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_为何与何为

口述史：为何与何为＊

王宇英

［摘要］口述历史有助于普通民众书写历史，展示历史叙事的多元性，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类思维及叙说方式的特质，中国当代口述历史抢救和创造了鲜活史料，弥补了文献历史的缺漏与局限，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可能。但从总体来看，中国当代口述历史还尚未成熟，口述史理论仍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理论与实践常处于脱节，中国当下许多冠以口述历史的实践成果只能算是访谈，它们只是提供和积累了一些口述史料，而口述历史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在尽可能地保证可信度的前提下，展示出历史叙述的多元性。

［关键词］口述历史口述理论口述实践

［作者］王宇英（１９７７—　），女，北京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口述史、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学界的一个热点与亮点，它有助于普通民众书写历史，展示历史叙事的多元性，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类思维及叙说方式的特质，它所主要运用的访谈手段回归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同时也赋予了历史以鲜活的人的气息。中国当代口述历史在很多领域已经崭露头角，涌现出一些有分量的作品，但从总体来看，中国口述历史尚未成熟，人们对口述历史存在一定的忽视和误解。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中国口述史发展的整体反思，结合其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口述历史的本质与方向问题，对口述历史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和实践口述历史、如何进行口述历史等基本问题予以探讨，进而探索较为规范的口述史操作路径，以期引起更多人对口述历史的关注与讨论。

一、中国当代口述史现状评述

目前国内口述史研究和实践横跨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新闻学、人类学、体育学、医学等学科，口述对象极其丰富，涵盖了各行各业，其实践和理论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口述历史的图书出版物，这也是目前成果最为丰富的口述史实践成果。主要包括：重

＊本文是２０１０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当代中国口述史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号１０ＹＪＣ７７００９１。

大历史事件系列（长征、日本侵华战争、中苏关系、改革开放、汶川地震等）、〔１〕领导人与文化名人系列、〔２〕普通人或底层民众系列等。〔３〕

第二类是大众传媒领域的口述实践。主要有央视的《大家》、《讲述》、《电影传奇》、《电影人物志》、《铭记》等节目及其图书、影像制品，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大家”，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和《当代电影》等媒体实施的“中国电影口述历史”项目，上海党史研究室等出品的《口述上海?电影往事》等。这些借助于声音、影像等多媒体手段的口述史成果因其更强的可视性引发了大众的广泛兴趣，如崔永元等人主创的《我的抗战：３００位亲历者口述历史》大型电视纪录片由８４家电视台同步播出，网络登陆１个月点击过１０００万，产生了极大影响。

第三类是口述史理论论（译）著。如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唐纳德?里奇的

〔１〕主要包括齐红深主编：《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张连红、张生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２５—２７：幸存者调查口述》（上中下），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口述秘史》，蔡德金著：团结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口述历史辑要丛书——黄埔北伐》，胡文生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口述大寨史》（上、下），孙丽萍主编，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铭记：５?１２汶川大地震口述历史》，中央电视台新闻专题部编，中国言实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口述历史实录人生》，熊向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中苏关系见证录——师哲口述》，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著，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史》，南方都市报编著，广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创业之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头人口述历史书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四川民主改革口述历史论集》，杨正文主编，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口述河北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所编，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广东改革开放先行者口述实录》，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亲历者口述纪实》，教育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唐山大地震——经历者口述实录》，张军锋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我的长征——亲历者口述实录》，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编著，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２〕《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珍藏资料辑录》，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陈毅口述自传》，刘树发、王小平编，河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沈从文晚年口述》，王亚蓉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２００３年版。《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傅光明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傅光明、郑实采写，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周有光百岁口述》，周有光口述，李怀宇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箫声剑影（一）：刘绪贻口述自传》，刘绪贻口述，余坦坦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浩然口述自传》，浩然口述，郑实采写，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季羡林口述，蔡德贵整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一耽学堂整理，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７年版。《逝去的武林：一代形意拳大师口述历史》，李仲轩口述，徐皓峰整理，南海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口述中医：名老中医访谈录》，单友良、李华著，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口述凤凰》，朱冰、毕蜂著，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林崇德口述历史》，林崇德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黄济口述史》，黄济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梁漱溟口述实录》，白吉庵、李仲明著，团结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口述，赵仁珪、章景怀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他者眼里的溥仪：侍从李国雄口述实录》，李国雄口述，王庆祥撰写，团结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陈复生著，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李方桂全集：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李方桂著，王启龙、郑小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名家口述中国文艺》，廉静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慈禧曾孙口述实录》（完整修订版），那根正、郝晓辉著，中国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舒芜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许福芦撰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湖南教育出版社陆续推出的一套“２０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引进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一套口述历史丛书影响也很大。

