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青年_上山下乡_看_大学生村官政策_

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大学生村官政策”

朱礼华1　崔晓林2　朱剑飞3

(1.2.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山东青岛266071;3.青岛市委组织部,山东青岛266071)

[摘　要]　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当前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措施。虽然目前的大学生村官

政策和历史上的上山下乡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二者在时代背景、管理理念和措施、参与主体的角色关系

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面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该力求做到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注重实效。

[关键词]　大学生村官　上山下乡　新农村建设[中图分类号]　D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642(2009)10—0066—05收稿日期:2009208223

作者简介:朱礼华,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崔晓林,青岛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朱剑飞,青岛市委组织部干部。

“大学生村官”指经过各级组织选拔后到农村担任基层干部的高校毕业生。选拔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的计划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经过几年的实践和发展,类似的计划在全国很多省市得以实施。2005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要求从2006年开始,每年选拔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争取用3到5年时间基本实现全国每村至少一名高校毕业生的目标;2007年初,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决定:在有条件的地方可选拔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到乡村任职,改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受此政策的指导和鼓励,各地政府开始有组织地输送大中专毕业生投身于广大农村,其中,河南平顶山、浙江慈溪、北京等地方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践尤其得到社会各届的关注。2009年5月,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公安

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

部、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扶贫办、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该文件就大学生村官的选拔、管理、工作重心、去留等方面做了比较详细的指导和规定,笔者认为该文件是国家有关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一个划阶段性文件,预示着国家的大学生村官政策将由以前的试点探索过程进入到规范化、制度化和系统化的过程。

然而,大学生村官计划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和态度。各界人士对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目的、管理措施、实施效果、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争论,其中,部分人士从我国历史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件的角度来对该计划进行思考、分析和探讨。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毕竟,这两件事情会在很多人的脑海中或多或少产生某种直觉的关联,而且,笔者初步发现,很多关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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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上山下乡的人士对大学生村官计划和事件也会多一份关心;同样,大学生村官的关注者大多会热衷于历史上知青上山下乡事件的了解和探讨(这也许是近几年来知青作品热销的一个原因)。基于此,本文试图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就目前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和历史上知青上山下乡事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初步分析,希望能对大学生村官政策的认识和实践贡献力所能及的素材和建议。

一、大学生村官政策和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必然性

对多数人来讲,城市生活有其独特的吸引力:生活便利,信息、文化、经济发达,就业和发展机会多,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全,一般来讲,城市的“政治文明”程度也较高。也许,正是由于城市在这些方面的吸引力,自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乡村的精英不断向城市集中,以致精英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机制毁损,乡村同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初期,乡村“劣绅”现象就引起当时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痛感乡村社会的衰落,分别发起乡村建设运动[1]。20世纪50年代以来,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城市通过高考、招工、参军、提干等制度提取农村精英,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与留乡务农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大量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村青壮劳力外出务工,以至于很多村子平日里只剩下老、幼、病、残、弱留守。唐晓腾将这种农村精英竞相“跳出农门”的现象称为“筛子效应”:乡村精英被“筛出”农村,非精英却留在农村。以上各种原因导致农村精英严重流失并且得不到补充,以致农村基层失去了必要的领导者和建设者,严重制约着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国民素质的综合提高。

农村和农业发展落后,但是农村和农业又特别重要,涉及到社会的稳定和国计民生。特别在中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农村的发展尤其重要,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中国就不可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社会,没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达成,中国也不可能达成和谐社会的目标。历任国家领导人无不对此表达过明确的态度。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它是在城镇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条件下提出的,其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城乡、东西部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2]。目前的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党政机关培养和储备来自工农一线后备人才的重要来源”[3],同时也是解决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从两者的初步比较可以看出,知青上山下乡和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两个重要缘由分别是“失业就业”和“农业和农村发展”。笔者认为,这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农村和农业发展”是处于核心位置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和持续始终的任务,而“失业就业”问题则是一个促进“农村和农业发展”的契机,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国家适时地抓住这一契机引导社会力量对“农村和农业发展”进行支持和反哺,引导知识青年和高校毕业生去农村贡献力量,打通精英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机制,同时也部分缓解了“失业就业”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因此,大学生村官和知青上山下乡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必然性①。

