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及其历史启示 近现代史论文

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及其历史启示

辛亥革命运动已经过去了101年，但它的历史意义和伟大影响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消逝而流失，随着我国历史的前进及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日益为我国人民所了解，所敬重。研究辛亥革命的历史，总结它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革命者的爱国革命精神，吸取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在全国人民奋发振兴中华的今天仍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去探视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给我们带来的历史启示和一些经验。

一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了清政府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终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资产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也是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仅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也是从19世纪末年逐渐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阶级革命运动结出的一个伟大果实，更是中国资产阶级奋斗史上光辉的成果，并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一）辛亥革命加速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

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政治及人民生活方式走向近代化之路的一个划时代的起点，而且也是近代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和国家独立富强的一个里程碑。它开辟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民主共和国的新曙光，给全亚洲人民带来了苏醒的晨曦，也给世界进步人民有力的鼓舞。辛亥革命在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整个过程中都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追求真理和光明，“续法美人共和之战史”,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历史的努力。中国资产阶级把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近代化国家的宗旨贯彻到政治、经济乃至社会各个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模式，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南京临时的政府颁布的发展工商业的政策法令以及在孙中山倡导下出现的“振兴实业”的热潮，都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救国热忱和努力，展现了辛亥革命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一，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统治势力，不断地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但是，辛亥革命以前的所有斗争，领导者都不能提出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和以民主共和取代封建帝制的先进纲要，只有在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中，中国人民才开始比较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潮的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成革命任务，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是它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具有严格意义的正规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领导的、有明确的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指导的民主革命，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第二，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在封建社会，皇权思想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桎梏。在近代中国，虽然思想界比较早就开始出现怀疑君主政治的异端思想，但在资产阶级出现以前，人们设想不出来用什么政治制度代替君主政治。为反抗封建君主统治而起义的农民，包括像太平天国那样规模的农民运动（不是革命），都不可能创建没有君主的民主制度，而新崛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界的分子则从西方资产阶级制度中找到治理中国的政治思想——民主共和制度。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革命的直接目标，并企图通过革命推翻封建主义制度，来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就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封建王朝，而是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消除了这个长期妨碍中国进步的极端腐朽和落后的制度，对于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观念，进行了一次革命的冲击，并使民主主义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这对中国社会起了开风气的作用。人们从此知道了民主共和的观念，懂得了一些民主法制的知识，并投身于参加选举公仆的政治活动，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第三，辛亥革命促进了民主共和思潮的广泛传播，又直接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建设热潮，为中国实现工业近代化展示了美好的前景。但是，由于时代的和历史的局限，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近代化而进行革命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难于解决的矛盾。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已经日益尖锐化，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兴起，因此，他们既要发展资本主义，为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而奋斗；又要避免发展资本主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他们既主张向西方学习，又似懂非懂地表达了中国不应该完全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的想法；他们既要顺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又想要避免近代文明产生的恶果。这对于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来说，是棘手的问题。再加上中国缺乏建立资本主义近代经济的基础，而中国历史的客观进程又受到世界外来力量的阻挠，本民族的利益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又发生冲突。这一切必定构成中国资产阶级难于逾越的巨大障碍。新路应该怎么走呢?革命派不可能明确地指出来，当然也就不可能通过辛亥革命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近代化，但是，孙中山及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只有通过革命才能使中国走向工业近代化道路的进步方案，却使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鼓舞和振奋。他促进了中国民主潮流和兴办实业的高涨，展现了辛亥革命在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积极的作用。

（二）辛亥革命造成社会观念的更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解救了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们，并建立了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从而出现了民主共和思潮的新高涨和社会观念的巨大变化。

马克思曾经对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随着每一次社会的历史性的变革，人们的观念也会随之发生变革。”

民国初期，由于旧制度被推翻，人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大解放，民主共和的声威大增，打破了政治舞台上的沉闷局面，促使了社会思想的活跃。

