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西方学界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研究

西方学界研究农村建设问题，最早源于19世纪40年代科尔等学者研究农村聚落的景观形态，即农民的住宅研究。进入20世纪以后，法国学者阿·德芒戎在《法国德农村住宅》的文中对法国农村居住形式与农业职能的关系进行了探讨，1他提出以农业职能来确定和划分农村住宅类型，随后他又在《法国农村聚落类型》一文中,首次对农村聚落的类型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村落形成与自然、社会、人口、农业之间的关系。随着农业可持续发展引起广泛关注后，尤其在日本，在原有村落共同体被破坏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淡漠，从而使得农村共同体的活力变得脆弱，如何重建有活力的农村成为了西方学界关于农村建设的重要研究点。在1994年，日本学者祖田修和大原兴太郎通过分析日本现代农村后揭示了因人口的过疏而弱化了农村共同体。他们指出，以前的农村自然管理体系的丧失招致了众多问题的发生，尽管近代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农村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还是弱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村与村之间的相互融合。同时，他们认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综合实现经济、生态环境及生活的价值，要更加重视农村居民的相互交流，满足农村居民的诸多诉求，尤其是社会与文化方面。2传统农业社会的村落主要还是零散特征为主。到了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体系的完善和工业产业的逐渐发达，农业的主导地位逐渐被取代，乡村集聚的趋势不断发展，以下国家为主要代表：

1.美国的郊区新村化

美国的新村建设主要还是以郊区为依托开始的。在二战以后，由于私人交通工具的发达和普及，美国郊区出现了低密度、空间上无计划地扩张，由此造成了严重的交通问题和污染、空间浪费、地价和房租上涨、基础设施超负荷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开始在郊区规划了新社区或新村。其特点是土地混合利用、布局紧凑。

2.英国农村中心村

随着英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乡村地区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英国的许多地方出现了人口减少，基础设施不足的情况。随后，由干大都市郊区化的迅速发展，周边的许多乡村人口又急剧增加，因此乡村地区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政府开始对乡村地区进行大规模规划,以促进其繁荣。

1(法)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

2王鹏飞等.近年国外有关可持续农村体系发展的研究[J].特区经济，2005(9):166一167.

50年代初到年代,英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发展规划”，核心是加强乡村地区人口的集中，建设中心村。为了提高乡村服务设施的利用率，发挥其规模效应，政府出台了一套综合性政策，促进住房、就业、服务和基础设施向中心村集中，以加大对中心村地区的投资，促进其成长，支持中心村腹地的发展。

7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中心村在大规模的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加剧了乡村的社会问题，政策与实践不协调，成本效用机制发挥不足等。由此，国乡村政策转向了“结构规划”，一改过去一统天下的中心村政策,呈现出多元化的政策，如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有的发展市镇，有的限制发展中心村，但英国中心村政策仍然占据了发展主流的地位。

3.韩国的“新农村运动”

上世纪60年代末，韩国政府发现,农业发展缓慢已经制约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决定对农村进行全面扶持、改造。因此提出了“农渔村经济的革新开发计划”,是为“新农村运动”。其基本目标是促进农民树立“勤劳、自勤、合作”精神,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发展农业,提高农渔民的生活水平。韩国的新村运动，以改善生活环境为突破口。到70年代后期,全国所有农村全部通车，几乎所有农户都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政府还通过发放补助和贷款等方式，帮助农民改善住房条件,由此带动了农村的全面建设。

国内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研究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前的主要研究观点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学界就开始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当时主要是两种研究动机，一类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主要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为代表；另一类是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以费孝通为代表。

建国以后，尤其是土地改革后，迅速转入农村集体化。从此一直到70年代末，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认识的主线是围绕农业集体化展开。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除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前,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形成了三个阶段：80年代早中期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的农村经济研究；80年代中后期主要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人口流动及其所引起的社会变革而进行的农村社会研究；90年代开始围绕村民自治兴起的农村政治体制研究。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后的学界观点

（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方面

学界主要认为新农村建设旨在通过改变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城乡差别

的缩小或消灭；必须打破传统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矛盾，消灭城乡差别，使城乡呈现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新农村建设就是要通过以城乡均等化的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为核心的城乡统筹战略，消除政府在城乡经济资源分配中的农村歧视来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协调发展（田丰和潘义勇 2006；马芒 2006；赵树凯 2006；郑新立 2006）。对于新农村建设内容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金融制度的改革，财政体制和基层治理体制的创新，以及以保障农民权益为主的农村法制建设等方面（张晓山 2006；满海峰和朱丽献 2006；赵海莉 2008；李景波和胡胜德 2008；樊红敏 2011；徐纬和谢文君 2011）。

针对全国各地新农村建设几年的实践经验与存在问题，一些学者开始在地域资源和经济差异分析下对新农村建设目标具体化。其中，任保平（2008）认为西部资源富集区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关键是战略转型，但却对西部资源富集区资源优势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如何利用缺乏深入探讨；文尚卿和刘玉清（2010）针对中部地区提出以规划为基础，在发挥政府组织服务优势基础上的农民为主体的新农村建设路径，但却缺乏解决中部地区新农村实践问题的针对性。

