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4)

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期的三次历史阵痛（4）

何宗海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董仲舒

驾驶机动车行驶在高速道路上，眼前的路总会被雨雪风尘遮挡，总是那样模糊不清，那样曲折而又漫长，而倒车镜反射的已走过的路，却被浓缩在了一个小小的圆形画面里，雨雪风尘似乎和它失去了联系；走过的路，总是那么清晰明了。和历史相比起来，现实总显得这样的悠长、模糊、曲折而又复杂，充满着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最终还是有人发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42]。中国封建社会作为东方人类一段相对漫长的历史，在100年前完成了其使命。从秦初到清末，中国社会制度形态每一次重大历史性嬗变的风口浪尖，总有一个开拓性的、短命的王朝为之殉葬。而其后，便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制度形态相对稳定的发展期。这一历史现象的确耐人寻味，值得关注。

《中国历代纪元表》[43]较为详细的记录起自西周武王元年（前1046年）。3000多年来，究竟是谁在选择着历史发展的道路？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左右着东方人类的进程？周朝800年，前400年是统一的，是礼乐之邦，太平盛世，后400年是分裂的，礼崩乐

坏，诸侯称霸。然后是秦朝15年。秦朝之后800年，前400年是汉朝，是统一的，经济繁荣，国力强盛、人民安乐，后400年是三国及魏晋南北朝，封建割据，战事连绵，意识混杂。再后是隋朝37年。隋后又是唐宋400年的统一……每一次由分裂走向统一 ,都会带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 ,从而使社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发展水平。这难道是历史的巧合吗？

数学上有这样一个基本定律，当一个函数值达到极大以后，必然在一定范围内呈递减态势，导数就开始变成负数。从逻辑学角度分析，周期性增长达到顶峰后开始衰减，是一个规律，增长达到顶峰的那个值就叫作“盛极”,因此，人们把社会历史发展达到的那个最好时期称之为“盛世”。社会制度形态跌宕起伏的基本态势，始终遵循着一条特定的历史规律——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中国传统医学有句行话，叫做“气数已尽”，是指人的生命垂危，即将死亡或没有了生命力。一个朝廷或国家政权的亡故，也像是一个人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一样。明代小说家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在第6回中借董卓的口说：“汉东都洛阳，二百余年，气数已衰。”[44]国运为大势。古人云：“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45]意思是，顺应大势的人，可以拥有江山，君临天下。社会制度形态兴衰的周期，大致是800年左右一个轮回。得势而立，失势而衰。健全的制度形态应当由制度体系、执行机制和承受对象这样三个部分构成。三者必须相适应，才能健康发展。制度形态是否适应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决定着国家的大势。势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人们常说的“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大势已去”是自古以来人们对国运终结的基本判断。

社会制度形态的嬗变是由一种周期性的“大势”所控制的。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政权更迭，由统到分，再由分到统，也曾风起云涌，层出不穷，其中包括局部的由暴动、叛乱和独立所建立的临时小朝廷、小政权，但都不足以从宏观上改变社会制度状态。在经历了摧枯拉朽的武器的批判之后，便是温文尔雅的批判的武器的继承。其手段不外乎先是以武安邦，然后是以文治国。是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习俗以及新的社会阶层及集团的利益诉求，总在向善目标引领下，藕断丝连地维持着这些制度内在的连续性。秦朝、隋朝和民国这三个朝代短暂的国运，看似是在替他人做嫁衣裳，实则是一代代民族精英们呕心沥血、前赴后继强壮国体的悲壮涅槃。

制度是由人制定出来的，而制度形态是由社会实践出来的。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形态的构建，并不是与其新兴政权及其新秩序的建立同期而至的，总是明显的滞后。“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权模式都会在一个较长时期保持一种稳定性，但是主持或操作国家政权的政治主体则易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严重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甚至决定国家命运。”[46]在各朝各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每一种制度的建立都有其客观根据，但制度有一个形成期，即制度化的过程。处于效能期的制度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障碍和问题，需要通过社会实践，不断调整不适应的部分与环节，使之

继续发挥其效能。有的制度，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赖以生存的基础已不复存在，这时就必须及时建立新制度来代替已经过时的制度。

