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砍柴：四载系一生——关于兰大的回忆与随想

四载系一生

---------关于兰大的回忆与随想

十六年前的盛夏，金城兰州槐荫蔽日。兰山脚下的火车站台上，泪眼纷飞，充溢着离愁别绪。我透过车窗，望见南面山坡上，一棵棵还未成材的树木，那是我们兰州大学的绿化基地。四年里，我们每年都要从红山根爬上去，为树苗松土、除草。“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蓦地南唐后主这句词涌上心头。对那个即将寄身于兹的都城，我有许多的憧憬，也有一丝丝惶惑。我不知道，兰大四载的受教，能否使我在满城冠盖的京华生存下去，进而崭露头角。

由此在上溯四年，那是一个初秋，天高云淡。我，一个湘中乡村长大的农家子，辗转了五十余小时，从这个车站出来，一路怯生生地打听，终于步行进盘旋路的兰大校园。在校医院南侧的7号楼303，我找到了那张属于自己的床位。疲惫之极，来不及和即将共度四年的兄弟打招呼，就躺下来酣然入睡。瘦弱、土气、从未有过城市生活经历的我毫不胆怯。因为我知道自己年轻，不惧怕未来所有的挑战，我以为四年很漫长，来得及尝试所有的新事物。

而今，我在这座钢筋水泥构建的森林里，栖身的时间已是大学时光的四倍，而且还要继续栖身下去。按理说，兰大对我而言，只是暂驻的驿站。可这驿站，却一次次在梦境中出现。夜深人静，我常梦回那个不大却精致的校园，小亭翼然，柳丝拂面，榆叶梅盛开。我明明知道那是梦境，我身在北京，离兰大关河万里，可舍不得从梦中醒来。

心理学家分析，梦中常出现的事物，一定是那种事物有一种密码植入体内。兰大，对我而言，植入了什么密码呢？让我人到中年还魂牵梦绕？是青春的激情？是友谊的纯净？是爱情的青涩？是，又不全是。

这是一个难以深究的问题，简单地说，兰大对我一生，是不可替代的。这不仅我把最美妙的四年韶华留在那里，还因为我的气质、我的品格、我处事阅世的方式、我求学为文的门径，都和兰大这所大学，兰州这座城市有着莫大的关系。

离校后的十数载里，我曾去过全国各地许多大学校园，如北大之燕园，中大之康乐园、武大之珞

珈山。身处其间，我总会设想一下，如果我在这个校园里度过四年，我又会是什么样子，我现在又将在哪里？我知道，没有如果，兰大是我的惟一。进这所大学，一定是上辈子结下的缘。

有一年《南方都市报》召开时评专栏作家的笔会，我应邀参加，在夜游珠江的船上，和党国英、刘洪波两位兰大师长坐在一起。我们谈到兰大，谈到兰大人的气质，以及有关兰大的许多往事。

曾有幸向秦晖、金雁伉俪请益，两位学长是中国人文学术界双剑合璧的仙侣。秦先生有时酒酣后，会露出孩子似的笑容，谈起他以“早稻田大学”（初中未毕业即下乡种田）的学历，直接考入赵俪生门下的传奇经历，还有他和金先生的爱情故事。

结识过许多兰大校友，或年长，或毕业未久，每个人的际遇不同，又来自天南海北，但因为在同一所大学里授业过，身上或隐或现地有某些共同的特质。我总结这种特质是质朴、真诚、坚毅，不尚浮华，骨子里多多少少有一份孤傲、自重。

以我有所交往的党国英、刘洪波和秦晖夫妇为例，为文为学，所注重的并不是那些被媒体爆炒的时髦概念，而是关于中国农村前景、中国社会转型等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用秦晖的话来说，就是“真问题”，这些问题真正事关国运民瘼。这样的视角，这样的路径，不能说与求学或执教于兰大的经历没有关系。兰大，在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大学里，她是最落寞、内敛的一所，或许也是最土气的一所。但她扎根在黄河之畔，在厚土之上，这块土地，是我族文明的源头之一。兰大和兰大人，总把目光投向与我们这个民族生存关联度最高的区域，绝非偶然。且不说人文科学，即使是为兰大所特长的一些理工科专业，如化工，如核物理，如冰川学、如沙漠、草原的研究。这是一些需要大拙才可能有大巧的专业，耐得住寂寞、抗得住诱惑才能有所成就。

