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史家刘若愚及其《酌中志》
明代宦官史家刘若愚及其《酌中志》
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基地班2000级郑威
【内容提要】本文详细考证了明代宦官史家刘若愚的生平及其所著《酌中志》的写作与流传状况，分析了这部独特的历史著作的史学价值，认为《酌中志》保留了大量明中后期的宫廷文献，具有真实性、独一性和全面性的特点,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宫廷专史。
关键词：宦官；刘若愚；《酌中志》
明朝自宣宗始，设置“内书堂”，间选十岁左右的小内侍入读，以儒家传统道德文化教习之，又以二十四衙门之首的司礼监掌批硃大权，“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1](卷16《内府衙门职掌》，p93)入读的小内侍，“不三五年即有成效，十年内外国家自享真才之用。”[1](卷16《内府衙门职掌》，p98)优者入司礼监，其他分入各监司衙门。
可见，政治运作使得宦官普遍知识化，他们中的佼佼者也取得了一定的文化成就，而史学界于此关注不足。1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浅谈史学史上少有的宦官史家刘若愚及其著述《酌中志》。
一、刘若愚生平考
有关刘若愚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刘氏本人所著《酌中志》一书，下面列表，以考其生平。
时间（农历）事件
万历甲申二月（1584年2月）出生于“直隶延庆州左卫”[2](卷25《<远志之苗>序》)；名刘时敏。父刘应祺（1560—1605），武将，历升“辽阳协镇副统兵”[1](卷23《纍臣自序略节》)2（第215页），母胡氏（1560—1637）（第215页）。
幼年时期（1584年2月—1598年7月）习儒业。其间“十余岁便随先将军（其父）宦辽阳，寓三年。”[1](卷7《先监遗事纪
略》，p41)
万历戊戌七月（1598年7月）“悖父兄之教，感异梦而自宫。”（第208页）
1598年7月——1601年6月“废儒业，读医术，习养生家言。”(第208页)
万历辛丑六月（1601年6月）“遇例选入皇城”(第208页)，隶太监陈矩名下，由陈矩掌家太监常云照管。
1参见冷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宦官研究综述》，见《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吴悟《十余年来对明代宦官的研究综述》，见《文史知识》1992年第3期；《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江苏人民出
版社1981年版）之“宦官”条。
2注：此表中未注出处、只标页码者皆出自此卷。
1601年6月——1609年于司礼监中做事，“该班则供抄誊之役，下班则习字读书”(第208页)。
受陈矩影响颇大，“又得外受先师顾太史老先生之教为多”3(第208页)。1609年升司礼监奉御。
万历辛亥冬（1611年冬）“为常太监云诖误墩锁”4（第209页），被免官。
3刘若愚言：“先师讳天竣，号开雍，南直昆山人。”(第208页)按：《明史》卷224《孙丕杨列传》云：“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竣，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竣昆山人也。”
（第5904页）故顾天竣时为万历间清议派昆党之魁。
4按：陈矩去世（1607年）后，“神庙推恩将掌家常云升乾清宫管事，后掌针工局印。”（《酌中志》卷
7《先监遗事纪略》，第39页）《明史》载：“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牌子常云独办。”（卷305《宦官列传二·陈矩传》，第7814页）即陈矩逝后，万历帝对其掌家常云恩遇有加，命其独办御食，而无下罪惩治字样。但刘若愚书中有多处提及被常云“诖误墩锁”（参见第40页、第209页、第211页），而对原因语焉不详，存疑。但可知刘若愚并未因此入狱，书中有记，这十年间，他“抱罪无所事”，就“购得《十三经》、《二十一史》，日批玩之。”（卷7《先监遗事纪略》，第40页）显然非带枷之人所能办到，故可推测其被免官赋闲的可能性最大。
5【明】李清：《三垣笔记》之《笔记上·崇祯补遗》（第42页）载刘若愚“后竟毙于狱”。《明史》载
刘若愚“久之，得释。”（《明史》卷305《宦官列传二·王体乾附刘若愚传》，第7826页）。本文赞
同前一种说法。证据一：李清（1602——1683），仕崇祯、弘光二朝，于崇祯11年（1638年）至15年
（1642年）任刑科给事中，（参见此书《自序》，第3页），他作此书是“举予所闻见，以笔之书，非1611年冬——泰昌元年（1620年）赋闲在家，读书。“购得《十三经》、《二十一史》，日批玩之。”[1]
(卷7《先
监遗事纪略》，p40)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即位时
“始释，升司礼监写字奉御。”(第209页)泰昌元年(1620年)，熹宗即位时
“侍高太监时明，后升（司礼监）监丞。”(第209页)泰昌元年(1620年)熹宗即位时——天
启四年（1624年）“随高公居住西直门街私宅，日侍左右”(第209页)。其间，天启元年（1621年）冬，“自司礼监被魏忠贤退于御马监”(第209页)，随后，又“被王体乾
退于（御马监）外厂”(第212页)。
天启四年（1624年）
“被李永贞自高公宅内夺去答应”(第209页)，被迫加入魏党。天启四年（1624年）——天启
七年（1627年）9月“李永贞取（刘若愚）入内直房，主笔札。永贞多密谋，若愚心识之，不敢与外廷通。”[3](卷305《宦官列传二·王体乾附刘若愚传》，第7826页)其间，“因在永贞直房目击
耳闻，无可奈何，复改今名若愚。”(第211页)
天启七年(1627年)
9月——11月
崇祯帝即位，魏党势力开始受到打击，刘若愚“于德胜门内先监陈公会馆居住。”(第210页)天启七年(1627年)11月17日
“中书周大成将若愚姓名送与杨维垣”(第210页)，被御使杨维垣所参。天启七年(1627年)12月14日“奉圣旨：‘御马监外厂太监刘若愚，着降作净军，发去南京孝陵卫种菜。’”
(第210页)
天启七年(1627年)12月16日
自北京南行，崇祯元年“正月初十日，交孝陵西园收管。”(第211页)崇祯元年（1628年）二月晦为台中刘重庆所参。自辩曰：“具疏者虽刘，然授稿者杨（维垣）与霍
（维华）也。”（第211页）
崇祯元年（1628年）五月初一
“逮入刑部狱。”（第211页）崇祯元年（1628年）6月20日—7月
16日
刑部多次会审，最终判“刘若愚秋后处决。”（第211页）崇祯元年（1628年）5月－崇祯14年
（1641年）
被囚于狱中，并“作《酌中志》以自明”[3](卷305《宦官列传二·王体乾附刘若愚传》，第7826页)。崇祯14年至崇祯17年（1641——
1644年）之间病死狱中5，卒年不详。
二、《酌中志》的写作与流传
《酌中志》作者刘若愚并非士人，而是知识化的宦官，写作时非赋闲书斋，而是身陷囹圄，写作非为扬名身后，而是为了自救，其流传也非作者本人付梓印刷，而是由士人传抄刊行，这一切都证明了这本书的独特性。下面具体分析此书的写作与近四百年的流传状况。
1、《酌中志》的写作与版本。刘若愚“在狱中著书，乘间投上”，初名《酌中志略》。从此书纪年来看，最早的是崇祯二年，写作《先监遗事纪略》，最晚的是崇祯十四年，增补大理寺会审状况。据《自序》看，其成书于崇祯十一年，其后又多有增补删改。时人史玄记此书曰：“然有两本，今文古文随门户为升降”。可知刘若愚于宫中之时，写作了两份稿本传出，时人称“今文”与“古文”。当时较流行的为“今文”，史玄言：“上（崇祯帝）所览则今文焉。”[4](p16)这两种稿本后世皆有发现，一名《酌中志略》，为清代全祖望所藏，其云：“予家旧藏《酌中志略》原稿，为刘若愚手写本，其中涂窜颇多，与近本间有不同。”
