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一）、第一要义是发展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第一、这是使中国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应付各种挑战的需要。

第二、这是科学地总结了其他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和教训。

一个执政党，要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我们党强调发展，就是积极为促进人民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执政党的群众基础越牢固，执政的根基越牢固，这是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的经验教训。

１９９１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且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势下自行解体，令世人震惊与沉思。执政74年，全国有二千多万党员。

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原因有：

第一、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

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是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从苏维埃政权诞生初期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仅从武力上入侵苏俄，而且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对苏俄进行渗透。比如1921年苏俄爆发大饥荒之际，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在苏俄境内从事人道主义的救助苏俄饥民工作的同时，也在做着收集情报、培植间谍人员、推销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二战结束后不久，冷战帷幕拉开，西方更是加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及和平演变的力度，西方国家情报机关齐心协力，利用各种政治运动和非政府组织对苏联进行渗透。问题在于，西方不仅对苏联一国实

施了和平演变战略，而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实施了这一战略。那么，为什么只在苏联发生了效力，而在中国、越南等国家反而没有奏效呢？为什么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产生了效力，而在长达74年的苏联历史的其他时段没有奏效呢？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剧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只有当苏联国内出现政治、社会危机和动荡的时候，外因才能发挥作用。

第二、体制僵化、经济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苏联领导人：列宁（在职7年），斯大林（29年），赫鲁晓夫（11年，政变下台），勃列日涅夫（18年），安德罗波夫（2年），契尔年科（1年），戈尔巴乔夫（6年，政变下台）。共74年，7任领导，5人死后卸任，2人政变下台。斯大林在职最长，有29年，树立苏联模式，被称斯大林主义。

以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僵化模式在苏联解体中的影响是根本性和深层次的。斯大林政治经济模式曾经在苏联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使苏联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但是该模式所固有的弊端从一开始就影响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随着社会发展，它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苏联没有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和体制改革，只是进行了一些修补，致使人民群众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社会认同度越来越低。苏共执政74年，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党和国家的各种问题不仅没解决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显然与苏联党和国家的体制制度问题关系密切。即使是领导人、领导集团或整个党“蜕化变质”了，这也应从体制制度上去找根源，而且党“蜕化变质”本身就是政治体制和制度问题的组成部分。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有多次改革的机会，但苏共领导人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加上利益集团的阻力，一再错过改革时机，致使不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世界发展潮流的体制和观念得不到更新，最终问题积重难返。在不得已进行改革时，苏联领导人对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拟定的改革方针脱离实际。受社会民主主义和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影响，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新思维”

把苏共的改革变成了“改向”，使党自我否定。戈尔巴乔夫改革药方的主要问题是：发展战略不当。企图在几十年形成的严重畸形的产业结构基础上，实行所谓“加速战略”，致使畸形结构变本加厉，经济结构调整缓慢，食品消费品生产始终滞后，一直没有给人民带来实惠。表现为急于求成、政策多变、反复无常等。

第三、特权导致贪污腐败盛行，腐败导致党衰国亡

列宁时期，苏共的干部革命意志坚定，没有丝毫特权，能与群众同甘共苦。如，1918年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在一次会议上饿得昏倒了。消息传出，苏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空前高涨。

在饥饿年代，苏共高级干部肩负着繁重的工作，列宁下令设立了营养食堂，但是，列宁1924年逝世后，经济好转，这种营养食堂没有及时取消，上行下效，特供的范围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逐渐演变成特权，历经几代领导人，培育了一个特权阶层，后据估计，直接享有特权的高级干部70万人，连家属在内达400万之众，严重脱离了群众。

就斯大林而言，他本人有在生活上保持简朴甚至严格要求的一面，特别是着装方面，一年四季都穿军装。他的妻子也非常朴素，很低调，在工业学院学习时拒绝做汽车上学，也不让其他学生知道他是谁。但在1932年自杀去世后，人们便开始大规模地为斯大林该专用别墅，尽在南方就建了好几栋，并且毫无限制地用公款支付斯大林家庭的豪华生活，特别是晚年时更加严重。她的次子瓦夏利，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后参加战争，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立即当上了空军的军事首脑，肆无忌惮，无所不为。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警卫员之类的大员，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象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生活。

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强调“稳定”干部，干部委任制和领导职务终身制日趋完善，且不断提高干部特权的标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甚至在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中，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就贪污受贿６５万卢布。20世纪 80年代末，这个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此时，他们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

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官僚特权阶层形成后，他们开始丧失革命意志，对理想信念麻木不仁。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甚至对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但他们与亲西方社会精英仍界限分明，相互对立。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发生了根本变化。起初，通过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后来，在“公开性”、“民主化”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照搬西方模式，在苏联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和总统制等等，走上背弃社会主义的道路，结果“亡党亡国”。

