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大学腐败案引发的思考

从武汉大学腐败案引发的思考

武汉大学两名正厅级官员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让“象牙塔”在公众心目中清水衙门的形象轰然坍塌。

与武大腐败案被曝光的同一天，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郭泽深在学校基建、财务等方面涉嫌存在经济问题，被当地公安机关刑事拘留。4天后，又爆出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张建刚、副院长王志贵因涉嫌基建腐败被“双规”。

（据中国新闻周刊）

■将新闻进行到底

近日，百年学府武汉大学曝出腐败案，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原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被批捕。这是教育部直属高校近年揭出的又一起贪腐要案。

陈、龙不是全国高校落马第一人。近年来，各地大学腐败案件频繁曝光，本为学术“净土”的高校缘何成为腐败案件频发区？

腐败成本低还是监管乏力

据了解，５９岁的陈昭方长期在武大工作，一直主管武大的财务、后勤工作。龙小乐现年６１岁，长期在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职，该校并入武大后，历任武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２００５年升任常务副书记，曾获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据悉，检察机关是在调查一家民营企业的案件时，陈昭方、龙小乐作为关联人被调查。检方初步调查发现，陈、龙涉嫌受贿的金额至少有数百万元。

作为全国知名的重点综合性大学，武大腐败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武大一位研究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反腐反贪工作的强力执行有助于学校公平、公正、公开的管理秩序，有助于广大师生的团结，有助于学校长期的发展。同时也应当引起反思，为什么两位正厅级干部置党纪国法、学校声誉、自身地位于不顾，发生腐败行为，是腐败犯罪成本过低？还是学校腐败难以监管？

八成腐败与基建招标有关

高校是教书育人、培养国家栋梁的地方，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应当成为典范。但现实是，高校成为职务犯罪新的高发区。

据了解，陈昭方、龙小乐不是高校领导落马的第一个。近年来，全国各地大学屡屡曝出腐败案件，落马官员人数之多，腐败金额之大，违法违纪情节之恶劣，都前所未见。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说，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以前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大学，参与市场的机会和活动领域日益拓展，可供调配的资源日益增多，高校腐败也日趋集中于基建、采购、后勤和招生等四大领域。

相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落马的大学高官，七八成以上是因在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

“为什么高校总出现腐败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说，教育部管着１０００多所高校，其中部属高校几百所，都是委托当地教育部门代管，由于级别关系，当地教育部门无法管，导致部属高校和校领导管理失控。我国高校有校、院、系各层次干部，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国家，校长不了解普通教师情况，普通教师也不了解校长情况，信息传递环节出了问题。

武汉一高校教师坦言，高校党政“一把手”多为厅级或副部级干部，任免根据隶属关系多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实施，但监督却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高校内部的纪检监察部门根本监督不了自己的党政领导；另一方面同级和上级党委的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往往是在“东窗事发”之后才介入调查，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半拍”。

理顺监管体系迫在眉睫

随着我国高校独立法人地位的确立，高校领导干部和职能部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一所大学校长，身兼教育家、企业法人、行政领导三职于一身，他的权力是不是太多太大了。不同的身份，对应着不同的监管部门，其教育属性、行政属性和市场属性如何综合监管，这对于高校隶属的教育部来说，是一项严峻的挑战。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桂林研究员表示，近年来，包括湖北在内，全国各地高校腐败案件频发，关键原因在于高校监督空白，对高校领导监督还处于真空地带。

有关人士建议，必须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健全领导班子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对财务、基建、采购、科研经费、校办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提高校务公开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最关键的还是要约束权力、监督权力，消除对高校、高校领导监督的空白地带。

顾海良表示，我们要通过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腐败分子，严肃党纪，使干部受到警示教育，而且要针对案件中暴露出来的苗头性问题和薄弱环节，分析廉政风险点，及时制定规范，“堵其祸害于未萌”。

（本报综合）

■延伸阅读

大学校长腐败的制度机理

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批捕。此前，两人分管武大的基建、财务、后勤等事务，也正是在基建工程项目中接受企业贿赂而涉嫌犯罪的。

事实上，大学高级管理层犯罪、尤其是卷入经济犯罪的案件已频繁发生：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囚10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湖北近年已有五六所大学的主管官员因腐败落马，包括湖北大学副校长李金和等；陕西近三年已查处80多宗大学经济案，倒下7名厅级校官。

大学行政官员成为腐败的急先锋，令人震惊，但并不奇怪。

整个中国教育的基本特征是行政化，它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政府管理大学采用行政化模式，政府把大学当作一个行政单位对待。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把高校扩招当作刺激消费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出现了一次高等教育大跃进。为适应扩张，几乎每一所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都进行了大扩建。大学纷纷扩张校园，或者搬进政府开辟的大学城。大学成为中国这个大工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地。

基建工程项目本来是腐败高发的领域，在中国尤其如此，其根源是工程项目控制权的高度集中与不受监督。大学也不例外。大学内部的管理是高度行政化的。大学行政、后勤等部门在大学整体架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大学的教学活动、科研资源分配是由行政部门控制的。

居于这一行政体系顶端的校级党政官员当然享有近乎不受制约的权力。这种权力既体现于教学、研究领域，更体现在基建领域。在教学、科研领域，身无一官半职的教授还可以有一点发言权，而在基建问题上，则完全是行政控制。