[5](卷17)一名《远志之苗》，清顺治乙未（1655）年进士汪琬所藏，其云：“若愚自辩颇力，在狱中纂此书，所述妖书及客魏始末最悉。卷首曰：‘寺人小草’，又曰：‘远志之苗’，与《酌中志略》大同小异，此盖其稿本也。”[2](卷25,《<远志之苗>序》)
2、《酌中志》的流传。刘若愚设法将此书由狱中上传至刑部，希望能为自己洗脱冤屈。时刑科给事中李清云：“予于朝审时犹及见之狱中所著《酌中志略》”[6](《笔记上·崇祯补遗》,p42)。自刑部传出后，因此书所记多为士人所未闻之宫廷事，故“初时志略秘密，士大夫宝为异闻，后流传稍广。”[4](p12)由于“当时谈明代宫禁掌故者，颇重其书，故传抄本极多。至展转传抄，或割裂而为或又更改为他名者，往往而有。”典型的例子是《明宫史》的出现：“吕毖编次之《明宫史》五卷，实即《酌中志》第十六第十七《内臣职掌》、《大内规则》等卷。”并于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另有“北京图书馆藏有钞本《芜史》小草，坊间刊本《明宫
予所闻见，不录也。”（《自序》，第3页）“以得诸目见者为本书，其闻而知之者则为附识。”（《序》，第1页）其所记《崇祯补遗》属“本书”，为“目见者”，亲眼所见，不应有假。证据二：李清记曰：“予于朝审时犹及见之狱中所著《酌中志略》，……然此博洽宏才，而迫于太监李永贞唤召，又知永贞必败而不能见机托病去，致自罹网罗，可叹也。后竟毙于狱。”（第42页）故可知李清曾亲自参与过刘若愚的朝审，对刘后来的境况，即死于狱中也很清楚。证据三：《酌中志》书中留下的最晚纪年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四月二十日（该书第213页），而李清的任职至1642年，故时间上李清可以成为刘若愚之死的“目见者”，而刘的去世时间为1641年4月20日至1642年李清任期结束的可能性最大。证据四：【明】史玄：《旧京遗事》曰：“上法网高张，若愚免绞。”（第12页）谢国桢所记：“魏珰败，永贞被诛，并坐若愚大辟，得减等。”（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第111页）都未述及被释之事，只叙及减罪免死等。据上，笔者认为《明史》有误。
史》，实均此书。”[7](p111——p112)61963年北京出版社曾将《明宫史》与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合刊出版，1980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校刊重印。清代存有康熙内府抄本与道光二十五年海山仙馆丛书本，北京古籍出版社在1994年据二者互校为新版《酌中志》，2001年与《长安客话》合刊重印。
三、《酌中志》的史学价值
《酌中志》并无华丽的文采和深邃的思想，却流传了几百年，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保存了明代，尤其是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宫廷史料。诚如刘若愚所言：“文章家必笑其俚，在史家自存其质也。”[1](《自序》p1)时人李清亦言：“叙大内规制井井，而所记客氏、魏忠贤骄横状，亦淋漓尽致，其为史家必采无疑。”[6](《笔记上·崇祯补遗》,p42)
《酌中志》共二十四卷，可分为七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自身的价值。
第一部分，包括卷一、卷二，主要记述万历三十一年的“妖书”事件，这在正史、实录、文人笔记中仅有少量记载，或首尾不全，或叙之不详，或相互矛盾，刘若愚把“妖书”，即《续忧危竑议》原文托出，并将此事件的发生、发展细细道出，为诸史所无。刘若愚将此事件列于书首，有明确的撰史目的。他说：“夫此《续竑议》也，或史馆亦不曾具有全文，士绅仅传其名，实不能睹原书为何等语也。”[1](卷1《忧危竑议前纪》，p1)这部分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史料保留的独一性。
第二部分，包括卷三、卷四，主要记载天启、崇祯二帝幼年、即位之初的诸多事件，又以二帝的生活逸事为主，所记细微生动，于其中又能看出二帝的性格特征。正史所记帝王仅是一个权势的符号，而此书则把帝王当作了有血有肉的“人”来叙述，是撇开政治认识帝王的良好素材，体现了撰史的全面性。
第三部分，包括卷五至卷七、卷九，记述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司礼掌印太监、提督东厂太监的更替，各太监的性格、喜好等，又以记载其先监陈矩与魏忠贤当权前的正监王安为主。可以视为诸宦者的列传，可补正史宦官传之不足。
第四部分，包括卷八、卷十至十五、卷二十四，以魏忠贤为主线展开。主要陈述魏忠贤本人、客氏、宫中魏党的各自出身、经历，魏党如何迫害宫妃、太监，阉党如何乱政，以及阉党与东林诸党、廷臣的斗争等。作者从多方面揭示魏忠贤及其党羽的罪行，同时也力求为自己开脱。这部分的价值在于以内廷而不是以外廷的斗争为主体，以目击者的身份指斥魏党。
第五部分，包括卷十六至二十，记述宫中的二十四司职掌、宫廷建筑的分布及各自用途、内府的刻板、宫中服饰与饮食规定等。其中关于宫廷刻书的内容为至今所存的有关于此的唯一史料，所述“宫殿规制”则是现存罕见的研究明代宫廷建置的最系统资料。
6按：《明宫史》据《酌中志》第十六至二十卷编为金、木、水、火、土五集。
第六部分，包括第二十二卷，记载宫中的见闻琐事，主要对宫中各具特色的太监的文化生活、思想状态作了细致的记述，有助于观察当时的宫廷百态。
第七部分，包括第二十一、二十三卷，叙述自己的身世、家世，在替自己叫屈的同时，亦为其父刘应祺鸣不平。在记述其父与辽左的关系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认识到辽东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具有明显的前瞻性。
总体上看，《酌中志》的史学价值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该书提供了研究明后期宫廷政治、社会、生活史的重要文献。刘若愚在书首的《自序》中言：“假我数年，当有可观，兹略具二十三篇，以备遗忘。”[1]（《自序》，第1页）这一写史意图使此书保留了明后期大量的宫廷原始文献。
2、是关于明后期宫廷的专史。《明史》及实录等官修史书，以政治为主线勾勒历史；明人笔记野史亦多庞杂，各类见闻混为一谈。《酌中志》则与众不同，是一部难得的宫廷专门史。
3、史料保留的独一性与真实可信性。本书所记载的明后期的宫廷之事，朝官一般很难详悉，而正史更鲜有涉及，抑或记载不全。李慈铭言其“所记事迹本末颇详，又多载全文，如《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等，……至郑贵妃刻《闺范图说序》及皦生光本末则它书所无；纪内臣职掌大内规则，内臣服佩，多史志所未详。胪列冯铨丑状，亦甚详尽。”[8]（丙集）此言其叙事详尽，有他史所无之独一性。刘若愚自序曰：“谨以见闻最真，庶可传信。”
[1](《自序》，p1)谢国桢亦云其所记“皆记有本原，可资考证。”[7](p111)此言其叙事之可信性。
4、历史记录的全面性。宫廷史不应该仅是帝王权宦、后妃佳丽的历史，它也应该是一部以普通宦官与宫女为主体的宫廷社会史。古之史家，为帝王传、为权珰传、为后妃传，而于此则几乎无人涉及。就明代而言，对当时宫廷生活记述较多的仅见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但他于宫廷生活的记载仅资借耳闻而已。刘若愚以宫廷社会人的身份记述自身的生活空间、人情世故。这些记述在《酌中志》中占了大部分的篇幅，向人们勾勒了一幅后宫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与现象。此为《酌中志》全面性之所在。
