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印制度

宋朝官印制度

宋朝官印制度

中国古代官印制度发展到宋代，已十分成熟和完备。国家设置了专门的铸印机构——少府监和文思院，并且制定了诸如牌印制度、知印制度等严密的管理措施，在官印的形制上，背款的出现和叠篆的使用，为以后金元各代所沿袭，影响深远。

宋朝官印制度-构成

宋宣抚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印

宋代官印是由宝、印、记三部分构成的。帝、后及太子印称“宝”，各级军事、行政机构印称“印”，其属吏及诸军将校印称“记”、“朱记”。宝宋代制宝比较复杂，除太祖所受“皇帝承天受命之宝”和“皇帝神宝”为后周所制外，每位皇帝继位，都纷纷刻制御宝，仅北宋九帝，就制宝三十余枚。宋太祖登基后，“又制‘大宋受命之宝’。至太宗，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是后，诸帝嗣服，皆自为一宝，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至宋徽宗时，其仿效唐制，刻制了皇帝八宝，即镇国宝（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元极”）、受命宝（文曰“受命于天，即寿永昌”）、

“皇帝之宝”、“皇帝信宝”、“皇帝行宝”、“天子之宝”、“天子信宝”和“天子行宝”。政和七年，徽宗又制一宝，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号为定命宝，合前面八宝共为九宝，以合“乾元用九之数”。南宋时，“凡中兴御府所藏玉宝十有一，金宝三，八宝皆高宗皇帝作”。高宗所作八宝，则完全是仿制徽宗八宝。除皇帝制宝外，宋代皇后、妃子、太子也皆有宝。

印

宋朝官印制度

宋代官僚机构设置重叠，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官僚统治集团。这样也使宋代的官印数量大为增加。从诸王、中书门下、枢密院、宣徽院、三司、尚书省诸司到节度使、观察使以及州、府、军、监、县都有官印。一些受朝廷临时委任的官员，“其奉使出入，或本局无印者，皆给奉使印”。此外，还有一些机构和官员不断请求铸印。如“枢密院承旨，本吏人名，太平兴国以翰林杨守一为之，加‘都’字。后复用吏。熙宁三年，复以李绶充副都承旨。未几，又请铸印，诏只许印在院，以‘枢密都承旨印’为文”。到南宋时，“由内外官有请于朝，则铸给焉”。官印的颁发已较为泛滥了。

记记与朱记应起于唐代，现有唐代“大毛村记”和“蕃汉都指挥记”等可以佐证。但在唐代这种用法还不多见，到宋代才被广泛地用于下级官吏的印中。《宋史?舆服志》载：“又有朱记，

以给京城及外处职司及诸军将校等，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到了南宋时，“监司、州县长官曰印，僚属曰记。又下无记者，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文大方寸”（注：《宋史?舆服志》，中华书局，1977年。）。其实，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宋廷只在北宋初年，曾使用过道一级的行政区划，后即改为路，直到南宋末年。但宋人沿袭唐朝的习惯，在言语中仍将路称之为道。这样，文中“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一句，就较为容易理解了。这说明在南宋，路一级的机构是有权给属吏颁发木朱记的。

宋朝官印制度-分期

北宋威武左第二十三指挥第二都朱记故宫博物馆

由铸造及使用情况看，宋代官印大致可分为创建、规范和涣散三个时期。创建期建隆元年至开宝九年，为整个太祖朝。这一时期，国家刚刚建立，外有南唐、后蜀、北汉等强敌林立，内有藩镇拥兵自重。朝廷的燃眉之急是消灭割据势力，稳定时局，统一国家，还不可能分出太多的精力去关注典章制度。所以，无论是皇帝的御宝，还是各级官署的印记，都主要是沿用五代的旧物，自制的宝印还很少。宋太祖除“传周广顺中所造二宝”外，仅制一枚“大宋受命之宝”和三印。到乾德三年，才因“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下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使印等，但由于数量很少，我们至今尚未

