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一)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一)

本文旨在从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反思中，讨论一下经济学方法和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它们是：关于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其比较；关于实证分析；关案例研究。1、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因为他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实际的“图象”、“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象”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和运用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张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各种经济理论学说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强调得够与不够，是否能贯彻始终。新古典理论对此十分明确，而且一贯到底。它其所以专注于资源配置的研究，就在于寻求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就是因为市埸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它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以及以此作为对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之基础，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具体体现。翻开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效率观念和效率思想会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之中，融化在他们的思维之内，成为他们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因为在它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1985），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也没有贯彻到底，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但这种考察

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亚当。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斯密不仅说明了分工的好处和交换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所谓“分工受市埸范围的限制”，就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以人的交换活动为条件，进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埸模式，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斯密通过“简单体制”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义，不仅说明了人们之间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合作，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1972）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进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作出了统一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式。这集中反映在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资源配置和生产费用，考察了规模经济和技术选择，还讨论了市埸结构，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状况和经济性。所谓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就是合理的劳动分工；所谓规模经济，就是分工及其基础之上的集中所到的节约和利益；所谓市埸结构，实际上就是分工结果在市埸上的表现；而技术选择，实际上就是进行分工的方式；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即生产费用，就是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和技术选择方案的代价，也就是作为生产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它没有也不能对分工及其程度的决定和发展作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不仅研究了市埸交易，而且以此作为全部内容，同时对自由市埸体制作了绝对的、无条件的解释，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动实现的均衡，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又是市埸交易的结果。尽管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对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肤浅和非常片面，由于对交易的考察仅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对市埸交易的考察又仅仅分析产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因而在新古典理论中，既没有交易方式的概念，也没有交易费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论也考察了合作问题，但是基于对交易问题的局限性，其对合作的考察仅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买卖关系和和谐的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理论看来，人们之间的合作是无阻碍、无摩擦，因而是无条件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而在于这种分析的片面性，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一种情况，也就是只分析了它们的物质技术联系和物质技术特征。传统经济学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也背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而与新古典理论颇为相似，二者既有一致之处，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如果说新古典理论把分工看作是市埸配置资源的结果，那么，传统经济学则把分工看作是计划配置的产物，二者的分析角度一样，说明的问题相同，但后者比前者更粗糙、更片面。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在缺乏交易方式概念和理论的情况下，对市埸和市埸交易作了比较深入、比较成功的分析，那么，在传统经济学中，虽然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交往方式的概念，并宣称要以其为主要考察对象，但对市埸和市埸交易是排斥的，其分析是残缺的，与此相适应，在实践中，市埸和市埸交易是受控制的，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它对其他交往方式的考察如果有的话，也是空洞的。至于对合作和合作秩序的分析，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非常相似，都是考察了一种无矛盾、无摩擦的理想状态。因而其解释能力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有限。在经济学的不同范式中，几乎都使用了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

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等方法，但使用的情况和侧重则不相同。供求分析是任何一种经济学都离不开的，但在传统经济学中，由于只有平衡概念，没有均衡概念，或者说没有区分平衡和均衡两个概念，因而传统经济学的供求平衡分析是一种事后分析和结果分析，而不是一种过程分析和行为分析，因为，平衡是一个核算概念和统计概念，而均衡是一个行为函数和运行过程概念，供求平衡就是供求两个变量相等，即变量均衡，而供求均衡既包括变量相等（变量均衡），又包括行为确定（行为均衡）。与此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对此却有严格的界定和区分。边际替代分析也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在传统经济学中，由于缺乏行为过程的概念，因而也就缺乏边际的概念，因此，计划分配和计划调节中的替代关系只是两两的一般互替和转换，而不是边际替代和边际转换。1871年的“边际革命”把边际概念引入经济学，并使其在微积分等数学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在数学化和形式化的道路上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替代只是不同产品在不同消费者之间和不同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替代，即不同物品之间的替代；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替代却是不同交易方式之间的替代，即人们的行为方式或行动策略之间的替代。成本收益分析是经济学的看家本领，是经济学范式区别于其他科学范式的重要方面，传统经济学运用了它，但运用得不够纯熟、不够彻底，有时往往只问收益，不惜工本，只讲需要，不看可能，对那些得不偿失的计划和政策进行经济上的注释和论证。特别是传统经济学没有时间价值概念和风险价值概念，缺乏风险意识，不计时间价值，就使成本收益分析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成本收益分析，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缺乏交易方式和交易费用的概念，由于交易的自动完成和无代价的进行，其成本收益分析也仅仅局限在资源配置和生产活动的狭小范围内，对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广泛领域则缺乏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把成本收益分析运用到人与人相互关系的一切领域，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统一、深入而又更加现实的解释。利益分析也是各种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方法，但是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这里又殊途同归了，前者违背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后者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他们都注重利益和谐，而放弃了利益矛盾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宏扬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不仅坚持了利益矛盾分析，而且用博奕论为这一分析找到了一个适当的数学化方法。最近，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范式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起因于樊纲博士的《‘苏联范式’批判》（1995），接着，崔之元先生发表了《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1995），对樊纲的观点提出批评，后来，吴易风教授发表了《两个范式之争》（1996），对樊、崔之争进行了评论，支持崔的看法，进一步批评了樊的观点。笔者仔细阅读了争论双方的文章，有些不同的评论。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初的以“苏联范式”为主，发展到多种理论范式并存的局面。“苏联范式”有哪些缺陷，它是如何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的，樊纲在他的“批判”中给予了冷静和恰当的讨论。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的理论准备，是从对“苏联范式”的批判开始的。这种批判，最早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武器的。随着各种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并且随着经济改革研究的需要，苏联范式不是被批倒的，而是被取代的。这种结果，对于应用性研究并无妨碍，但仍在理论层次上和经济学教学方面遗留着“苏联范式”的影响。樊纲分别从研究对象、所有制问题、价值－价格理论、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上进行的讨论，是对“苏联范式”的自觉的理论清算。依樊纲的功力，可以作得更好，但这篇文章仍不失为一篇优秀的评论性综述，在有所批评和有所肯定中为我国的经济学建设作出了的贡献。樊纲在另一篇论文《经济科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1995）中进一步阐述了前文的观点，明确指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应该有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此论受到了崔之元的批评。

