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综述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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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1979—2004)刊物所发中日关系及抗日战争文章目录:

蒋杰:百团大战问题探讨,1979—1。

章伯锋: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几次妥协投降活动,1979—2。

编辑部:朱德、吴玉章致李根源关于百团大战问题的信,1980—2。

王晓秋:黄遵宪《日本国志》初探,1980—3。

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1980—3。

索世晖: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1980—3。

易显石: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1980—3。

潘国琪:关于秋瑾两次东渡日本的时间,1980—4。

沈予:日本东方会议和田中义一内阁对华政策——评《田中奏折》伪造说,1981—1。余绳武: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1981—4。

肖一平、郭德宏: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1981—4

黄纪莲:沙俄在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交涉中的态度,1982—1。

谭译、王驹:一九二七年东北临江官民的拒日设领斗争,1982—1。

编辑部:周恩来的一篇重要佚文《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象》,1982—1。

张涛: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象》一文的说明,1982—1。

陈廉:抗战初期华北我军战略方针探讨,1982—1。

吕万和:甲午海城之役与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1982—2。

董谦、林谷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1982—2。

刘伯承:一二九师参加百团大战第一战役的总结报告,1982—2。

李达:磨擦与反磨擦的斗争,1982—2。

余子道:日伪在沦陷区的“清乡”活动,1982—2。

戚其章:英人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1982—3。

吴根梁: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1982—3。

邵云瑞、李文荣: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1982—3。

米庆余:对《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与二十一条》一文的质疑,1983—1。

沈予:评九一八事变起因的“外部压力”说,1983—1。

傅曾:南京大屠杀与日本军国主义,1983—2。

蔡德金: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前前后后,1983—2。

刘凤珠: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死因质疑,1983—2。

何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两党关系,1983—3。

郑新如:关于《新四军皖南部队被围歼真象》一文写作情况的调查,1983—3。

孙克复:论甲午牛庄之战,1983—4。

沈寂:陈独秀第一次留日考,1983—4。

袁旭: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评价问题,1983—4。

张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1983—4。

陈廉:抗战时期我军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战略部署,1984—1。

黄慰慈、许肖生: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1984—2。

何理:论抗日游击战争及其历史地位,1984—3。

戚其章:建国以来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述评,1984—4。

王益:一九三五年德国对“调解”中日关系的态度,1984—5。

夏良才:关于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起“倒清拥李”的密谋事件,1984—6。

孟繁宗、高景生、谢文:九一八事变时的沈阳东大营,1984—6。

陈廉:北方局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1984—6。

石源华:汪伪时期的“东亚联盟运动”,1984—6。

井上清: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1985—1。

许德珩:回忆抗战,1985—2。

徐向前:开展河北的游击战,1985—3。

管文蔚: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根据地,1985—3。

缪楚黄:论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985—3。

李家振、郭墨兰:济南惨案述论,1985—5。

李廷江:孙中山委托日本人建立中央银行一事的考察,1985—5。

童志强:论项英对皖南新四军北移方针的态度,1985—3。

熊达云: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经济扩张,1985—5。

刘大可:山东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建立,1985—5。

郭传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985—5。

袁旭、李兴仁: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1985—5。

江抗美:武汉保卫战述评,1985—5。

薄一波: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产生的背景及其基本发展情况,1985—6。

曾瑞炎:陈嘉庚对祖国抗战的贡献,1985—6。

郑会欣: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1986—1。

金再及: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几个问题,1986—1。

冯承柏、黄振华:卡尔逊与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1986—1。

冯正宝: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宗方小太郎,1986—2。

刘国新: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1986—2。

陈崇桥:试论“杨常事件”,1986—2。

王晓秋:鸦片战争在日本的反响,1986—3。

吴国安:论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日战争的活动及其历史意义,1986—3。

徐焰: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1986—4。

潘荣、肖前:抗日战争中的敌后国民党军,1986—4。

龚炳南:“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时限,1986—5。

马振犊:八一三淞沪战役起因辨正,1986—5。

刘敬坤:抗日战争中被击毙的日军军阶最高的将领是谁,1986—5。

魏宏运: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统一,1987—2。

陈建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1987—2。

谭继和、徐学初、周永章: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的抗战与败退问题探析,1987—3。李鸿文:东北抗日游击区与游击根据地概述,1987—3。

崔丕: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1987—4。

郭学旺、孟国祥:中条山会战述评,1987—4。

丁则勤: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侵华政策及其演变,1987—4。

黄如桐: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外汇政策概述及评价,1987—4。

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1987—5。

任贵祥:华侨对祖国抗战经济的贡献,1987—5。

章伯锋:直皖战争与日本,1987—6。

吴明:中国现代史学会“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1987—6。

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1988—1。

沈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与日本在华新角逐与日本侵华策略的演变,1988—1。杨玉文、杨玉生:中日战争初期纳粹德国“调停”活动内幕及其结局,1988—1。

高晓星:在华毙命的日军最高将领是大角岑生,1988—1。

姜义华:日本右翼的侵华权谋与孙中山对日观的变迁——孙中山与内田良平关系述评,1988—2。石楠: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1988—2。

杨奎松: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我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1988—2。