刘若愚虽冤死狱中，《酌中志》却不断再版，并以其独特的价值流传至今，亦可谓不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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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宦官刘瑾综述
明朝宦官刘瑾 刘瑾是明代最值得注意的太监。一方面，在他当权期间，制度为之大变，“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①。另一方面，他执政所包含的内容，比他之前的王振和他之后的魏忠贤都要丰富得多，史家对刘瑾执政也要比对魏忠贤、王振专制更加重视。 “八虎”之首景泰二年（1451），陕西兴平县一个姓谈的农民家中，生下一个男儿，几年以后，他被净身送入宫中，投靠一刘姓太监，按照当时的习惯，改姓刘，这就是刘瑾。关于刘瑾在孝宗以前的活动，记载甚少。或曰，他在内臣李广引荐下，选入东宫，侍奉皇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②。也有说他曾“坐内臣李广奸党充南京海子口军，夤缘起用。乾清宫灾，复发配，又召回佥书”③。在朱厚照的周围，有八个对他有影响的太监，即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和刘瑾。朱厚照即帝位，这些人立即受到重用，称八党或“八虎”。或去高凤，张永改张兴，称“七党”。刘瑾任钟鼓司太监、不久，升为内宫监太监，总督团营。正德元年（1506）六月，提督十二营操练。 “八虎”以游戏引诱武宗，日进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把武宗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这一点很为外朝官僚忌讳和反感。由英国公张懋领衔，五府六部等衙门官联名上疏谏劝武宗，工科给事中陶谐也因灾陈言：“陛下当夙夜恐惧，增修德政，以回天意。奈何视为泛常，倾耳于太监丘聚、魏彬、马永成之流。”①陶谐的疏中未专门提到刘瑾，显然，这时刘瑾的权势尚未显赫。 刘瑾的才干高于其他人。王鏊《震泽纪闻》中有两段记载，一段说，刘瑾“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一段说，刘瑾“少狡狯，颇识字书，略知古今，特称为利嘴耳”。不甚识文义和颇识字书，有些矛盾，利嘴则是一致的，这是刘瑾的一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官场中大有用场。刘瑾的另一个特点是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尝慕王振之为人，在孝庙时愤郁不得志，每切齿”②。群臣的弹劾给刘瑾创造了机会。他对其他宦官说：“使瑾入司礼，可使科道结舌，文臣拱手。”③他对武宗说：“弘治间，朝权俱为司礼监、内阁所掌，朝廷不过虚名而已。如天下镇守、分守、守备等项内官皆司礼监官举用，大受贿赂。如不信，只将司礼监掌印太监抄了，金银可满三间房屋。若将天下镇守内臣取回，别用一番人，令彼各备银一二万两，进上谢恩，胜赂司礼监。”④于是，“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 ①《明史》卷三○六《阉党》。 ②王鏊：《震泽纪闻》。 ③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五《刘瑾》。 ①《明武宗实录》卷十四，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③王鏊：《震泽纪闻》。 正德元年十月，宫廷内外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外朝大臣必欲铲除“八虎”。内阁、部院、科道等官纷纷上言，文学名士李梦阳为户部尚书韩文起草的奏疏最为严厉，称“此辈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私，而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业，在陛下一身”，如不治罪，“将来益无忌惮，必患在社稷”①。武宗读到这份奏章以后，“惊泣不食”。外朝官僚得到另一派太监王岳等人支持。武宗派他们与内阁联系，商议处置刘瑾等宦官的办法。 刘瑾与外朝的联系也起了作用。一说刘瑾“素与李阁老东阳有旧，重其诗文，密以韩文等所劾询之东阳，得其大略”②。一说“韩文将率九卿劾刘瑾，疏当首吏部”，吏部尚书焦芳得到消息，即“驰曰瑾”。不论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消息，刘瑾都预感到大祸将临。他率“八虎”跪伏在皇帝前，哭泣说：“非上恩，奴侪磔喂狗矣。”又说：“害奴侪者乃王岳。”武宗问其故，刘瑾说：“岳前掌东厂也，谓谏官诸先生有言第言。而阁议时，岳又独是阁议，此其情何也？”他最后的结论是很重要的：“今在班官敢哗而无忌者，司礼监无人也。有则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③外朝官僚认为处置“八虎”已有了七八成把握，而刘瑾的一番话，使武宗作了相反的决断：将王岳等支持阁议的太监贬充南京净军，命刘瑾入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局面一夜间大变。 司礼监的第一号人物是掌印太监李荣，他虽位在刘瑾上，“主画诺而已”①。正德三年（1508）六月，李荣被逐出司礼监，据说是在宫中发现的匿名文帖誉李荣而短刘瑾。李荣被逐后，刘瑾自任司礼掌印太监，他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号太监。
明朝宦官演戏特点及意义
明朝宦官演戏特点及意义 戏剧发展到明代中后期，总体而言由于文人的广泛参与，多成为“案头之书”，但宫廷戏剧是非供奉帝王阅读而专以演出为目的的，依然是“台上之曲”。两相比较，后者就不如前者具有更高的文学性、思想性，但却也有一套独特的艺术特征。刘若愚《酌中志》卷16“钟鼓司”条载：掌印太监一员，佥书数十员，司房、学艺官二百余员。掌管出朝钟鼓。凡圣驾朝圣母回，及万寿圣节、冬至、年节升殿回宫，皆穿有补红帖里，头戴青攒，顶缀五色绒，在圣驾前作乐，迎导宫中升座承应。凡遇九月登高，圣驾幸万寿山;端午斗龙舟，插柳;岁暮宫中驱傩;及日食、月蚀救护打鼓，皆本司职掌。 西内秋收之时，有打稻之戏，圣驾幸旋磨台、无逸殿等处，钟鼓司扮农夫馌妇及田畯官吏，征租交纳词讼等事，……亦祖宗使知稼穑艰难之美意也。又过锦之戏，……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全在结局有趣，如说笑话之类。又如杂剧故事之类，……备极世间骗局丑态，并闺壶拙妇呆男，及市井商匠刁赖词讼、杂耍把戏等项，皆可承应。……所以制此种种作用，无非广识见，博聪明，顺天时，恤民隐之意也。……又，上元之前，或于乾清宫丹陛上安七层牌坊灯，或寿皇殿安方圆鳌山灯，有高至十三层者。……又木傀儡戏，……或英国公三败黎王故事，或孔明七擒七纵，或三宝太监下西洋、八仙过海、孙行者大闹龙宫之类，惟暑天白昼作之，如耍把戏耳。其人物器具，御用监也;水池鱼虾，内官监也;围屏帐帷，司设监也;大锣大鼓，兵仗局也。……神庙孝养圣母，设有四斋近侍二百余员，以习宫戏、外戏。……神庙又自设玉熙宫近侍三百余员，习宫戏、外戏，凡圣驾升座，则承应之。刘荣即其一也。又蔡学等四十余人多怙宠不法，自万历己亥秋，俱下镇抚司狱。至庚申秋，光庙始释，然瘐死者已十之三四也。