形成期鼎盛期萎缩期衰败期

（制度形态轮回周期示意图）

社会学家们在分析朝政变迁的生命周期时用形成期、鼎盛期、萎缩期和衰败期来描述，比较精准地揭示了这一规律。但这对于秦、隋和民国而言，似乎就是一个只有“因”没有“果”的结局，因为它们太短暂了，许多东西还没有形成，鼎盛、萎缩和衰败就无从谈起。考察这三个历史时期制度形态的周期性变迁，只能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天道学说”辩证关系的角度去整体的、综合的进行。今天，我们从社会制度形态嬗变的视野考察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就会发现：这三次轰轰烈烈的王朝兴衰，每一次昙花一现的历史瞬间，都是对过去数百年间公序失存、制度颓废、传统失传等的全面梳理，其表面上的巨大裂变，都未能从根本上造成制度脉络的断裂。这个进程表明，旧的制度框架被彻底打破从根本上断裂的是当时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链条，或政权的颠覆，或所有制的毁灭，或价值观的重塑。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制度形态嬗变的周期性进程。

早在21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伟大的思想家董仲舒在他的

《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推论，为历代学者及执政者所尊崇，所奉行。而唯独到了我们这一代，被当做唯心史观批判了几十年。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中的“天”，大概就是指社会制度形态的嬗变趋势，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道”，大概是指那些终身忙于“替天行道”的造反者或革命者，以及后来成为统治者的人们，还有他们的所作所为……。由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古人所指的“天”是什么？是大势，是社会制度形态；“道”是什么？是秩序，是社会治理状态。封建制度体系的瓦解，是由于“天”变而导致的“道”变。在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方面，我们作为后来人，思想水平和认知水平则往往在我们的前人和古人之下。这是一个非常奇怪而又值得认真反思的现象。

2100多年前，西汉时期著名政论家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总结秦亡教训时这样写道：“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之家，肴函为官；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是说，“秦国凭借它小小的地方，发展到兵车万乘，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有100多年了；他们把天下当做自己的家业，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一个戍卒（指陈胜）发难，国家就灭亡了，江山社稷毁于一旦，子孙都在人家手里死去，被天下人耻笑，为什么呢？是不施行仁义，攻和守的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古人总是习惯于从人治的角度去衡量社会历史的兴衰与功过得失，将成败赋予过多的道德假

设，恰恰忽略了制度形态作为一种“天变”的过程，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可逆转性。冬天人们共同穿棉衣，夏天大家共同换单衣，因时而宜。由于“天”变而产生“道”变；“仁义不施”当属于“道”的范畴。人们在总结朝政衰败或在分析一个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时，会把太多的责任归咎于亡国之君或者最后的统治者，会认为是他们失去了天下。其主要原因是治国没经验或无能、实行苛重的刑罚、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违背正确的治国之道等等。往往仅限于从末代统治者自身的人格、品德和能力等方面去寻找政治上的原因，总会善良地认为，实施德政，是自古以来实现长治久安，走向太平盛世的良方妙药，而忽略了制度形态的“定势”作用。两千多年的社会实践反复证明：把亡国的责任归咎于末代帝王或最后的统治者是不客观不公平的，其决定性因素是制度形态的“大势”。同样，把处于历史嬗变期的三个昙花一现的朝代消亡的历史责任归咎于某个开国者或继任者，也是不客观不公平的。制度形态的兴衰遵循着它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不是与朝政及国家政权的兴衰同步的。有的朝代消亡了，它的制度形态正处在鼎盛或萎缩时期，比如东汉、五代；有的朝代还在延续，但它的制度形态已衰败不堪，比如东周、南北朝及清晚期。在评价社会历史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人或是一群人以及他们的言行举止、功过是非。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过程，人们认同它它也存在，不认同它它也存在。历史的发展，其本身没有功过，如同春夏秋冬，如同物竞天择；就像我们无法判定恐龙的灭绝是谁的对错一样。一段社会历史的终结，是

由其内在的自然规律性和历史规律性所决定的。

秦统一后提出了郡县制的基本构想，所实行的统一政治，体现为以废除分封制为特征的国家治理结构革新观念的变化。周灭商及东征以，曾分封同姓和功臣为诸侯，以为藩屏。诸侯的君位世袭，在其国内拥有统治权，只对天子有定期朝贡和提供军赋、力役等义务。隋统一后实行的士人政治，体现为以吏治选举革新为特征的观念变化，摈弃了九品中正制。魏晋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得到重用。隋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办法来选拔官员，设臵进士科，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这个制度在中国延续了1300多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废除封建制，确立了民主共和制。所推行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奉行多数人统治的制度，与君主制和独裁制相抗衡。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逐步得到完善，最终将确立以普选制和议会制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制度。

制度形态的构建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是一个全面批判和选择继承的过程，是一个跨越历史阶段浴火重生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要经历曲折甚至失败的过程。周朝800年后，大秦帝国昙花一现15年，败北了。但它所构建的制度及其制度形态却超越时空获得了无与伦比地成功。在郡县制制度体系下，以统一为标志的中国社会制度形态的形成，奠定了中华民族更为普遍、更为牢固的统一基础。再800年后，又有类似的一个昙花一现的历史瞬间出现，又有这样一个中华帝国——隋朝应运而生，雄踞东方37年后，