刘恩格:试论甲午战争期间沙俄对日本的基本态度,1988—3。

李金枝: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华侨汇款及其作用,1988—3。

荣维木、赵刚:中共“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形成,1988—3。

李嘉谷: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贷款与军火物资援助,1988—3。

汪梅琪:抗战时期少数民族的英勇斗争,1988—3。

张振鹍:《日本侵华七十年》序,1988—4。

刘洪莹:“纪念七七事变”的提法不准确,1988—4。

常城:评伊东六十郎的《满洲问题的历史》,1988—5。

朱培民: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1988—5。

金光耀:试论陈纳德的空中战略,1988—5。

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1988—6。

徐万民: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1988—6。

冯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管制述评,1988—6。

朱玉湘:再谈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田赋征实问题,1988—6。

曾明:评叶志超甲午平壤溃围,1989—1。

杨奎松: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1989—1。

徐永久:陈毅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活动初探,1989—1。

戚其章:论北洋海军战役指挥问题,1989—3。

吕良海:丁汝昌甲午援旅问题探讨,1989—3。

康沛竹: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1989—3。

张力、陈廷湘: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与盟国战略的复杂关系,1989—3。

石岛纪之:日本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动向,1989—3。

郭曦晓:评蒋介石1927年秋访日,1989—4。

姚勇:发展苏北战略方针的提出及其实现——刘少奇在发展华中斗争中的历史贡献,1989—4。李义彬: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1989—4。

刘国新:《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1989—4。

赵延庆:评卢沟桥事变“偶发论”的几个论据,1989—4。

朱敏彦:抗战时期的“工合”运动,1989—4。

张会民:中国我党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89—5。

肖前:塘沽协定签订前后的中日谈判,1990—1。

孙金科:国统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1990—1。

金安平: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1990—2。

王贤知:抗战期间国民党组织建设与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1990—2,

武月星: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其侵华行径,1990—4。

杨卫敏:国民政府与一二八淞沪抗战,1990—4。

王泓:论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判断,1990—5。

王续添:试论抗战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1990—6。

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1991—1。

王延中: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农村经济关系的变迁,1991—1。

谢本书、吴显明:论滇西抗战,1991—1。

孟国祥:关于国民党政权向日本索赔问题,1991—2。

曲家源:对“一士兵失踪”的考证——卢沟桥事变起因研究之一,1991—3。

张设华:抗日战争中被击毙的日军中将补遗,1991—3。

鹿锡俊: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对蒋政策的演变,1991—4。

罗华庆:清末预备立宪与日本明治维新,1991—5。

章百家:抗日战争前期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确立,1991—5。

宋进:再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我党对三民主义的研究,1991—5。

刘望龄:日本在汉的舆论宣传与思想近代化,1992—1。

徐辉琪:九一八事变与李烈钧“开放政权”,1992—1。

王建朗:失败的外交记录——抗战初期的日本外交综论,1992—1。

曾业英:略论日伪新民会,1992—1。

杨雨青:中日关于设领问题的早期交涉,1992—2。

袁小伦:中国我党与省港抗战文化活动,1992—3。

叶昌纲:战后日军残留山西始末,1992—3。

张国镛:关于中国战时生产局的几个问题,1992—4。

森悦子:《大正日日新闻》与孙中山,1992—4。

高乐才: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1992—4。

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1992—5。

习五一:“满蒙铁路交涉”与日奉矛盾的激化,1992—5。

王真:抗战时期苏共与中共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1992—6。

伊原则周:《日本国志》编写的探讨——以黄遵宪初次东渡为中心,1993—1。

村田雄二郎:康有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点——《日本变政考》、《日本书目志》管见,1993—1。

贺跃夫:清末士大夫留学日本热透视——论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1993—1。

陈小冲:清末在闽日僧与日本驻台“总督府”的关系,1993—1。

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之一,1993—1。

张学继:论留日学生在立宪运动中的作用,1993—2。

居之芬、毕杰:日本“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的经济活动及其掠夺,1993—3。

杜春和:1935年日本驻华领事会议述评,1993—4。

张振鹍:关于中国在台湾主权的一场严重斗争,1993—6。

杨雨青:20世纪初中国人对日本的考察,1993—6。

李嘉谷:抗战时期苏联援华飞机等军火物资数量问题的探讨,1993—6。

韩信夫:台儿庄战役及其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1994—2。

陈东辉:张元济与中日文化交流,1994—2。

齐福霖:“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1994—3。

苏小东:李鸿章对日海军威慑战略与甲午海战,1994—5。

闻黎明: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个案研究,1994—5。任松:从“满蒙铁路交涉”看日奉关系,1994—5。

