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充的天命观

浅析王充的天命观

摘要：在豪族门把持的东汉时代，封建神学思想和谶纬迷信泛滥，统治者将其作为治民治国的工具，天被视为大地万物的主人，而王充敢于追求“疾虚言，求诚实”批判一些荒诞的伪言。他说：“天复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万事万物包括人类都是由气形成，而并非天地有意识的去创造事物，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变化是自发、客观、必然形成的，在天人关系上王充反对儒者的“天地故生人”以及“天人感应说”。指出“天道自然无为”对后世的唯物自然观产生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王充；天命观；形成；内涵；影响

东汉的王充已经认识到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他摆脱了人们以“天”为主宰的意识，以其独立的思考精神，猛烈的抨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谶纬神学，批判天能主宰万事万物和各种关于天人感应迷信的说法，被后世称为：“汉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封建正统思想的造反者”。王充成为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其言论解放，不为古今人束缚，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社会面貌做出了正确评价，他的批判精神值得肯定。

一、王充天命观的形成

王充天命观的形成除与其自身家庭背景、个人兴趣爱好有关外，还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发展趋势有密切的联系。

（一）王充生平介绍

1．王充的家庭

王充，字仲任，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人，出生于公元二十七年,对于家庭，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自称为“细族孤门”，王充出生时家族已经败落，说“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于会稽阳亭。”好景不长，“一岁仓卒国绝”亭侯之爵因突发事变而被取缔，之后王充先祖以从事农桑为主。在社会动荡之际，害怕被仇人所擒，“祖父汛举家檐载，就安会稽，留钱塘县以贾贩为事，”但后“未复与豪家丁伯结怨，举家徙处上虞”。从王充先祖起王

氏一族就与地方豪族结怨，可以看出他们与地方豪族是不相容的。两种不同的势力，那么在思想上呈现的意识形态就不相一致。豪族一般与迷信思想是紧密联系的。这对王充求实知和揭恶习产生一定的影响。

王充幼时，好安静，具有独立思考之性，辞别经师自己去专门研究，王充从幼时就受到良好教育，性格偏于独特，与他人与众不同，他好钻研的精神为其以后求真的态度打下良好的基础。

2.人生经历

王充的人生可谓跌宕起伏。王充在官场上一直保持“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的态度。不为自己在官场上的得失而感到气馁，与世俗不相屈服。

王充年轻之时，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之后，王充在县和都尉府里做掾功曹，在太守府任五官掾，兼管功曹的事务，最后到州里做过从事史。这是王充前期从事的职务，“后归乡里，屏居教授”回到家乡从事教育。之后再次任官，到州里任治中从事史。辞去州里官职回家闲居，谢夷吾向章帝推荐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荀，近世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注释？）后汉章帝特诏公车征召，充因病而拒绝了。

在任职过程中，“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在做官之时屡屡不得志，以客观事实来回应自身的经历，力求独立思考，以清醒的头脑认识现实状况的虚伪。通过写书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3.主要成就

王充在坎坷中，面对现实，总结了生活中的各种现实情况，王充一生著有四部书，“疾虚言，求实诚”的写作态度留下了他的巨著《论衡》，共八十五篇，其他著作已迭亡。《论衡》对研究王充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社会所处的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充本人对《论衡》一书也有很高的评价，“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其书争辩多，文辞丰富，并对那些伪语进行了一一的考辩。此书是王充主要思想的集中体现，王充被后人称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主要也

是由此书而来。其表现为王充提出“天道自然论”，批判了谶纬迷信一类的天人感应之说，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唯心思想观念）相“背驰”。时人指责：“今殆说不与世同，故文刺于俗，不合于众”说王充的学说、文章违反的俗情，是不符合众人心愿。对此王充反驳：如果从众顺人心，就是遵循了旧俗也就失去了争辩意义之所在。王充的思想因当时的唯心潮流不相符合，极少有人理解他的思想，这也是他处处受压制的原因，但王充即使受到再大的责难也不与世俗相苟活，仍坚持自己求真的唯物思想精神。

（二）王充的时代背景

人们对社会现象的不可知性，往往由自我意识产生不符合实际的幻想，将简单的事物安装上人的思维。将其人格化、神秘化。整个大地上有那么一双宽广的眼睛在凝视着你的一举一动，就是有意识的天。

1、社会

汉光武帝刘秀取得统治地位不久，为维护统治的长久，汉光武帝继承了西汉末期的思想—谶纬学，影响着东汉整个时期，东汉统治的宗旨以豪强地主意志为主，随着豪强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社会阶级矛盾也逐日恶化。

在思想领域，谶纬则是豪强的主流思想，西汉末期在今文经学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谶纬学。谶纬学是建立在经文之上并且是为政治而服务的，只不过是欺压人民的一种手段。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忽视客观，歪曲古人的纯正思想。