〔３〕如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和杨立文主编的《创造平等：中国西北女童教育口述史》（１９９５），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余未人的《走进鼓楼：侗族南部社区文化口述史》（２００１），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２００３）和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２００４）。另如：《台湾老兵：口述实录，我在台湾四十年——长篇纪实文学》，于秀著，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上下），定宜庄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农民工口述史》，吕国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大前门：王永斌口述老北京生活》，王永斌口述，王炜、郭韡整理，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大家来做口述历史》，杨祥银的《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周新国主编的《中国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来自海峡两岸的探讨》，李向平、魏扬波的《口述史研究方法》，这些著作对于口述历史的界定、评价、规范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从当下口述史的发展态势上看，当代中国口述史的主要影响还局限于学术领域，以纸质印刷物为主，原始录音和影像资料往往只保留在采访者自己手中，口述史更为多样的呈现形态如卡带、广播节目、有声图书或光碟，在档案馆、博物馆等机构的展览及舞台作品等还不够丰富；从当代中国口述史领域的交流来看，跨学科的理论整合以及学术界与传媒业的沟通与合作还亟待加强。零星研究的多，系统研究的少。同时，口述历史的推进力主要不是来自学界内部，而是来自社会各界的外力，是出版社、杂志社及电视台等媒体的强大运作，引导着口述历史的表面“火爆”。以上这些问题都影响了当代中国口述史的纵深发展。

要想真正推动口述历史的深入发展，必须要在积极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加强理论反思与学理探讨，而弄清口述史“为何”与“何为”的问题自然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二、何为口述历史

自从有了人类，口述历史的行为就一直存在。但是，学科化的口述历史的年头并不长，１９４８年哥伦比亚大学年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正式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从那时算起，现代口述历史的发展不过六十余年。在当下中国大陆的口述史成果中，其实践成果的影响力和份量要远大于理论研究成果，口述史理论仍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理论与实践经常处于脱节的状态：在口述历史领域里，做实践的人大多不做理论研究，而做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口述历史的实践经验。

因为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滞后，理论与业界之间缺乏沟通，在当下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如下情形：口述历史被误用，甚或乱用，比如有几套很有影响的“口述史”著作虽然以口述历史为名义，但实际上却是访谈录、回忆录甚至是文件的汇编。如“２０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湖南教育出版社）丛书中就收有笔述回忆类史料，口述史出版重镇——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口述历史”丛书中也令人遗憾地收有一些重要人物的回忆录。〔４〕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当下确实有很多珍贵史料需要有识之士抓紧时间、不择形式地加以收集、整理，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出界定口述历史的“尺度”过于宽松，学界对于口述历史的性质与功能还不甚明确与统一。这难免会造成人们理解上的困惑：到底口述历史的独特意义是什么？真正的口述历史又该如何操作呢？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口述历史的界定不太统一，但如果我们将国内的口述史成果与成熟的口述历史成果对比，我们会发现，中国当下许多冠以口述历史的成果只能算是访谈，它们只是提供和积累了一些口述史料，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一切口述历史固然都是访谈，但不是一切访谈都是口述历史。

我们认为，抢救和保存访谈资料确实很重要，但这只是开展口述史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手段。口述历史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我们必须要深究口述资料的真伪，查找文献档案加以互证，这样的“口述历史”才能和访谈录、新闻采访、田野调查等区别开来。有学者认为口述历史等同于口述史料：“口述历史是口述史料。推动口述史工作，目的在于推动为科学史研究服务

〔４〕王宇英：《“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的史料建设，而不是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５〕这种看法是不科学的。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是有严格区别的，口述史料仅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口述历史则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是历史研究后的成果。人们经常谈论的“口述历史”，包括大量冠以“口述史”的图书和电视节目（如央视“大家之香江传奇”栏目和上海出版的“老电视人口述历史”〔６〕），主要由采访人和口述人的一问一答构成，口述者的回忆与叙述占了主要位置，访谈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置的，其作用并不重要，其出版物只是加了前言和后记的访谈资料集。这些成果其实只是“口述史料”，还没有到达“口述历史”层面。