钟安西: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制度述评,1994—6。

曾景忠:蒋介石与徐州会战,1994—6。

傅玉能: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1995—1。

谢长法:清末的留日女学生,1995—2。

贾天运、刘爱英:李大钊赴日本留学时间考,1995—2。

乔宪金:苏联对日宣战与出兵东北是同一时间,1995—2。

俞辛焞:孙日关系与矛盾论,1995—2。

唐凌:抗战时间的特矿走私,1995—3。

曾业英:日本侵占华北海关及其后果,1995—4。

马沈:新四军五师与美国十四航空队,1995—4。

王中江:中日文化关系的一个侧面——从严译术语到日译术语的转换及其缘由,1995—4。

刘民山:李大钊与幸德秋水,1994—4。

丁守和:论抗日战争的思想文化,1995—5。

杨天石: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1995—5。

习五一:1895—1931年台湾食糖贸易研究——台湾、日本、大陆三角贸易考察,1995—5。

余子侠:抗战时间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1995—6。

马敏: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士商”——张謇与涩泽荣一之比较观,1996—1。

焦润明:梁启超的日本观,1996—1。

赵大为:有贺长雄及其《共和宪法持久策》,1996—2。

朱文通:李大钊赴日本时间辨析,1996—2。

杨奎松:论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系,1996—3。

沈予:关于《田中奏折》抄取人蔡智堪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1996—4。

王庆成:英国起草的“中日北京专条”及与正式本的比较,1996—4。

莫世祥:盟友与对手——香港对日作战中的中英关系,1996—4。

唐凌:抗战时期中国的煤矿市场,1996—5。

孙克复、张立真:甲午黄海海战“西战场”说质疑,1997—1。

沈予: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1997—1。

俞辛焞:孙中山的中日盟约问题辨析,1997—2。

陈连红: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1997—2。

杨圣清:中条山战役研究述论,1997—3。

王建朗:1941年美日谈判美国草案中有无停止援华条款——兼述美方两个提案的演变,1997—3。李恩涵:本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1997—4。

吴景平:美国和抗战时期中国的平准基金,1997—5。

闻黎明:黄炎培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宪政运动,1997—5。

黄立人:论战时国统区的农贷,1997—6。

沈予:论日本近卫文麿内阁的对华政策,1998—1。

张瑾:抗战时期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述论,1998—2。

曾业英: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1998—3。

李学智:1923年中国人对日本震灾的赈救行动,1998—3。

沈智:日本的中国女性史研究,1998—4。

刘卫东: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印支通道的经营,1998—5。

王建朗: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和点抉择,1998—5。

刘卫东:印支通道的战时功能述论,1999—2。

黄正林: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边钞问题研究之一,1999—2。

忻平: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在华传教述论,1999—2。

张振鹍:“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1999—3。

桑兵:近代日本留华学生,1999—3。

冯天瑜: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1999—3。

王建朗、郦永庆: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1999—5。

左双文: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1999—6。

敖文蔚: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战略战术思想,1999—6。

魏宏运:抗战时期的华侨捐输与救亡运动,1999—6。

郑则民: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若干问题——与张振鹍先生商榷,2000—1。

张振鹍:再说“二十一条”不是条约——答郑则民先生,2000—1。

李金铮:论1938—1949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农贷,2000—4。

王晓荣:吉鸿昌与察哈尔抗日的几个史实问题,2002—4。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2001—1。

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2001—2。

刘卫东:论抗战时期法国关于中国借道越南运输的政策,2001—2。

闫庆生、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2001—3。

张连红:南京大屠杀时期的日军当局与南京安全区,2001—3。

郑师渠:《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2001—4。

李少军: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2001—4。

程兆奇:拉贝日记是无根的编造么?——对《真相·南京事件——检证拉贝日记》的检证,2002—2。伊原则周:日本学人的黄遵宪研究,2003—1。

左双文: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特种外交委员会,2003—1。

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2003—3。

臧运祜: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2003—3。

余子侠: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创办及其意义,2003—3。

吴景平、王晶: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2002—3。

程兆奇:南京大屠杀是无根的编造么?2002—6。

鹿锡俊: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 2003—4。

解学诗: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观点,2003—4。

齐春风: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2003—5。

程兆奇:谁在制造“谎言”——《日本南京学会年报》辨析,2003—6。

周斌: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2004—2。

程兆奇:侵华日军军风纪研究——以第十军为中心,2004—3。

陈峰:清末民国年间日本对华调查报告中的财政与经济资料,2004—3。

崔志海:梁启超与日本——评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2004—4。

罗福惠,袁咏红:《日文档案中的清末革命者和流亡者,2004—4。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研究网

中国近现代史 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课 程 论 文 学号: 2015年11月25日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一、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国和日本都地处亚洲东部;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巨大,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之一。日本为中国之东邻,隔海相望,有史以来,日本即以吸取中华文化作为自己生长的活力,从而使自己不断向前发展。因而中日两国的交往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汉代中日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件开始,距今已有2000多年。 在中日关系史上,既有2000多年的中日两国相互借鉴、共同进步的友好交往史,也有70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付出沉重代价的不幸历史。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2年日本独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成为两国正式开始平等交往的新起点。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并蕴含着两国关系错综复杂的根源和两国关系巨大发展潜力的源泉漫长的中日关系史从古代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可以划分为3个历史时期:一

