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调查案例

当第二手资料发生冲突时

西尔·帕特森，一位营销调研者，正在准备对某一新产品的市场销售进行预测。她已经就研究的项目建立了一个模型，所要预测地区的商业机构的数目是其中一个输入条件。其中之一是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关于商业机构的数量和类型的官方资料来自国家商业统计局(CBP)。数据取自1995年的最新版。另外一份资料来自调查样本公司(Survey Sampling,Inc.)。

用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一些标准进行检验，发现这两个数据的来源都相当可信，两个组织都因为它们对工作的公正和执著而值得信赖，但当米西尔·帕特森从这两个机构拿到数据时，她发现它们相差悬殊，

帕特森该如何解决这种不一致呢？通过下列问题可以找出答案：“实际收集的是哪些资料？“这些资料是如何获得的？”

所得的结果是，两个机构都没有实际去计算这一区域机构的数目。国家商业统计局根据给员工发放工资的资料计算公司的数目。然而，有的公司可能不会报道这些资料，有的小公司没有“发放工资的员工”（老板就是雇员）。那么，这些公司就没有计算在国家商业统计局的数据内。因此，它的数目会比实际情况少一些，因为没有统计所有的公司。另外，调查样本公司是通过电话薄黄页上所列的机构的数目相加得到的。这样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机构可以是一个商业机构呢？

麦当劳在一个城市有一个授权机构，但在黄页上可能有9个地址，这算是一个商业机构还是9个呢？调查样本公司将它们看做是9个独立的机构. 因此，调查样本公司所得的数据会偏大。

那么应该用哪组数据呢？这取决于你的研究目的和数据如何运用，帕特森可以从中任选一个，同时要考虑这个数据作为一个输入条件会对最后结果产生的影响。

因此关键的一点是：你必须充分地评价不同的数据资源，以便能够从中选出最有效和最可信的数据。

中国最著名“照片泄密案”，是1964年《中国画报》封面刊出的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中，中国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头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袄，顶着鹅毛大雪，握着钻机手柄眺望远方。在他身后散布着星星点点的高大井架。日本情报专家据此解开了中国当时最大的石油基地--大庆油田的秘密。

1、他们根据照片上王进喜的衣着判断，只有在北纬46度至48度的区域内，冬季才有可能穿这样的衣服，因此推断大庆油田位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

2、通过照片中王进喜所握手柄的架式，推断出油井的直径；

3、从王进喜所站的钻井与背后油田间的距离和井架密度，推断出油田的大致储量和产量。

有了如此多的准确情报，日本人迅速设计出适合大庆油田开采用的石油设备。当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征求开采大庆油田的设备方案时，日本人一举中标。庆幸的是，日本当时是出于经济动机，根据情报分析结果，向我国高价推销炼油设施，而不是用于军事战略意图[1] 。

新中国将松辽盆地作为重点油气资源区域正式进行大规模勘探开发，始于1959年。当时，国内石油缺口达60%，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公交车背着煤气包在长安街上跑”。对于开发大庆油田的消息，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对国内外采取了严格保密的策略。

1964年后，中国国内基本实现石油供应自给。1964年1月25日，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同月底，新华社记者带着“北京的特别嘱托”悄悄来到大庆。“那时大庆出于保密的需要，对外一直用秘密称

号‘农垦场’，仿佛关押劳改犯的地方。内部则叫‘松辽勘探局’。”

196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新华社记者袁木、《人民日报》记者范荣康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发，大庆油田的存在被公之于众。

《大庆精神大庆人》一文及相关报道，刻意避开了油田的位置、规模和加工能力，但是精明的日本情报人员通过各种细节推断出了大庆油田的基本信息，以及下一步可能需要的设备等，最终从中国获得了大笔订单。

“在1966年第1期的《中国画报》上，日本情报机构看到了铁人王进喜站在钻井机旁的那张著名照片”。他们根据王进喜的衣着判断，只有在北纬46度和48度的区域内，冬季才有可能穿这样的衣服。因而，大庆油田有可能在冬季为零下三十度的中国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之间的东北北部地区。

之后，来中国的日本人发现，从东北开过来的油罐车上有很厚的一层土，从土的颜色和测量火车每百公里的降尘量中得出了“大庆油田在北满”的结论。

1966年10月，日本情报机构又对《人民中国》杂志上发表的铁人王进喜的事迹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有一句“最早钻井是在北安附近开始的”，并从“人拉肩扛”钻井设备的说明中判断，井场离火车站不会太远。在对王进喜的报道中还有这样一段话：“王进喜一到马家窑子，看到一片荒野说：好大的油海，我们要把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抛到太平洋去！”“马家窑子”、这窑子、那窑子是东北地区特有的对地名的称呼，日本人更加确信大庆油田在东北。日本情报机构从伪满旧地图上查到：马家窑子是位于黑龙江海伦县东南的一个村子，在北安铁路上一个小车站东边10公里处。经过对大量信息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日本情报机构终于得出了大庆油田的准确位置。

为了弄清大庆油田的规模，日本情报机构对王进喜的事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报道说，王进喜是1959年在北京参加国庆以后志愿去大庆的，由此断定，大庆油田在1959年以前就开钻了。对油田的规模，日本情报机构认为：“马家窑子是大庆油田的北端，即北起海伦的庆安，西南穿过哈尔滨与齐齐哈尔之间的安达附近，包括公主岭西南的大喷，南北四百公里的范围内。”估计从东北北部到松辽油田统称“大庆”。这一分析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

为了弄清大庆油田的加工能力，日本情报机构从1966年《中国画报》第一期的照片（下图）上看到大庆油田炼油厂的反应塔，从反应塔的扶手栏杆（一般为1米多）与塔的相对比例推断，该反应塔的直径大约为5米，从而推断出大庆炼油厂的年加工原油能力为100万吨。而在当年大庆“已有820口油井出油”，年产原油360万吨，估计到1971年可增加到1200万吨。

通过对大庆油田的位置、规模和加工能力的分析，日本决策机构推断：中国在近几年的时间里必然会感到炼油设备不足，日本的轻油裂解设备卖给中国是完全可能的，中国所要买的设备规模和数量要满足每天炼油1万吨的能力。果不其然，没过多久，石油工业部就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购买日产一万吨的炼油设备，日本的炼油设备以其有现货、价格低、符合中国实际生产能力而一举中标。

严格来说，大庆油田“泄密”一说有其合理性，但指责日本人窃密明显证据不足——窃密和通过搜集公开资料获取有价值信息是两码事；防止新闻报道泄密无疑是正当的，但要阻止别人从公开资料中获取有价值信息，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除非你拿出美国人当年搞曼哈顿工程和印度核试验躲卫星的那种劲头，施行系统工程和全面控制，并杜绝任何形式的宣传活动。这一点，在信息网络和数据掘金技术流行的时代，尤其如此，因为在当前的条件下，你更难阻止别人获得充分的间接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具有相当准确性的判断。

必须承认，在所谓大庆油田“泄密”事件中，日本人进行了一次极为成功的竞争性情报搜集活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