发现一件这一时期的宝印实物。太祖所铸“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书诏之印”三印称印而不称宝，是与以后皇帝制宝相违背的。所以，太宗继位后很快就将三印改铸为宝。这一现象应视为这一时期制度尚未完备的表现。规范期太平兴国元年至靖康二年。这一时期，国家政治趋于稳定，除晚期外，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印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形成了皇帝八宝制度；各级机构的印记完全摒弃了五代旧印，改铸了新印；制度建全，形制规范。北宋朝廷在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开始着手大规模整肃军队，给禁兵各军正式命名新的番号。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太宗继位仅三个月，即“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铁骑曰日骑，控鹤曰天武，龙［捷］曰龙卫，虎捷曰神卫”。有了新的、正式的番号之后，诸军将校印记的铸造工作才得以相继展开。

近年来所面世的数十枚宋代军印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铸造的。如1952年10月于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大名城遗址出土的“神卫左第一军第二指挥第二都朱记”，以及开封市博物馆征集的“虎翼右第一军第三指挥第四都记”。行政机构印记的铸造，也应是同步进行的，只是这类印记出土的数量较少，不及军印多罢了。

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宋）

涣散期建炎元年至祥兴二年，实际是整个南宋时期。这一时期，经过靖康之难，南宋小朝廷偏安东南一隅，宋金、宋元

战争连绵不断。战乱使原有的典章制度废驰了，印制也开始涣散，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是由于巨大的社会动荡，使官印的管理和使用出现了混乱。“南渡之后，有司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然州县沿循，或以县佐而用东南将印，以掾曹而用司寇旧章，名既不正，弊亦难防。”这种情况在宋代被称为“假借”。假借之风盛行，使有关部门深感不安，立陈改变这一现状。“乾道二年，礼部请郡县假借印记者，悉毁而更铸。”“绍熙元年，礼部待郎言：‘请令有司制州县官合用印记，旧印非所当用者，毁之。’”，但实际收效并不显著。

其二是官印的形制出现了新变化。南宋初年，所铸官印印文上，往往加上了“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与北宋旧印相区别。关于年号印，瞿中溶著《集古官印考》中曾记载，乾隆四十八年，瓜州疏浚河道，于河心沉船中，发现“建炎谏官之印”、“建炎宿州军资库记”、“建炎宿州州院朱记”等六方宋印，其中五方均冠有建炎年号。又如“宁宗嘉定十四年，山东郊顺，铸……泰安军及‘京东安抚使’、‘马步军总管’、‘京东河北镇抚节制大使’印，并冠以‘嘉定’二字”。至于印文中所加“行在”二字的问题，《文献通考》记绍兴四年，“权户部侍郎王俣言……请度支、金仓部、太府、司农寺各铸印。以‘行在所’或‘巡幸某印’为文……其他部要一切印记，都省依此施行。诏印文添‘行在所’字”。有人认为，这当是南宋朝廷在建炎、绍兴年间

的权宜之计，并未长期执行，所铸印记也不多。

其三是会子印的出现。《宋史?舆服志》记载：“成都府钱引，每界以铜朱记给之。行在都茶场会子库，每界给印二十五：国用印三钮，各以‘三省户房国用司会子印’为文；检察印五钮，各以‘提领会子库检察印’为文；库印五钮，各以‘会子库印造

会子印’为文；合同印十二钮，内一贯文二钮，各以‘会子库一贯文合同印’为文；五百文、二百文准此。”将官印用于纸币，这当是中国印史和货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宋代印制中的一个创举，值得更深入地研究。现在，我们尚能看到的“壹贯背合同”印，即上文提及的“合同印”之一种。实物与文献记载情况不同，说明当时会子印也有多种，即使是“合同印”也可

能会因不同“界”而印文有所不同。

宋朝官印制度-管理与使用

壹貫背合同-宋

通常所说的官印，其实应分为职印与官司印两种基本形式。职印是指以官职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一官一印，并颁发给官员个人佩带。官司印是指以府衙名称为印章文字的官印，官司印不授于官员个人，但由官员执掌、保管，一官离任后，继任官员继续使用。隋唐时，官司印已开始盛行，至宋代则完全确立了官司印的地位。虽然还有以职印形式出现的官印，如“（元丰）四年，诏三省印，银铸金涂，‘给事中印’为门下