是在2000多年中占主流地位的中日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时期;二是近代日本侵华70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三是20世纪50年代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和平行来时期。 (一)古代中日间的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 古代的中国文明不仅仅是东亚的文明中心,在近代西方文明兴起之前,也是世界上最先进且具有影响力的文明。作为近邻,日本曾经不断接受中国文明的洗礼。很早以前就有徐福东渡的古老传说,据考古发现,远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中日两国已有交往的关系,这都说明中日两国人民交往历史的悠久。 在约2000年间,日本需将学习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列为国家事业。尤其隋、唐时代。中日往来比较频繁,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遗隋使”“迢唐使”、学问僧等到中国学习,从中国吸收、引进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甚至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制度、规章,亦被日本照搬、借用或参考、借鉴。此后,宋、明时代,中日两国的通商往来也比较频繁。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日两国互相借鉴,共同进步,截至现代西方文明进军亚洲前,日本一方面从属于中国的文明圈,另一方面,又作为岛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二)近代时期日本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标志着两国的历史进入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内容的近代史时期。近代发端,中日两国有着几乎相同的命运。但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重点不同,由于中日两国的当政者面对西方侵略的措施有异,两国的发展道路却截然相反,中日两国的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 (1)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开始对中国进行侵略。 (2)甲午战争后日本成为列强的重要成员之一,妄图灭亡并独吞中国。 (3)抗战胜利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闰,中日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三)20世纪50年代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和平往来 战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并逐渐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后,进行了历史性的民主改革,特别是制定了和平宪法,保证了日本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变化亦翻天覆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宣

中日关系论文1500字左右

论中日关系发展 在21世纪,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虽出现过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还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 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当然,80年代中日之间也存在摩擦: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1.历史认识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足,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的反复, 不利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2.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台湾情结”。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巩固,日本出于战略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台湾问题越来越关切,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日益突出之势。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3.近几年,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争执。去年,两国因钓鱼岛归属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军事矛盾,双方互不相让,也引起两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关注。中国境内频繁出现抵制日货的行为,两国关系也仿佛到了冰点。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对中日关系展望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

中日关系发展趋势

浅谈中日关系未来走向 专业: 13 级临床医学 姓名:岳阳 学号: 2135113848

摘要 中日两国于 1972 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多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其中如何认识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现在,中日双方把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开辟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历史认识;平等互利;睦邻友好 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目前,中日关系已成为发展最快、交流最广、受重视程度最高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勿庸讳言,在中日两国多年来的交往中,也出现了与“友好、合作”这一主流不协调的支流。它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了使中日关系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消极因素进行探讨,以便寻得解决的办法。 (一)历史认识问题 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伤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仅在 90 年代以来,日本一部分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就足以令人义 愤填膺。而且回想起侵华日军在我国南京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惨无人道地杀害了 30 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民,对这一铁的事实,日本众议员石原慎太郎竟说,这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1990年 11 月 10 日)。日本法务大臣永野茂门于 1994 年 5 月 3 日会见《每日新闻》记者时也有类似的言论。他们的这些狡辩虽然遭到了日本朝野人士的广泛批评,但由此也可见日本极少数人歪曲 历史已到了不顾事实、指鹿为马的地步。 1994 年 8 月 12 日,日本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进行了过去那场战争。”他还说:“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这种颠倒黑白的诡辩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试问:既然日本不想发动侵略战争,为何要向国外派遣军队 ?日本侵略军仅在南京一地就屠杀了 30 万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难道这就是日本给中国带来的“福”吗?难道中国人民还要因

当前中日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思考

中日关系是今天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洲和世界拥有重大影响的中日两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因素。但是遗憾的是,2001年中日关系中再次发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李登辉访日问题等严重损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事件。同时,在经贸领域也发生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重的贸易摩擦;在安全合作方面双方互不信任,彼此警惕。那么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将会如何呢?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就指出,“要把帝国主义政府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也明确地表示,“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地友好下去,这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共同的,没有冲突”,“中日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在两国人民友好的基础上”。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又指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应该说,这个口号三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日双方提出来的。”[1](P.231) 2000年5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会见日本“2000中日文化观光交流大会使节团”主要成员时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推动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2](P.3)显然,江泽民关于中日友好的论述,同党和国家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关于中日友好的论述和见解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关于中日友好的指导思想所作出的新发展。其中,特别是“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这句话告诉我们,不管中日两国关系中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曲折和风波,甚至一时影响到两国人民之间的情绪,中日两国人民要求“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殷切愿望和发展趋势绝不会出现根本的改变;只要抓住了“两国人民的友好”这个根本,就可以相信任何企图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最终是不会得逞的。 ( 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日本起着很大作用,既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又是引进资金技术的重要来源。同时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稳定周边,也必须搞好中日关系。因此,中国早就把发展同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定为基本国策,并一直坚持力行。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首先在外交上,日本需要借助中国。在对美外交中要借助中国的影响。每当日美关系紧张时,日本只要加强对华关系,日美关系便缓解,日中关系是日本对付美国压力的一张“王牌”。在谋求大国地位方面,日本将中国视为其推行联合国外交的关键因素。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点放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如果得不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将难以如愿。日本的亚洲外交也需要借用中国的支柱作用,日本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东南亚问题上要发挥作用,没有中国的支持与合作都将是困难的。其次,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日本发展战略的需要。中日经济在亚洲占有重要的位置。中日两国GDP之和占亚洲GDP总和的3/4。21世纪合作的焦点是经济安全,在维护亚洲的稳定与繁荣上中日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同时,日本也需要中国的巨大市场和某些资源。再次,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日本同样需借助日中关系。目前,美国谋求单极世界,日本虽怕触怒美国不敢明确支持多极世界,但面对中俄