说到兰州大学，不能不提到她所在的兰州。我在校时，曾有人说过兰大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老师流失严重，如果哪怕东迁到西安，在高教版图中的地位也会高得多。持此论者，其实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一所大学所在的地区固然重要，但绝非决定因素，否则的话，东部随便一所高校，用钱堆砌，岂不是很容易超过兰大？兰大在兰州，固然有其短，但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陇原，从来就不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但陇原以及兰州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却是不可替代的。北部的蒙古高原、西南的青藏高原、东部的黄土高原，在此处汇合，挤压、争雄中留下了通往西北狭长的河西走廊，这个走廊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命走廊。黄河在三大高原挤压的褶皱中，曲折蜿蜒，终于在兰州地区，突破重重关山，一泻而北上，从兰州开始，黄河流经的便是中华文明

的中心地区。润泽河套，襟带秦晋，奔涌于中原，从齐鲁入海。说兰州是黄河所孕育的文明第一站，亦无不可。和中下游相比，此地或许环境过于恶劣，城池稍显窳陋，居民略输文采。但兰州以及陇原文化独特的气质，深深影响着兰州大学。大学，需要大师，需要大楼，但也需要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兰州的气质是悲凉、内敛而静穆的，她处于山河之间，静静地阅过千年的兴亡盛衰。商贾们涉险求利、行走丝路上的驼铃，大将们万里拓边、扬汉唐声威的旗帜以及春闺里的幽梦、无定河边的白骨，在兰州沧桑的眼神里，都化成黄河边那些个歌子。她不张扬，不媚俗，她甘于寂寞，千年来，渗透到骨子里的悲凉修炼成兰州这份宠辱不惊的静穆。

我以为，在中国名校里面，兰大气质犹如兰州较之于其他大都市。

2003年国庆长假，毕业十年的我和一些同学回到兰大，先在一草一木异常熟悉的盘旋路校区徜徉半日，然后跋涉到夏官营的新校区。走在有些空旷荒凉的新校区里，有同学说：这个校园，和我们有啥关系？我说：有，因为她还叫兰州大学。随便问一位年轻的学妹，她告诉我校园后面那座光秃秃的土山叫“萃英山”。我想萃英二字，有集聚英才之意，更有赓续兰大传统承继血脉气质之意。1909年，先辈筚路蓝缕，创立这所学校于萃英门时，当时目之所及，不也是荒凉的黄河滩，以及黄河北岸更为荒凉的白塔山？

清末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内忧外患交迫，无数仁人志士在思索这个民族的前途。办现代实业、现代教育，成为席卷神州的热潮，处于苦寒之地的兰州亦有幸身被惠泽，我的湖湘先贤左宗棠驻节兰州，功不可没。左公虽逝，但改革的步伐没有停止。1905年朝廷下旨废科举，1909年用来开科取士的甘肃乡试贡院被改造为兰大的前身-----甘肃法政学堂。据我所知，今日如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河南大学都是清末在贡院里兴办的。这种旧式贡院变成新式大学之举，正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有意思的是，当时各地兴办的学堂，许多都是培育法政人才的。这是中国两千年来人才培养一种巨大的变革，科举取士，所考的是经义礼法。法政学堂，培育的是通现代政治、法律的新人才。这种人才培育模式的转变，是中国必须从一个古老帝制国家变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缩影。两年后，清室逊位，民国肇始，但旧王朝里所办的学堂，却生机勃勃。一本著作比一个人，一所大学比一个王朝的寿命要长，是历史的常态。这就是文明的伟大魅力，帝王将相成尘土，而文明的力量能穿透时空。

在困境中崛起，在孤苦中坚守，这似乎是兰大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经验。

抗战期间，半壁江山沦陷，兰州和重庆、昆明、成都一样，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一大批著名的高校和学界精英播迁于此，抗战胜利后，全国百废待兴，战火未熄，然兰州文风之盛，犹有余韵。这时候，兰大迎来了一个关键人物-----校长辛树帜先生，他是湖南临澧人，算左公的同乡后辈。从他1946年任校长开始，至1949年，短短的三年间，他聘请了董爽秋、程宇启、陈时伟、段子美、乔树民、盛彤笙、水天同、顾颉刚、沐元中、左宗杞、杨浪明、王德基、张德粹、张怀朴、闻人乾、张舜徽、史念海、杨英福、唐家琛、李德麟等一大批知名专家教授来兰大讲课，使兰大从偏处一隅的地方性高校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国立大学。

