够。本文综合分析国内外环境解说研究已有成果，剖析我国现有研究的不足，以期对促进我国在环境解说研究有所裨益。

一、环境解说的概念

对环境解说的描述和定义，Ｔｉｌｄｅｎ（１９５７）最早认为解说并非事物的简单描述，而是通过体验揭示事物内在意义与相互联系，这是最广为接受的一个定义。Ｓｈａｒｐ（１９６９）认为服务、教育与娱乐的升华就是解说。苏格兰解说协会认为，解说是以一种难忘方式，向游客传授信息的方法。吴忠宏（１９９７年）强调解说具有中心主题，通过阐述过程激发游客的新见解与热情。吴必虎（１９９９）从旅游角度认为解说具有服务和教育两大基本功能［１］。陈晨（２００４）认为环境解说是一种教育形式也是一种融教育、信息传递、管理为一体的交流服务过程，凭借原始事物以及游客自身经历，借助各种媒体，通过激励、交流、引导和娱乐等方式揭示当地景物的意义和相互关系，进而培养人们对遗产资源

及环境保护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２］。二、环境教育与环境解说的关系

关于环境教育与环境解说的关系，国内外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二者相似，可以相互混淆使用。Ｈｕｎｇｅｒｆｏｒｄ＆Ｖｏｌｋ提出许多书籍、

相关文章和政府文件中把环境解说和环境教育交替使用。Ｃａｒｓｏｎ＆Ｋｎｕｄｓｏｎ等研究发现两个领域所采用的首要的评价指标都是知识、态度和行为；另一种观点则是将环境解说看作环境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Ｋｎａｐｐ认为环境解说仅仅是和休憩场所相关的环境教育。

Ｈａｍ通过分析正式环境教育和非正式环境教育的特点，认为环境解说是非正式环境教育，是环境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３］。叶新才、钱洛阳、王民与其持有相同观点，认为环境解说是环境教育的方法之一。

三、国外解说研究内容分析

（一）环境解说理论研究

旅游解说作为一名交叉学科，其理论应涉及环境科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教育学、人体工效学、符号学、美学、脑科学等学科理论（罗芬，２００５）。目前，国外学者对其理论基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方面，Ｆｏｒｅｓｔｅｌｌ和Ｋａｕｆｍａｎ（１９９０））设计出解说认知模式；Ｏｒａｍｓ（１９９５）创建了旅游解说技术图。社会学方面，由美国学者菲什拜因（Ｆｉｓｈｂｅｉｎ）和阿耶兹（Ａｊｚｅｎ）于１９７５年提出理性行为理论，Ａｊｚｅｎ（１９９２）提出计划行为理论。在这两个理论的基础上，

ＳａｍＨ·Ｈａｍ提出了主旨解说模式［４］。以外还有隐含在Ｔｉｌｄｅｎ的格言中基础理论———

［作者简介］陈艳,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生态旅游(湖南长沙，41020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低碳旅游经济发展的研究》（项目编号：10C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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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ｌｄｅｎ模式；“启发内涵”模式及卢卡斯的环境教育模型［５］。

（二）环境解说的框架与功能１、

解说概念框架Ｉｓｔｖａｎ（１９９３）构筑并充实了“人———解说者———解说对象”的解说概念性框架；对于环境解说的功能，当前解说领域的一些专家表达了建立一系列目标的必要性。

南伊利诺斯大学亨格福德和沃尔克（Ｈｕｎｇｅｒｆｏｒｄ，Ｈ．Ｒ．＆Ｖｏｌｋ，ＴＬ．，１９９０）认为有三种主要的变量类型影响着环境行为，即门槛变量（ｅｎｔｒｙ－ｌｅｖｅ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自主变量（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权限变量（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结合这三个变量，Ｋｎａｐｐ（１９９７）提出了环境解说目标及影响环境行为的变量等，为环境解说的实施和评价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参考指标，为以后环境解说目标的确定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从游客、旅游资源和交流媒介的角度，得出有效的解说模式方程为：解说机会＝（资源知识＋听众知识）Ｘ解说技术。Ｖｅｖｅｒｋａ（１９９５）从信息、目标、技术与服务、游客等方面提出了旅游解说框架图。