形势与政策论文-浅谈中日关系

浅谈中日关系 机电学院1408503班赵禹1140850304 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对于日本这个国家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在享受日本商品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又对于日本人气的牙根痒痒。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 首先是面对历史的态度。这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日本没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反而擅自修改历史教科室,忽略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对中日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再者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厚非的主权。日美安全合作问题也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原因之一。日美强化安全合作的新体制就位后,对我国造成相对威胁。中国至今通过各种去到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有关立场。当然,作为我们东北永远的痛,日本遗弃在东北的化学武器也是很大的问题问题,日本再侵华期间,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中毒身亡。日军战败后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遗弃。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十几个省市发现大量化学武器。对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日本政府解决这一问题。但目前为止日本的反应实在难以让人满意。 近年来,为迎合美国干爹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与美国推动军事一体化,构筑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以干预钓鱼岛和台海局势为目的的军事演习,无异于是在公然威胁中国,而中国则并没有相应地威胁日本。日本不时表现出冷战思维,试图在中国周围构筑一堵意识形态围墙。日本对“战略互惠”的态度是否真诚,也将在战略对话中得到彻底验证。 未来中日关系的基本样式,将是发展共同利益和调整相互矛盾的统筹兼顾。其最低目标是力争维护和发展合作大于竞争、共同利益大于相互矛盾的局面,理想目标则是构筑战略和解与合作的双边框架。日本决策层能否摒弃对华冷战思维和围堵战略?这将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另外,两国政界的友好意愿、经贸界的双赢合作以及舆论界的正面呼应,也将对此番中日关系上升势头的方向与速度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近来安倍首相少有的表示将在明年二战结束七十周年之际将在讲话中正式反省侵略,虽然可能是是对于明年大选的宣传与作秀,但无论如何这总归是一个友好的信号吧 中日两国应坚持安倍上次访华时达成的“消除政治障碍”的共识,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另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等问题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 我们必须看到,目前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还是相对脆弱的。正因如此,应当对刚刚出现的回升势头倍加珍惜和维护。而我们当下大学生,更应该客观的看待中日关系,理性看待中日关系。我们青年一代需要的是理智的是非辨别能力,不能一棒子打死所有日本人。爱国不一定要徴战沙场,不一定要血染大地,抵制日货是爱国,学习日文也是爱国,其实每个为自己理想奋斗的中

新时期中日关系和发展

新时期中日关系和发展 摘要: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在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越来越大,几乎到了如果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中日关系的当前局面对两国的发展都十分不利,所以改善中日关系成为中国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中日关系政治经济问题发展 一、中日关系的现状 (一)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 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中国已连续11年保持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两国不断深入地交往中,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七十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对经济关系,尤其是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了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分歧,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 (二)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 自从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把中国视为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潜在对手,日本的思路也与之合拍。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启动了“重新定义”进程,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形成了战略压力,特别是对中国的台湾问题构成了军事干预的威胁。与此同时,日本经济在 1991 年后陷于长期萧条,中国则于九十年代进入了经济腾飞期。同期,日本决策层借美国的“压力”突破“和平宪法”体系的动向日趋明显,其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强国的意愿日趋强烈。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中日之间的相互竞争与戒备心理形成了恶性循环。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其领导层的对日政策日趋稳定和积极。日本政界却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化,各主要政党在强化日美同盟、修宪及海外派兵等方面日益趋同,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维护中日关系基本原则的意识变得淡薄。 二、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 (一)教科书问题 从历史进程来看,教科书问题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这是日本政府长期纵容、支持右翼势力的必然结果。对于教科书的审定,日本政府一再声明表示“不介入”,但右翼教科书在国内外舆论的抗议声中两次获得通过,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教科书问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归根结底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反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为了追求政治大国目标,

浅谈中日关系论文

浅谈中日关系 摘要:当今中日关系已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日本邻邦的地理位置,和他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强势态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已经毋庸置疑。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但无论是哪一种关系,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如何看待并处理好中日关系,已成为每一位中国人心目中的共同疑问…… 关键词:中日;关系;和谐;战略 现阶段,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不仅是两国政治家,而且是两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从这几个方面看待和处理好了中日问题,便会使得我国人民在看待和处理当前我国与日本关系的发展局势方面,有更为清醒和明晰的认识,从而,在与自身相联系的国家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长远发展做出更加理智的选择。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前提。“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的理解中日关系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队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角度来

