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法论文-略谈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完善

略谈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完善

2010级卫生监督班 36号孟昱存【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传播方式的日益多样化，著作权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我国著作权法致力于维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制止对权利人的侵害，同时在立法上还存在着指导思想和立法体系缺乏明确的定位、著作权内容表述模糊不清及权利重叠、对权利人自身权利使用的排除妨碍权缺失等诸多问题诸多不足，这些不足使司法实践中对权利人的保护存在障碍，对侵权行为的惩罚程度良莠不齐。在此，本文从立法的缺陷以及弥补措施予以建议，希望对著作权人的权利保护完善和立法技术的提升有所裨益。

【关键字】著作权，完善立法

一、我国著作权法现存缺陷大致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1.不同主体的著作权与邻接权的权利冲突处理方式不完善。

邻接权，亦称作品传播者权，指作品的传播者在传播作品的过程中，对其付出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依法享有特定的专有权利的统称。

邻接权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狭义邻接权，通常包括表演者权、音像制作者权及广播电视组织权三类。广义的邻接权，是把一切传播作品的媒介所享有的专有权一律归入其中，其基本内容包括：“出版者对其出版的图书和报刊享有的权利，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权利，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享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著作权的冲突很多来自于对邻接权认识的模糊或侵犯，权利人在行使自身合法权利是，易对他人权利造成侵犯。我认为，立法在此处应明确规定或直接尽量列

举邻接权的大体侵犯情形，并将之分类予以处理，对司法实践中相关问题的处理将助益颇多。现可将邻接权与著作权的共同所有情形分列以下类别在此以作分析：

（1）演绎作品中的演绎者与原作者利益冲突的处理演绎作品，是指经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的作品是作者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经过创造性的劳动而派生出来的作品，其著作权归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所有。演绎作品在演绎者的改编、翻译、注释和整理后具有独创性，成为独立的新作品。但演绎作品基于原作品而产生，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这就说明了我国著作权法对演绎者创造演绎作品时的要求是在进行在创作时，须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并支付其一定报酬，在创作的同时，不得侵害原作者署名权，再创作人不得对原作品进行歪曲、篡改等，如果演绎作品的创作人是对已超过保护期的作品进行再创作，可以不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同时可以不支付报酬，但原作者的署名权不得侵犯，作品的不受歪曲、篡改权不得侵犯。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在创作的作品在情节、结构设计以及其他方面完全改变了原作的主题思想，使之已看不出是出自原作，视为独立的新的作品而非演绎作品。演绎作品的版权归演绎人享有演绎人对其演绎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但是在原作著作权存在的情况下，演绎人的著作权仅仅是给予原著作权而存在的、是相对自由的，受到原作著作权的制约。在演绎作品上往往存在着双

重著作权，即原作的著作权和演绎作品著作权，当权力分属于两个不同主体，冲突便时有发生。然而规定了使用演绎作品时，应该征得双重许可，但在原作者与演绎作者在著作权的使用上发生分歧时，立法并没有给予适当的处理方式，这在司法实践中使司法人员仅能凭借少有的立法资料以及自己的职业素养来判断，缺乏立法依据。例如，演绎作品作者向原作者支付了报酬并得到原作者许可进行再创作，但当演绎作者欲将作品委托电影公司制作的时候与原作者产生利益交集，立法应规定演绎著作权的行使在不侵害原作著作权的合法权益情况下，原作著作人不得阻碍演绎作品的作者行使自身独立的著作权，即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优先适用的规则，以此达到既保留原作者著作权的使用，又保障演绎作品著作权的行使。而立法仅仅侧重限制演绎作品的作者对原作品著作权的侵犯，而忽略了演绎作品著作权的合理行使收到原作品限制造成的阻碍。

（2）共同合作作品的作者利益冲突的处理应注重维护作者人身权利。

对于不可拆分著作权的合作作品，立法对多个著作权人实施“准共有”原则，这一方法存在不足。我国现行著作权立法也持相同观点，如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9条规定“合作作品不可以分割使用的，其著作权由各合作作者共同享有，通过协商一致行使；不能协商一致，又无正当理由的，任何一方不得阻止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所得收益应当合理分配给所有合作作者。”事实上，在实践中该观点依然值得探讨。首先，多个著作权人共同享有著作权，

利益达成一致则不深究，当利益发生冲突时，著作权法规定任何一方不得组织他方行使除转让以外的其他权利。但是立法忽略了著作权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在某些情况下彼此牵连。合作作品是合作作者共同构思表达的结果，也是其共同人格的延伸、共同价值取向的交融，因而合作作者共同享有的权利，不仅仅指著作财产权，对人身权利也有着一定的牵涉。在财产权的处理上，彼此可以毫无关联各自行使，但就人身权来说，举个例子，例如甲乙共同完成不可分割的合作作品小说，小说中包含两人的共同生活经历，那么依据我国著作权法，在甲乙协商不妥的情况下，甲有权利单方行使著作权将该作品出版发行，这样势必侵犯了乙的隐私权等人身权。著作权并非单纯的财产权而是包含有人格权，是人格-财产二权一体的特殊权利。而物权共同共有规则从来不曾涉及人格权。因此，准用物权共同共有规则只能解决合作作者之间的共有著作财产权冲突，却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共有著作人格权冲突。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所确定的解决合作作者共有著作权冲突的规则是用解决共有财产权的规则解决共有人格权冲突，这势必产生不合理的后果。第一，在双方未达成一致时，著作权人之一可以代为行使对方著作权包括著作人身权，也就是合作作者之一在行使自己著作人格权的同时，可以行使其他作者的著作人格权。这违反了人格权只能由本人行使的原理。第二，这可能会导致其他侵权行为。如果作品涉及合作作者隐私，发表权的行使将会使隐私公开，这必然侵犯合作作者的隐私权。因此，著作权法应当对不可分割合作作品的著作权行使原则就财产权和人身权分别加以规定，对于财产权利，可