第四、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

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民族问题，而只有当这些问题尖锐激化到无法解决的地步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甚至国家的统一。

苏联有123个民族，俄罗斯人占68%。３０年代初，苏联不顾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使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等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因饥荒而死亡５００～９００万人，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斯大林将他们打成民族主义危险分子，流放和镇压了大批农民和富农。

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后，苏联便开始否认自己存在民族问题。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民族自我意识也在增长，对此，苏联不是尊重和引导，而是用大俄罗斯主义进行压制，斯大林甚至公开宣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战争末期，斯大林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惩罚与德军勾结为由，先后把波兰人、朝鲜人、德意志人、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等共11个民族，整个驱逐到中亚和西伯利亚。1940年8月，强行把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随后，又强迫数十万人迁往苏联内地，把大批俄罗斯人迁入这一地区。波罗的海三国始终存在分立势力，苏联解体正是从这三国开始的。

在外界看来，苏联是一个国家，但在苏联国内，居民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属性。各联盟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自己在本共和国的威信，大力向中央争主权，联盟中央被架空，最后走向解体。

经济没搞好是解体的根源。苏联民族问题爆发的总根源还在于经济没搞好。到苏联解体时，苏联GNP占美国的比例与沙俄时期相当。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不仅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低于东欧国家和曾经落后的亚洲国家，

这使得各大小民族对“苏联”产生反感乃至敌意，联盟国家失去了凝聚力。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人们亲身感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最重要因素。

在1991年3月举行的全苏公民投票中，除了3个波罗的海共和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之外有1.47亿人参加了投票，尽管超过3/4的人赞成保留苏联，但是当时掌握政权的少数政治家们还是解散了这个超级大国。2005年底，俄两个著名的中性舆论调查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当今66%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76%的人认为苏联有许多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别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普京也认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剧”。

第五、领导人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1985年３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和困难重重的国内环境。有人比喻此时的苏联犹如一艘满载军火的航船，船体锈蚀，方向不明，运转缓慢，在茫茫大海中濒临下沉。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挽救这艘航船危亡的命运。可是，这名“船长”很不称职，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他仓促应对，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船长”竟弃船而逃，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

新加坡资源贫乏，是个弹丸之地，但在这个党的领导下，经济总产值从19世纪60年代的人均600美元，进入21世纪一跃成为人均3、4 万美元，增长四五十倍，创造了亚洲奇迹。新加坡以其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稳定、人际和谐、环境优美，成为世人瞩目的文明国家，被称为“花园式国家”。人民享有非常好的福利，老百姓生活得很幸福。可以说人民行动党成就辉煌。

人民行动党标榜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因地制宜的把社会主义目标和资本主义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执政为民，始终以“促进国家福利和人民幸福”为宗旨，走出了一条“有新加坡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之路。

人民行动党，世界上只有极少数政党自建国之后一直执政，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即是其一——自1959年独立后迄今已执政52年，是实行多党制国家中执政时间最长的执政党。这个党是由刚从英国归来、受英语教育的中产阶级于1954年成立。多年来，这个政党一直由李光耀领导，他曾于1959年至1990年间担任新加坡总理。现任总理、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是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在他之前的总理是现任国务资政吴作栋。他就任总理的时候也是人民行动党的秘书长。

第一、人民行动党执政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它能够从本国国情出发，把东西方优势统一起来，坚持为民执政理念，坚持务实主义态度和与时俱进精神，同时实施经济先行方针，有一整套东西方价值观结合的共同价值观、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行动路线、议会民主和领袖治国结合的政治体制、法治和德治结合的社会管理体制。

人民行动党为团结、凝聚新加坡各族人民，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宽容，宗教和谐”的共同价值观，在“保持社会一致性和保持个性的某种自由度之间”

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获得了各民族广泛的支持，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

人民行动党曾标榜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但它并没有固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而是因地制宜地把社会主义的目标和资本主义的手段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尊重人生俱来的不平等性，强调自由、竞争、效率和机会平等，使每个人竭尽所能；另一方面又兼顾公平，坚持社会正义的原则，以保障民众最起码的生活水平、教育、就业、住房和医疗等，并为那些没有足够收入来源的人提供国家福利，走出了一条“有新加坡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之路。

人民行动党无论是对传统东方社会的人治管理模式，还是19世纪以来英国的法治传统，都立足于新加坡国情进行修订、调整和改造。一方面，立法严密、执法严正、惩罚严厉，形成了严密的法治体系。大到政治经济体制、商业往来，公民权利和义务，小到旅店管理、停车规则、公共卫生、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不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而且执法严正、惩罚严厉。除了很重的罚款、徒刑，还有鞭刑和绞刑。另一方面，切实有效地开展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生活中开展了各种活动。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人能够做到他律和自律，使新加坡成为世界闻名的文明之都。

