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统治时期大连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日本统治时期大连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占领了大连，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取得原来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权益。日本按照以大连为“经营满洲”基地的方策，先后在大连建立了侵略东北的政治中心关东都督府（关东厅）、经济中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军事中心关东军司令部，使大连成为日本进军中国大陆的大本营。为了充分发挥大连在实现日本“大陆政策”中应起的作用，日本对大连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总体构想与目标是：在沙俄规划方案的基础上，加入时代新潮流的理念，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建设一座高标准的现代化城市。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大连各殖民机构的人员、满铁社员和银行、商社的职员，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空间；另一方面还可以吸引日本国内乃至欧美人士到大连投资，创办工厂企业和从事商贸活动。惟其如此，以促使大连的人丁兴旺、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最终为日本掠夺东北资源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机会。
一、日本对大连的城市规划
对日本的大连城市规划，可以分三个时期来进行考察。即初期：1905～1918年；中期：1919～1929年；晚期：1930～1945年。
早在1905年4月，大连军政署长官神尾光臣就亲自主持制定了日本在大连最早的市街规划法规《大连专管地区设定规则》和《大连市街住宅建筑管理临时规则》。
《大连专管地区设定规则》沿袭了俄国统治时期大连市区功能划分的方法，将市区划分为军用区、日本人居住区和中国人居住区。军用区位于今铁路东站、中山广场、延安路三点连线以东的地区；日本人居住区由俄国统治时期的欧罗巴区的大部分加上行政区组成；中国人区还是原来的范围。这样划分的目的在于避免中国人和日本人杂居，维护日本人的霸道权益。本来该规则的第四条中允许原来已经在日本人区居住的中国人，可以在那里从事个体商业经营等活动，但到了9月，日本当局借口“下层中国人的一般杂居，在卫生风纪方面有值得忧虑之处”[1]，下令在日本人区居住的中国人，一律迁到划定的中国人区居住。到11月份，被勒令迁出的中国人达1.4万人之多。如是，凸显出大连这座殖民城市在日本种族隔离政策下所独具的特色。
对大连的城市规划及住宅等建筑物的建筑水准和要求，当时大连军政署军政长官神尾光臣曾坚持说：大连是日本在战后经营满洲的基地，所以市街的规划要规模宏大，要符合当代的趋势和世界潮流，“住宅要从建成保温、防火、美观的角度考虑，选择不燃物质即永久性建筑材料，木结构的房屋只允许做为临时性建筑”[2]。为此，遵照神
尾光臣的旨意，在《大连市街住宅建筑管理临时规则》中规定：大连市的住宅分为临时建筑和永久建筑。凡属临时性建筑者，在政府发出拆除或改建命令时，必须在两个月之内执行；永久性建筑要选用瓦、石或钢筋混凝土等建筑材料建造；木制结构房屋只允许作为应急的临时性建筑。同时还规定一、二级道路两侧的临街建筑，其檐高必须在11.5米以上。上述规定奠定了大连城市建设的基本原则，直到1919年大连市予以扩建时，仍严守这些原则。
神尾光臣在大连主政时期，被称为日本在大连的军政统治时期，此段时间极为短暂，尚不足1年。所以在他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大连城市建设最初的两个法规，並不是对大连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政策。
对大连城市总体规划的构思，当时身为日军在大连和东北地区占领军的总头目、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已早有谋划，他甚至连火葬场、墓地等设施如何配置都有了具体安排。日俄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儿玉即授意他任台湾总督时的搭档、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到大连考察港口和南满洲铁路，并草拟《满洲经营梗概》。该《梗概》即确立了大连为中心、铁路为根本的满洲经营方略。从此刻起，儿玉和后藤已注意到沙俄对大连城市的规划方案，并十分欣赏，决定按照俄国人的规划思路进行大连城市建设。1906年9月，关东都督府成立，下设土木课专管大连市街规划和建设等有关事宜，他们基本上依照俄国的规划方案进行设计，仅对特殊情况略有变通。由于1905年日本政府实行鼓励普通日本人自由移居大连的政策，所以大连的日本人数骤增，原来设定的大连专管地区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日本人居住区的面积更显拥挤，因而欲将大连市区土地重新划分为住宅区、混和区、商业区和工厂区4个区。