匆匆离去，只剩下了一个令人留恋的背影。科举制是民本意识呼唤下催生的公开公平的民主选士制度，它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了自孔子以来，儒家及诸子百家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其内容蕴含着厚重的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丰富内涵，满足了士人治国的强烈需求，强化了“学而优则仕”的士人政治制度基础。1000多年后，中华民国再现了历史上的一幕。实践证明，与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制度形态才能逐步走向完善和长久，担当起800年一轮回的兴衰重任。实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强盛往往经过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努力奋斗便可以做到，而构建一个完整的、成熟理性的社会制度体系，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尤其是在制度形态嬗变初期，当经济复兴初见端倪的时候，制度形态的构建就成为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

古时称三十年为一世。国家的兴亡之道，往往是兴也一世，亡也一世。孔子说过，“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47]。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必需经过三十年以后才能走上正规的发展道路。孔子说这番话的时候，秦朝还属于陕原以西的“区区之地”，还没有统一中国。汉朝制度形态在秦亡后“一世”形成，文景之治接踵而至；唐朝制度形态在隋亡后“一世”形成，贞观之治接踵而至；共和国制度形态在民国败亡后“一世”奠定基础，民主逐步走向制度化。邓小平早在1992年初巡视南方的讲话中就曾经断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48]

新旧社会制度形态所形成的断裂，给社会造成的巨大排斥性

和反作用力，集中体现为进退两难

．．．．，是身处断裂带上的统治集团——新制度形态的构建者——遭到淘汰的主要历史原因，就像居住在地壳断裂带上的民众必然要遭遇强震所造成的灾难一样。秦朝、隋朝、中华民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制度形态嬗变期的断裂带上。社会制度形态断裂的表现形式，通常是秩序混乱，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山头林立，军阀割据；由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这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反复证明了，一朝一代的统治者不能够决定嬗变期社会制度形态的发展趋势。

制度形态的形成，具有顺势性、周期性、起伏性和整体性的主要特征。制度形态是一套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制度体系运作状态。衡量制度形态优劣的核心标准是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长治久安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持续发展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普遍的社会关系才是和谐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导致社会制度形态的嬗变。一种新制度形态所起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当这个制度形态的利弊本身还不为广大国人所理解，所认识，还没有自上而下的推广开来，没有形成文化上的认同感时，便会形成机制的缺失和执行的真空，颠覆便会伴随而来。

暴力革命是中国社会制度形态嬗变过程中，推动政治历史发展变化的最为主要形式的形式之一，也是一种最为野蛮、最为残酷、最为极端和最具破坏力的形式。对于一个创造了古老文明的伟大民族来说，暴力革命也许是一种必要的方式，但不是最好的方式。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往往把家国种族臵于危亡的边缘，不惜以千百万人

的生命为代价；往往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后果。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次反侵略战争就是这样的历史见证。和历史上历次暴力革命相比起来，辛亥革命还算是较为温和较为理性的一次。历史的发展也一再证明了，侵略战争或反侵略战争，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制度形态和社会制度形态嬗变的规律。

古人把“礼乐教化”视之为子孙长久安宁的社会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49]思想是一己的，文化才是大众的。制度文化是人类通过社会实践规制出的有组织的规范体系。社会制度形态嬗变的过程，总是以制度文化的嬗变为先导。制度文化的嬗变把握着制度形态的嬗变。人类文化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属其中之一。社会制度形态嬗变，就其本质说来，属于制度文化嬗变的范畴。社会制度形态本质的内涵是制度文化。制度文化的缺失会影响和制约制度形态的嬗变。这是因为，制度文化是由如下三个层面构成的：其一，民族传统、生活习惯、经验知识；其二，理性设计和建构；其三，机构、组织、设备等的实施。制度文化反映着价值观念、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50]。秦朝制度文化的核心是统一，统一文化把国人的思维定势固定在了“一个中国”的制度框架内。隋朝制度文化的核心是科举，科举文化把国人的思维定势固定在了“学而优则仕”的制度框架内。民国制度文化的核心是民主，民主文化正在把国人的思维定势固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框架内。

我们正处在中国社会制度形态第三次嬗变的后阵痛期。

参考文献：

[42]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2页；

[43]见《现代汉语词典》；

[44]罗贯中:《三国演义》,1973年版第49页；

[45]《吕氏春秋〃尊师》；

[46]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前言》；

[47]《论语〃子路第十三》;

[48]袁曙宏：《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国人大网》，2009年10月15日;

[49]《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50]具体参见《百度百科〃制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