此二处不隶钟鼓司，而时道有宠，兴暖殿相亚焉。刘若愚在介绍钟鼓司的同时连带对四斋和玉熙宫两套同样为宦 官职掌下的戏曲班子给予说明。通过把握这则详尽的文献，其中可以大致归结出明代宫廷宦官演戏的一些主要特征，并且还就宦官演戏背后的功能作用———宫俗意义等有所暗示。考究这则文献，我们将明宫宦官演戏的特征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礼乐性与典制性 (一)礼乐性 礼乐相成自古是宫廷礼仪的基本规范，通过礼乐厘正风俗继而伦理教化是我国戏剧自诞生以来就附有的基本职能。礼乐包括宴飨之礼、庆成之礼、贺寿之礼等。明初统治者重视儒术，且以礼乐规范“收拾”世道人心。按《明史?乐志》，太祖朱元璋“锐志雅乐”，且定律制宴飨礼仪，承应诸戏，并以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这和儒家“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致乐以治心”是一脉相承的。太祖所推举的士大夫家不可无的高明《琵琶记》开场白中直接标明了“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戏剧功能。赵翼对明初戏剧的这一功能一言以蔽之：“初以重典为整顿之术，继以忠厚立久远之规。”[1](P.12)郑晓《今言》卷2记载建文帝尝有诗云：“是日乘舆看晚晴，葱葱佳气蒲金陵，礼乐再兴龙虎地，衣冠重整凤凰城。”[2](P.95)礼乐之兴成为判断王国兴盛与否的一个标准。
明代宦官的原文
《明代宦官》的原文 《明代宦官》的原文 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初，明祖着令，内官不得与政事，秩不得过四品。永乐中，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马骐镇交趾，且以西北诸将多洪武旧人，不能无疑虑，乃设镇守之官，以中人参之，京师内又设东厂侦事，宦官始进用。宣宗时，中使四出，取花鸟及诸珍异亦多，然袁琦、裴可烈等有犯辄诛，故不敢肆。正统以后，则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矿，市舶织造，无处无之。何元朗云，嘉靖中有内官语朱象元云，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按世宗驭内侍最严，四十余年间未尝任以事，故嘉靖中内官最敛戢，然已先后不同如此，何况正德、天启等朝乎。稗史载，永乐中，差内官到五府六部，俱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今则呼唤府部官如属吏，公侯驸马途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至大臣则并叩头跪拜矣。此可见有明一代宦官权势之大概也。 总而论之，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然其时廷臣附之者，惟王骥、王佑等数人，其它尚不肯俯首，故薛瑄、李时勉皆被诬害。及汪直擅权，附之者渐多，奉使出，巡按御史等迎拜马首，巡抚亦戎装谒路，王越、陈钺等结为奥援。然阁臣商辂、刘翊尚连章劾奏，尚书项中、马文升等亦薄之而为所陷，则士大夫之气犹不尽屈也。至刘瑾，则焦
芳、刘宇、张綵等为之腹心，戕贼善类，征责贿赂，流毒几遍天下，然瑾恶翰林不屈，而以《通鉴纂要》誊写不谨，谴谪诸纂修官，可见是时廷臣尚未靡然从风。且王振、汪直好延揽名士，振慕薛瑄、陈继忠之名，特物色之。直慕杨继忠之名，亲往吊之。瑾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梦阳，一言而立出之狱。是亦尚不敢奴隶朝臣也。迨魏忠贤窃权，而三案被劾、察典被谪诸人，欲借其力以倾正人，遂群起附之。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又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骎骎乎可成篡弑之祸矣。 明史载，太祖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宣宗始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义（《戒庵漫笔》则谓，永乐中已令吏部听选教职，入内教书。王振始以教职入内，遂自宫以进，至司礼监。）数传之后，势成积重云。然考其致祸之由，亦不尽由于通文义也。王振、汪直、刘瑾固稍知文墨，魏忠贤则目不识丁，而祸更烈。大概总由于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辈得以愚弄而窃威权。如宪宗稍能自主，则汪直始虽肆恣，后终一斥不用。武宗之于瑾，亦能擒而戮之。惟英、熹二朝，皆以冲龄嗣位，故振、忠贤年，少仅三四年，而祸败已如是，设令正统、天启之初，二竖即大权在握，其祸更有不可胜言者。然则广树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乱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务哉。按明代宦官擅权，其富亦骇人听闻。今见于记载者，王振
二十四衙门十二太监 明朝内廷设置和太监管理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 二十四衙门十二太监明朝内廷设置和太监管理 导语：明代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管束制度、奖赏制度、病老丧葬制度等。选用制度。当时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 明代宦官有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包括选用制度、管束制度、奖赏制度、病老丧葬制度等。 选用制度。当时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明代曾规定，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待收补之日选用，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课以重治，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但是，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录用宦官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 管束制度。在明朝初年，明太祖明确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与政事”。除此之外，明廷还曾陆续制定了一些有关宦官管束惩罚的具体制度。宦官犯法，照例由司法机构逮问治罪。或下刑部狱，或下都察院狱，或下锦衣卫狱，并由法司议罪。为了惩治宦官在外犯法，明廷还特意强调了“有司”惩治犯法宦官的职权。对犯法宦官的惩罚方式，主要包括死刑、籍家、革职、革荫、降职、调斥、杖笞等。 明宣宗赐宦官银皿奖赏制度。宦官因功劳或因受到君主宠幸，除擢升官职外，其他奖赏方式还有赐金银、加禄米、赐免死诏、赐印记、赐敕旌励、赐祭赐祠、父母授(赠)官号、弟侄族人荫官授爵等。 病老丧葬制度。宦官年老有病，多退居京城内外各寺庙，供给柴米、生活常识分享