在大学，基建项目就是由分管基建的校长、书记来决定。这样的决策过程缺乏公开性，缺乏外部控制，而通常变成灰箱、甚至黑箱操作。

行政体系的这种腐败也向行政体系之外渗透，腐蚀整个大学教师群体。今天，在校园里，权力的权威已经压倒了学术的权威。在大学，几十个大学教师在竞争一个处级官员位置。大学教师清楚地看到，行政权力可以带来众多好处。当代中国的大学与外部世俗社会没有任何差别，不再能够成为这个社会的相对纯洁的理想的守护所。

可以想象，权力的腐败及权力因此而对大学教师的诱惑，对接受教育的学生的心智，也必然产生极为巨大的负面影响。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大学的道德沦丧是致命的，而这种沦丧的根源就是大学过分的行政化。

大学要重回正道，就必须走出行政化的泥沼。当然，大学的运转也需要行政性权力，大学需要校长、院长，需要行政部门。但这些行政性权力必须被置于主要由教师组成的“大学共同体”的控制、监督之下。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法人，其唯一可取的治理模式是自治。这种自治的基本形态就是教师、尤其是教授拥有对大学重要事务的决策权，包括以公开的集体决策程序，决定重要基建项目的立项、预算控制与监督。至于项目的具体实施，则可以引入“代建制”，通过招标方式由代建机构操办，避免学校行政机构直接介入资金的分配过程。

大学是社会最重要的教育机构，而且承担着整个社会的理想的养成者、守护者的功能。大学必须成为一片净土。为此，大学内外的各种制度就应当按照这样的原则设计：尽可能防

止大学内部少数人员对金钱进行随意分配。具体办法，或者是按规则进行固定的分配，比如大学教师的收入全部固定化；或者让尽可能多的人以委员会的机制公开地决策。（秋风）

众多大学领导成腐败硕鼠说明啥

大江网2010-06-24 14:57

文/沉冰

武汉大学副校长陈昭方被免职，涉嫌受贿罪已被捕。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下通知免除陈昭方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以及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委员职务。(新华网新闻2010年6月23日)

继近年四川大学多位校长“群发蛀虫”被捕判刑以后，全国各地连续出现大学领导腐败的“井喷现象”。

发生在高校及教育领域的腐败案件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其数量之多，金额之巨，影响之恶劣，让人触目惊心：

据报道，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李海婴、中南财经大学副校长李汉昌、武汉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吴国民、武汉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永才、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张建刚、三峡大学党委书记陈少岚、湖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丁杰、湖北民族学院书记彭振坤、湖北美术学院副院长李泽霖、武汉音乐学院副院长周世波、黄冈师范学院院长助理黄中贵、鄂州大学校长助理汪应元、广东湛江师院院长郭泽深、浙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白同平、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夏金荣、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吴世明、陕西理工学院原副院长黄祥林、陕西教育学院院长高安民、桂林电子科大赵永华、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原校长高勇、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助理马利华等，都因为贪污受贿先后被判无期或者有期徒刑。

杭州市江干区检察院统计，三年内浙江杭州下沙高教园区14所高校，居然有9所出现领导腐败案被查，13个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4名高校干部落马。

北京海淀区检察院曾对1998年至2008年10年间办理的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分析，发生在高校的职务犯罪案件为46件55人，占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85%。

最近五年，高校职务犯罪案件82%的案件集中在基建、采购、财务、招生、后勤服务等部位和环节。基建、教材订购和物资采购成为突出的三大“病灶”，并呈现出学历高、级别高、大要案比例高以及群体性腐败增多等特点。

高校本是象牙塔，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圣洁净土，是教书育人，培养国之栋梁的地方。教授学高为师、行高为范，是涵养学生精神、引领社会道德高标的群体。但现实却是，高校已成为职务犯罪新的高发区，这是一种需要警惕的现象。

“高校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不久前出版的2010年中国教育蓝皮书中也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在今年全国政协会上，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了一份提案，直指目前我国高校存在的违规招生、学术腐败和后勤腐败三大问题。高校的腐败，主要在于权力包括行政权和学术权过分集中于校领导。

这些集官、学、商于一身大学贪官的腐败，不仅显示在基建后勤、教材采购、大学招生等这些明面的环节，更表现在学术作假腐败、学术道德堕落、大学“官僚化”、以及“黑得不见五指”的高校科研经费、成果鉴定、评奖中的“潜规则”腐败。所表现的“向钱看”、“向权看”与利令智昏之丑态，为社会所诟病。

大兴土木，扩大校舍规模，这就留下了极大的权力寻租可能和空间。在巨大利益面前，那些握有权柄的人难免想染指一番。有的大学基建项目高达数亿元，各路施工方均对此垂涎三尺，其中不乏校领导的“关系人”。

掌控高校科研经费、成果鉴定、评奖权力的官员和教授，相互勾结疯狂黑钱、名利双收的“潜规则”比比皆是，不足为奇。

这些发生在象牙塔里龌龊事是臭不可闻、令人掩鼻。其腐败“水平”和“手段”，一点不亚于政府部门的贪官污吏，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让地方的贪官望尘莫及。

管理漏洞加上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是高校产生腐败的根源。另一方面，行政权力逐渐超越“学术权力”，也成为一个潜在诱因。因此，减少高校职务犯罪，监督预防是关键和根本，建立一个可行的法律监督机制更是当务之急。

一叶知秋。从大学剜出那么多大“蛀虫”来看，高校反腐形势异常严峻，必须在监督体制机制上创新，堵住象牙塔腐败蔓延趋势、以及得不到有力监督和查处的现状，以正视听。

这些案件同时也为高教工作者敲响了长鸣的警钟！如何预防和消除高校中出现的“硕鼠”，已成为反腐工作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