《白虎通义》撰写，使谶纬迷信达到高峰。今文经学与谶纬迷信结合越来越堕落，它的缺陷就更容易凸显出来，也就是突破了人民的承受能力，没有把握“度”的原则，谶纬迷信大肆泛滥，部分哲学家在种种压迫下开始觉醒，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民崭亮了前景。同时古文经符合求真的精神自然而然的就被人们挖掘，唯物的思想也开始在社会的各领域中冉冉升起，也为王充学术批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前人著述

扬雄生于西汉末年，王莽取得政权后，扬雄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随声附和。其主要思想体现在《太玄》和《法言》两部著作之中。

扬雄以清醒的头脑去认识现实，他说，治国靠立政，立政靠政者，不是靠天命，应用理性的眼光看待治国之道，从而扬雄否定了天对君主的作用，肯定了人为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没有参杂天的意志。强调智性则表现为：“学以治之，思以精之”。肯定了人的作用，并且智可以通过后天的修养可以改变人的本性，意味着天是不能决定人的本性，人独立于天。

对于物质的产生，扬雄提出：“天地生，万物生”天与地相互作用，产生了自然社会中的万物，并不是由天创造出来的。从自然观的角度否定了天是主的唯心意识。在两汉交替之际，思想界已经出现分歧，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求真的唯物精神在社会中慢慢弥漫开来。扬雄则成为两汉思想的拐点。他的唯物观也直接影响到以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桓谭和王充。

桓谭，其主要著作为《新论》，只剩残篇，王充评价桓谭说：“讼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桓谭对各种伪说之言也加以批判。

桓谭树立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当时人们认为天是主宰万物的一切，包括人的命运。但桓谭不相信天命，“汉高祖建立鸿基，侔功汤武，及身病，得良医。弗用，专委妇人，归之天命，亦以误矣，此必不通人而蔽者也。”汉高祖生病了不相信医学的科学性，却相信天命，最后的结果也是可悲的。有种鹳鸟，人们不敢捕捉，捉了会被雷击，认为这是天在惩罚。实质上是“适与雷遇耳”只是碰巧偶然遇上雷击而已。并不是天对人行为的一种激怒反应，从而桓谭也就否定了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

桓谭的天道自然，天人不相感应与当时谶纬迷信不相容，无疑他的思想史进步的，后来者王充继承桓谭的先进思想，将唯物主义观念进一步做了全面的阐释。在唯物思想上王充大部分是受桓谭的直接启蒙。

二、王充天命观的内涵

王充的天命观主要是反对天能造人以及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并以“气”和“天道自然无为”给予批判。

（一）王充对天造人说的批判

汉代的神秘主义者把“上天”看成万事万物的创世主，人亦是被上天创

造出来的；而人的死亡也是由天所定的，人类所遭受的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王充则认为人的出生和人的死亡都归于气的作用，气则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而人也就是由气产生。

他说：“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10]他认为天地有意识地创造了人，这话荒诞不实。夫妻两人结合，便有了孩子。由夫妻的结合，不一定是想生孩子，而结合时的情欲冲动，使他们有了孩子；进而推出天地间不会情欲冲动有意识地创造人。王充认为：“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人是来源于天地阴阳之气，而人死则还归于气。人的生死或是人身体的好坏、寿命的长短不是取决于“上天”和“神”的意志，而是由人自身的身体状况所决定的，而人的身体状况则是由人出生之后所含气的多少厚薄所决定的。他说：“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11]如果承受的气多则身体就强健，身体好则命就长，若果承受的气少，体质就弱，体弱就命短。

在谶纬盛行时代，认为各种人的生死是不一样的，帝王和圣人不是人的后代，而是神灵幻化为龙、燕卵等异物与人交汇相产生的。即儒者所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契母吞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儒家学者认为圣人的诞生不依赖于父母交合时禀受的元阳之气，而是另外受于天所赋予的精气而生，[12]夏禹则是他母亲吞薏苡所生，契则是其母吞燕蛋所生，后稷则是其母踩了巨人的足迹而生，王充则批判说：“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鸟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气也，安能生人?”以及根据薏苡、燕子、和巨人的特质得出禹、契、后稷不可能因这些怪异之事而生，人的生死受制于气，而非天所赋予的某种精气所为，王充认为不是同类的事物是不可能相互交配的，人和动植物不属于同类，所以他们相交配的说法是荒谬的。