首先，在人民面前出现了不一样的国家、不一样的政府和不一样的观念。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民国底定、共和政府成立”，莫不使长期在封建专制黑暗中生活的中国苦难大众欢欣鼓舞。人民欢呼和拥挤新生的中华民国，对种种事物均以“新”字来表达，以显示其有别于旧时代、旧社会、旧制度、旧思想诸如此类。《申报》1912年元旦在一篇《新祝词》中这样写道：“我四万万同胞犹如新婴儿新出于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胥吾新国民之新责任也。”共和国首次以崭新的实体耸立在人民面前，因而共和在社会各界面前发出特殊诱人的异彩。它汇聚了各个民主阶层或民众团体的观念和意向，对促进中国社会摆脱封建思想意识，迈向近代化的进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时间，到处都是“共和”的旗帜和名号，仅上海一地，以“共和”命名的政党、团体，如“共和统一党”、“共和建设会”等就不下有十个。以“建设完全共和”为宗旨的团体、会社就更多了。各地会所如林，成员如鲫，社会面貌出现新气象：“君主之命命已终，世局统统归共和。”当时人们不一定真正了解民主共和的涵养，但随着民国的建立，社会更新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思想已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其次，人们对政治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参与政治的意识大大增强。由于“专制局破，共和成立”，人们的参政意识勃然怒发，以往对政治怀抱的消极、冷淡、回避和畏惧的态度全然改变了。民初，国内豪贤志士，一个接一个的组织政党，积极投身沸腾的政治生活，反映了人们参政意识的激情昂扬。尤其是对于长期以来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广大妇女来说，经过民主共和思潮的鼓励，也纷纷抬足出门，步入社会，联合团体，从而掀起了颇具声势的女子参政运动。广大妇女认为，共和功成，妇女也应当与男子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要求“将女子与男女权利一律平等明白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显示了民国初妇女要求摆脱从属他人的地位、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的愿望，出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妇女争取参政的运动。

再次，人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民初，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的创建，以及孙中山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一系列贯穿着“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和原则的政策法令的颁布，国内各民族的政治民主权利得到了具体规定，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等各种权利，具体地体现了人们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平等、自由的权利。同时，革命者通过对清朝封建专制蹂躏人权的批判，宣告“人权神圣”，指出民国革命，在于“去专制之淫威，谋人民之幸福”，“重人权而彰公理”。同时，临时政府又从政策、法令上废除清朝的不平等制度，宣布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人人平等，便提高了人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们感到解放的欢欣。

（三）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辛亥革命运动的另一思想成就，就是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经历了一个由人们不自觉的抵抗侵略到自觉起来为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强盛而进行斗争的逐步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辛亥革命运动是一块真正的界碑。它划清了爱国救亡要不要革命，革命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两种爱国主义思想的界限。资产阶级革命派确立的爱国、革命、共和的思想不仅推动了自戊戌维新运动以来在中国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而且还把推翻“洋人的朝廷”、实现民族独立和更新国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空前的高度，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辛亥革命运动是爱国运动，也是民主运动，有爱国和追求民主相结合爆发的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新时代的明显特征。它表明辛亥革命是民族觉醒的产物，也是阶级觉醒的产物。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等人是民族觉醒的真正代表，也是资产阶级觉醒的真正代表。他们通过革命宣传和革命行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而民族觉醒又推动了爱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者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时势造英雄，革命者就是英雄，革命者们在革命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力量和本民族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没有民族觉醒就不会有辛亥革命，没有辛亥革命也不会有当时的民族觉醒。由于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资产阶级革命派未能通过唤起民族觉醒来实现振兴中华的目的，但是辛亥革命振奋起来的民族精神却继续鼓舞人民去奋斗。

（四）辛亥革命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临时约法》，成立了国会，可是资本主义制度却在中国确立不起来，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呢？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个人认为封建主义深入人心，很难完全摒除，新思想被接受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人们还来不及来适应这些新思想，革命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但是主要的还是当时中国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是由于革命派的不成熟造成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以前，尽管作了许多政治鼓动，并且作了一些启蒙宣传工作，但是因为内容过于简单，同时也没有在理论上详细的说明，以致未能攻破封建主义的思想堡垒，他们在理论方面不但缺乏创造性的活动，而且对西方十七、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著作和十九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也都没有系统的介绍”，“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缺陷”。这也必定注定了革命的悲剧。

