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

摘要

在法学理论中，法律解释为法律实践提供了基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类复杂的案件层出不穷，案件的解决，必须获得作为裁判基础的法律规范。然而无论立法者多么的深思熟虑，法律的制定多么的周详，其毕竟只是一套形诸于文字并由概念和规则交织复合而成的逻辑系统或准逻辑系统，繁复庞杂的社会事实不可能与之天然吻合，在立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法律的漏洞、歧义、含糊不清等无法避免的情况.在审判案件时，法律裁量者不可避免地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来使案件得到尽可能公正、令人信服的结果。目前人们对法律解释这一概念的界定，往往都是界定者直接给出法律解释的定义，而较少对这一概念做出语言学、法理学、逻辑学上的分析论证。正因如此，人们见到关于法律解释的定义多而杂乱。由于法律解释的方法繁多却不够明确，法律解释的内涵丰富却难以统一，本文主要研究了法律解释的内涵及内容，并针对目的解释作出了较完整的分析及论证。

正文

1.法律解释的历史发展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文明的国家,成文法的制定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成文法相比,法律解释的历史也一样悠久。在中国古代法的起源中,也存在这样一种法律解释,就是占卜之官对法律的解释。《礼一记·表一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人事无不通过占卜向鬼神请示,占卜官就成为神鬼与社会之间的媒介,作为神的旨意的法律,也是通过占卜官的解释传布于社会的。随着历史发展,法由神事演变为人事,立法成为统治者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法律命运的法律解释权也被官方所垄断。我国古代的法律解释十分之发达,官家释律与私家注释既相互排斥又互相促进,此起彼伏,使中国古代的法律解释逐步得到了发展。从汉代起,以儒家学说对以刑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解释的注释法学“律学”开始兴起,唐朝的《唐律疏议》对《唐律》作了权威性的解释,与《唐

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是官方注释的典范。新中国建国以后,对法律解释一直十分重视。1949年9月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82年宪法军就法律解释作出了规定。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法律解释的内容、程序和效力又作出了进一步地规定。从理论研究状况看,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对法律解释给予了应有的关注,近几年来,为适应法制实践的需要,研究者开始以新的视角和方法阐释法律解释问题,不仅从法律解释的历史沿革、学说源流、理论命题和技术方法等方面逐渐丰富了研究内容,而且还着眼于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考察和建构,使法律解释的研究对法律实践更加具有指导意义。

2.法律解释的概念

何为法律解释？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然而，将法律解释下个大家普遍认可的定义，又是相当困难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语言有自己的模糊性、兼容性以及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性；另一方面每个人对待一个词、一个字都有自己的理解。对法律解释进行定义,首先须解决法律解释的定位问题,法律是独立存在的,有其较系统的知识体系、规范体系、概念体系、价值体系和较为独立独特的思维方式,因此法律解释的定位应在“法律”上。

2.1 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

对于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我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法律解释作为一门法学理论的学科，其对于主体的要求可能更加明确而严格。对于解释法律的主体，应为特定的国家机关或有其他解释权的主体。根据解释的国家机关不同，又可以分为立法、司法、行政三种解释。而解释法律的主题要求便宽松了许多，可以不加限制，无论是法学学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可依其理解对法律做出解释。然而，由于不同人的理解不同，尺度不同，所以解释法律也有对错之分，因此，斯认为法律解释要比解释法律更权威、更严密，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最普世的价值标准。解释法律可以自由表达解释者对法律的立场、见解，

最终目的“探究”法，而法律解释的目的是为了人们更好地理解、适用法律，最终目的是维护现行的法律秩序。律解释的对象可以是古今中外一切正式非正式的法律，但解释法律的对象只能是现实的并正在生效的国家法律。

2.2 法律解释的特征分析

关于法律解释的特性或特征,我国台湾学者黄茂荣认为,法律解释具有六项特征,即法律解释对具体案件的关联性、法律解释的价值取向性、法律解释的文义范围性、法律解释的解释循环性、法律解释的历史性、法律解释的合宪性。下面来具体说明这六大特征。

由于某个案件的发生，法官需要对这个案件进行裁判，因此根据法条作出合理的解释，在作出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将法条与案件事实相联系，消除对特定法律事实适用法条的异议，就体现了法律解释与具体案件的关联性。

法律解释的主体进行法律解释时离不开价值判断、价值选择。法律是人类理性活动的产物，对法律解释也需要遵循合目的性和和规律性统一的原则。因此，在进行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并不是随心所欲地解释，而需符合一定的逻辑以及价值标准。

文义解释是指根据法律(包括精神、规范、原则等,其中主要是法律文本所载明的意义)来确定法律规定中有争议语词及事实的法律意义的解释方法。文义解释不完全是指按照文字的字面含义进行解释,而是在探讨文字在法治语境下应该是什么意思,是要确认文字多义性之一种,而不是死扣字眼。法律解释不能超越其可能的文义,否则就超越了法律解释的范畴，而形成了造法。