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2007年 第9期兰 州 学 刊No.9 2007 总第168期Lan zhou xue kan General.No.168 ?明清史研究? 明代宦官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齐 畅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明代宦官研究是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明代宦官制度的全面研究和公正、客观的评价,是透视明代国家机制运行和推动明史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突破口,文章通过梳理和分析前辈与时贤对这一传统政治史课题的研究,提出三条反思的途径:一是对于宦官的道德评价问题;二是国家权力网络中的宦官群体研究;三是宦官与民间社会的新视角的运用与深化。 [关键词] 明代;宦官研究;问题;反思 [中图分类号]K24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9-0161-04 作者简介:齐畅,女,吉林长春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 宦官问题向来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传统史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的宦官制度据文献记载可上溯到西周时期,之后便伴随着整个古代社会,并且在汉、唐、明三代宦官专权达到了高峰。 回顾20世纪以前,即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兴起之前的宦官史料,历史上对宦官的记载多延续正史的书写方式,形成了对宦官极度鄙夷、大加贬斥的社会舆论传统。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刑余”之身为儒家士大夫所鄙视。如《后汉书?宦者列传后论》所载:“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晕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其次,在士大夫的眼中,阉人之流的道德修养,跟他们的生理一样都存在缺陷。明代统治者朱元璋也曾说过“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1];最后,也是当今的史家在研究宦官问题时仍难以摆脱的模式,即宦官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被剥离出来,被定名为传统社会的一颗毒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对宦官的评论代表了传统史家的思维模式:“奄宦之如毒蛇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2] 显而易见,在士大夫们所撰写的史书中,儒家道德是评价人物的标准,宦官“刑余贱隶”的身份参与到政权中来,注定其成为“乱政”、“误国”的罪魁祸首。因而,20世纪以前的旧史学研究模式下,对宦官的记载和研究体现了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即“以史为鉴”,防止宦官之祸造成君权旁落。 对于宦官这样一个传统政治史的重要课题,前辈与时贤旨趣各异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蔚为大观。笔者以为,在赵世瑜以社会史为范式来审视明代宦官政治的研究以前,学界对明代宦官的研究,依据其研究旨趣与问题意识的差异,大致可以沿循政治史、社会史两种学术理路展开追述。而其研究的背后仍受传统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束缚,这种传统意识形态与政治史视角交叉作用于当今学者对宦官问题的研究当中。 一、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问题研究 20世纪以前的旧史学———我们称之为传统的精英政治史———是特定历史时代及其学术需求的产物。当历史学只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时候甚至还需要披上神学的面纱的时候,这种史学就只能是政治史。鲁滨逊概括说:“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因为君主的政策、他们所发布的法律和进行的战争,都是最容易叫人记载下来的。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人们最值得知道的过去事实,都是同国家的历史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兰克、德罗生、毛兰勃莱克、傅利门等人都把政治史看成真正的历史。”[3]“这种情形体现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上,那就是历史著述的主要内容都是政治史,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包括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同时尽量从政治方面去解释历史。”[4] 进入20世纪后,传统史学还有很大影响,但新的研究方法、史学理论和史料的运用使得史学研究与传统史学已有很大的不同。这同样体现在明代的宦官研究中,但鲜明的政治史范式的色彩,政治制度的研究角度,直到今天仍是研究者的主要视野,宦官专权乱政仍为研究者所青睐。 (一)关于明代宦官专权的研究 有关明代宦官制度的研究内容,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为学界所关注。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首推丁易所著的《明代特务政治》一书。该书是论述全部明代特务系统的,但实际上却以宦官制度和宦官活动为主体来进行研究,可以说是一部传统政治史范式下的典型力作。 其特点有三:1.从史料上来看,是以丰富的政治史料为依据,未突破传统文本史料范围;2.从研究理论上来看,运用了现代阶级分析的理论套用于明代宦官的研究,正如作者在原自序中所写到的“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恰好明代是特务最为凶横的朝代”,所以借以隐射“蒋帮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企图通过明代特务政治的叙述来描绘出明代以帝王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政治压迫的全貌。”[5]另外,我国明代历史
朱元璋怕宦官专政为何明朝却成为太监帝国
朱元璋怕宦官专政为何明朝却成为太监帝国 标签：百家讲坛明朝朱元璋宦官专权分类：精品荟萃2010-06-16 09:43 朱元璋怕宦官专政，为何明朝却成为太监帝国 ■长青 【载于本刊蓝版2010年第四期】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历朝历代，能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2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9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明代的宦官虽然不如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的宦官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能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