革命派用来指导革命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纲领，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思想体系。它包括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三方面的内容。民族主义决不能代替民权主义，民权主义也代替不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或反对国内民族压迫、争取民族平等的武器，但它不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的武器。所以民族主义可以“御敌保邦”，但它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革命者将民族主义摆在首位，民权主义放在次要地位，这不仅反映了革命者的思想认识，也使他们在实践中出现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忽视民权主义的倾向。宣扬民族主义把人民鼓动起来推翻了清朝统治，但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制度。又由于革命者宣传民族主义，旨在反对清朝统治者，没有由“排满”(反对清朝统治者)进而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因此，民族主义宣传只局限于赶跑清

朝皇帝。所以清帝退位，革命者就认为大功告成，民族主义革命的目的得到了。于是争权的争权，夺利的夺利，这是革命势力在清政府倒塌后迅速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革命派把“排满”看作辛亥革命的主要目标，不利于彻底破除封建主义思想造成的消极影响。种族主义掩盖封建主义，有种族主义思想的人，认为清朝皇帝等于封建主义，清朝皇帝一垮台，他们就认为封建主义消灭，民族、民权目的俱达。

由此可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在推翻封建政权后，更新社会制度，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以民权为武器，开展对封建主义“君权”思想的彻底批判，首先建立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体系和形成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并用自己的理论去领导人民推毁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这样做。革命派不仅无力掀起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也未能自觉地建立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所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民国，但它未能改变封建主义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确立起民主主义理论权威，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终究未能在中国建立起来。反帝反封建任务没有完成，反而被大地主大官僚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有种种，而民权主义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没有能够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所指出：“国体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复帝制……，民国前途之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主义发达如何耳。”

革命斗争是阶级斗争，它通常由政党来领导。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后，中国革命在它的领导下曾经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且在革命高潮时期还及时建立了共和国。但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以及同盟会的错误，不仅最后葬送了革命政权，而且也丧失了自身的革命精神。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不仅没有加强革命政党的领导职能，反而将革命党改组为参政党，并盲目地发展党员，致使组织庞杂和思想涣散，使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从此一蹶不振。

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的原因是同盟会本身存在致命的弱点。

第一，同盟会始终形成不了一个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领导核心。由于同盟会会员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革命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有的人虽然参加了同盟会，但思想仍然保持着原来小团体的宗派观念，对同盟会内部的革命团结，不断起着腐蚀和瓦解的作用。

同盟会作为一个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党，本来就不是一个健全的组织，它的领导机关和分支机构都很松散，会内也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并标榜民主，进出自由，因此会内思想分歧，宗派主义离心倾向严重。而同盟会领导人又没有能够采取正确的思想武器来制止和纠正革命党内的分裂和离心倾向。所以，会内矛盾一旦尖锐，往往容易形成宗派斗争，要么以妥协的方法来掩盖矛盾，要么各行其是分道扬镳。同盟会内部的不统一，不仅削弱了同盟会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职能，从内部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也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第二，同盟会领导缺乏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能力。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由于对形势的发

展估计不足，没有能够及时组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去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由于武汉革命党人主动机智、相互配合和勇于牺牲，武昌起义虽然赢得了胜利，但革命党人没有能够掌握湖北军政府的主要领导权。武昌首义的胜利，显示着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而武汉则是双方斗争和争夺的焦点。黄兴、宋教仁、刘揆等革命党人为了夺取武汉三镇，于1911年10月28日从香港赶到武昌，决心通过战争攻下武汉以为根据地，再图扩张向全国发展，可是黄兴经指挥革命军与清军激战一个月后，因汉阳失守，便放弃武昌，转趋南京。黄兴、宋教仁等集合上海、苏州、镇江、浙江民军，以徐绍桢为总司令，努力协攻，终于攻克南京。但由于同盟会领导人缺乏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的决心和勇气，最后只好“迁就有武力的别人”。12月18日，南北议和开始，革命党人便寄希望于袁世凯顾全大局，与民军一起行动，迅速推翻清政府。在上下和谈的气氛中，革命党人妥协倾向上升，革命党人在“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思想指导下，放弃以武力谋天下的既定方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就大力裁军，辞去陆军总长、南京留守职务。由于政府没有一支强固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就为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提供了条件。