经过双方或多方协商行使，协商未果可单独行使并分利于合作人；对于人身权利，则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不得随意单独行使。否则构成对合作人著作人身权的侵犯。部分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冲突。

（3）同一作品的人格权与财产权为不同主体享有时的权利冲突。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著作权由人身权和财产权组成。基于我国著作权法采纳人格权不可转让的观点，财产权可以自由转让。这样以来，对同一作品，就会出现著作人格权属于作者，而财产权属于其他人的情况。在作者行使其人格权时，很可能会涉及财产权人的利益。在人格权与财产权分属不同人所有时，只有修改权、发表权才可能与财产权冲突，而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由于自身的特点不会和著作财产权冲突。例如修改权是著作人格权，属于作者专有的权利，不可让与。但作者一旦行使修改权，对自己的作品加以修改，形成新的修订本（新作品）并出版，就会影响旧版作品的销售，影响财产权人的利益。作者享有的修改权势必会和作品的财产权人的财产权发生冲突。

2.没有全面概括出侵犯著作权的所有行为形态或者类型

著作权客体具有复杂性，其被侵犯的手段渠道以及程度也复杂多样。然而我国著作权法并未就各类著作权的不同侵犯方式、侵犯后果予以详尽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立法依据和评判标准，是各个著作权人得到的权利保护程度不一致，有失公平原则。对著作权的保护，在于通过对违法侵权行为制定惩罚措施，以抑制其对权利人的侵害，并对权利人所遭受的侵害提供司法救济，因此对各种各样的侵权形式

应当加以明确，只有明确侵权行为并给予明确分类，才能为有效制约侵权行为的发生提供良好的救济依据。

2.忽略对著作权人直接行使著作权和排除妨碍的法律保护

著作权的使用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著作权人直接行使著作权；其二，是著作权人将著作权转让给他人或许可和授权他人使用该著作权的行为。在实际生活中，著作权人直接行使著作权的利用方式并不鲜少，然而，在著作权立法中更侧重保护的是著作权人将权利转让他人或许可他人使用而发生的冲突对权利人的不利影响，从而忽略权利人自己行使权利时受到的不合理阻碍行为。换句话说，就是侧重于不法行为对著作权的侵害，而忽略阻碍著作权正常行使的因素。著作权人直接行使著作权，是其后转让、授权他人适用的前提条件，理应受到相应保护，换言之，阻碍权利人行使著作权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侵权”，即理应属于“侵权”行为。然而立法并未就此予以强调，在此存在不足。

3.立法自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形式的规定过于单一、

简单、粗略

侵犯著作权行为形态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决定了保护著作权的手段和法律形式相应地也要多元化，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形式也应多样化，其适用范围应具有广泛性。

4.立法体系的逻辑矛盾

我国《著作权法》为了平衡和协调著作权人的权利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防止著作权人滥用权利，专门创设了著作

权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和强制许可制度，以给予著作权人必要的限制，因此，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和强制许可都是他人使用著作权人作品、享有其著作权的合法根据，只要属于其中情形之一的都不构成侵犯著作权行为。但是，《著作权法》第45条、第46条在规定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种类和形态时，并没有利用“但书”立法技术排除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的合法使用情形，致使立法内容本身存在逻辑矛盾，不够严密和科学。

二、著作权法的立法完善措施

其一，为了确保立法全面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形态，简明扼要，避免重复，。一方面，通过概括式方式把侵犯著作权行为形态分为三类：即不法使用型侵犯著作权行为、不法享有型侵犯著作权行为和妨碍型侵犯著作权行为，把妨碍型侵权行为作为一种侵犯著作权的典型、独立形态加以规定。另一方面，再采用列举式方式具体规定前述每一大类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具体形态。

其二，为了避免立法内容逻辑上的矛盾，在规定侵犯著作权行为种类和形态时，应采用立法上的但书技术，把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强制许可使用制度排除于侵犯著作权行为之外，即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侵犯著作权行为，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确保立法内容更加科学和严密。

其三，为了强化对著作权的保护，应补充规定排除妨害等民事责任形式，扩大民事责任在侵犯著作权上的适用范围。著作权保护制度的核心在于设定充分有效的著作权救济措施，民事责任即是最直接的

救济措施和手段。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事责任作为著作权救济措施和手段的作用，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应尽可能涉及到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所有领域，民事责任的形式应与侵犯著作权行为形态的多样性相对应、相适应。著作权法在保留原有民事责任同时，还应增加和补充排除妨害等民事责任形式，专门适用于因妨碍型侵犯著作权行为导致著作权被侵犯而需要救济的场合。

三、完善我国著作权法的理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积极鼓励和促进著作权人自己更好、更主动地使用其作品，行使其著作权，从而充分实现其权益。

第二，有利于强化著作权的性质和法律效力。在著作权法中专门规定妨碍型侵犯著作权行为及排除妨害等民事责任，有利于更加突出和强化著作权的性质和法律效力。

第三，有利于充分体现和发挥著作权保护制度的价值，增强著作权保护的救济效果，更好地发挥著作权法的作用，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