1907年4月，满铁本社正式移居大连，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走马大连上任，于是，开始推行起以大连为轴心、重点投资大连、扶植南满铁路的“经营满洲”殖民方略。他决定首先续建、扩建大连港，同时发展工业、促进贸易、兴办教育，即按照他早已谋划好的理想模式来建设大连。后藤还亲自动手制定大连的城市建设规划，他效仿留学德国时所看到的城市特点：在市中心设置公园，再由此修建放射线形大道。[3] 后藤新平凭借其满铁总裁和关东都督顾问的特殊身份，在大连城市规划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满铁总部大楼（今大连铁路分局）及中山广场周围的大连民政署（今辽宁省外经贸办公楼）、正金银行（今中国银行大连分行）、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等大型建筑，都是在他的任期内建造的。
大 广 场 平 面 图
1.民政署（1907年）；2.正金银行（1907～1910年）；3.大和旅馆（1908～1914年）；4.中国银行大连支店（1910年）；5.英国领事馆（1913年）；6.大连市役所（1917年）；7.朝鲜银行（1917年）；8.东洋拓殖株式会社（1926年）；9.关东邮局（1917年）。
对大连市工厂区的选择，后藤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如果在城市中建设占地面积三、四十万坪（约为132万平方米）的大工厂，会阻碍市街的发展，一定要将工厂建在市外”，根据这个意见，满铁工厂选址在沙河口。这一决定对大连市区规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于后来将满铁工厂以南定为大连的工业区。
满铁沙河口工厂及其附属的街区总面积为185.12万平方米，其中街区面积为9.92万平方米。在街区用地中60％用于建筑职工住宅，其余部分是公共设施用地。由于满铁将其纳入满铁附属地的统一规划设计中，街区采用了方格布局，还设有学校、医院、店铺、寺院、公园、林荫道等，而成为设施齐全的独立街区。满铁本社迁到大连后，有大片的军事用地划拨给满铁转为民用。1908年1月，关东都督发布命令：“在大连凡是由政府出资的各项设施的建设，都由满铁负责承建。但市区的规划须依照当地政府的决定执行。”[4]
1919年日本废除关东都督府改设关东厅后，即进入了对大连殖民统治的中期阶段，并从这一年开始，对大连城市规划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扩张。在关东都督府时期，为了解决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需求，曾多次局部调整了市区规划方案。如1910年和1911年先后将满铁沙河口工厂以东、铁路以南地段确定为工厂用地，将伏见台（今一二九街）、小岗子（北京街）、李家屯（联合路）纳入市区规划。这两次市区扩展的总面积为268.29万平方米。1913年5月，又将沙河口一带纳入大连的市区规划。尽管如此，仍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因而促使殖民当局下决心，全面、系统地对城市规划进行调整和拓展。
1919年6月，关东厅发布第21号令，公布了当局批准的市区扩大方案。这次规划的大连市区总面积为1570.35万平方米，原来大连市区的面积为892.62万平方米，新扩大的面积为677.30万平方米。[5] 这次规划新扩大的市区面积位于小岗子、伏见台至沙河口马栏河以东的地段。
按功能把市区规划为住宅区、工厂区、商业区和混合区是这次规划的一个特点。住宅区共3处：一处是南山脚下地区；另一处在中央公园（今劳动公园）以西，马栏河（今解放广场）以东，伏见町大街（今中山路、五一路）以南的广阔地区；还有一处是满铁沙河口工厂（今机车厂）住宅区。住宅
区总面积为454.58万平方米。工厂区用地为满铁沙河口工厂、沙河口东部和现南沙河口工业区，总面积约290.52万平方米。商业区为除沙俄时期规划的中国人区以外的旧城区全部，面积为437.43万平方米。混合区指住宅区与商业区的混合，这一地区位于中央公园与电气游园（今裕景商城）以西，南与住宅区相接，北和西都与工厂区相邻，面积为369.86万平方米。[6]
这次由日本人制定的大连城市规划与俄国人的城市规划相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将广场——放射形道路组合，变成了方格形的道路组合。在西部新扩张的城市街道设计上，虽然保持了东部广场设计的特点，有长者广场（今人民广场）、花园广场、大正广场（今解放广场）、回春广场（今五一广场）等，但道路设计却采用了方格形的干道组合，只是在个别的方格中加入了少量的斜路。这一变化使大连市东部和西部的街区道路，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若在地图上看，效果最明显。东部是以广场为核心的放射形主干道与街区道路相连接，组成了一个个蜘蛛网状的区域交通网络，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西部则是整齐的棋盘式主干道组成的大方格，被街区道路分割成若干排列有序的小方格，其间的各广场相对独立，不像东部的广场与广场之间有直通道路相连，只有今人民广场与五一广场之间由黄河街连接。