第三，同盟会会员思想逐渐衰退和政治上呈现退化现象。武昌起义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到一般党员，几乎无一例外，只不过衰退的程度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就思想状况来说，大致上同盟会会员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不必再进行革命，因此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政治上出现退化现象。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认为清帝退位，专制已除，民族民权二大纲领目的已达到，今后所急需进行的，即民生主义。如果同盟会只为实现民生主义而奋斗的话，它就没有必要作为一个革命党继续存在下去。革命党领袖的思想状况尚且如此，一般党员群众的思想状况就不难想见了。

同盟会失掉了革命性，也失去了团结全体会员的共同思想基础。后来为了扩充竞争力量，实现“政党政治”和“政党内阁”，它竟与几个不伦不类的小党合并成一个国民党，连同盟会的名称也弃而不用了。官僚、政客充斥党内，不少昔日的同盟会骨干分子竟因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以致互相残杀。革命党不直接消亡于敌人的镇压和分化，而直接消亡于自己的政治蜕变。这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特有政治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便断绝了再次取胜的希望。以后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运动都显得有气无力，只不过是辛亥革命的余波或回光返照而已。

二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了什么

辛亥革命犹如风驰电掣般的胜利了，又昙花一现似地失败了。

决定革命运动胜败的关键是革命力量对比问题。辛亥革命在取得政权后终将无法巩固政权，其根本原因是敌强我弱。

辛亥革命要打到的敌人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所谓帝国主义不是指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仇视辛亥革命。所谓封建主义是指以清朝政府为代表的封建

地主阶级以及依附于这个阶级的一切统治机构中的反革命官僚。封建士绅等反动势力。所谓敌强是指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两股反动势力相结合，构成辛亥革命强大的反动势力，组织中国革命，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敌强是以我弱相比较而存在的。所谓“我”，是指资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华侨和其他爱国革命的会党、社团，而主要的革命力量则是农民。我弱，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军事各方面。从资产阶级方面看，经济上，资本主义不发达，革命缺乏强大的经济做基础；政治上，资产阶级提不出坚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思想文化上，资产阶级没有能够彻底地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攻不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思想联盟；军事上，资产阶级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支有思想有奋斗目标忠于自己的党军，没有能够始终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

农民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虽一度依靠广大农民，掀起革命高潮，推翻了清政府，但是资产阶级始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尤其没有发动广大农民。毛泽东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时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说辛亥革命没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实质上就是说在农村并没有发生真正的革命。除了地方政权形式上的变换之外，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秩序都原封未动。这是因为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及其革命党人，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认识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摆脱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问题。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在会党和新军中进行了很有成效的革命发动，使之成为多数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只是看到会党的勇敢和新军的武装，而没有看到更不相信会党和新军背后的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他们看不到农民的巨大力量和对革命的迫切要求，当然也谈不上去帮助农民摆脱封建压迫，满足农民切身的利益要求。革命党人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无所作为或无能为力，结果使革命失去了最广大的同盟军和最有力的依靠。

正由于上述原因，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失败虽然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不幸，但也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它说明了：

第一，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完成历史赋予它的反帝反封建，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任务。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以孙中山为旗帜的辛亥革命，是一场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和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很大的差别。它所遇到的是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不曾遇到过的新环境和新问题，因而在一系列的矛盾和斗争方面，呈现出自己的特殊面貌。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中国的志士仁人要挽救中国，这就必须首先要推翻清政府。只有推翻了清政府，才谈得上促进中国的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存在于世界；才谈得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个问题摆在孙中山和其他资产阶级革命者面前，比摆在任何

一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那些革命家面前的问题和任务，要复杂得多、尖锐得多和艰巨得多。既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革命任务比西方资产阶级就艰巨得多。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比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资产阶级更加不成熟，因此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它都不可能在中国建成一个完整形态的资产阶级体制。“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