外省之印，‘舍人印’为中书外省之印”（注：《文献通考?王礼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但也完全是按照官司印的制度使用的。因此，宋代除继承了隋唐以来对官司印的一些管理办法以外，最终形成了自己对官印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其一，国家设置了专门的铸印机构——少府监和文思院《宋史?职官志》载：在宋代，“凡车辇、饬器、印记之造，则少府监、文思院隶焉”。但具体到北宋时期，“凡进御器玩、后妃服饰、雕文错彩工巧之事，分隶文思院，后苑造作所，本监但掌造门戟、神衣、旌节，郊庙诸坛祭玉、法物，铸牌印朱记……”当时文思院隶属于少府监，是其下属五院之一，铸造印记是由少府监直接负责的，并不归文思院。但到了高宗“绍兴三年，诏少府监并归文思院”。之后，文思院就继少府监成为国家专门的铸印机构了。从现有的实物看，至少是在真宗咸平年之后所铸官印的背款上，基本上都刻有“少府监铸”。南宋官印上大多刻有“文思院铸”。这应是少府监、文思院作为铸印机构最直接的证据。在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方“宣抚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印”，是当年疏浚西湖时发现的。其背款刻“建炎四年二月宣抚处置使司行府铸”，显然不合乎宋代印制，对于这一情况，可有两种解释：一是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政令不行，个别机构擅自越权为下属铸印。二是因统一铸印不便，朝廷允许一些机构暂时便宜行事的结果。这类印数量不多，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此外，少府监、文思院除直接从事官印的铸造外，还负责制定官印的形制。《宋史?职官志》记载“元丰官制行，始置监、少监、丞、主簿各一人。监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少监为之贰，丞参领之。凡乘舆服御、宝册、符印、旌节、度量权衡之制，舆夫祭祀、朝会展采备物，皆率其属以供焉。”这所谓的符印等物“之制”具体到官印上来，指的就是官印的形制。实际上，早在元丰改制以前，少府监就一直担负着这项职能。王文盛是少府监的篆文官，他于仁宗景期间曾两次上书，议定官印的形制。在第二次上书时他说：“旧例亲王、中书印各方二寸一分，枢密、宣徽、三司、尚书省、开封府方二寸，节度使寸九分，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寸八分半，防御、团练使、转运州、县印，寸八分。凡印，各上下七分，皆阔寸六分，虽各有差降，而无令式以纪其数。”仁宗肯定了他的建议，“绍从其言，著于令”。这应当是少府监负责制定宋代官印形制最为明确的记载。在南宋，少府监这一职能被文思院承袭。

其二，由礼部负责官印的管理《宋史?职官志》载：“礼部掌国之礼乐、祭祀、朝会、宴飨、学校、贡举之政令。……若印记、图书、表疏之事，皆掌焉。”其实，宋代的礼部对官印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对新印的颁发、废印的收缴和销毁。“神宗熙宁五年，诏内外官洞官合赐牌印，并令少府监铸造，送礼部给付。”礼部成为代表国家，给各级官员颁发印记的部门。宋代的官印虽为铜铸，但是由于一些衙门公务十分繁忙，官

印磨损得快，竟需每年更换一颗新印。“唐印文如丝发，今印文如筋，开封府、三司印文尤粗，犹且岁易，以此可见事之繁剧也。”再加上一些机构撤并和人为损坏，宋代各级机构每年报废大量的官印。而这些废印，各衙门是不能善自处理的，必须上交礼部。所以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说：“予治平初，同判尚书礼部，掌诸路纳到废印极多，率皆无用。”最后他借鉴唐朝的办法，建议“今之废印，宜准故事碎之。”这是英宗治平年间的事，当时废印只是上交礼部保存，而未做处理，但到了宋神宗时，已有了销毁印的记录了。“（元丰）六年，旧制贡院专掌贡举，其印曰‘礼部贡举之印’，以废贡院，事归礼部，别铸‘礼部贡举之印’。”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防止官吏盗用旧印，产生奸弊，所以《宋史?舆服志》神宗元丰六年十二月“诏自今臣僚所授印，亡殁并赐随葬，不即随葬因而行用者，论如律”的记载，当是不准确的，最起码这一诏令没有实行施行。