成熟的口述史应该对口传史料、调查记、访谈录有所整理和利用。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研究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简单复原，应该有脚注（人物、事件、书目等知识性说明），有旁注（对主述资料的校正或置疑，或其他文献资料的补充），也有尾注（编者评述、图例或附录、参考资料等。〔７〕“口述历史”是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记录者要熟悉口述历史的通行规则，还要有丰厚的历史知识素养和文学修养。以“华人史学家中口述史的旗帜性人物”唐德刚为例，他为胡适的英文口述的中译本所作的注释评论，就是不可不读的口述历史成分，《胡适口述自传》的传与注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其注释部分的分量，恐怕还在传文之上，因此海内外史学界盛称：“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唐德刚做《胡适口述自传》的时候，连“记录之外”的边角料都积累了十余万言，后来编成了《胡适杂忆》。６０万字的《李宗仁回忆录》更是耗时７年才得以完成，充分体现了口述史研究工作的深度和艰辛。

在尽可能地保证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前提下，口述历史应该展示出历史叙述的多元性，为静态的文献历史“去魅”，发挥解除思维束缚的作用。例如傅光明、郑实夫妇围绕老舍之死所做的口述历史作品，不仅展现出了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忆与叙述，而且分析出了这种差异为什么会产生、说明了什么。傅光明认为，“老舍之死”在口述史学上的意义在于，它对同一事件的多元叙述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多个侧面。不同的声音之间，有“共存、互扰、矛盾”，不同的声部之间也常有“遮掩覆盖”，还有人试图将自己的声音作为独唱，而将历史简单画上句号。他也曾为此迷惑不解，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清晰地认识到，这种“罗生门”式的历史真实才是历史的至少一种意义所在：“假如真实是人类不可企及的神迹，那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地趋近真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８〕每一个做口述史访谈的人都应该反思：自己做的口述历史是锦上添花还是解决问题，是为了凑科研成果还是出于人文情怀，是投机取巧还是确有兴趣？

需要强调的是，一些口述历史研究者虽然开始有意识地加强访谈人的作用，例如《口述大寨史》一书，〔９〕开始注意在搜集相关口述史料的同时进行文献的查证，但遗憾的是，该书的重要文献著作与访谈并没有紧密结合，从附录四“课题组采访编撰记事”可以看出来，其主要用途是用来编写大事记及撰写每个大标题之下的概括性论述，这就难免出现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之间缺乏互证，二者仍属两张皮的情况。

中国当下口述历史成果多数停留在访谈录和口述史料的层面上，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口述历史

〔５〕樊洪业：《关于２０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的思考——在当代中国科学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科技史杂志》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６〕上海音像资料馆编：《老电视人口述历史》，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７〕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０页。

〔８〕傅光明、郑实采写：《老舍之死口述实录》，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２６页。

〔９〕孙丽萍著：《口述大寨史——１５０位大寨人说大寨》，南方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附录三、附录四。

研究所特有的困难造成的。口述史具有历史与现实相互交融的特征，历史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整合难度较大，访谈和调研耗力费时，资料的收集、整理、比较的工作量非常大，就连唐德刚也抱怨过做口述历史“可能是件一言难尽的绝大错误”，是“默默无闻、薪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１０〕不过，也正是在口述历史的这种“艰辛的体验”〔１１〕中，口述历史的迷人魅力和无可替代的价值才得以体现。

我们必须把握住口述史的特质，厘清其与传统文献史学、口传历史、民间历史、轶闻、野史等的异同，严格甄别与回忆录、访谈录等记忆载体的异同，这样，才能通过借鉴西方话语，尝试建立起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状况相适应的当代中国口述史和口述文化学的理论构架与实践规范。

三、口述史何为

口述史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是中国学术界和传播领域的新趋向，标志着学术研究和传播领域的视野，已从静态的文献正史转向动态的民间社会资料的开掘。当代中国口述史研究及实践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

第一，抢救和创造了鲜活史料。

目前，各级图书馆的文献工作还是以收集、组织、整理、保存和利用文献史料为主，在“创造”史料上作为不多。而借用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可以对文献予以完善和补充，通过深人实地的调查访问，保留、整理口述者的口述资料，挖掘文字资料上缺少的细节，弥补文献史料中的空白，抢救即逝的史料，保护可能会从人类文明中永远湮没的文化遗产。