二、大学生村官政策和知青上山下乡的特殊性

虽然目前的大学生村官政策和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具有类似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二者在时代背景、管理理念和措施、参与主体的角色关系等方面却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些因素往往会决定一项政策的实施顺利与否以及效果如何。

首先,两者的时代背景可谓天壤之别。知青上山下乡时期正处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誓不两立、高度紧张和一致排外的时代;在国内,政治斗争时有发生,社会动荡,文化生活单调,民众理性程度较低,经济基础薄弱,温饱问题不能解决……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备战备荒、防修反修是当年国家战略、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从国家大事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其影响和左右。因此,本来具有良好前景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终演变为一场举世震惊的“上山下乡运动”,将上山下乡作为政治斗争工具和手段的有之、作为转移当前社会矛盾权宜之计的有之、作为实现自我不切合实际的理想和目标试验的有之……[4]而当前社会正处于我国国际关系最为融洽的阶段,从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再到科学发展观、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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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实力、民主政治、思想文化、人民生活和国民素质等方面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至此,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民生问题和三农问题在国家全面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瓶颈作用,发展农业、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和各项生活水平、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和国家政治的突出问题,这正是大学生村官政策应春生根吐芽之时,而社会以人为本观念的逐渐普及、舆论监督力度的加强、民众思想理性水准的提升则为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这是当前大学生村官政策和当年知青上山下乡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别之处,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二者的未来走向。

在管理理念和措施上,当前的大学生村官政策和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两者之间也存在千差万别。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认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也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的根本途径。而且还进一步提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原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是参加农业生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相对农民来说是“落后分子”。在当年的形势下,知青完全处于被教育和改造的处境上,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发挥作用的可行性都极为有限。而当前大学生村官政策是国家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党政机关和储备来自工农一线后备人才为出发点提出的。大学生的定位是来帮助和带领农民进行农村建设的,是“村民”中的“先进分子”。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无形之中就在大学生村官身上赋予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利于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各地选拔大学生村官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都是按照自愿报名、层层选拔、双向选择的程序进行的,就业之前会签订规范的聘用合同,详细规定所履行的义务和享受的权利,对薪酬福利、服务年限都有明确的规定(在很多地方,大学生村官的薪资试行当地事业单位工资政策,应该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而且,较一般企业的劳动合同,政府给予大学生村官更多的选择空间和职业发展帮助,例如,在服务年限内可以选择退出自谋职业,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招考中享受加分或者是优先录取政策,甚至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还享受到优惠政策。类似的政策对高校毕业生具有比较强的吸引力,从各地近几年的录取比例中可见一斑②,这就为大学生村官的择优录取提供了条件。相对于大学生村官的踊跃报名和择优录取来讲,上山下乡由初始“自愿原则基础上的积极动员和先进分子带头”到后来的“一锅端”全部下,越来越背离自愿的原则,而且上山下乡后要“扎根”,就是说要求安心一辈子做农民,和农民一起劳动同样挣工分。无论是从管理理念还是管理措施上,背离以人为本的原则,让上千万的知青彻底改变观念和理想、彻底改变由来已久的城市生活习惯而立志终生扎根农村的想法,其实现的可能性本身就微乎其微,而且还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③,最终遭放弃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前的大学生村官和当年的上山下乡知青群体的社会角色也有很大的差别。当年所谓的“知识青年”,泛指当时的中、小学毕业生,他们当时并没有得到比较完备的教育,而且常年和父母居住在一起,少有独立生活的经历。也就是说,当年的“知识青年”在知识上并不能和其称谓相称,在思想上也没有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塑性和随意性比较大,到了农村,大多数不能够自给自足,更不用说发展农村生产力了,而且本身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农民也普遍认为他们是来“抢口粮”的,起码在内心里存有一种不欢迎的态度。知青是教育和改造的对象,可就接受“教育和改造”来讲,现实中经历的和从宣传中得到的又有很大的差距,农民伯伯“勤劳、淳朴、勇敢、无私”的形象在知青心目中越来越模糊,各地冷落、歧视和迫害知青的事件举不胜举,捆绑吊打知青事件习以为常,奸污女知青的事件时有发生……[5]另外,由于上山下乡主体的特殊性使其极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转嫁社会矛盾的载体。当前的大学生村官全部来自高校毕业生(大部分具有本科学历,而且在有些地区出现大批硕士、博士报考大学生村官的事例),他们都受过比较完备的现代高等教育,综合素质较高,具备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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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阅历和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择业之前一般会对自身进行初步的人生规划。对很多高校毕业生来说,在城市中工作机会缺乏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到农村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选择。在大学生村官政策出台之前,他们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最终选择留在城市,目前的大学生村官政策恰好给了这类高校毕业生一个到农村寻找发展机会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国家政策支持,部分高校毕业生亦有此意,而基层农村对此的态度又如何呢?据有关调查④显示,在基本态度方面,78%的村民欢迎大学生下乡与农民一起建设新农村,持无所谓、不欢迎态度的分别为19%和3%,还有的村民主动表示,下乡大学生在政府提供工资保障的基础上,他们愿意为大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更有的村民说,如果村子里派来大学生干部,自己有困难一定会去找其帮助解决。这说明农民对大学生村官政策持欢迎态度,希望具有现代理念、现代管理和现代科技知识的大学生村官凭借聪明才智带领农民发家致富,以他们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思维、新知识来改善农村的基本状况和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学生村官这种受农民“欢迎和期待”的角色和上山下乡知青遭受农民“白眼和改造”的角色形成鲜明对比,这也将在很