兰大在其发展的重要时刻，之所以能借“势”，关键是有一位目光远大、品行高洁而办事扎实的校长。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原有的高等教育格局被打破，尽管兰大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如医学院被析分。但江隆基先生从北大流放至此，长兰州大学，又使兰大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容纳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使其学术地位再上层楼。一大批先生和江隆基一样，因政治运动波及而从其他名校“放逐”到此地，陇原成为他们在人生最灰暗的时期栖身之地，真可谓“人生不幸兰大幸”。

刚烈的江先生在“文革”初期自戕，兰大亦成为“文革”的重灾区。“文革”结束，邓公复出，科教改革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兰大又迎来了再一次的兴盛期。其根本原因并非财力上得到极大的支持，而是兰大一大批被折腾被耽误十年的专家学者，如枯木逢春，积蓄的学术激情在短时间内喷发，形成蔚为壮观的胜景。

如果要讲办学的硬件，即通俗所言的“大楼”，直到我求学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和兄弟院校相比，兰大实在是寒酸得很。教学楼仅有新、旧两座，中文系、新闻系蜗居在新文科楼七层；学生的住宿条件也不好，2、3号宿舍楼破落狭窄；连绿茵球场都没有，同学们只能在尘土飞扬中踢球；学生最主要的文娱生活是去简陋的礼堂看电影……这一切，并没有影响老师教真学问，学生求真学问。

我想彼时支撑兰大师生施教求学的，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在硬件不如人的条件下，做出成就，更足以傲视他人。我毕业离校时，兰大学生的美誉度甚高，教育界有“兰大学生基本功扎实”之说。十六年过去了，检点自己以及熟悉校友的人生路，我对“基本功扎实”有着更深的认识。我以为，这种“基本功”，其一是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即学习的能力。这点兰大的学生不比别人差，我们刚毕业时，外语、计算机等“时髦”知识不如北京、上海等地高校毕业生，但在工作中这种缺陷能够较快地弥补。其二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度和认识水平。我们的同学中，大言炎炎者少，可看现实问题，能透过各种概念、名词缠绕的外表，直指其核心部位。其三是适应国情的能力，即吃得起苦，受得起委屈。我记得毕业时我和另两位校友一起分配到北京一家破败萧条的国有大企业，工作、生活条件很差，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还有“天之骄子”的感觉，同去的毕业生中弥漫着一种

失望、抱怨的情绪，甚至有人受不了这种压力而精神错乱。我们三位兰大毕业生对此种艰苦毫不在意，觉得社会本来就是如此，做好分内的事情就行。正是这种“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的态度，反而可能使努力有丰厚的回报。

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迅速，表现为招生数成倍增长，高等教育经费也成倍增长。由于兰大所处的地理位置，她能得到的经费，无法和兄弟院校相比，更由于改革的深入，人才流动的加快，教学科研人才远走高飞亦成为常态。有人说，兰大衰落了，你看看排名就知道。我以为这是皮相之论，每年各种高校排名无非是种游戏，不必太在意。大学之间的比较，也不是短时间内建了什么大楼，高薪聘请了哪位知名学者。所谓“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衡量一所大学的成就，关键还是看其培养的人材。兰大和兄弟院校地理环境的差距，不始于今日，抗战胜利时，不照样有后方学人买舟东归的潮流么？改革开放初期，兰州等地不也盛行孔雀东南飞么？今天再看，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兰大毕业的学子和别人又有什么差距呢？只要兰大的精神气质尚在，自然会形成一种不断弥补缺陷不断培育新人的机制和文化。就如从萃英门，到盘旋路，再到夏官营，兰大每一个阶段，都能在荒凉中开垦出一片绿洲，给世人一种惊喜。兰大，在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亦将长期保持。

今日萃英山上，树苗尚未成林，但再过几十年后，我相信一定树木葱茏，萃英山名副其实。只是，西北黄土坡上一棵树木的生长，其艰难的程度，远甚于植柳即活的江南。但越艰苦的地方成长的树木，其木质更坚硬细密，其生命力更顽强，如大漠胡杨。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如此。有幸在兰大度过四载年华的我，以此自许，我乐意我也相信，这四年所浸染的兰大气质，将深深地影响我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