以当代口述史的重头戏“文革口述史”为例，“文革”开始距今已经４５年，结束距今３５年，曾经发起、参与和亲身体验过“文革”的人大部分已经或是即将步入老年，如果不抓紧时间记录和整理有关“文革”的口述史料，那么，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离去，势必会留下永久的遗憾。比如“文革”时期风华正茂的浩然，由于中风，到郑实为其采写口述自传的时候，不但已经不能续写其第四、第五部自传体小说，甚至已经“无法长篇大论地讲故事”，还常常因为想不起当事人姓名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中。〔１２〕在这种情况下，２６万字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一书就显得格外重要，史料价值也相当高。《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丛书的“出版说明”也指出：“他们年事已高，自己动手困难，访谈并整理他们的口述，成为十分紧迫而带有抢救性的工作。”崔永元在制作和筹备口述历史电视系列片如《电影传奇》、《我的长征》、《我的抗战》、《我和我的祖国》、《中国大使》、《战争与回忆》、《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史》等的过程中，也经常遇见受访对象还没有等到摄制组到家就溘然去世的遗憾事件。〔１３〕

第二，弥补文献历史的缺漏与局限。

口述历史经常关注文献历史不曾或无法关注的历史社会。如定宜庄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１４〕为我们呈现了受访者口中和心中的那座北京城，特别是京城中百姓们过的日子，书中提供了饱满多汁、妙趣横生的史料，体现了口述历史的民间性和个人性的特点，内容涉及文献资料、尤其是官方

〔１０〕唐德刚著：《史学与红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２４页。

〔１１〕定宜庄、胡鸿保、唐戈：《口述史：艰辛的实践体验》，《博览群书》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１２〕郑实著：《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华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５６页。

〔１３〕俞亮鑫：《崔永元炮轰我国荧屏弊病》，《新民晚报》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１日。

〔１４〕定宜庄著：《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文献不曾触及的领域，包括人的社会交往，如婚姻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也包括人的生活趣味，如吃喝玩乐、审美情趣等等，形成一部五光十色、多姿多彩的北京城市生活变迁史。

口述史不仅关注结果，而且还关注文献史料没有或没有足够关注的过程。口述史是特殊的教科书，还原后的个人历史细节，可以补充正统史观中被有意忽略的部分，校正被长期误读的史实。传统文献史料所不足以支撑的领域，才更应该是口述历史发挥其自身价值的地方。

第三，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可能。

与传统的文献史料法不同，口述历史方法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即历史的见证人和在场者——受访者，使得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又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即受访者与历史现象间的关系，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相应的关系，对于历史现象的考察与揭示就会变得更加丰富而接近历史真实。“通过对过去生活的深入回忆和详细陈述，而找到自我回归之路，并由此重新界定自我，重新设计其未来生活。”〔１５〕口述史，为我们接近更可靠、更可信的历史提供了可能。

中国当代口述史提供的史料之详备、挖掘之深入、细节之丰富，是文献历史中极为少见的。因为口述对象的记忆特点，口述历史在认识历史学本质，并进一步拷问人性究竟离真理有多远等问题上提供了深入探索的空间。口述历史要具备人文情怀的关照、对真相的追求、对真理的诘问，只有这样，口述历史才能越做越有收获，越做越有贡献。

四、口述历史：如何做

从国内口述史的发展现状来看，目前做口述史的人多半来自历史学界之外，受访者也遍布各行各业，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唐纳德?里奇所号召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已经成为现实。确实，口述史的访谈对象是不受限制的，但并非是只要有兴趣，不经过相关课程和培训班的专业训练，不懂得口述历史的规范，每个人都能做出有价值的口述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并非任何录音都能够成为口述史料，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做口述历史。

口述访谈需要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技巧。如学者陈墨在做“中国电影口述历史研究”时就有过这样的体会：“针对社会角色固化、公众记忆及回想增长率等现象，比较有效的对策是增强对话密度，尤其是增加细节话题。”“与其问一个电影摄制组的政治环境如何，不如问这个摄制组每天什么时候开会、会议由谁主持、会议的话题是什么；与其问一个人对‘大跃进’的记忆或观感，不如问在１９５８年是否将家里的铁器拿去炼钢、这一年他或她在家里住了多长时间、与家人写信或对话的话题是什么。”〔１６〕类似这样的访谈技巧，不是所有尝试口述历史实践的人能轻易掌握的，非得经过长期的摸索或正规的训练不可。

在口述史的开展过程中，以下几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第一，口述史不能满足于留存口述史料，而要借助口述史料，关注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用更多的记忆和细节还原历史和表述历史，将个人生命史与社会历史、社会结构相结合，更新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与表述方式。

第二，采用口述方法搜集的史料需要与文献史料进行互证、核实和辨伪。收集口述史料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多重观照，因此，从事口述史决不能仅仅停止于对口述者

〔１５〕陈墨：《史学之谜：真实性、口述历史与人》，《当代电影》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１６〕陈墨：《史学之谜：真实性、口述历史与人》。