２、环境解说媒介选择研究

对媒介的寻找以及对效果的注重比较集中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Ｃｈｅｒｅｍ（１９７７）研究了口头解说与非口头解说对听众接受信息的重要性。Ｍａｒｔ

ｉｎｋｏｖｉｃ（１９７７）探索了非口头解说对游客产生的影响。Ｎｉｃｈｏｌｓ（１９８５）不仅记录了自导解说路径的作用，同时确定了听觉的交流设施是解说中最有效的媒介工具。Ｈａｎｎａ（

１９８６）对可视性设备对游客传达的信息效果进行了评估。Ｄａｖｉｓｏｎ等（１９９３）评估了使用动物展示保持游客的注意力和影响游客对保护的态度。Ｊｏｈｎｓｔ

ｏｎ（１９９８）指出，游客参观牌示的时间与游客对牌示内容兴趣有直接关联。ＭｃＬｌａｆｆｅｒｔｙ（２００５）通过实证得出，交互式解说媒介与一般的解说媒介相比，可以取得更好的解说效果。Ｖｅｖｅｒｋａ（１９９７）调查发现，游客在完成旅行后，记住听到内容的１０％、读到的３０％、看到内容的５０％、参与性经历的９０％。

３、环境解说与景区管理研究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１９９７）认为，有效的教育和解说是资源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键。Ｏｌｓｏｎ（１９８３）分析出解说可加强游客对管理理念的理解程度，同时证明了游客对保护区管理的理解与其自我行为管理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Ｒｉｃｅ（１９９１）认为可利用环境解说鼓励居民的正常游憩行为，增进居民对历史、文化与风景的理解，达到资源管理、风景质量与自然栖息地保护的目的。Ｅａｒｎｅｓｔ（１９９６）对生态脆弱带、从属于多角管理的海岸地区进行了解说系统的设计，不仅影响、教育甚至改变游客与居民的行为，并且缓解了环境压力。

４、环境解说与成本节约研究

Ａｂｌｅ（１９９１）指出许多旅游业管理者认识到解说的经济收益。Ｃａｂｌｅ（１９８４）利用旅行费用法（ｔｒａｖｅｌｃｏｓｔｍｏｄｅｌ）等计算方法对解说设施为旅游地带来的经济利益进行量化。对于游客来说，Ｈａｍ（２００２）发现游客更希望把旅游地的自然文化信息作为知识进行储备，甚至愿意为高质量的解说支付费用。

５、解说与可持续旅游

根据Ｈａｍ等人（２００２）的研究，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性是可持续旅游业的两个中心环节。在经济可持续性方面，解说的工作为地方增加了就业机会；解说可以增加客源；而且解说能够让游客形成牢固的生态伦理观，并最终作用其行为。Ｗｅｉｌｅｒ（２００２）的研究表明生态旅游者比普通旅游者更加渴求新事物，需要在旅途中积极的投入环保体验，而不仅仅是娱乐的经历。

（三）对解说受众的研究１、游客分类研究

为更好地提供环境解说服务，需要对环境解说的对象进行分类。Ｍｏｓｃａｒｄｏ等人（１９８６）从环境心理学角度把游客分成积极的（ｍｉｎｄｆｕｌ）与钝化的（ｍｉｎｄｌｅｓｓ）两种。但是，根据Ｌａｎｇｅｒ和Ｐｉｐｅｒ（１９８８）的研究，ｍｉｎｄｆｕｌ类型的游客会转向ｍｉｎｄｌｅｓｓ类型游客。Ｈａｍ（１９９２）把听众分为强迫型听众（Ｃａｐｔｉｖ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和自愿型听众（Ｎｏｎ－ｃａｐｔｉｖｅ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ｓ），两者的动机不一样。Ｓｔｅｗａｒｔ等人（１９９８）把到访国家公园的游客分为四种类型，即信息搜寻着（ｓｅｅｋｅｒｓ）、信息受阻者（ｓｔｕｍｂｌｅｒｓ）、信息从属者（ｓｈａｄｏｗｅｒｓ）和信息避让者（ｓｈｕｎｎｅｒｓ）。不同的游客对解说的需求程度不同，决定解说的力度和评价手段不同（吴必虎等，２００３）