另外，从建国后数十年的考古发掘情况看，宋代官印或为当时战败者所遗弃，或为战胜者所缴获，多出土于古代遗址或江河湖泊之中，而在大量宋墓中，仅发现几枚私印而已，至今尚未见到一枚官印。这种现象也可以作为否

北宋时期税务官员征税使用的铜印

认宋代有赐官印随葬的一个佐证。

其三，主要的管理制度1.牌印制度为了适应官司印的特点，

宋代借鉴唐代的办法，制有铜牌，与官印同时颁发给官员，这样就使“诸王、节度、观察使、州、府、军、监、县印，皆有铜牌……刻文云‘牌出印入，印出牌入’”。至于具体情况，我们可参见胡三省于《资治通鉴?唐僖宗中和四年》“并牌印皆没不反”下注曰：“至唐始置职印（即官司印——引者注），任其职者，传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当官者置之卧内，别为一牌，使吏掌之，以谨出入，印出而牌入，牌出则印入，故谓之牌印。”这就是说，官印平时由官员本人负责保管，牌由有关属吏持有，须钤印时，由属吏向官员交牌拿印，用完后，再交印将牌拿回。

2.知印制度宋代衙署往往有多人为主官，因而出现主官轮流“知印”的新情况。如宋代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相，设政事堂于禁中，作为其议事办公机构。故《宋史?职官志一》记载：“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真相之任，无常员；有二人，则分日知印。”参知政事“仍令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宋初宰相虽有多人，但只指定二人分别轮流执掌中书之印。参知政事初设时职位较低，无权执掌中书之印，也不在政事堂议事。直到至道元年，才“诏宰相与参政轮班知印，同升政事堂”。

元丰改制后，废除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以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宰相，左、右丞管理省务，并任执政（另二执政为门下、中书二省侍郎各一人），这样，左、右丞即“掌

参议大政，通治省事，以贰令、仆射之职。仆射轮日当笔，遇假故，则以丞权当笔、知印”。左、右丞就成为在假日权代左、右仆射执掌相印的实权人物。宋代之所以这样严格规定“知印”与“不知印”之分，一是为了防止官员，主要是宰相一人掌印，大权独揽；二是为了明确职责，防止官吏盗用官印，产生弊端。可以说“知印”制是对唐代牌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和发展，并为以后各代所沿用、继承。

3.临时给印制度宋代对临时受朝廷之命出使外国的官员，无论原有无官印，都颁发奉使印，作为奉使出入的凭证。如包拯在庆历五年时，就曾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任贺契丹正旦使，持奉使印，出使契丹。到了神宗熙宁四年，对颁发奉使印作了更详细的规定：“诏中外奉使，除文臣两省、武臣横行以上，不以职务紧慢，余官如使外国，接送伴体量安抚制勘之类，给奉使印，余给铜记，以奉使朱记为名。”至此，对那些职位较低的官员，不再颁发奉使印，只给奉使朱记。到了南宋，继续沿用这一办法，“或衔命出境者，以奉使印给之，复命则纳于有司”。“后以朝命出州县者，亦如之。新进士置团司，

亦假奉使印，结局还之，此常制也。”这样，奉使印的使用范围被扩展了，不但“衔命出境者”可持奉使印，临时奉命出巡

州县的官员也被授于奉使印，连新科进士也可借用奉使印了。

4.御宝的管理北宋长期都是由“门下省主乘舆八宝”，后在宋

徽宗崇宁五年，尚书省“请置符宝郎四员，隶门下省，二员以

中人充，掌宝于禁中。……内符宝郎奉宝出以授外符宝郎，外符宝郎从宝行于禁卫之内，朝则分进于御坐之前”。内外四位符宝郎，相互内外，互为牵制，以加强御宝出纳使用的监督与管理。高宗绍兴十六年又重新制作了八宝，藏之于御府，由入内内侍省掌管。