由于新农村建设涉及农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多学者认为新农村建设目标之间存在一定主从关系，在新农村建设的不同阶段应该有所偏重（郭翔宇等2008：韩连贵2008）。新农村建设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曾莉2007；李春林2007；琚兆成和李全红2011）；生态环境建设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是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娄金华等2007；季昆森2008；肖邵峰和李皓2011）；建设新农村最关键的基础是发展现代农业，这是对新农村建设战略任务的深化和具体化（高煦照2007；柯炳生2008；刘远2011）；新农村建设核心是把农民增收减负的各项政策措施转化成与经济规律作用相一致的长效增收机制，把城市中享有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高质量生活等逐步延伸到农村（蔡昉2008）；新农村建设必须从体制和制度创新入手，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增强农村金融为新农村建设的服务功能（周波2008；赵家国2011）。

与此同时，取他山之石，学者们对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拉美国家出现的“贫民窟”问题做出深层思考，并对邻国韩国、日本相关的乡村运动进行研究，从农业现代化、组织建设、规划和法规体系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各个方面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借鉴（董立彬 2008；项殷和魏旭晔 2009；杨明秀和祝海波 2009）。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方面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重点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分歧：林毅夫为代表的“拉动内需说”认为如果财政政策能更大地来支持农村生活基础设施投入是“一

石数鸟”。通过改进现有与农村生活有关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上水、下水、电、道路等，持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帮助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使转移出来的农民从农产品的供给者变成市场的需求者，真正做到农民增产增收。

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农村福利说”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会慢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现实的选择应当是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方式，将村庄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生产场所来提高村民的福利感受。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说”认为，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可能有效地去跟其他经济主体进行谈判，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以陈锡文（2007）为代表的政策部门的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重要

的是要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让农民富裕起来，让农村经济繁荣起来。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径选择方面

自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全国各地涌现出很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学者们也开始对新农村建设的适应性模式进行全面研究。

郭晓帆和林芳兰（2006）对此提出，新农村建设模式的选择不仅要符合当地实际，而且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充分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发挥村级民主政治的基础作用。张文丽（2008）认为，新农村建设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条件下须立足农村本身，走农村自我发展、集体自我积累、农民自我投入的“内生型”发展道路；基于此，其特别强调发展集体经济来完成向社区化、城市化的转变，但却忽视了集体经济中大量社会资本付出会影响企业发展后续动力，从而导致新农村建设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样，刘成玉等（2010）针对政策偏向的“给予、减负、松绑”外驱式发展模式，提出通过城乡均衡博弈的“三农”内部动力驱使的发展模式。此研究弥补了国内对于新农村建设机制层面的研究不足，但实际上此模式要求的外部支持体系水平较高，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现阶段是否能够展开还有待验证，可以说是一个长期发展构想。

在寻求农村自身发展中，学者们开始探索如何借助于多元主体力量展开新农村建设。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张克中和贺雪峰（2008）通过社区参与新农村项目建设的博弈模型得出，社区村民参与新农村建设可体现社区公共物品需求偏好以便更好地解决供给效率问题；褚添有（2008）基于政府垄断公共物品供给造成的低效、浪费、短缺、消费拥挤等问题，提出作为重要建设力量的第三部门通过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来逐渐解决“三农”问题。从“新农村试验示范区”角度，崔浩（2008）提出利用地方政府与大学资源的互补性来创建多元主体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体制；另外，鼓励和吸引大学生到农村自主创业、就业，可以为现代农业注入有生力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有利于培养新型农民（吕军书2008）。

基于上述研究，后续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逐渐转向微观层面，强调依据地方资源优势带动新农村建设。刘自强等（2008）对城乡产业布局、农村整治方向、农村职能外部性以及农村补贴等现实政策问题予以深入思考后，提出建立城郊型、农产品基地型、特色产业型、生态保育型、文化价值型等多元化新农村发展模式。韩连贵（2008）依据我国中东西部区域特色提出，东部农业集约化生产经营区域模式，东北部粮油等农业产品生产区域模式，中部粮棉油糖等农业产品生产区域模式和西部农业生态环境维护区域模式。章寿荣（2008）则依据南京市典型示范村的实践提出城乡转移要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总结出城市工业扩散支撑模式、合作经济组织模式、特色产业开发模式和生态型农业支撑模式这些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同样，闵海燕（2008）从辽宁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总结出工业型、城镇型、农庄型、生态型、第三产业服务型五种新农村建设模式。乔颖丽等（2008）则通过对西部12省（区）面临的问题和优势分析，得出三种新农村建设模式，即现代农业模式、基础设施模式和资金集聚模式。随着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俞雅乖和高建慧（2011）以改善农民生活为落脚点，提出生态新农村建设作为城市化进程中新农村建设的新模式。

除了以上对于要素资源的综合考虑外，学者们还提出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建设模式以及建设区域条件。以地方制度为中介，以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与磨合来实现由单一制度为特征的政府主导型发展迈向以地方制度为基础的制度和谐发展，以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结构互动，促进新农村建设向纵深方向迈进（王培刚2008）。针对目前地方政府热衷于村容整治，陈鹏（2010）提出村容整治特别是村居建设主要属于私人产品范畴，县域涵盖“三农”且连接城市，是基于城乡统筹建设新农村的最佳地域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