。２、游客解说方式研究

Ｍｏｓｃａｒｄｏ（１９９６）根据ｍｉｎｄｆｕｌ与ｍｉｎｄｌｅｓｓ型游客对遗产解说接受与理解结果的对比，提出了遗产解说方式的四点原则。Ｐｉｅｒｓｓｅｎé（１９９９）分析了家长式解说、成人式解说和儿童式解说的优势。Ｐａｔ

ｔｅｒｓｏｎ和Ｂｉｔｇｏｏｄ（１９８８）提出了影响参观者的注意力和接受信息的过程的１４种因素。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１９９９）认为解说信息的设计可遵循ＡＢＣＤ设计法则。

３、解说员与游客之间的沟通研究

解说员是重要的环境解说主体。Ｃｏｈｅｎ（１９８５）认为导游不仅具有传统的向导作用，同时也具有对游客的指导作用。Ｇｅｖａ和Ｇｏｌｄｍａｎ（１９９１）、Ａｒｎｏｌｄ（１９９３）和Ｐｒｉｃｅ（１９９３）指出导游在游客、旅游接待地和文化与自然环境的调节上起着重要作用。而一些研究则致力于解说者交流技巧的研究，如Ｒｙａｎ等人（１９９５）通过检测出游客接受不同级别人员解说前后知识获取与记忆存储的差异，间接测试出不同级别的解说者的交流技巧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７）、Ｂ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１）提出了劝导交流理论［６］。

（四）旅游解说规划研究

美国国家公园认为编制解说规划主要有六大过程。罗芬、钟永德等（２００８）给旅游解说技术下了一个明确定义。汉姆（Ｈａｍ）提出了主旨式解说模式和旅游解说的四个特性，认为主旨性最为重要。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Ｍａｒｙｎｏｗｓｋｉ（１９９８）提出了以受众为中心的解说规划模型、Ｌｉｓａ（２００３）提出了５Ｍ技术模式、目标为导向的解说规划模式。Ｐｅａｒｔ＆Ｗｏｏｄ（１９７６）建立了解说规划交流模式。Ｃｈｅｒｅｍ（１９７７）创建了解说模式的动态关系图。Ｂｒａｄｌｅｙ（１９８２）提出了解说规划步骤模式。目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解说系统规划模式是ＩＦＭ模式和ＳＭＲＭ模式。尽管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说模式，但其内容均主要包括解说目标、解说资源、解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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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解说方式、时间和地点、执行与操作、解说评估。

四、国内主要研究

我国大陆地区对环境解说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环境解说的论文、著作较少且大多局限于综述、规划等较泛层面，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强。刘长海、李宏（２００８）指出了我国环境解说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吴必虎、高向平、邓冰（２００３）、钟永德、罗芬（２００６）分别对环境解说和旅游解说进行了综述研究。

环境解说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台湾地区解说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开展时间较早，解说博士吴忠宏对解说的定义、意义和解说的形式进行了阐述，并介绍了国外解说技能方程式［７］；罗芬、钟永德等（２００５）提出了环境解说ＳＭ－ＲＭ模式［８］；张祖群（２００７）提出了人类家园ＥＲＯＴ环境解说传播模式。

环境解说教育方面，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台湾地区较为系统的引入了环境解说理论，并设置了环境解说课程。刘长海、李宏（２００８）提出应在一些与环境规划、保护相关的专业或课程中，逐渐引入环境解说理论和方法，促使环境解说体系日益丰满和完善。邓冰、吴必虎、高向平、李轩逸（２００４）通过总结介绍了北美大学环境解说专业的成立背景、学科分布、课程设置和职业应用范围等方面的内容，分析了四大类学科之间的关系及环境解说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９］。张英等（２００５）总结了解说员必需的环境解说专业能力和专业标准。

环境解说规划研究方面。唐川（１９９９）总结了台湾地区解说系统规划是公园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孟明浩、吴承照分别总结了环境解说系统的设计步骤、内容等。罗芬、钟永德（２００８）在这方面研究成果包括：提出了环境解说规划中的各个关键问题、旅游解说规划的“七步法”、自导式步行道规划步骤和方法、旅游解说牌示规划与设计应包括的４个阶段和１１个具体步骤。钟永德等的研究与实践认为旅游解说规划理论涉及心理学、社会学、脑科学、美学、人体工效学、符号学、传播学和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知识。

