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精神分析

摘要：鲁迅小说藉着独特的形式，用精神分析法，以“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思想和艺术风格，把他对人生、社会、新事物的看法和感情表现出来。收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不少名篇，基本是传统小说格局和西方现代派多种技法体系的合成。在“大团圆”框架中运用精神分析、象征、变形、隐喻……等等表现方法，恰到好处地、具有象征意义地表达了自己为新文学运动的理想而摇旗呐喊和无法找到一条正确可行路径而苦闷彷徨的心境，以及对传统、现实人世的思虑与反省。

关键词：鲁迅；精神分析；象征；变形

鲁迅小说不是每一篇都写得好，而是每一篇都有新的尝试，新的探索。藉着独特的形式，用精神分析法，以“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思想和艺术风格，把他对人生、社会、新事物的看法和感情表现出来。

收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不少名篇，基本是传统小说格局和西方现代派多种技法体系的合成。如在“大团圆”框架中运用精神分析、象征、变形、隐喻……等等表现方法，恰到好处地、具有象征意义地表达了自己为新文学运动的理想而摇旗呐喊和无法找到一条正确可行路径而苦闷彷徨的心境，以及对传统、现实人世的思虑与反省。

《狂人日记》从中国传统小说的意义说，它只是一篇日记，而不是小说。这篇作品非常简炼地表露出作者对中国传统的看法。“狂人”患了时时被人迫害的心理病，在疑惧中他翻开了一部历史书，“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他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几个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不论如何仁义道德，传统生活所代表的正是礼教吃人。鲁迅对传统生活的虚伪与残忍的谴责，其严肃的道德意义非常明确，这是这篇作品的意义所在。但是，这种严肃的意义鲁迅却是以主观的心态，用超现实的手法对现实作了扭曲变形的反映，从而使作品的意义更为增殖。

作品前缀的介绍是用文言文写成的：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这篇中规中矩的文言，表现了一种普通的世俗心态，与日记中的世界形成了强烈对比。鲁迅似乎故意用这种手法来把读者引进一个震憾的世界，表现一个“五四”口号——

—礼教吃人。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的开始，且用白话而写，特别浅显，和前面的文言文大为不同，而且写的不是白天，则是晚上，并用了“很好的月光”这个意象[2]。这个意象实际上代表了一个认知过程：这个狂人经过深思深虑之后，豁然开朗，看见了“很好的月光”。西方的“月亮”（拉丁语叫luna）[3]和英语的“发狂”（lunacy lunatic,意即精神错乱）很接近。也可以说，一个人月亮看多了会发狂。由此可见，鲁迅是以“月亮”的意象来铺展狂人的思想，展示其心理错乱的根本所在[4]。再看作品中的十三段日记，长短不一，看起来凌乱，这正好和讲究匀称的古文不同，鲁迅也是藉了这种打破古文规格的凌乱文体，用隐喻的方式表现狂人的凌乱思想。鲁迅正是用了象征和精神分析法，把狂人的意象和传统道德及行为准则置于本能欲望的自我调节中，写出了一个非常主观的心态，即以个人的观点看社会，以个人的观点看新旧交替时期的社会变迁，是十分具有震憾力的。

之后，鲁迅从西方作品、特别是安特莱夫的作品中悟出了不少创新手法。《药》是一篇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暴露，也是一篇革命的象征寓言，更是一个叙述父母为子女而悲恸的动人故事。作者自称为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不错，故事叙说一个夏瑜的青年因为参加推翻满清的革命运动而被斩首；在同一个城里，另一个青年华小栓因肺痨而奄奄待毙，华小栓的老父执于迷信，向刽子手买来半个沾了革命烈士鲜血的馒头、以为吃了可以让儿子起死回生，儿子吃了馒头，结果还是死了。鲁迅在这篇小说中尝试建立一个复杂的意义结构。两个青年的姓氏（华夏是中国的雅称），就代表了中国的希望和绝望的两面。华小栓吃人血馒头仍然活不了，象征了封建传统的死亡。这个传统在革命性的变动中，更无复活的可能；夏的受害表现了鲁迅对于当时中国革命的悲观。这种悲观，却以最后用“乌鸦”的观点作了寓意深刻的艺术表述：

他们走不了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按照心理分析观点，“乌鸦是精灵之鸟”，“哑”是死亡的象征[5]。在西方诸多神话和童话中，就运用了“哑”这个“死亡”的惯常表现形式，以置换方法，将一些涵义深远而又难以或不便表述的思想赋予特定意义。《药》的末尾，那铁铸般的乌

鲁迅小说的精神分析[1]

邱慧强

（温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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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在迷样的静肃中，对老女人的哭泣毫无反应。这一幕凄凉的景象与其深蕴的意义将中国现代小说推向了一个高峰。