“整体只有通过理解它的部分才能得到理解,而对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整体的理解。”解释者要理解法律的每个用语、条文或制度必须以对整个法律体系的理解为前提；这也就是体系解释。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分析法律结构，以求得对法律的确切理解。任何规范都是法律体系中的规范,单一规范不能脱离整体而存在,当然,若没有个别法律,

法律整体也不会存在。解释者在解释法律时也应反复在个别规范和整体法律之间不断循环,只有这样刁`能对法律作出正确的理解和解释。

法律解释者通过对一项法律规范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的分析，发现该法律规范的真实含义。历史解释法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解释方法，但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起到辅助其他几种法律解释方法（核心是文本解释的目的解释）使之得到最佳运用的作用。通过历史分析，我们既可以探求法律的文字含义，又可以发现立法目的，甚至可以发现立法时所侧重保护的社会价值。

所谓“合宪性解释”，简单地说就是“依据宪法解释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它不仅作为其他一切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正当性依据，而得通过约束立法权而间接影响法律的适用，更可作为阐释法律之目的、法律之基础等法律解释因素的权威文本，而直接影响法律解释等法律适用过程。

2.3 法律解释的分类

第一，文义解释，是指按照法律条文所使用的概念或用语的文义，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法律条文是由文字词句写成的，适用法律首先要了解法律条文的文义，而了解法律条文的文义就要进行文义解释。正因如此，解释法律首先必须进行文义解释，文义解释是法律解释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适用其他解释方法的前提和基础。按照民法解释学，进行文义解释时，一般应按照法律条文所使用词句的通常意义解释，但如果该词句在法律上具有特殊意义，与通常意义不同，则应按照该词句在法律上的特殊意义解释。（以《民法通则》第138条为例，该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就字面而言，这里的“当事人自愿履行”可包括三种情形，第一种为当事人表示自愿履行且已实际履行完毕，第二种为当事人表示自愿履行但尚未履行，第三种为当事人表示自愿履行后又反悔。这时究竟应作何种解释，是包括三种情形，还是仅指其中某一情形，仅靠文义解释显然无法作出答复。再如前述所举《合同法》第

125 条第2 款的规定，其中所谓的“相同含义”究竟应以其中何种文字的含义为准，只能通过其他解释方法才能获得。）文义解释的上述不足表明，要准确把握法条的真正意义，仅靠文义解释往往是不够的，还需要采取其他解释方法。

第二，体系解释，简言之，即根据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进行解释。具体说，根据法律条文所在编、章、节、条、项以及该法律条文前后的关联，甚至将法条置于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加以考察，以确定它的意义、内容、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的解释方法。

第三，立法解释，是指从法律的起草和制定过程中的有关资料，如立法理由书、草案和审议记录等，分析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所作价值判断及所要求实现的目的，以对法律条文作出解释，推知立法者的立法意思。实际中，当采用文义解释或其他解释方法得到两种不同的解释意见且各意见均有理由时，可以再采用立法解释方法，探求立法当时的立法者意思，以立法者的意思作为判断标准。

第四，扩张解释，即指某个法律条文所使用的文字词句的文义过于狭窄，将立法本意中本应可适用该条的案件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为正确适用该条文，即扩张条文的文义，将文义外的案件也纳入其适用范围之内。扩张解释主要用于解释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例如，目前我国法律中尚无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有些当事人在提出这类法律诉求时，常援引《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以及第122条的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他们认为，这两条法律规定中所讲的“人身损害”应当理解为生理上的损害和精神上的损害两种，从而为自己的法律诉求提供理由。实践中法院也认可了这样的法律主张。这样的解释即属对上述两条法律规定的扩张解释。）第五，限缩解释，也叫缩小解释，与扩张解释正好相反。它是指某个法律条文所使

用的文字词句的文义过于宽泛，超过了该法律条文或法律制度的立法本意，将本不应适用的包括进去了，因此应将它的文义范围缩小到符合立法本意，将不应当适用的案件排除出去。（例如，我国《婚姻法》第15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该条款中两次提及的“子女”都应该作限定性说明，前者应理解为“未成年子女”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子女”；后者应理解为“成年子女”或“具有劳动能力的子女”。不作这样的限定，就有可能从这条法律规定中推出不恰当的结论。）第六，当然解释，是指特定法律条文虽仅规定适用于此种类型，而未明文规定适用于彼种类型，但从该法律条文的立法本义来看，彼类型比此类型更有适用的理由，因此彼类型当然应适用该特定法律条文调整。其典型体现即“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例如，我国《劳动法》第90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这里所谓的“劳动者”当然既包括男性劳动者也包括女性劳动者，把“劳动者”解释为“男性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就是一种当然解释，这是概括“劳动者”的应有之义。）