环境解说服务方面。沈宝辉（２００５）认为解说牌是解说服务中最基本、应用最广的一类设施；王昕、王辉分别以四川都江堰和重庆缙云山为例，提出了旅游解说系统的设计方案；吴必虎等（１９９９）介绍了美国国家公园的解说和教育系统，对北京与香港的旅游解说进行了对比［１０］。

环境解说有效性研究方面。Ｐｕｔｎｅｙ和Ｗａｇｅｒ曾指出“对解说效果进行评价的最大的一个困难便是缺乏一系列明确的目标”。王民等（２００５）也指出人员解说和景点环境教育效果没有形成评价标准。就如何进行解说评估，Ｓｃｒｅｖｅ（１９９０）针对展览品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评估过程模式。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１９９１）、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９１）分别提出了评估矩阵、格式评估。Ｄｉｅｒｋｉｎｇ和Ｐｏｌｌｏｃｋ（１９９８）阐述了事前评估的意义。日本通常通过对参观后的游客

感受的调查进行环境解说评估。李文明、钟永德（２００９）构建了包含４个层次，２１项评价指标的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１１］。关于提高如何提高环境解说效果，王民（２００５）认为缺少对游客的社会特征和兴趣的关注和对环境解说内容进一步的细分等影响了环境解说的效果。罗芬、钟永德等（２００８）以湖南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分析得出游客因社会经济背景的不同在解说媒体偏好与解说主题兴趣上存在差异［１２］。罗芬、钟永德等（２００５）调查了游客对各种解说类型的有效性评价并为提高黄山园内解说效果提供了建议［１３］。

台湾在环境解说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对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许世璋（２０００）对台湾阳明山国家公园的游客预约解说服务的游客行为进行了研究；ＴＳＡＩ．Ｓｈｉｈ－ｃｈｉｎＷＡＮＧ（２００３）把国家公园的解说人员的等级进行了研究；王绪昂（２０００）对解说员在赏鲸活动之前、之中与之后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为解说员的实际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吴忠宏（１９８７）认为解说是动物保育的宣导，通过口语化的语言使人们心灵得到触动。

［参考文献］

［１］钟永德，罗芬．旅游解说规划［Ｍ］．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２００８（５）．３－６．

［２］陈晨．通过环境解说实施环境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Ｄ］．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２００５．

［３］王民，陈晨，蔚东英等．通过环境解说实施环境教育的研究［Ｊ］．环境教育，２００５（９）：５－６．

［４］吴必虎，高向平，邓冰．国内外环境解说研究综述［Ｊ］．北京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３（５）：３２６－３３３．

［５］王民，蔚东英，陈晨．环境解说历史及其理论基础的研究［Ｊ］．环境教育，２００５（７）：１４８－１５２．

［６］钟永德，罗芬．国内外旅游解说研究进展综述［Ｊ］．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０６（１２）：８７－９２．

［７］刘长海，李宏．国内环境解说研究现状及发展方向探讨［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１２）：５５－５９．

［８］罗芬，钟永德，付红军．ＳＭ－ＲＭ．模式在环境解说中的应用初探［Ｊ］．桂林旅游高等学校学报，２００５（５）：３８－４６．

［９］邓冰，吴必虎，高向平，李轩逸．北美大字环境解说专业浅析［Ｊ］．比较教育研究，２００４（１２）：６７－７０．

［１０］吴必虎等．旅游解说系统研究——

—以北京为例［Ｊ］．人文地理，１９９９（６）：２７－２９．

［１１］李文明，钟永德．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初探［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１２）：１７０－１７４．

［１２］罗芬，钟永德，吴忠宏，张西林．世界自然遗产地游客旅游解说需求之研究——

——

—以湖南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Ｊ］．旅游学刊，２００８（８）：６９－７３．

［１３］罗芬，钟永德，李健，付红军．黄山园内解说类型与有效性研究［Ｊ］．旅游科学，２００５（５）：３３－３７．

（责任编辑：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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