鲁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第一个不喜欢中国人而又极爱中国的作家，这是他的性格所决定的。如果说，性格是一种追求体系，那么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爱与恨的两极拼搏，使他的作品强烈地表现出了一种对中国人的愤怒与绝望，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觉得，中国问题的严重，就在于国民性。因此，作为一个作家，他利用小说形式……在小说中又常常运用心理分析方法来揭示国民的劣根性，特别是那些被扭曲、变态的心理。譬如在《肥皂》、《分波》、《高老夫子》中讽刺的那些人，都是些虚伪主义者；在《阿Q正传》、《故乡》、《祝福》、《酒楼上》描写的不幸而又麻木不仁的人，都表现了中国国民的集体无意识。

鲁迅在作品中运用心理分析对中国国民性讽刺得最深刻的那就是《肥皂》和《阿Q正传》了。

《肥皂》是鲁迅运用“反作用形成”心理自卫机制揭示主人公变态心理，讽刺性极强的小说。完全扬弃了作者的伤感和疑虑。故事主人公是一个满口仁义道德的现代道学家。这类人物也是近代小说时常讽刺的对象，但在鲁迅笔下，他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伪君子。四铭在妻子面前是个极为正统的道学家，他大骂现代教育，说它造就的就是些“无知无礼”的人，还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好；他担心“新文化”“化”倒了学生没有道德，社会也无道德的地步。为了改变这日下的“世风”，他参加了“移风文社”……就是这么一个道德家，在他煞有介事地给太太一块肥皂时，发表了宏论，从意识深层流出了强烈的无意识心理。他讲述了当天买肥皂时看到一个传统孝道的表现，一个求乞的孝女在侍候她瞎了眼的老祖母，路边的行人非但不对他们行善，反而打趣，有一个坏蛋对他的同伴说：“阿发，你不要看这货色脏，你只要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地洗一洗，好得很哩！”四铭太太得到这块肥皂，感觉之余，不觉羞愧，因为这块肥皂使她想起了自已脖子上的积垢，听了丈夫的长篇宏论，她感到，丈夫夸奖这个孝女和为她买肥皂大有关系，丈夫买了肥皂，就表示她对小乞丐女的淫念转到了自己的身上来了。

精神分析主义认为，人的行为、言论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受着无意识本能、欲望的驱使。四铭的淫念——

—无意识心理，在他的意识深层，有一席合法地位，然而，四铭之所以成为伪君子，就在他的好色之下，包上了一层“正人君子”的外壳。

再看《阿Q正传》：阿Q是个社会内涵、哲理内涵、心理内涵极为丰富复杂的形象,如果鲁迅不以弗洛伊德动力心理学和人格结构学说为支撑,是难以创造的。阿Q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时而表现出农民的质朴，时而又表现出游手好闲的狡猾；他时而自尊，时而自卑，时而自轻；时而不满权势者对他的凌辱，时而又愚弄比他更弱的弱者；他恪守“男女之防”，却又向吴妈求爱；他鄙视城里人，却又窃笑未庄人没见过城里人的煎鱼；他曾经保守，凡不符合未庄传统习惯的，都被他视为异端，然而辛亥革命的浪潮卷进未庄时，他也起来造反……-这一系列性格充满了复杂多变的矛盾，但都统一在一个稳定的、一贯的、定向发展的基本性格中，这就是精神胜利法——

—种族的优越感和因文化孤立而养成的自大心理。鲁迅将其具现在一个被意识所压抑和封闭的、既隐蔽又复杂，既呆滞又活跃的动态心理流程中，极大丰富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鲁迅小说中，直接运用弗洛伊德的性动力学说——

—里比多理论进行创作的那就是《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在弗洛伊德看来，文学只不过是无意识欲望、即性的象征，性冲动的升华。鲁迅说他创作《不周天》的动机是“取弗洛伊德之说——

—人和文学的缘起”[6]，并说“创作的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及衰亡”[7]。

女娲从梦中醒来，已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面对色彩斑烂的天空和大地，她并不理会，只是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显然，这是性欲末能满足，“里比多”——

—性能量的过剩，使她苦闷与懊恼，以至于对天空、太阳、浮云、月亮以及地上的嫩绿、松柏、杂花全然不予理会。由于性的内驱力的弥漫，促使他的身体向“四面八方的进取”。女娲正是用了这蕴蓄的能量不停地、费力地创造了人类。显然，性欲可以通过创造人类文明和文化得以宣泄排遣的升华说在《不周山》中得以实践与运用。这是鲁迅的创作意图。

实际上，鲁迅是通过女娲这个形象来宣泄自己抑郁已久的愤懑，这种愤懑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既有封建包办婚姻压抑了的灵与肉的冲突而产生的烦恼，又有对世道人心的险恶、社会现实的黑暗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的郁闷。鲁迅正是在个人生活和社会主活的双重压抑下，运用了精神分析法，试图通过创作来宣泄心中的苦闷，而使受压抑的欲望得以宣泄与升华。