(二)王充对天人感应说的批判

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王充以辩证的思想对当时社会流行的天人感应进行了批判。

其一，对谴告的批判，在先秦时期，将天子的貌恭、言从、视明、听聪、

思睿同风、雨、晴、暖、寒五种自然现象联系起来，这是最早的天人感应思想。[13]之后，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其理论基础则是“人副天数，天人同类”。结合阴阳五行说将天人关系神秘化。董仲舒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14]万物受天主宰，包括人间的喜怒哀乐都由天所决定，“喜怒之祸，哀乐之义，不独在人，亦在于天”如果一旦人的行为超出天所规定的原则，那么人会通过灾异受到上天的谴告。“论灾异，谓古之人君为政失道，天用灾异谴告之。”发生灾异是因为君主失政的作为，往往统治者为掩护自己的罪恶，说灾异是上天下达的意旨，可以用“祭祀”和“祈祷”来消除隐患，利用人对自然认识的有限性来欺骗愚弄人民，以来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事实上是“利用天文现象当作上帝对于人间的表示。”[15]王充则说：“天道自然无为”各种灾异现象则是自然的常态，是“阴阳不和，气自为之，”“阴阳不和，灾变发起。”“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天是自然的，谴告是人伪造的。灾异是“气”本身运行的结果。并不是上天对人间的谴告，“予以谴告，何伤于义，损皇天之德，使自然无为转为人事。”谴告损害了上天的本性，使自然无为转变为人意识的活动。但王充强调：“夫天无为，故不言，灾变时至，气自为之，夫天地不能为，亦不能知。”灾变仍是“气”的结果，天是不能通晓的。

又怎么知道天是自然的呢？“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今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夫何为乎。”[16]天没有口目就没有食欲和嗜欲，感觉不到事物的存在，就不可能和人一样，从而不能同人相感知。所以，天是自然的天。他又从具体的自然现象角度出发指出：“雷为天怒，雨为恩施。……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雷是天发怒的表现，雨是天施恩的表现，雷雨一齐来，难道上天又发怒又高兴吗？这也就使唯心自身陷入矛盾之中，不攻而破。天根本就没有意识对人间随意的进行告诫。再者，灾害及至，统治者转移恶性的手段是要求人们以“祭祀”和“祈祷”的方式求平安。王充则以水旱来揭露反动统治的假面具，“然则天地之水有水旱，犹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能自责除，水旱不可以祷谢去。”用简单贴近生活的例子说明了祭祀祷告是不起作用的，那只是徒劳而为，不会得到天的怜悯。

其二，对天能赏善罚恶的批判，世人常议论做好事的福就会降临于其身，而干坏事的祸也会将至于其身，意思是事物的福祸都是由天所定，即世论行

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

社会上流传说：“行善者可以得到天的佑护”，王充根据社会原因总结出

天赏善罚恶是“圣贤欲劝人为善”故意编造出来的，在当时人们的认知有限，受唯心者鼓吹，将偶然巧合发生的事当做“天赐福祸”。不难知晓这是一种“安抚”人民的政治手段。宋人有好善者，三世不解，家无攻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犊祭”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生白犊，其父又使其子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复以犊祭”一年，其子无故而盲，其后楚攻宋，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之，析骸而

炊之，此独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军罢围解，父子俱视，此修善积行神

报之效也，宋国父子爱做好事，可父子俩双目失明，最后在宋楚围攻之际，保得性命，这一切都归因于宋人修善积德天对其眷顾所至，但王充说：“夫

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报之何必使之先盲而后视哉？不盲常视，不能护乎？

此神不能护不盲之人，则亦不能以盲护人矣”宋人父子修善，天报答他们，为什么得先让他们眼睛瞎了再来保护他们呢？这似乎有些不合乎常理，如果

天真能报答他们则不会让他们眼睛先瞎，如果这都是天神的意志即使眼睛不

瞎也会让他们平安，这一切的事都是纯属巧合，并非上天所报答之因。

王充又说：“善人顺道，恶人违天。然夫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载之寿，恶人为殇子恶死，何哉?”好人遵循道义，坏人违反常规，但好人比坏人的寿命要短，天为何不让好人长寿，坏人短命呢？如果天真能赏善惩恶应该让好人长命平安，但实际不是这样，依照好人命短，坏人命长这一说法，那么天则是赏恶罚善了，与其开始的本意截然相反，者也是自相矛盾。故天能赏善惩恶是不符合实际的伪言。

传曰：“子夏丧其子而其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夫子夏丧其明，曾子责以罪，子夏报杖拜曾子之言，盖以天实罪过，故目失其明已实有之，故拜受其过，”子夏失去儿子，自己又瞎了眼睛，曾子认为他有罪，子夏也认为自己有罪，并下跪悔之，王充说：“哭泣无数，数器中风，失目明矣”子夏的眼睛是因为儿子死了

过度哭泣而导致的，并非是天对他的惩罚。再者“子夏服过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俞其盲。”如果子夏真有罪，他以悔之，天应以德仁之意将子夏的眼睛治愈，但天并没有让他的眼睛复明。如果天真能善罚分明，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一生只做好事的人还要经受折磨，而有些恶人还能逍遥法外过着像“天堂”一样的生活，这些跟现实相矛盾的谬论，也无法找到正确的理论依据，所以天能赏善罚恶也只是缪谈。