大连殖民当局用了整整10年时间推行1919年的大连市街规划，到1929年时各项规划指标基本完成。今劳动公园北部和天津街成为商业区；今中山路以南和南山住宅区之间的地带成为商业和住宅的混合区；南山住宅区、西岗住宅区和南沙河口住宅区已建成；今沙河口至西岗子、岭前、体育场一带已编入市区；市区东部的交通网络已经形成；西部和北部的工业区也已见雏形。
到1925年末，大连市区的总面积为35.58平方公里。这个面积除包括当时已经规划的面积外，还包括后来追加的岭前屯一带住宅区、满铁码头用地、铁道线路用地、公园用地和军用地。20年代末，大连近代城市的风貌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1930～1945年，日本对大连的统治已进入后期。1930年大连市的人口达到28.2万人，比1919年的10.8万人增加了17.4万人，是原来人口的2.6倍。所以城市规划也到了再次扩张的时候。
1930年关东厅发布第18号令，公布成立“大连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决定。这个组织是关东厅长官的咨询机构，负责调查审议与大连城市规划有关的重要事项，其编制为35人，由关东厅内务部部长担任委员长。
该组织成立后，立即对大连的土地、气候、水源、人口等自然状况和港口、铁路、交通、住宅、工厂、煤气、
上下水道等城市设施，以及教育、卫生、商业、财政等公共事业，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到1936年底，该组织制定出以青泥洼桥为中心，以16公里为半径的516平方公里的大连城市总体规划方案。[7] 将大连市和老虎滩、岭前、西山、岔沟、小平岛、栾家屯、周水子、海猫屯、革镇堡、南关岭、大连湾等11个会[8] 纳入市区规划区域。这一方案的总体目标是将大连定位为：国际大都市和远东大港。
人口发展规划表
区 分
市 区
近 郊
远 郊
全 区 域
总用地面积（公顷）
4507.0
18548.1
18640.5
41695.6
可利用面积（公顷）
3072.6
8701.3
7824.7
19598.6
现状人口（人）
362808
121720
30428
514956
标准密度（平方米/人）
66.1
165.3
330.6
185.1
可收容人口（人）
464733
526421
236695
1227849
饱和年度
1942年
1967年
1976年
1976年
资料来源：刘长德主编《大连城市规划100年》，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自1934年起至1937年止，由“大连都市计划委员会”制定并通过的大连城市发展规划的具体方案共有9项，即：
第1项，黑礁屯（今黑石礁）附近地区规划。该地区规划为风景区和高级住宅区。
第2项，寺儿沟附近地区规划。该地区规划为中国人居住区。
第3项，甘井子附近道路规划。
第4项，夏家河子附近道路规划。
第5项，常盘桥（今青泥洼桥）附近交通缓和规划。
第6项，大连火车站迁移。当时的大连火车站为沙俄1904年所建，位于今大连火车站东侧的胜利桥附近，是一座木结构建筑。由于其规模小、位置偏和设施不完备，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被列入这次城市规划中的重点项目。
第7项，与火车站迁移相对应的街路规划。
第8项，干线道路规划。
第9项，功能分区规划。该项被称为30年代大连城市规划方案，但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大连殖民当局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为战争服务的相关方面，无暇顾及城市建设，所以这一方案并没有完全得以实施。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了解决战争急需的能源和武器生产，在甘井子大力发展临海工业，一些与军工生产密切相关的大型工厂相继在甘井子建成投产，如：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石油株式会社、进和商会、大华电气冶金株式会社等。1938年为了加强对甘井子临海工业区的规划和管理，关东州厅成立了“关东州工业土地株式会社”，对甘井子土地的利用进行统一规划。因30年代以后大连港货物吞吐量激增，1939年满铁决定在香炉礁新建码头，又因这个计划与甘井子临海工业区的发展息息相关，故于1941年将新建码头
和甘井子工业区列入大连的城市规划，统一安排实施。
到日本战败为止，大连城市规划经历了沙俄时期的城市规划，1919年的大连城市规划和30年代的大连城市规划三个阶段。这些规划内容，充分显示出殖民地城市的特点。其一，城市规划反映了殖民者最大限度追求掠夺殖民地资源的特点。如大连拥有很长的海岸线，这些地方大多风景秀丽，最适合人居，然而在城市规划中，从未有一处沿海区域被规划成住宅区，不是用于建设港口，发展航运业，以便更多、更快地将东北腹地的物资运往日本；就是被规划为临海工业区，便于工厂废气排放以及产品和原料的运输。其二，日本统治时期的大连城市规划，明显反映着民族对立、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特点。如南山脚下的一排排洋房和满铁社员住宅，与寺儿沟的红房子[9] 所形成的鲜明对照，尖锐的暴露了殖民者对中国民众的排斥和歧视。中国居民一直被排挤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这些地方不但远离商业区，交通不便，而且市政基础设施严重缺乏。