其四，复杂的钤印方法宋代不仅有严密的官印管理制度，在钤印时，也有许多复杂的规定和惯例要遵循，有时连内行人也搞不明白。大中祥符五年，真宗皇帝在阅览河西节度使、许州知州石普的奏状时，发现石普用的是许州观察使印，不解其意，经宰相王旦的详细解释，才弄清了其中的缘由。

宋代的钤印是很有讲究的。首先是皇帝的用宝制度，其八宝中“镇国宝、受命宝不常用，惟封禅则用之；皇帝之宝，答邻国书则用之；皇帝行宝，降御札则用之；皇帝信宝，赐邻国书及物则用之；天子之宝，答外国书则用之；天子行宝，封册则用之；天子信宝，举大兵则用之”。具体到用宝程序，也有明确规定，“应合用宝，外符宝郎具奏，请内符宝郎御前请宝，印讫，付外符宝郎承受”。一般的官司印，钤印时也有严格的规定。如上文提及的石普，他一人持有节度使、观察使和知许州三印。“节度使在本镇，兵仗则节度判官、掌书记、推官书状，用节度印；田赋则观察判官、支使、推官书状，用观察印；符刺属县，则本使判书，用州印。……石普独书奏章，当用河西节度使印。”如此复杂，难怪连皇帝老子也弄

不清楚了。

但是，若是两个衙门共同办理一件事务时，反而较为简单，行文时只钤用级别较高衙门的官印。如《宋史?职官志》载：“宋初，循唐五代之制，置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院在中书之北，印有‘东院’、‘西院’之文，共为一院，但行东院印。”在宋代以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独掌军机大事，中书不得参与。“庆历中，二边用兵，知制诰富弼建言，边事系国安危，不当专委枢密。仁宗以为然，即诏中书同议。”此即是上文东、西院“共为一院”之意，实际上是中书与枢密院共同商议，处理军国大事。如果两院共同签署文件时，只钤用中书印而不用枢密院印。与此大致相同的是宣徽院有南院、北院之分。“南院资望比北院颇优，然皆通掌，止用南院印……”

宋朝官印制度-形制

保捷弟一佰三弟六指揮使朱記-宋

宋代官印的形制是隋唐以来官印形制的总结和发展，它在纽式、款识、文字风格等方面出现的新形式、新特点，是中国古代官印形制成熟的标记，并为以后各代所沿用仿效。

质料宋代官印的一大特点就是质料的简单化。在宋代，除皇帝御宝有用玉、用金之别外，其他官印基本上为铜铸。“秦以前以金、玉、银为方寸玺，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

下莫得用。”所以，以玉制玺，成为帝王们的专利。宋代皇帝的御宝也是以玉质为主，金质的较少。太祖制有三方金印，即“天下合用之印”、“御前之印”、“书诏之印”，太宗将其改铸为宝时，仍为金质。其他各朝，也只有真宗封禅所用“天下同文之宝”为金铸。八宝则皆为玉宝。

南宋时，高宗皇帝制有十一枚玉宝（含八宝）而仅铸有三枚金宝。皇后、皇太后、皇太妃、皇太子之宝皆为金铸，只有真宗刘皇后和英宗高皇后曾垂帘听政，其“皇太后宝”和“太皇太后之宝”为玉质。“绍兴七年……礼官言国朝礼制，诸后谥宝，曾垂帘听政者则用玉，余则比金用。”至于一般官印的质料更为单一，“宋因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区别仅在于诸王及中书门下、枢密院、宣徽院、三司、节度使、观察使印涂金，其余各级官印皆不涂金。但这是宋初的制度，到了元丰年间，神宗改革官制，将原政事堂的职权分属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三省恢复了实际地位和职权。为显示三省与枢密院的特殊地位，“元丰四年，诏三省印，银铸金涂”。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述：“旧制，中书、枢密院、三司使印并涂金。近制，三省、枢密院印，用银为之，涂金，余皆铸铜而已。”从此直到南宋时期，三省和枢密院印皆用银铸。此外，南宋时，一些地位较低的府吏，还发有木朱记。