中日关系 论文

立足长远,携手并进 ——读《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战后、特别是中日邦交恢复以来表述中日关系时使用频度很高的一个关键词,这一八字词组表达了中日两国摆脱历史问题的纠缠、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美好愿望。 但从战后到今天,中日关系一直起伏不定。刘昌明教授曾在《国际先驱导报》这样评价中日关系:“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这一段话被认为是评价中日关系复杂性的经典语录,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挑战性和艰巨性。 在中日关系这一课题上,我们似乎总是过多的强调日本对我们曾经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对历史的不负责任态度。我们的目光总是聚焦在日本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右翼组织发行了扭曲历史的教科书,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等。却很少去关注日本民间对中国的看法及日本国内对中日关系的看法,这便使我们的研究有时候容易情绪化而导致有失客观,实际上也不利于我们对日本和对中日关系的研究。 毛里和子教授是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在其《中日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这本书中,毛里和子教授对中日关系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将中日两国的强弱对比和发展状况作为确定中日关系结构的依据,把战后的中日关系从结构上分为五个时期:“ ①,1949~1971年,冷战中的对立时期; ②,1972年以后,80年代的战略友好时期; ③,80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稳定与发展时期; ④,90年代后半期到2004年,结构性变动时期; ⑤,2005年“反日游行“以后的时期。” 我个人认为,这个五个阶段,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界限,又可以分为冷战中的对立时期和邦交正常化以后的时期。 一、冷战中的对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毫不犹豫地一执行“一边倒”政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时期,按照本书的说法,“中国的党的层面也好,政府层面也好,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对日方针或措施方案。” 但在这个时期,中国政府确立了持续至今的对日大原则——“两分法”:“一,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分开(侵略中国的责任在当时的日本政府,日本人民没有责任);二,把日本政府中决定政策的元凶和一般官员区分开,把罪大恶极与一般错误区分开。”两分法确立了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在“两分法”确立之后,中国进一步制定了最初的对日政策,即“邦交正常化的四个阶段的初期构想”:“①为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在日本设立30规模的常驻代表机构;②推进与日本民间贸易企业的贸易协议;③缔结政府许可的民间通商协定;④缔结互不侵犯友好协定。” 在这一对日政策确立后,中国开始比较积极地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包括推荐双边的贸易(主要是民间贸易)、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等等。但由于受到冷战这一大的国际环境影响,中日在政治上始终不能向前迈进,仅仅停留在相互友好试探的阶段。而在经济上,由于中国坚持“政经不分离原则”,而日本坚持“政经分离”原则,中日的双边贸易业仅仅停留在民间贸易上。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期,中日双方的对立关系实属迫不得已。日本在政治上紧随美国,中国在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的路线,虽然双方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双边关系

浅谈中日关系及未来展望

浅谈中日关系及未来展望 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多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其中如何认识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我相信,只要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开辟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 目前,中日关系已成为发展最快、交流最广、受重视程度最高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勿庸讳言,在中日两国二十六年来的交往中,也出现了与“友好、合作”这一主流不协调的支流。它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破坏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为了使中日关系更加顺利地向前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两国关系的一些消极因素进行探讨,以便寻得解决的办法。 (一)历史认识问题 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那段不光彩历史,日本始终有一部分人不愿也不敢正视。甚至有人公然为侵略历史翻案,美化其侵略罪行。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伤害了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也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二)台湾问题 从历史上看,日本曾通过武力吞并台湾并进行了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日本政府就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日本力图介入台湾问题和南沙诸岛的争端,众所周知,台湾及南沙诸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地把台湾海峡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干涉,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决不能接受的。 (三)钓鱼岛问题 在钓鱼岛的归属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分歧。但从大局出发,20年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领导人都同意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同福田首相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更聪明,将来总能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但多年来,日本时常有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1996年7月14日,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成员一行7人乘船登上钓鱼岛,并在岛上设置灯塔。1997年5月6日,日本国会议员西村真悟在冲绳县一名议员及两名摄影师的陪同下登上钓鱼岛。5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及未来走向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及未 来走向 Document serial number【UU89WT-UU98YT-UU8CB-UUUT-UUT108】

1、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现状及未来走向 答: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关系。充分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两国政府和人民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一、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刻骨铭心的伤害,一提到中日关系,自然想到这段历史,并把他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高度。但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的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表达,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辛酸的一页。 二、中日关系现状。从目前整个中日关系来看,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从战后的历史看,正是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中日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方面的分歧。近

对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对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摘要本文论述了现今中日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先说说近期看的书《菊花与刀》吧,之前我也是对日本咬牙切齿,觉得他们犯了滔天罪行,不管什么样都不能得到原谅,但是看完这本书后我觉得自己对日本有了一些理性的认识。此作者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的评价是日本文化有双重性,就像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日本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忠贞而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求新。但是从长期看,两国的未来是以共取双赢为目标,世界正向着多极化发展,国家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虽然中日两国现状并不十分和谐,但随着领导人的协调,中日还是会走向合作。 要合理的分析复杂的中日关系现状与未来,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从中日关系的三个时期看,即2000年的友好交往历史,近代以来的165年和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3年。其中,2000年的主要是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友好历史,165年里有侵华战争的历史伤害,33年是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和相互依赖。从最初我们互相学习到互相伤害再到共同进步的过程,漫长而又充满了伤害,现在好不容易发展平衡了些,双方的关系也有了缓和,都是双方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和努力换取来的,我们应该加倍珍惜这种和平的时光,不应总是把过去血腥的历史拿出来时刻想着要报复。 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双方也存在着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对立的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中日两国尽管相隔很近,交流却远远的大于着我们的距离,不管是文化还是娱乐,日本和我们的交流甚至不及韩国的十分之一。而且由于彼此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解也在不断出现,日本开始出现大量误解中国的说法。因此,随着交往的深入和交流领域的扩大,双方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增多。钓鱼岛碰船事件是日本“不光彩的阴谋”,也是日本处理日中关系的严重误区,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日本也不敢随随便便的像从前一样宰割中国,但是这些累积的各种问题,再次加深了中日矛盾。 但是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

中日关系史课件整理 (1)