第二、人民行动党的成功还在于建立了良好的党际、党政、党群关系。

由于人民行动党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自身力量，同时尊重各党派的民主权力，与各政党保持了良好的党际关系。

人民行动党始终以“促进国家福利和人民幸福”为宗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和丰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便密切行动党与民众的联系。为了解民情，为民众提供更具体、更有效的服务，为政府修订政策提供最真实的信息，行动党规定党的国会议员必须利用业余时间同本选区民众见面。为了造福于民，人民行动党政府全面实施了“居者有其屋”计划，还制定了一系列援助社会弱势人群的计划。具体包括：公共援助计划以帮助无法工作的公民；扶助金援助计划，为低收入家庭孩子上学提供帮助等等。在经济衰退的严峻形势下，行动党进一步提出了“五民策略”，即了解民情、参与民生、反映民意、争取民心、关怀民需，除在各区设立幼儿园，还展开一系列同成年人、老年人和医药保健有关的工作，以便扩大党的影响力，提升党的形象。

第三、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执政五十多年来，能够始终维系执政地位并领导新加坡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党始终高度重视纯洁

廉洁。

1999年，在人民行动党45周年庆的时候，曾有记者问李光耀：身为人民行动党创党人，依你看，行动党在过去45年里最大的成绩是什么？李光耀如此回答：“行动党最大的成就是掌握政权40年，并保持其活力和诚实，而不是成为衰落和贪污的政党。”

人民行动党确实有这个底气。

人民行动党的党徽包含三大元素，根据其领导人的诠释，其中“闪电”象征着行动，要求的是活力;“白底”象征着纯洁，强调的是廉洁;“蓝圆”象征着团结，注重的是和谐。自1959年首次大选获胜后，人民行动党就将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1959年6月，行动党领导人在市政厅大厦会议室宣誓就职时，一律穿白色的衬衫和白色的长裤，象征个人行为和政党行为的纯洁廉明。

人民行动党有一个基本的执政理念：新加坡缺乏天然资源，只有从管理上获得效益，首先就是政治领导必须廉洁，使黑金政治不存在，即“为了生存，必须廉政;为了发展，必须反贪。”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在保持党的纯洁性方面，能够做到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以李光耀为核心的新加坡建国领袖富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冒着生命的危险争取权力，是为了改进社会而不是发财致富。”

李光耀在其执政之初，曾召开家庭会议，明确表示要力行廉政，请亲戚朋友们不要有靠他的权势而发财的幻想。他父亲一直做钟表生意，没有担任过任何一官半职。李光耀涉

足政治并不关心金钱酬劳，并一直保持廉洁和朴素的生活方式。李光耀至今住着父亲留下的老房子, 而政府安排的官邸主要是用来进行外交礼仪活动, 办公用的是自己的私家车, 并且自己花钱买汽油和维修保养车辆。至今，新加坡国会议员，不管是担任资政、总理、部长，还是没有在政府担任职务的议员，每周都要会见选民，各种花费自己负担。所有部长以上官员的子女必须在公立中小学而不能到私立学校上

学。

参观过人民行动党总部的人都会感到惊讶：这是一个执政50多年的执政党总部吗？两层低矮的小楼，藏身于新加坡东部相对偏僻的新樟宜路上，背后就是老百姓住的组屋，别说新加坡老百姓，就是一般的出租车司机也不见得知道。

有参观者问起人民行动党为什么没有一座独立的办公大厦时，人民行动党执行理事刘炳森解释，党多年来一直都很低调。总部几次搬迁，多设在一些小店屋的楼上。他说，党不是靠大厦来肯定它的权力和地位，而是依靠人民的支持。如果人民把某座大厦看成是行动党的，且又是一座很高的大厦，就会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从李光耀到吴作栋，行动党的领导人都反对建总部大厦。

更令人惊讶的是，笔者向刘炳森先生询问过行动党总部有多少人，他介绍，总部只有16个人——以前更少，只有12个！尽管总部人数很少，但这决不意味着行动党对基层和社会的控制力弱。通过国会体制、政府体制、社团组织体系，已经牢牢控制了政权和政治生活。

从反、正两个执政党的衰亡和兴盛看出，要保持和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必须要有群众基础，群众基础的建立和巩固是由执政党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的，而这一点没有发展是做不到的。

第三、这是解决经济和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主义凝聚力，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

（二）、核心是以人为本

第一，相对仅把人当作客体而言，它把人当作主体，强调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即发展依靠人。 第二，相对于仅把人当作手段而言，它把人当作目的，强调不断满足人的合理需求，尊重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人的能力，即发展为了人。

第三，相对于人本理念的缺失而言，它把人看作一切事物的最高尺度，要求在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时，要坚持人的尺度，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即尊重人。

（三）、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各项建设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做到六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