尺寸宋代官印的另一特点是印面加大，且官职越大，官印越

大，二者成正比例关系。“宋制，天子之宝皆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钮。”这应是宋代皇帝御宝的通制。但特例有两个，一是真宗所制“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因用于封禅，不合常制，仅方一寸二分；二是徽宗制定命宝，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是八宝后所制九宝，故方九寸。真宗刘后和英宗高后，因其特殊地位，其宝尺寸也与皇帝御宝相同。另外，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后宝用金，方二寸四分”，太子宝“方二寸，厚五寸”，均有定制。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二寸一分，枢密院、宣徽院、三司、尚书省诸司印方二寸，节度使印方一寸九分，其余各机构官印均方一寸八分。朱记“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

从各地现存宋代官印实物看，至今尚未发现一方御宝及高级机构官印，所见均为中下级机构官印，如“宜州管下羁縻都黎县印”，边长5.5厘米；“东南路第十二副将之印”，边长5.5厘米。其大小应与宋代一般机构官印的尺寸大体相当。从现在出土较多的宋代记与朱记实物测量，其边长大致在5至5.5厘米之间，与记载也基本吻合。

钮式宋代官印的第三个特点是钮式的单一化。除宝的钮式较为多样外，其他各级官印均为长方钮，或称为橛钮、块钮、矩形钮等。

汉魏时期官印，无论何种钮式，均有穿銎用以系授带，以供

官吏随身佩带。隋唐时，由于官司印盛行，官员不再随身佩带官印，但印钮上的穿銎仍被保留了下来。到宋代，穿銎已不复存在。与以前的各代相比，这是宋代钮式的一个典型特征。宋代皇帝御宝均为盘龙钮，只有徽宗所制镇国宝和定命宝为螭钮；刘、高二皇后宝也为龙钮；

嘉兴府驻劄殿前司金山水军第二將印——宋

皇后和皇太子宝为龟钮。

书体关于宋代的印文书体历来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多年来意见相左，至今尚无定论。但是近些年有些文章将宋代官印书体通体称为九叠篆，也似为不妥。按《宋史?舆服志六》记载：“乾德三年，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章’者也。……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伊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由此看来，当时人们确实将“屈曲缠绕”形式的书体称为“缪篆”。有的学者为了将它与汉代的缪篆相区分，承认其演化与发展的新特点，而将其称之为“后期缪篆”，南、北宋的大多数官印即是这种书体铸造的。

但是，叠篆也确实起自于宋代。徽宗“大观元年，又得玉工，用元丰年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玺，叠篆”。因此，至少是从北宋末年起，叠篆就应该已被用于铸造官印了，我们现在所能

看到的“内府图书之印”，应是最好的物证。叠篆使印文布满了印面，其字屈曲缠绕，不宜辨识，在普通人的心中，显得更加神秘而又威严。其后，屈曲缠绕更甚，终于在金、元时，发展成了九叠篆。此外，小篆和楷书也偶被用于官印书体。款识宋初，官印背款仅刻“××年×月铸”。大约从真宗朝开始，背款上加刻了铸印机构的名称，即刻为“××年少府监铸”，南宋时又改为“××年文思院铸”。印钮上或印背上端还刻有一个“上”字，以防钤印时用反。这是宋代官印背款的一般形式。上文提到，南宋初有一段印制混乱时期，一些机构越权铸印，有的还将自己的名称刻在了印背。另外，还有一些封爵印，如“弋阳开国”，印（边长5.3厘米），印背无款。这种印数量不多，形制较为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