二、日本统治初期的大连城市建设
日本统治下的大连城市建设，分为两个时期，初期为1905年至1930年。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举国上下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日本由原来的“蕞尔”小国跃入世界强国之列，令军国主义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又一举侵占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如是，法西斯主义在日本急遽发展强盛起来，致使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和称霸世界的骄狂，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文化领域，西风东渐，日本正值明治维新以来全面学习西洋文明，掀起“脱亚入欧”思潮的兴盛时期。日本在城市建筑文化方面更是崇尚欧美，当时日本建筑界正沸腾着移植和模仿欧美建筑的热潮，聘请西洋建筑师到日本著名大学担任建筑学教授、鼓励青年学子到欧美学习建筑等崇洋媚外现象蔚然成风。在这样一片“欧风美雨”中，日本的传统建筑开始发生变化，新建的办公楼、学校、博物馆、舞厅和歺馆等楼房，纷纷被西式风格所取代，古典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等西洋式建筑竞相媲美。
日本侵占大连后，接受过西方建筑学理论和艺术思想教育的人士穿梭式地来到大连，希望在这里一展身手。他们将日本正在盛行的建筑思潮和创作意识带到大连，使大连成为日本本土建筑的延长线。日本——朝鲜——台湾——“满洲”（主要是大连），是日本当年推行殖民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链条，大连在这个链条上属于最重要的一环。故大连的城市建设不仅是它的历史记录
，也是它的历史见证。
由于日本建筑师把日本流行的欧美建筑思潮和理念带到了大连，所以他们不仅接受了俄国人关于大连城市建设的方案，而且还将其发扬光大。他们将俄国人设计的以今中山广场为核心的不同形式的广场，用四通八达的主干道和街区道路连接起来，形成大连城市的骨架，奠定了大连城市建筑的欧式基调。然后，重点规划了大广场（今中山广场）周围的八大建筑，[10] 以确定城市建筑艺术的主旋律。
大广场周围的第一个建筑物是1909年落成的大连民政署办公楼（今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这是一座哥特复兴风格的建筑。该楼是由1904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前田松韵设计的，他是大连殖民当局官方第一个聘任的专职建筑师，他还参与了对俄国大连市规划建设方案的调整和审定工作。前田在大连地区的代表作还有1907年建于旅顺的关东都督府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以及日本桥（今胜利桥）的桥头和栏杆。1910年建成的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今中国银行大连分行）和1914年建成的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是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1910年建成的大清银行（后改为中国银行大连分行、今中信银行）和1913年建成的英国领事馆（今大连金融大厦）以及1917年建成的大连市役所（今工商银行大连分行）和关东邮局（今大连市邮政局），都是折中主义的建筑。
这些20年代以前的建筑，折射出日本早期建筑界所盛行的模仿欧洲古典式建筑之风气。建筑物追求装饰纤巧、秀丽、突出塔尖，明显是深受英国哥特复兴主义的影响。同时期大连具有代表性的建筑还有：1909年建成的满铁大连本社（今大连铁路分局）、1914年建成的大连税关（今辽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和基督教堂（今北京街基督教堂）、1917年建成的满铁大连图书馆（今大连图书馆鲁迅路分馆）等。
2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民民族自信心的增强，日本建筑界对于一味模仿欧美、追求西方建筑艺术的思潮进行了反思和讨论。有人提出与西洋结合之折中观点，有人主张彻底创新，走日本自己的道路。在这些新思想影响下，大连的城市建设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1920年建成的大连海关长官官邸（今南山路大连市政协），1921年落成的沙河口工学堂（今沙河口区中心小学），1922年建成的南满洲工业专门学校（今一二九街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商业学校（今大连一中）、春日国民学校（今二十四中），1927年建成的圣德国民学校（今东北路小学）等等，都是属于古典与现代、西洋与东洋的折中式建筑。1925年竣工的满铁大连医院（今大连铁路医院），是德国建筑师