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了天下。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这显然不仅是赵匡胤一个人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都已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他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内臣不得擅自做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他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在围攻南京时，又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
浅析明朝宦官制度的发展及成因
目录 摘要 (2) 皇权的困境 (2) 明朝宦官制度发展 (3) ?朱元璋时期的宦官制度 (3) 空前的封建专制独裁者 (3) 对宦权的限制 (4) 洪武时期内官结构 (5) ?永乐时期的宦官制度 (6) 背景 (6) 东厂----开启宦官特务活动方便之门 (6) ?明朝中后期的宦官制度 (7) 西厂----短命的特务机构 (7) ?总结 (8) 明朝宦官的历史影响 (8) ?强化封建专制，激化社会矛盾 (8) ?宦官干预经济领域，动摇社会根基 (8) ?宦官监军，腐蚀军队 (8)
明朝宦官专权的原因 (9) 摘要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古代，皇帝要加强集权统治会重用另一部分他认为对自己没有威胁的力量。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些力量绝对不能真正的解决皇帝的威胁，往往成为君权最大的威胁。这就有了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的外戚专政，宦官专权，后宫干政。这些力量有时比文武百官结合而成的官僚集团更加可怕。宦官专权的罪魁祸首就是皇权，是封建主义制度。只要皇帝制度存在，宦官专权就有条件再度兴起。不改变制度，就无法铲除宦官专权。 关键词：宦官专权皇权封建主义中央集权 皇权的困境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古代政权，专制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之上，皇帝之下有百官辅助执政。百官的权利都要依附在皇权之下，但是，在官僚体制之下，为人臣的臣子总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利用职权，维护着自己的利益。这些对封建君主的专制权力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在权力顶端的皇帝一方面认为自己的权利不可侵犯，容不下自己的臣子在自己的眼皮下乱用权势。一方面受到天下苍生受之于肩的责任感驱使，阻止乱臣危害天下。就会想要加强君权，加强中央集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皇帝自然会重用另一部分他认为对自己没有威胁的力量。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些力量绝对不能真正的解决皇帝的威胁，往往成为君权最大的威胁。这就有了我们在历史中经常看到的外戚专政，宦官专权，后宫干政。这些力量有时比文武百官结合而成的官僚集团更加可怕。 结合以上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两个因素决定这宦官专权的形成。第一个是皇帝感受到的官僚集团对自己君权的威胁程度，皇帝觉得他们对自己威胁越大，就越有可能提拔宦官成为自己的心腹，并授予他们特权，利用他们去制约朝中大臣。另一个因素来自于君权与官僚集团的力量对比，前一个因素决定了皇帝提拔
明朝最牛掰的十大太监你认识几个
明朝最牛掰的十大太监，你认识几个？ 提供不浪费时间的阅读Time 来源〡在下王焱ID:wxb1217022491作者〡王焱 太监，又称宦官。专指男子被阉割后，丧失了性能力，成为不男不女的阴阳人，烂屁股。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太监一直被视为封建政权的毒瘤。鉴于历史，明太祖朱元璋唯恐宦官专权，于是在洪武（明太祖朱元璋年号）十七年，老朱专门铸造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上书十一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但老朱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呕心沥血创建的大明王朝，恰恰被耻笑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明朝自永乐（明成祖朱棣年号）朝太监逐渐得势算起，一直到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号）皇帝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太监们熙熙攘攘，你来我往，活跃在大明王朝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01、郑和，明朝著名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1371年-1433年)，原名马和，小名马三宝，回族，云南昆阳人。郑和出生于洪武四年，十岁时被进攻云南的明军副统帅蓝玉（就是那个给朱元璋带了绿帽子，最终被朱元璋以谋反罪五马分尸的一代名将）掠到南京，阉割成太监后，进了燕王朱棣府上当差。靖难之役中，郑和为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朱棣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郑和为姓，以纪念战功，
史称'郑和'。并升任郑和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朱棣对他十分信赖。1405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宣德（明宣宗朱瞻基年号）六年，明宣宗朱瞻基钦封郑和为三宝太监（金庸在修改《笑傲江湖》时，将“葵花宝典”的作者改为三宝太监）。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赐葬南京牛首山。02、王振，大明王朝第一个专权乱政的太监王振（？-1449），汉族，河北蔚县人。王振这货是个知识分子，识文断字，做过教官。但这哥们觉得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自己而言有些不靠谱。于是乎便挥刀自宫做了太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哥们绝对没有练习《葵花宝典》或者《辟邪剑谱》之内的高深武功。王振为人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入宫后，宣宗皇帝很喜欢他，便任命他为东宫局郎，服侍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英宗登基后，王振脱颖而出，逐渐专权，几年间便权倾朝野。一代名相于谦，因为进京朝拜皇帝时没有给王振送礼，便被王振罗织罪名，关进了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来在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的压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谦死罪。并向外宣称，抓捕于谦是个误会。要怪就怪于谦的名字起的不好，偏偏跟得罪自己的一个屌丝同名同姓。正统（明英宗朱祁镇年号）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大军进攻大同。王振怂恿正统皇帝亲征，结果正统被瓦剌人俘虏，明