第七，目的解释，即以立法目的作为根据，以解释法律。系关于某个条文、某个制度，可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解释，则应选择其中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释，以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释为准。当就法律条文出现两种相反的解释意见时，应采纳符合立法目的的解释意见。较之其他解释方法，目的解释能更好地解释立法的意图，并且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对立法目的注入时代的特征。

第八，合宪性解释，即以宪法及阶位较高的法律规范解释阶位较低的法律规范。合宪性解释的依据在于，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规则形成一个法律体系。法律体系分为一定的阶位，其中最上层为宪法，其次是各基本法，再次是各单行法规，以下是众多的法规。阶位较低的法律不得与阶位较高的法律相冲突。由于宪法的阶位最高，它决定了整个法律体系手工艺基本原则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所有的法律法规不得与宪法的规定相抵

触，而解释民法则可以以宪法的规定为依据。

第九，比较法解释，即以比较法学的方法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具体说，即用国外的某个制度、某个规定或某个判例来解释本国的某个法律条文。

第十，社会学解释，就是把社会学上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法律解释上，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解释法律。

社会学解释

法律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比较法解释和论理解释都是针对法律条文本身的解释，局限于法律精密的逻辑之内，只有社会学解释引入了外界的价值判断，对法律适用具有独特的补足功能。社会学解释是指在法律文本出现复数解释的情况下，将社会效果等因素的考量引入到法律解释中以解释文本在当前社会生活中应具有的含义，从而阐释法律文本的意义。

社会学解释是把社会学上的研究方法运用到法律解释上，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解释法律。当一个法律条文有两种解释，而两种解释结果不相上下，各有其理由，从法律上看都没有错误。在难以判断的时候可以采用社会学解释方法。首先假定按照第一种解释进行判决，并预测判决在社会上产生的结果；然后再假定按照第二种解释进行判决，也

预测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对两种判决的社会后果进行对比评价，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最后采纳预测的结果较好的那种解释，这就是社会学解释。

社会学解释将法律之外的社会后果引入法律解释的考量范围之内，法官在解释法律的时候除了法律理由之外，还要考虑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判决后产生的利害关系进行比较衡量，可以说，社会学解释的核心是利益衡量问题，这里的利益是指案件判决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正是利益衡量使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引入了法律条文本身之外的社会学内容，法官在进行利益衡量之后作出价值判断，用这种价值判断指导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过程。

1、只有在法律规则不明确，存在解释余地的情形下才能进行社会学解释。如果法律规则明确，法官不能违背其含义滥用利益衡量。在刑法领域，即使法律规则不明确，也不能进行社会学解释。

2、社会学解释必须与法律规则结合。法官裁判案件必须严格依据形式逻辑的三段论，不能抛开法律适用的大前提，纯粹以社会学的方法来作出裁决，即不能以大众的价值判断代替法律职业者的价值判断。

3、社会学解释中利益衡量的依据并无确定和统一的标准，一般应当包括道德观念、社会规范、公平正义等在内，通俗来讲，就是合情、合理的标准，它与一般人的社会经验是密切相关的。

在“彭宇案”中，核心问题就是彭宇和老太太是否相撞？鼓楼区一审法院认为，老太太是被彭宇撞倒受伤。理由是：“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分析，老太太倒地的原因除了

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还有绊倒或者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双方在庭审中均未陈述存在老太太绊倒或滑倒等事实，故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应着重分析老太太被撞倒之外力情形。”

判决书继续说：“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会确定外力来源，辨认相撞之人；如果撞人之人逃逸，作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应，是呼救并请人帮忙阻止。本案事发地点是公共场所的公交站台，且事发时间是视线较好的上午，事故发生的过程非常短促，故撞倒老太太的人不可能轻易逃逸。而根据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

法院认为，如果彭宇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在事发当天，彭宇曾给老太太200多元钱，且此后一直未要求老太太返还。关于彭宇给钱的原因双方说法不一：老太太说是彭宇先行垫付的赔偿款；彭宇认为是借款。“彭宇和老太太素不相识，一般不会贸然借款。即便如彭宇所说是借款，在有承担事故责任之虞时，也应当请公交站台上无利害关系的其他人证明，或者向老太太家属说明情况后索取借条或说明。但彭宇在本案中未存在上述情况，而且在老太太家人陪同前往医院的情况下，由他借钱给老太太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撞伤了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基于上述判断，法院认为，可以认定这200多元钱并非借款，而是赔偿款。“本案应根据公平原则合理分担损失，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被告彭宇在此判决生效的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45876元；1870元的诉讼费由老太太承担1170元，彭宇承担700元。