设计的，整个建筑群雄伟壮观，外部造型简洁凝重，内部功能合理，看来它也不是一座传统的欧洲古典式建筑。
这种现象反映了日本建筑师在学习西方建筑艺术的同时，已经认识到并努力去实践着将日本传统的建筑风格应用于现代的创新中。这一变化改变了大连城市建筑由欧洲古典折中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
三、九一八事变后大连的城市建设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大连的殖民统治进入了后期。
日本自1931年发动侵略东北战争和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到1942年又发动太平洋战争，使战争步步升级。由于日本的战线越拉越长，人力和物力的消耗都达到了难以承受的极限，就必然造成日本人心理的微妙变化。反映在日本建筑设计上的变化是，人们厌倦了过去泛仿洋风的作法，开始追求艺术至上。从表面看似乎是艺术境界的提高，而实质上是在求变的掩饰下逃避现实。但物质匮乏的实际状况却无法摆脱，所以简洁而经济实用的国际主义建筑风格，更容易被接受下来。在日本国际建筑协会的推动下，“功能主义”、“理性主义”的建筑理念在日本普遍盛行并逐渐成为主流，当然这股风潮很快便吹到了大连。
大连在这一时期的建筑形态，主要是国际式的建筑。它的特点是主体造型简单，多为几何形，楼层不高，体形较小，屋顶多为平顶，横向连窗，形成水平线条。此类建筑以大连长者町广场（今人民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为代表，映射出日本人的“岛国”心理和“和风”气质。
长者町广场是日本1919年城市扩张规划中认定的大连西部发展的中心。1930年在这个广场的西侧，建起了关东地方法院（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个建筑物两侧对称，中间部分突出的是高度，以炫示高高在上之气势，象征着权力，当属典型的国际主义作品。1942年，日本殖民当局在这里审判了国际情报组织大连放火团的几十名成员，其中姬守先等12人被判处死刑。后来在广场东侧又建了关东州厅警察部（今大连市公安局的所在地）。
30年代的大连，是日本掠夺东北资源的主要出海口，也是伪满洲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大连凭其交通发达，商贸繁荣和期货、证卷交易活跃的强势，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商贾，逐步发展成为东北地区贸易集散地和金融中心。随着大连经贸业的兴旺，大连市人口也成倍增长起来，1936年末市区人口已超过37.2万人，加上郊区五个会的人口已达48.2万人。这些人口除大连本地人外，还有来自中国关内的闯关东者和东北其他地区的移民，以及日本国的日本移民。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度的人员杂居一起，正是日本搞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之
地。故而殖民当局感到作为统治大连地区的最高指挥机关――关东州厅仍偏安于旅顺一隅，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便决定将其迁往大连。
由于长者町广场已建有关东地方法院和关东州厅警察部，故决定在该广场关东州厅土木课堆放木材的地方修建关东州厅官舍。官舍1936年春动工，1937年5月竣工，是一座坐北朝南，东西走向的大楼（今人民广场大连市政府），它采用钢架结构，地下1层，地上3层。整个建筑中间部分的入口处向前突出，两侧一字形排开，已完全脱掉了仿洋的外装。外墙除了上部虚实相间的竖线形装饰和长型窗户外，再无其它装饰物。整个建筑给人以简明、大气的视觉效应。因为是官衙建筑，样子也不失威严的感觉，是一座典型的国际式现代建筑。
1936年建成的东洋拓殖株式会社（今中山广场交通银行）和1937年落成的大连火车站，都是日本国际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建筑。其中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大楼与日本兴业银行大楼酷似，而大连火车站简直就是东京上野车站的翻版。大连市场（今大连商场）、三越洋行（今秋林女店）都是这一时期的建筑。
30年代中期盛行的日本风格的国际式建筑，对大连城市建设形态的演变，产生了十分深广的影响，可以说它已融入在官衙、车站、商店、银行、交易所、住宅和学校等各类建筑物之中，它在西部市区的街头巷尾里随处可见，已成为了城市建筑的主调。这种建筑风格，甚至在大连光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有着影响。毫不夸张地讲，3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般公共建筑和住宅，几乎成了“水平线”的天下。
城市建筑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是城市的主体，城市是建筑的组合。日本统治时期大连城市各种体量和造型的建筑物，构成了大连城市的个性，演绎出大连在被帝国主义入侵的同时，受到世界优秀文化影响之文化特征。大连欧式建筑风格的开创、形成和发展的轨迹，见证了大连城市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