辛亥革命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的革命运动。从整个辛亥革命运动的进程看，斗争是异常艰巨和曲折。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胜利的喜悦，更有过失败的悲愤。胜利和失败都来得很迅速。这说明当时中国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两种势力、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斗争极其尖锐和剧烈。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足以驾驭局势的程度，革命派没有能够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下战胜敌人把政权巩固起来。因此革命果实被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篡夺，最后革命以失败而告终。然而，我们不能把辛亥革命只看作是一场失败了的革命。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则是永存的。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没有辛亥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民初中国社会民主运动和民主主义思潮汹涌澎湃的发展；如果没有经过辛亥革命这样一次改朝换代的巨变，人民群众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也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以，辛亥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争取实现人民民主、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富强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他的失败又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西方能够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则行不通。为什么孙中山等人为之奋斗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救不了中国？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无力战胜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势力的反抗，以及时代和历史条件不允许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西方资本主义摧残下出现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力，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走上畸形发展的绝境，直至辛亥革命时，近代资产阶级经济的基地都尚未奠定。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做了极大的努力夺取了政权，取得了他们所能取得的最大限度的成就，但它的力量却不能强大到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抗衡的地步，要想在没有坚实地基的土地上建立资本主义殿堂当然是不会成功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的先进人士历尽千辛万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提出了各种各样改革中国的方案。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地主阶级洋务派提出了引进若干西方技术对中国社会进行某些改革的方案，农民阶级提出了平均、平等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方案，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派提出了君主立宪方案，资产阶级革命派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方案。这些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历史主题的关切和精心探索。应该看到，所有这些方案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大基本矛盾的反映，从本质上看都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使中国走上独立、民主、富强的道路。但因为

上述各种改革中国的方案，包括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在内，虽然反映了中国民主革命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反映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振兴和发展的愿望，但却难于得到成效。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于各种变革方案本身蕴含的矛盾所决定的，都是由于它本身在对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人民群众的态度上存在严重缺陷。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表明，在中国，太平天国的道路固然走不通，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和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同样救不了国。这就为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求救国方案奠定了基础。它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三，必须铲除旧思想，树立新思想，陶冶我们民族的新气质，摆脱我们民族落后的旧传统意识。由于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和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辛亥革命失败后，不仅是民众，就是连许多为民国英勇献身的革命志士，都对民主共和国表示失望，以至于造成民初民主共和思潮的退落，尊孔复古、复辟帝制的倒退思想沉渣浮起。孙中山要维护民主共和国的成果，但因为国人“缺乏新思想，放弃权力，国中政权遂为一般强盗官僚乘时而操纵之”。孙中山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认识到“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因此，“铲除旧思想，发展新思想”就成为孙中山的强烈愿望和时代的迫切需要。

孙中山在真正着手从事中国新社会的建设以前，有一种天真的革命思想，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即希望通过一场彻底的全面革命来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和文化、思想问题。但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事实使他认识到一劳永逸的革命是不现实的。因此，孙中山在制定《建国方略》时便将心理建设作为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先河。这表明，孙中山对于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和建设已经日益重视，并提出要建设近代化的中国文明，就要“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只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思想，才有可能完成革命任务，才能确立建设新国家的新基础。但是“改造旧思想”，树立新观念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工程。要淘旧铸新，就必须要区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然后根据时代和革命的要求，有意识地摆脱旧的传统落后的意识，发扬优良的传统，才能陶冶我们民族的新气质，树立革新、奋进、自强不息的新思想。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独特传统的民族。传统的民族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继承民族传统的精华是爱国主义，批判民族传统的糟粕也是爱国主义。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任何民族都必须维护自己的优秀传统，但由于传统文化一般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即具有强劲的异文化排斥能力，因此要革新中国社会，振兴中华民族，就必须彻底地批判阻碍我们民族前进的一切落后的封建传统糟粕，发扬我们民族的精华，吸收一切民族的先进文化以之来陶冶我们的民族气质，使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起来，才能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帝制自为，护国战争爆发，张勋复辟，护法运动，“五四”运动春雷震响，北洋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成立，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地转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但是，

辛亥革命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资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的革命尝试也决非白费力气。过去的历史过去了，但历史的影响并没有过去。在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今天，回溯过去，我们怎能不深情的缅怀辛亥革命运动时期的志士仁人呢？他们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丰功伟绩和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谱写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永远值得中国人民讴歌和学习。

本论文参考书目：

1.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下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

3.天冀：《共和政体之沿革》

4.吴玉章：《辛亥革命》

5.《孙中山全集》

6.《毛泽东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