《不周山》未按原来和计划继续写下去，在写了前一部分后，就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原因是中途看了报章，见了一位道学家批评汪静之的情诗《蕙的风》的文章“心理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这里指年轻的道学家（胡梦华）批评《蕙的风》中有“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句科以《金瓶梅》的罪，是“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鲁迅认为，中国的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太过敏，看见一句“意中人”便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正因为鲁迅看到了自古以来的道学家的虚伪，他才决然地改变了原来的构思，在小说中加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站在女娲的两腿之中向上看”，嘴里诌着“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女娲听之对其瞪了一眼，知道和这类东西板谈，是说不通的，于是不再开口，继续自己的补天事业……鲁迅虽然改变了原来的构思，在中途加上了这个细节，但是，不难看出，在情节的连贯上没有破毁原来计划，女娲瞪其小丈夫一眼，仍然从事自己的事业，正是鲁迅对女娲作为人的本能欲望的肯定，对道学家虚伪的蔑视。

此外，《长明灯》、《示众》、《在酒楼上》、《孤独者》、《头发的故事》等作品也都用了精神分析法表现了被压抑的灵魂的颤动。

参考文献：

[1]李欧梵.《中西文学的徊想》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5月版。

[2]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灵魂》，载《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

注释：

[1]精神分析学说的主要核心是无意识理论。无意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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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展示了人的心理的复杂性的层次性，引导人们去注意意识后面的动机，去探讨无意识心理对人的行为和影响。见朱立元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6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会性997年6月版。

[2]在传统中国文化里，“月亮”——

—作为一种情绪载体的意象是中国文人空间品味、时间表述的诗性写照。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遂月华流照君”（张若虚）；“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到层城。”（李冶）……等等。这样，相隔千里的亲朋好友，别后相思，依托月亮在情感上得到了抚慰；除了空间品味，“月亮”也是“时间化”的诗性表述，它往往成为人世沦桑变厄的见证：“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处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己，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李白）……

[3]西方民间传说中对月亮的认知大致和中国一样，但19世纪后，尼采的咀咒将这些诗性化的表述击得粉粹，昨日的女神变成了今日的雄猫，昨日的泛爱变成了今日的伪善，昨日的体态轻灵洁白变成了今日的硕大雍肿（《查拉图斯如是说》），月亮成了尼采价值重估的殉葬品。与此同时，西方现代诗人也参加了这场埋葬月亮的大合唱，如波特莱尔。艾略特等。

[4]“狂人的心理错乱”和及后提到的“凌乱思想”是“狂人”作为一个意象的根本特征。这个特征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有具体描述：“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调瞩幽隐，评騭文明，弗与亡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所诸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鲁迅把这些有识见、有勇谋的人视为唤醒庸众的“超人”，是在“寂寞境”中廓清道路的“精神界战士。”只有他们才能用心灵的光辉唤醒中国民众，变庸众为理想之国民。这是鲁迅提倡改造国民性的形象表述，蕴含了尼采哲学的主要精髓，是把主观意志与精神推向极至的“旧轨道破坏者”，把摆脱精神偶像和超越一切道德法律的束缚作为个性解放的特征。

[5]中国民间传说有乌鸦兆丧的俗语。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南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声则唾而逐之，至于弦弩挟弹，击使远去。”

[6]鲁迅《故事新编序》，鲁迅全集第2卷3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会性1981年版。

[7]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样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5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摘要：曹禺的戏剧创作受西方外来影响极为明显。但作为一个东方作家，民族传统文化同样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仔细分析曹禺创作的戏剧文本，就会发现他骨子里丰厚的传统文化基因，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对曹禺的戏剧创作影响很大。道家的回归自然、重视感性生命、追求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学；儒家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主义哲学、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情感等思想内涵与曹禺在戏剧文本中所表露的某些思想是一致的。

关键词：传统文化；儒道思想；曹禺；戏剧

在曹禺的戏剧创作道路上，他深受西方戏剧影响，吸收了许多西方戏剧的艺术手法和创作理念。虽然曹禺对西方戏剧多有借鉴，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他的戏剧作品是外来影响的产物。按照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来看，隐性文化的传承才是基础和根本。因此，民族传统文化对曹禺的熏染远比西方文化的吸收来得深。仔细分析他的戏剧文本，就会发现曹禺骨子里丰厚的传统文化基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精髓，儒道两家的思想对曹禺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曹禺生前并没有明确宣称自己接受了某种传统文化流派的思想，但他在自己创作的戏剧文本中所表现出的思想内涵却与这些文化思想不谋而合。当然，这种“合”或许不是有意识地进行的，曹禺本人也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受的影响。所以，我们只能从戏剧文本分析入手，来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思想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

一

曹禺曾称自己对道家的东西“读的不多，可以说是毫无研究”[1]，但在他前期创作的戏剧中，道家思想的影子却十分引人注目。在《〈日出〉跋》中，曹禺写道：“这样我挨过许多难熬的夜晚，于是我读《老子》，读《佛经》，读《圣经》，我读多少那被认为洪水猛兽的书籍。”更为直接的是，在《日出》这个剧本的卷首，曹禺引用的第一句话就是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七十七章：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另外，剧中还多次出现工人们唱的“夯歌”：“日出东来，满天大红！要得吃饭，可得做工！”将这些与整个

论儒道思想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

吴新平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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