发展。

三、对大学生村官政策实施的几点建议

虽然目前的大学生村官政策与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持续25年之久、席卷全国城乡的知青上山下乡事件仍会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某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面对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大学生村官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基层的意愿和实际情况,坚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笔者实地调研的结果分析,基层在这个问题上会面临三方面的压力。舆论压力是一方面,前面也提到过,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大学生村官政策主要是为了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有些农村基层单位听到这种说法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国家花钱培养了大学生反倒让我们来养活”,大学生村官也可能会产生一种感觉:“我们是在城市就

业竞争中被淘汰下来的”,这样的舆论不仅不能反映问题的关键,而且会给该项工作的开展增加很大的障碍,因此,我们必须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强调该政策对国家长治久安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经济压力也是一方面,如果让乡镇和村里承担大学生村官的日常开支,经济状况不好的乡村就会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这导致那些真正需要大学生村官的乡村也可能会忍痛割爱。不过,这个问题在很多省市已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一般的做法是大学生村官的薪酬开支通过省市一级财政拨款来直接支付,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可以借鉴。基层面临的另外一个压力可以称之为“政策压力”,常见的情况是,某些地方出于某种原因可能暂时不需要大学生村官,可是就因为这是中央提倡的事情,也是上一级党委政府安排的事情,又不得不例行公事的去做样子。最终导致某些大学生村官在基层无事可做或者做的都是些非分内的事情,这就出现了两个不良后果,一是大学生村官没有实现自身价值,二是在相关人们的心中对该政策的效果和可行性产生了怀疑。因此,应该认真地吸取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一刀切”的教训,充分考虑基层干部群众的真正意愿和需求,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让基层干部群众真正需要和欢迎,这是大学生村官政策顺利实施的关键。