王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天是存在的客观物体，更不会与人存在精神上的感应。

三、天命观对后世的影响

王充分析了天与人的关系，它们是不存在感应的，他追求真理，痛斥虚妄，坚持实诚，与盛行的世俗伪言，神异之说大异其趋。他的唯物思想为后人所秉承。认定“天在人外” [17]的思想得到了更好继承和发展。

（一）对王符的影响

王符是继王充之后的又一唯物主义者，主要著作《潜夫论》，他主张“元气自化论”，气的作用在于其自身的转变，这种转变对外界的影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王府解释元气自化的一个过程是“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幷，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宇宙万物由元气混合成清浊物，化成阴阳二体，再由天地相絪缊而生成，人亦是在这一过程产生的，这一思想继承了王充的“天地和气，人自偶生”。否定了唯心观主张的天造人说，在天人关系上，他指出：“人道曰为”“为天地所覆载，然亦在我何所之耳”“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强调人的作为，在天地之间人占有主体地位，否定了人受制于天，肯定人为的作用。

进一步用具体的事物指出自然界的天然现象是“元气”运动中的结果。“及其乖戾，天之尊也气裂之，地之大也气动之，山之重也气徙之，水之流也气绝之，日月神也气蚀之，星辰虚也气陨之，旦有昼晦，宵有，大风飞车拔树，偾电为冰，温泉成汤，麟龙鸾凤，蝥蠈蝝蝗，莫不气之所为也”。打破了社会中人为不可知的现象是天神的作为这一封建理论。他继承和发展了

王充的天道自然和元气一元论，必起王充的理论更为具体详细。

东汉中后期，社会问题日益暴露，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王府以“潜夫”的名义写下《潜夫论》，看透了社会的真实面貌，对当时的神学观念给予直接的抨击。

（一）对仲长统的影响

仲长统是东汉末期的唯物思想家，东汉末年，政治斗争频繁，主要表现是外戚与宦官之间的夺权斗争，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四周起义连绵不断。仲长统清楚地认识到当权者腐败风气盛行，朝代的兴亡更替则属于人为，他说：“昔之为我哺乳之子孙者，今尽是我饮血之寇仇也，至于运徙势去，犹不觉悟者，岂非富贵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之以迭代，政乱从此周复，天道常然之大数也。”[18]那些沉溺者道德败坏的人是导致政乱的原因，政乱也是周期性的是天道正常的规律。否定了天要亡我，我必亡。而是人自身的行为所导致的变化，究仲长统思想之根本则在于其主张“人事为本”。他代表了“东汉社会批判思潮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最高成就者。”[19]他强调“人事”，从而否定了有意识的“天道”。

仲长统将“天道”归为四时的变化，从客观规律出发来解释天，天乃自然之天，更没有主宰人命的意识，否定有天命的存在。仲曰：“豪杰之当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无天下之分，故战争者竞起焉，于斯之时，并伪假天威矫拒方国，拥甲兵与我角才智，程勇力与我竞雌雄，不知去就，疑误天下，盖不可数也。”英雄豪杰的“天命”以开始是没有名分的。只是因为战争变现出的勇气和谋略比其他人更胜一筹，于是假借天上的威力欺骗人民，这个“天命”一开始就是人为，是出于个人的主观意志伪造出来的虚言。王充对于“命”持有矛盾，他承认“命”的存在，但跟天无关，是一种自然之态，王充因时代的局限性没有摆脱宿命观，但是仲长统则从根本上否认了“命”，也就更无“天命”可言。是东汉时期唯物主义的一大进步。

四、小结

在思想受束缚的时代，王充以不同于其他人的思维方式提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是自然的，并非是天所主宰，提出“天道自然无为”，“天有为”

是世人强加的主观意志。王充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打击了以董仲舒为首官方哲学的目的论。[20]

中国古代哲学家稀有言“人”而不言“天”者，更稀有言“天”而不言“气”者。[21]而王充则从“气”的角度出发解释天的自然性。“气”为构成万物的本源，包括人在内。即使他提出的观点不符合实际，但以后人的眼光看待，他提出的不合乎逻辑的观点却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也就是说人的思维会受时代特性的限制，正如人与人之间的时代性代沟，不同的时代人的思想意识是不同的，从人的总体思维发展看，后代的思想比前代的思想更合乎客观实际，王充无神论思想与西汉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思想相比较，虽都是对自然现象作出的阐释，却有着如同天与地之间的距离一样，相差甚大。人们拜神拜天，而他却极力的批判神的存在和天有主宰万物意识，可以体现出其思想的进步性。从虚存实出发，倡导耳目的感知，[22]以求得事物的真面目。与当时人相比较他的思想更略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