一审判决理由简单概括就是：不是你撞的，你就不要去管。

彭宇案的判决结果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网友认为该判决使“社会无疑将变得更冷漠、人与人之间将变得更互不信任”。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持有“不敢扶”、“扶不起”摔倒老人的观点。不少评论认为，正是“彭宇案”，造成路人“见死不救”现状，甚至有网友评价说，“彭宇案”令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倒退50年。

法官运用了“经验法则”推理，根据社会一般人的思维去判断彭宇是否撞到了老太。然而法官只看到了人性中不完美的一面，忽视了这样的判决给社会带来了较为恶劣的影响。我能够深刻理解由于此案证据不足，双方各执一词，扑朔迷离的案情使法官无法做出一个明确又完全公正的裁判。这就需要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运用社会学解释.我国审判实践非常重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效果倾向于法律证明，侧重于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社会效果倾向于法律价值的实现，侧重于司法目的的实现。依据社会学解释的规则，司法机关审判案件的时候，不仅要以法律为准绳，还要有道德建设的理念。既然案情已经无法保障绝对公平，此时的裁判更应该注重加强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以及社会道德的维护作用。社会学解释还应考虑社情民意，对群众情绪、诉求有切实的了解。司法要保障人权，但我们不能按照西方的人权观只重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而不顾受害人和人民群众的感受；人民群众有冤屈，希望有错必究，我们就不能固守西方的既判力、一事不再理的观念，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纠正错误。此案过后，类似情况比比皆是，人们不敢做好事，“不敢扶”“扶不起”，社会道德严重滑坡，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遭到破坏。运用所谓“自由心证”的逻辑，忽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以及法社会学的解释技巧，是彭宇案的悲剧所在。

彭宇案反思

同学们在讨论时提出：为什么一起经法院审结、当事人已和解的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在公众舆论中成了“好人被冤枉”、“司法不公”的典型案例，并被斥之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靶？通过研究“彭宇案”的演化过程，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判定“彭宇案”的关键事实是“二人是否相撞”，如确认相撞，由彭宇分担一定的损失完全合乎法理和情理。但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关节点上，警方丢失了事发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使鼓楼区法院一审判决对原、被告相撞事实的认定，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证据支撑，其判决结果因此受到舆论质疑。彭宇开始并没有否认“与人相撞”的事实，但在得知原告申请调取的事发当日城中派出所接处警的询问笔录已丢失时，为减轻损害赔偿的压力，就开始转变态度否认撞人的事实，并歪曲事实向媒体反映“自己见义勇为反被诬告”。彭宇的不诚信行为误导了法庭和社会舆论，从而把自己装扮成见义勇为的典型。媒体和公众应当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其二，法官在一审判决中对原、被告相撞事实认定的一些推理分析，有不够妥当之处，为一些媒体不认同一审判决提供了依据。其三，在南京中院二审开庭前，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双方对此均表示满意。但依据当事人要求，在和解协议中增设了“双方均不得在媒体（电视、电台、报纸、刊物、网络等）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的保密条款。法院遵守了保密条款，从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经数年发酵，使得法院合理合法的判决却逐步演化为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这方面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接下来，孙佑海对担任法官、原被告及代理人、以及参与讨论的同学的表现总体进行肯定，同时指出了不足。最后孙院长总结了几点启示：

首先，对一些敏感性强、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司法机关应在第一时间发出真实而有力的声音，积极与媒体沟通，确保报道客观公正，防止出现背离事实真相的不当炒作，误导公众。

第二，在司法审判中，要妥善处置为当事人保密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关系，不能过度强调为当事人保密而不去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一定要让社会公众全面了解真实情况，否则他们就会被社会舆论所误导所裹挟。

第三，应高度重视办理“彭宇案”反映的办案人员的素养问题。法院调查的原始证据表明，“彭宇案”中原、被告发生相撞的事实是成立的，一审据此判决的结果是适当和正确的，二审之前当事人达成庭前和解协议的直接效果也是好的。但案件审理中出现警方丢失询问笔录等关键证据，一审判决书中的表述不当问题，是有深刻教训的。

第四，司法机关要通过案件的审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近年来，全国各地都涌现出大量的见义勇为的先进个人，要通过审判和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宣传好典型，弘扬他们的道德操守和模范行为。“彭宇案”被误读和放大的负面效应，既有办案部门操作环节的失误，也反映了公众对社会道德缺失、诚信危机的担忧。对此，各有关部门都要把本案的办理作为提升自身能力的鲜活教材。对于保密协议的问题，最高法院在民诉法的司法解释中，已经做了必要的修改，以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这是十分必要的。

第五，媒体和大学，都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担负起应有的责任。每一个案件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判决后都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学生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要深刻意识到自己担负的社会责任，要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观，要牢牢把握“实事求是”原则，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事件，不要盲目跟风，不要不加思考就加入炒作的行列。要通过认真的学习和严格的训练，使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真正成为我们的终身习惯和永不褪色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