试论明朝宦官专权的作用与影响
浅论明朝宦官专权的作用与影响 学院：文史学院 班级：10级人文教育（1）班 姓名：冯丽 学号：20103030106
浅论明朝宦官专权的作用与影响 摘要：在探讨古代政治史时，宦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由于宦官接近中枢政治的天然优势，无论是宦官势力发达的东汉、唐、明几代，还是势力不甚发达的其余诸朝，宦官的身影总是在政治舞台上时隐时现。明朝宦官之所以不同于先前各个朝代的是，他们的用事最久，握有的朝权极为深广。本文主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论述了宦官专权曾对明朝产生的重大作用于影响。 关键字：明朝宦官专权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是为宦官专权乱政最严重的时期之一，“奄寺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命之为烈也。汉、唐、送有干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有奉行奄宦之朝政；今有奉行奄宦之朝政，明朝是也。”（《明夷待访录·奄宦上》）宦官专权，曾对明朝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作用与影响。 （一）宦官专权对明朝社会的破坏作用 明朝的宦官专权，延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危害程度深。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内，均可明显看到宦官专权所带来的严重破坏作用及影响。 明朝宦官在政治上的破坏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架空内阁，排除异己，严重消弱了明朝的统治力量。明朝的宦官专权，侵夺了内阁之权，“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指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明史·职官志序》）。宦官的擅政专权，一方面压制了外廷政府的作用，使得那些力图有所作为的朝臣收到多方掣肘；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庸官俗吏的出现，使得外廷政府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明朝的许多阁臣和尚书毫无才干学识，在位期间“无所规正”，故被时人称为“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明史·刘吉传》）；有的在皇帝召见时提不出任何政见，唯知“叩头呼万岁”，时人谓之“万岁阁老”（《明史·万安传》）；有的“琐琐无能，在阁中饮酒谐谑而已”（《明史·焦芳传》）。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都是同宦官架空内阁、相权转归寺人分不开的。此外，明朝宦官专权期间，还通过操纵厂卫之权，侦缉密探，攀染诬陷，大肆排除异己。如魏忠贤得势时，“欲尽杀异己者”，大兴东林党狱，造成了“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明史·魏忠贤传》）的局面。明朝宦官的上述种种行为，极大地损害了外廷官
明朝靖难之役中宦官与宦官的较量
明朝靖难之役中宦官与宦官的较量 2014-10-30 11:32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吴思柏1955次点击:我要评论 来自南北双方活跃的宦官比比皆是，甚至影响着战局的发展;为何在战争之后，他们的功绩又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下无影无踪，是真的微不足道，还是另有隐情? 原题为：明朝靖难之役中的隐秘战线——宦官与宦官的较量 靖难之役是明朝建国后第一场皇室内战，也是明朝唯一一次由挑战者获胜的帝位争夺战争。同样，在中国帝制时期，尤其是在更加注重继承伦理和统治合法性的汉人政权时期，类似这样的由藩王发起的对合法继位君主的挑战也是罕有成功的，从西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西晋的八王之乱、南朝的宋室内乱，再到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和重俊、唐隆、先天之变，我们可以看出几乎相比于斧声烛影般隐秘的宫廷阴谋，将帝位争夺的野心诉诸于全国范围的兵刃相见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国家的凝聚力和实力，同时对于帝位的染指者们来说也是成功机会渺茫的风险事业。 在明朝近两百八十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内战的大规模藩王叛乱至少有四次，除了靖难之役外，宣宗皇帝朱瞻基时期的汉王朱高煦叛乱、武宗皇帝朱厚照时期的宁王朱宸濠、安化王朱寘鐇叛乱，无一例成功，可见藩王举事难度之大。 即使是通过靖难之役成功登上大典，开辟永乐时代的朱棣，也是无数次与失败和覆灭擦肩而过才换得最后的成功。朱棣的成功除了他在军事上杰出的领导能力之外，另一个为后人称道的地方是他的知人善任，相比南军的废物统帅，贵胄勋臣之后李景隆，北军的朱能、张辅无不是能征善战之辈，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下级军官出身。 朱棣的不拘一格用人才还体现在他广为诟病的对宦官的信任和拔擢，我们所熟知的郑和就是在靖难之役中展露的头角。明朝自朱棣之后宦官集团的权力日炙与建国初期朱元璋对宦官的压制形成了鲜明的讽刺，而后世学者无不将原罪归结于朱棣对宦官在靖难之役中的过分恩宠。 然而真相不会就这么简单。作为对立方的朱允炆也不是朱元璋禁锢宦官权力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甚至相比朱棣，他对宦官更加信任和依赖;郑和以靖难扬名，但他绝不是靖难中大放异彩的宦官群星中闪耀的一颗，来自南北双方活跃的宦官比比皆是，甚至影响着战局的发展;为何在战争之后，他们的功绩又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下无影无踪，是真的微不足道，还是另有隐情? 这些疑问，我将试图抽丝剥茧，一一为您还原600多年前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代与唐代宦官专权之比