第八章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运动 ※“近代化”:日语中至今仍单纯使用“近代化”,不使用“现代化”概念。所谓“近代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从产生到确立的过程。它包括生产技术、科学文化、教育、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 ※罗荣渠的“现代化”定义:以工业化为核心和主要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渐向现代工业社会嬗变并引发经济、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重建的大转变历程。(《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1993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罗荣渠教授的遗著《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1997 年),认为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经过了三次模式的转变。 一、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历程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运动大体上都经过了从低层次改革到高层次变革两个发展阶段。所谓低层次的改革,就是在生产技术、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而高层次的变革则是国家政冶经济制度的改革,其核心是改革派或革命派参与以至掌握国家政权。近代中日两国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大体上都是按照这样的先后顺序进行的。但发展的进程及其成果却有很大的不同。 1、日本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天保改革:日本天保年间(1830—1843)德川幕府和西南各雄藩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由于连年饥荒,各地民众不断暴动,为加强幕府的统治力量,幕府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于1841-1843年推行改革,由于没有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方向故收效甚微。而各雄藩同时期的改革却取得了一定成就。长州藩于1838年压制豪商,保护中下级武士,开展往来大阪的海运贸易,改善了本藩财政。萨摩藩拖延偿还债务,控制糖的收购和销售,充实了本藩的海军力量。肥前、土佐等藩也进行了改革。通过各藩的改革,中下级武士及部分豪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掌握了各藩的实权,为西南四强藩成为后来倒幕运动的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安政改革:1853年培理舰队入侵后,为应付外国侵略,幕府和西南各藩在安政年间(1854—1859)进行的改革。幕府在首席老中阿部正弘主持下进行了幕政改革,如创办洋学所,翻译西书,吸收西洋文化;编练新式海军,加强海防等。在幕政改革的同时,长州、萨摩、土佐、肥前等藩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破格提拔有才干的武士参与藩政,发展藩营企业和对外贸易,鼓励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创办军火工厂,购炮练兵等。改革进一步增强了西南各藩的实力,为未来的倒幕维新运

中日关系黄金十年蜜月期

关于“黄金十年”的再思考 摘要:提到近代中日关系,中日两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很难用积极的词汇来形容那个时代的中日关系,日本政府的态度也导致了至今中日之间也是问题与摩擦不断。但是,在近年的中国学界,关于近代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这样一个说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所谓的“近代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是美国历史学家任达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通过对当时大量史料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可谓不新颖独特,让人们对于近代的中日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近代中日关系究竟存不存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如果不存在,那么对于那段中日关系,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概括,讲成为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何谓“黄金十年” 关于“黄金十年”这样一个概念,最先提出的的任达教授,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本人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到1912》一书中清楚地谈了这个概念的由来:1986年夏天他在《粉碎了的崇高愿望:东亚同文会与中国,1898——1945》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十年蜜月”这一概念。对此,东京大学的平野健一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用“十年蜜月”一词是不适当的,因为从当时日本的行为来考虑或者判断的话,完全是对本国利益和安全的关心,用十年蜜月一词就会暗示着中日之间存在着真正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实际上这是与事实不相符的。到了1986年底,任达应时任日本亚洲学会会长薛龙博士的邀请,写出了《被遗忘的黄金十年:日中关系,1898——1907》,“黄金十年”这一概念正式形成,从而也为围绕“黄金十年”这一概念的著作《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到1912》奠定了基础。 任达教授认为,中国在1898年到1910年这十二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法取得。与惯常的想法相反,日本在中国现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的而非侵略的角色。不管怎么样,从1898年到1907年。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地相对和谐,堪称“黄金十年”。[1]7 二、以日为师——“黄金十年”出现的契机 有关“黄金十年”形成的背景,要分成清政府和日本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清政府,出现的“外交窘境”是重要的原因。甲午战争中,日本这个曾经的学生给老师狠狠的上了一课,整个中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和耻辱。《马关条约》的签订,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日本的举动同时也刺激了列强敏感的神经,早就觊觎中国东北的俄国率先发难,联合德、法两国,共同要求日本不得染指辽东半岛,否则将实行武装干涉。日本迫于压力,不得不将嘴边的肥肉吐了出来,另外又向清政府榨取了3000万的赎辽费。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清政府大喜过望,不但给俄、法、德三国的数十名外交家颁发了奖章以表彰他们对中国做出的贡献,而且与俄国的关系迅速升温,国内的亲俄浪潮也掀起来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通过与俄国的结盟以“共同防御”日本。时人有曰:“慈禧与李鸿章固夙主亲俄,迨经三国索还辽东,内而廷臣,外而疆吏,乃无不以连俄拒日为言矣”。[2]94与此同时,一些知识分子有感于日本经过维新而摆脱落后走向富强,鲜明的提出要以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他们中的典型代表有驻日参赞黄遵宪及著名维新派人士梁启超等、。但在当时他们的意见并未成为主流,无论是掌握大权的中央政府或者是颇有实权的地方督抚,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军事理论——浅谈中日关系