的访谈，还要注意一切与访谈内容有关的文献及物品，如日记、家谱、相册、纪念品等，从而帮助口述者挖掘记忆中的更多信息，提高口述史料的可信度。

第三，要重视对当代中国口述史料的二次挖掘与深度利用。口述史料和记忆的不可靠性本身就包含一定的历史内容，蕴含着某些历史含义，根据口述人有意或无意的隐瞒、曲解等行为，可以分析出口述者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发展史与转变史。

第四，口述历史是人的历史，访谈者和口述对象应该有深层次的精神交流，有信任和直言不讳，也与批评和互相质疑，远非一般的采访的一问一答那么简单。如唐德刚为胡适和李宗仁做口述历史时，和胡适一度亲密无间，一起吃过“六十余顿”午餐或晚餐，他不仅评述了胡适的“磁性人格”，也论了他生命中的几位女性，甚至批评了“胡氏治学的门户之见”。〔１７〕唐德刚在做李宗仁口述史时，在李家吃过一百多顿午晚餐，“我们七年中的工作和交往，真是全心全意的合作。我的老婆孩子也逐渐变成李家的常客”。“相处无间，我们就真的变成‘忘年之交’和‘通家之好’。”〔１８〕总之，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是一个研究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访谈工作和研究工作相互结合、不断深化的过程。将口述方法引入学术研究，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挖掘更多的史料，更为全面、准确、深入地认识历史，最大限度地实现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多重观照意义。我们不能过分苛责刚刚进入发展期的中国口述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与投入，中国内地的口述历史很快也会迎来自己的成熟与繁荣。

（责任编辑张灵）

〔１７〕唐德刚著：《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１５页。

〔１８〕唐德刚著：《史学与红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２４页。

The Four Dimensional Schema of the Legal System of Energy Market Entry123

Zheng Jianing／Ｐｏｓｔ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ｏｆ　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ｏｏｔ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ｉｎ　ｌａｗ．　Ｉｎ　ｌｅｇ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ｈａｐｐｅｎｓ　ｔｏ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ｅｇ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ｌ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ｏｒｂｉｄｄｉｎｇｌｙ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ｓ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ｄｕｐ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ｌｄｅ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ａ　ｍ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ｔｓ　ｕｐ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ｒ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ｅｓ　ｉｎ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ｅｍａ：“ｖａｌｕ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Law and Institutions Establishment of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License132

Jiang Min／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ｄｏｃｔｏｒｉａｌ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ｇｕａｒｄ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ｗ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ｂｕｔ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ｈａｓ　ｆ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ｒｉｓｋ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ｂｅｎｅｆｉｔ　ｊｕｄｇｅ，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Ｓｏ，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ｌａｗ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ｒｕｓ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ｐ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ｅｔｃ．），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ａｂｉｄｅ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ｉｇｈ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ｐｏｌｌｕｔｅｒ　ｐａｙ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ｊｏｉｎ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ｈａｒｍｉｎ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ｌｅａｒ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ｏｆ　ｄｕｔｙ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ｉ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The U.S. Factor in the Progress of India-Pakistan Peace Dialogue143

Li Qunying／Ｄｏｃ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ｒｅ－ｏｐ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ｌｅｖｅｌ　ｔａｌｋｓ　ｏｎ　Ｍａｙ　３０ｔｈ，　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ｐｅａｃ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ｍｕｔｕａｌ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ｗｅｒ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Ｕ．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　Ｏｓａｍａ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ｕｌｌ　ｏｆ　ｄｏｕｂ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Ｐｅａｃｅ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Ｔｈｅ　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Ｍｏｒｅｏｒ　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ａｄｅ　ｕｓ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Ｕ．Ｓ．　ｗａｒ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Ｕ．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ｍａｋｅ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ｅａｓｅ　Ｉｎｄｉ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　Ｂｕｔ　ｔｈｅ　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Oral History: Why and What151

Wang Yuying／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ｅｌｐｓ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ｍａｋ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ｃｕ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ｆｒｅｓ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ａｋｅｓ　ｕｐ　ｔｈｅ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ｕｔｈ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ｏ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ｍａｔｕｒｅ．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ｌａｇｇｉｎｇ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ｏｆｔｅｎ　ｄｉｖｏｒ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ａｎｙ　ｆｒｕｉｔｓ　ｎａｍｅｄ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ｈｉｃｈｏｎ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　ｓｏｍｅ　ｏｒ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ｇｏａｌ　ｏｆ　ｏ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ｔａｉｎ　ｏｒ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ｆａｒ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