明代与唐代宦官专权之比 内容摘要：明代与唐代的的宦官专权有很大的不同，明朝宦官的兴衰荣辱都还操持在皇帝手里，他们无法染指军权，只能作为监军，权力大时，横行朝廷，嚣张一时，但一旦皇帝下定决心铲除，强大如阉党一朝土崩瓦解；而唐朝的宦官掌握了军权，可以废皇帝、改立皇帝、可以杀皇帝、可以囚禁皇帝，权势之大难以想象。 关键词：明代，唐代，宦官专权 说起宦官专权，人们首先想起的是明朝的宦官们，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在某些人看来，明朝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但我个人认为，明代的宦官问题被夸大其辞了，论事实，明朝的宦官远远不能和唐朝相比。它不是以前朝代宦官问题的重复，而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的结果，明朝的宦官只不过是皇帝推出前台和文官集团作斗争的一件工具。 唐朝的宦官专权 提到唐朝，大多数人都必曰“盛唐”，将其与汉朝并列，所谓“强汉盛唐”，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这种法并没有错，唐朝的文治武功及其影响力，是完全配得上这个名声的。但是唐朝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就是前后反差
巨大，它的耻辱与光荣是同样的出类拔萃。所以“盛唐”两个字并不能概括唐朝全貌，相反，这两个字造成了对唐朝历史的片面认识。 事实上，唐朝后一半的历史是耻辱的历史，但唐朝的耻辱又与晋朝宋朝这些朝代不一样。所谓“夷狄之夺，晋宋是也；奸臣之篡，汉唐是也。”唐朝之耻来自内乱，而且乱得空前绝后，没有哪个朝代的内乱能比得上唐朝。举个简单的例子，唐朝首都共九次沦陷。这个数字在历朝历代中遥遥领先，其余没有一个朝代的首都沦陷次数能达到唐朝的一半。仅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无力管理国家，南衙北司之争、中央与藩镇的战争、藩镇之间的混战、各种农民起义，各种内乱不断发生，而宦官的势力也在安史之乱后不断膨胀。 宦官专权其实是唐代中后期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但相比于东汉和明代的宦官之祸，唐代宦官的专权无疑更加了得，因为他们不仅间接掌握了部分“皇权”也就是中央权力，而且独以掌控兵权。有唐一代，宦官对内掌握禁军，对外出任各藩镇的监军。自李辅国起，每一朝权势最强的宦官必然掌握禁军，发展到后来成为“权阉四贵”，就是两神策军中尉和两枢密使。 其实在唐初，唐太宗鉴于前世之弊，对宦官严加抑制。不任以他事，只负责门户守御、廷内扫除、饮食供给之类琐事，
明朝宦官汪直
明朝宦官汪直 汪直是瑶族人，先世居广西桂平西北的大藤峡。因先人反叛明廷被抄家。汪直幼年净身入宫为宦官。 ①成化时，他先充昭德宫内使，侍奉万贵妃，后迁升为御马监太监。 成化十二年（1476），宫中出现一件怪事：以符术勾结太监的平民李子龙出入禁中，且与宫女通奸。 ②这起严重的事件引起宪宗想知晓宫外之事，以及宫中与宫外联系的欲望。东厂原来就是由宦官统领的专门为皇帝私人服务的侦缉队伍，但他还感到不足，又挑选干练的宦官另设置西厂。 由于宪宗信任汪直，其为人“便黠”被选中，提督西厂。西厂比东厂权势更大，“所领缇骑倍东厂” ③。所侦伺的范围，“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民间斗署鸡狗琐事，辄置重法”④，以致“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⑤。内外大臣也无不受到威胁。据阁臣商辂说：“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逮问，直擅抄没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边城要害，守备俄顷不可缺，直一日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擅收捕。诸近侍在帝左右，直辄易置。”⑥对西厂的作为，朝臣由“惴惴不自安”而形成强大的反抗力量。内阁大臣们首先发难，商辂的奏疏提出“收回伺察之人，诛逐奸邪之辈”，这样，“自足以颐情而养神”，“安邦而定国”①。太监怀恩也支持大臣们的主张，宪宗不得不在成化十三年（1477）五月罢西厂，但他对汪直的信任未减。一个月后，九年考满而不得升用的御史戴缙上疏，赞颂汪直缉捕奸恶赃贪，禁革宿弊，“皆允合公论，足以服人而警众”②。宪宗罢西厂本是不得已的举动，藉此倡言，马上再开西厂。汪直利用西厂，加强对官员的侦缉，压制反对他的官员。数年间，应天巡抚牟俸、兵部右侍郎马文升等被谪戍，兵部尚书项忠被除名，阁臣商辂罢免，科道官五十六人受牵连。 从以下事例可见西厂和汪直本人的权势。 左都御史王越原是较早巴结汪直的亲信。吏部侍郎尹■通过王越也与汪直结交。一次，王越先入，谈论之际，不觉伏于床下。尹■也照样拜伏于地。所以京师有歌谣云：“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 ③成化十四年（1478），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内使下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他便诈称汪直。自芜湖、常州、苏州，而杭州、绍兴、宁波，他所到之处，有司争相奉承，连市舶司内官也不例外。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他南下直至福州诈骗，被福建镇守太监所识破，杨福获罪被斩，轰动一时。此案虽使汪直难堪，却反映了他的尊贵地位。 ①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九下《汪直传》。 ②尹守衡：《明史窃》卷二五《宦官传》。 ③《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④《明史》卷三○四《汪直传》。 ⑤《明宪宗实录》卷一六六，成化十三年五月丙子。 ①商辂：《请革西厂疏》，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八。 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二《中官考三》。 ③尹守衡：《明史窃》卷二五《宦官传》。 成化十五年（1479），汪直开始干预边事。自天顺（1457—1464）以来，鞑靼人进入黄河以南、宁夏至偏头关之间的河套地区，对明朝北边形成很大威胁。宪宗命汪直督抚宁侯朱永军，加强防御。翌年，又以朱永为总兵官，王越提督军务，汪直监军，抵御鞑靼首领亦思马。 在文职官员中，王越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材。他字世昌，河南浚县人。 景泰二年（1451）进士，历官御史、按察使。天顺七年（1463）巡抚大同。成化初兼宣府巡抚。北边屡易大将，都以他总督军务。王越谄媚汪直，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他性情豪爽，善于用人，得到部下拥护。 成化十六年用兵，汪直按照王越的计划，命朱永率大军出南路，自己与王越率轻骑沿边墙向西，商定会于榆林。西线一路行至大同，探知鞑靼军在北边的威宁海子，便选宣府、大同两镇兵二万人，分路潜行，获大胜，斩首四百余，得牧畜六千余。王越因而封威宁侯，领都察院事，提督团营。 皇帝对汪直的奖励是不断提高俸禄。明太祖贬抑宦官的一个措施就是不使其有恒产，“月支廪米一石足矣”①。后定宦官最高品秩为正四品，按照制度，每月俸米二十四石。以后为了褒奖某个宦官，往往额外增加俸米。而汪直以缉事功加岁米二十四石，以建州功加三十六石，以威宁海子功加四十八石，以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