浅谈中日关系 班级:20144184 学号:2014418306 姓名:刘思琪 提要: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此,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多年来,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如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等。其中如何认识侵略历史是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最近江泽民主席访日时,中日双方把中日关系定位于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相信,只要双方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就一定能够开辟中日关系美好的未来。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历史认识平等互利睦邻友好 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首先是历史的认知问题。这是中日关系中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日本不顾历史,擅自修改历史教科室,忽略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及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对中日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干扰。第二个是台湾问题。中方关于日台关系的立场是明确的,坚决反对进行各种形式的官方往来,坚持一个中国,并要求日方承诺台湾不包括再日美安全合作范围之内。再者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是台湾岛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台湾一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厚非的主权。日美安全合作问题也是其中之一。日美强化安全合作的新体制就位后,对我国造成相对威胁。中国至今通过各种去到多次表明严重关切和有关立场。第五个问题是赔偿问题。日本曾明确表示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在此前提下,我国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六是日本遗弃再华北的化学武器问题,日本再侵华期间,违反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中毒身亡。日军战败后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遗弃。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十几个省市发现大量化学武器。对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日本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两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如何尽快销毁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近来,中日政治氛围刚刚回暖,却又接连传来令人感到丝丝凉意的消息。中日首脑会晤和外长会谈余音未消,安倍首相和麻生外相回过头来就分别在国内演讲和出访途中一路渲染“中国威胁论”,扬言要建立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欧亚大陆“自由与繁荣之弧”,不厌其烦地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还要与美国大搞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这些都充分显示出,日本对中国

中日关系的历史及展望

中日关系的历史及展望 一.中日关系大致经历了从学生到老师再到竞争对手三个阶段。 1.学生阶段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日本很早就开始与中国开始交流,据《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供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而在唐朝,日本向中国学习更是达到了顶峰,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进行大化改新。645年6月19日,孝德天皇宣布模仿中国建立年号,定年号为“大化”。645年,即为大化元年。大化二年(646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革新派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参酌日本旧习,从经济到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但到了明朝,中日先后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特别是嘉靖二年发生在宁波酿成的拼杀事件——“争供之役”更是导致了中日正常的交流关系基本中断。 2.老师阶段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以中国战败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也逃不了与西方列强直接冲突的命运。1854年在美国的胁迫下,日本被迫签订了《神奈川条约》,也开始沦为殖民地的进程。 可是面对民族危机,中日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可是只有日本实现了向工业国的转变,成了中国人的导师。19世纪60年代,以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上层分子掀起了洋务运动,建立起了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而在日本,鸟羽、伏见之战后,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甲午中日战争,日本将洋务运动的湘淮武卫、北洋舰队击得粉碎,但却第一次彻底将中国人从上朝天国美梦中打醒。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将目光转向日本,以日本为师,想要在日本身上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开始派遣第一批留日学生,开启了赴日留学之风。这部留学史堪称是半本中国现代史:武有黄兴、蒋介石、白崇禧、何应钦等,文有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周氏兄弟等。他们全是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 3.对手阶段:由不死不休到竞争对手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袭来,日本经济受到重创,为了转嫁危机,以军部为首的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如果说31年关东军擅自行动制造九一八事变,还不足以将中日带到完全的对立面的话,那么37年的淞沪会战中日完全成为了不死不休的对手抑或说敌人。45年抗战结束,战败的日本对美国马首是瞻,49年后完全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72年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可是经济的往来、政治的互动仍然无法遮蔽双方为竞

简述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

人文学院2010级历史学班李靖201006407126 简述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中日关系;民间外交;官方外交;发展历程 【摘要】二战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进程可分为民间外交、半官半民外交、官方外交的三个阶段。历史表明,中日两大民族“和则共荣,斗则俱伤”。只要两国遵守复交声明与和平友好条约,就能使中日关系成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睦邻相处、友好合作的典范。 日本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点国家。中日两国有两千年的传统友谊,但在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破坏了国家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参与制造“两个中国”,参与对中国的封锁禁运,阻碍了中日往来和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人民和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中日两国的关系,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使中日关系从“民间外交”到“官方外交”,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一、民间外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日本受美军的单独占领。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了反共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壮大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巨大的鼓舞。 1952年吉田政府不顾中日两国人民的反对,同台湾蒋介石集团缔结了所谓“和约”,并互派大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和中日两国人民为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周恩来指出:“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在一个时期内中日邦交不能恢复,不能签订政府间协定,我们就进行民间往来,以促进友好”。根据周恩来的这一对日方针和策略,自建国初期开始,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寻求发展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和经济贸易关系。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期间,日本代表众议员帆足计、宫腰喜助,参议员高良富毅然接受中国代表团的邀请,克服重重困难,访问中国,并签订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这是战后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次开拓性的突破。1953年,中日两国比较顺利的签订了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1955年,又签订了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和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在此期间,中国政府又相继分批遣返了日侨,1956年,宽大处理和释放了在押的日军战争罪犯。中国政府的这些积极举措得到了日本各界的普遍赞誉,促进了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增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二、半官方时期 六十年代初,中日关系进入了半官半民的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中日双方官员都已参与,两国的经济贸易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而且在两国都互设了常驻办事处和互派常驻记者。从而打通了两国促进相互交流和增进相互理解的道路,为实现两国邦交准备了条件。 1958年,岸信介在日本人民的压力下,从日本的国家经济利益出发,制定了对华外交政经分离原则。他认为,坚持“两个中国”是属于政治问题,同中国发展贸易属于经济问题,“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两者截然分开来同中国进行交往,并没有任何不妥”。可见,岸信介是企图在政治上敌视中国,在经济上捞取实惠。 1962年,自民党著名政治家松村谦三和前通产相高崎达之助先后率领一批政治家、企业家来到北京进行具体协商,其结果是签订了以廖承志、高崎达之助为名义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协议,即“LG贸易”(以廖、高字头为代号),这是根据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创造出来的特殊形式,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民间贸易。该备忘录规定扩大中日贸易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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