其次,在实施过程中允许和提倡勇于探索、灵活多样的大学生村官工作形式,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潜能和农村的潜力。中国农村状况千差万别,比较复杂,但又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比较传统和保守,甚至还会有某种程度的排外。大学生村官要融入这样一个以地缘和血缘关系连接的某个群体中,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可是,“融不进去,则带不起来”,大学生村官必须首先取得当地干部群众的认可和拥戴,然后才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带领当地群众进行新农村建设。笔者收集了全国范围内的几十位优秀大学生村官事迹,发现他们在农村的成长和成才之路差异很大,但他们都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发现了农村需求与自身价值的契合之处,并以创新的方式来满足了这种需求和自身价值的实现,最终得到了认可和拥戴。笔者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一些事例,其中有一位大学生村官发现很多村民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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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小本农副业的想法和能力,但是苦于缺乏资金,而乡镇信用社也有这种支农贷款的额度,但是苦于当地农民的信用和经营风险。于是,这位大学生村官就走街串户收集信息撰写了一些农户的信用状况和预期的项目经营状况评估报告,并主动联系村、镇两级政府对优质项目进行协调和担保贷款。几年下来,该村有几十户村民直接从贷款经营中得到了较大的收益,这位大学生村官也因此得到村镇干部群众的认可和好评。只要是出于为促进农村发展和为村民服务的意愿,我们应该允许和鼓励大学生村官结合农村实际以自身合宜的方式来创新性地开展工作,而不仅仅拘泥于具体的几种已有的形式。实际上,国家人事部于2006年提出的“三支一扶”⑤政策,其内容非常丰富,大学生村官确实可以在这几个方面发挥很大的创造力。

第三,不必强求“扎根”,但要强调贡献和收获。谈到大学生村官,很多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他们可能一辈子留在农村吗?”,并以此对大学生村官的实效提出怀疑。笔者认为,此类问题的提出可能部分来自于知青上山下乡中的“扎根”论,认为只有一辈子“当村官、做农民”才是真正“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现在,我们大可不必以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很多地区的大学生村官政策中提出了“服务期满(一般为三年)后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决定是否继续留任”,并不是一味的要求“扎根”农村。2008年12月22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大学生村官代表座谈会时也提出了“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要求,其中的“流得动”就有鼓励人才适当流动之意。2009年5月5日国家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中也提出要建立正常的流动制度,可以选择继续留任村干部、选拔为乡镇和其他党政机关公务员、进行自主创业、另行择业、或者继续学习深造。笔者认为,从深层次来分析,将农村和城市隔离开来看问题,过分强调“扎根”,阻断了农村与城市、基层和中高层的人才流动,其本身就是不利于农村长远发展的。虽然不强求扎根,但是一定要强调贡献和收获,应该激励、引导和督促大学生村官树立为农村基层服务和奉献的信念,珍惜现有机会,积极主动的寻找工作切入点,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同时探索一条既有利于新农村建设、又适合自身发展的职业发展途径,实现人生价值。面对如此的机遇和挑战,大学生村官们应该是幸运的。

注释:

①很多人认为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然而政府舆论则很少提及这一点,宣传重点放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基于以上分析,二者并不矛盾;还有,把知青“上山下乡”和“上山下乡运动”二者进行区分是很有必要的,1968年以后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涉及到很多方面,学界对其出发点和最终效果以负面评价为主流。

②各地的录取比例大多在6—15:1之间,有些地方甚至达到45:1的程度。

③邓小平同志曾经用“国家花了70亿,买来四个不满意”来评价该运动。“四个不满意”指“知青不满意、农民不满意、知青家庭不满意、各级政府部门不满意”。

④2006年4月,《决策》杂志社、安徽省阜阳市三合镇南塘兴农合作社和“三合爱乡联谊会”联合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人才需求调查结果”

⑤国家人事部2006年颁布的第16号文件《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其目的在于为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单位落实就业问题提供具体的指导和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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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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