崔认为，这些结论或假设自相矛盾，并且与现实相去甚远，他以数学为例，指出在数学基础理论中，存在着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波兰学派等，难道经济学家们比数学家们还更容易“团结在一个旗帜下”？接着，崔文列举了4个案例（“行为理性”的含混，微观基础的动摇，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众多的“不可能性定理”），说明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着“范式”危机，目前还没有普适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我们认为，樊纲的观点包含了很大的真理成份，但也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既冠以“社会”的定语，就表明它不同于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它既是科学，又是人学。作为科学，它具有实证性，因而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和一般的东西；作为人学，它又具有特殊性，因而需要本土化。既然东西方的人文性格有所不同，因而东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也就不会完全相同。崔之元对樊纲的批评并未打中要害。虽然他正确地提出了，我们应当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发挥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想象力，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做出有世界意义的贡献，但是，其关于西方经济理论范式危机的种种议论则包含着很大的混乱。首先，崔文对范式及其危机的理解是不恰当的，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概念，崔文所讲的4个问题与其说是范式，不如说是理论，而其对范式危机的理解也只是指出了它的消极方面，其实，范式危机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在同一范式下，各种理论的冲突正是孕育着理论发展的生命力。其次，崔文所谓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实际上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就是冠以“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的案例3，讲的也是主流理论的内容。再次，崔文列举的4个案例，只有第1个关于行为理性的评论有一些道理，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有过批评，不过，他们虽然指出理性行为假定的缺陷，但都没有提出可以替代的东西，足见其所具有的普适性和一般性。其他3个案例均是似是而非的。例如，所谓“平行偏好”问题，在《什么是科斯理论？》中，伦尼德。哈威兹讲的是，由人们的偏好推出的无差异曲线是平行的（1995），而崔文却望文生义，将其说成是“人的偏好序均是‘平行偏好’”。再如，在委托－代理理论中，委托人处在团队之外，其作用在于打破预算平衡，而崔文却文不对题，将其置于团队之中，将委托人的败德问题作为团队的“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和预算平衡三者不能同时实现以及单靠狭义的理性人假定不能为团队设计出最优激励机制的依据。崔文对“字典式偏好序”的理解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可见，作者并未认真读懂自己所引用的著作，这就给人以貌似旁证博引，实则瞒天过海，借以唬人之嫌。2、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2－1，关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经济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传统经济学一方面强调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又把价值判断摆在首要和核心的地位，从而使自己误入岐途，也是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关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基本内容，马克。图尔曾经作过一个简明扼要而又全面详尽的对比分析，（1979）现抄列如下：实证是手段事实现实描述真或假精神的问题解释分析规范应该目的价值理想规定好或坏心灵的问题评价政策以上的对比分析，分别从语言形态、研究领域、内容性质、作用特征等方面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作了界定和区分，这种界定和区分的中心和关键仍然是关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是方法论争论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指对某种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例如，我国现有的财产和收入分配状况是不公正或不合理的，通货膨胀比增长滑坡要好，5％的通货膨胀比5％失业要好些，等等。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和行动纲领，进行宣传鼓动的不可缺少的和适当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什么是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是指对某种事实内容所作的“真实”或“虚假”、“正确”或“错误”、“原因”或“结果”、“形式”或“本质”的描述或解释，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现在怎样，将来会如何，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科学（包括经济学）研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事实判断，它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所要集中解决的基本问题。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行为和活动，二者之间有着

一定的联系，因此，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既要着重于事实判断，又不能完全抛开价值判断，但是二者又是可以区别开来而且应当加以区别的。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表达的是一个“应该是论述”，它仅仅是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埸取向。如某人认为现行的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是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它表明了判断者所持的不赞成的立埸。但是，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事实持相反的立埸，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即不能提供为什么是不公正的，不包含与真理相联系的认识，因而既不需要、不可能证实或证伪，也不具有科学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人们只能接受它或拒斥它。相反，事实判断表达的是一个“是论述”，它包含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因而需要和能够在经验上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个人不能从是中推出应该是”（马克。布劳格，1990）来。例如，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本身并不包含它是否公正的信息，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公正与否的评价是判断者主观加上去的。因为，价值判断所依据的是道德标准，而事实判断所依据的是一个与道德原则无关的标准和规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学研究中，事实判断除了包含有关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一般事实和论断以外，集中表现为效率判断。价值标准也可以、而且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和事实判断来说明其正确与否，即需要进行效率再判断。在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相互关系的争论中，始终存在着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它只涉及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不包含人们的主观评价（R.史密斯，1962），主张保持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价值判断具有不可或缺性（施莫勒），经济学的观点与所有的科学观点一样，都是充满价值的，（霍尔。卡杜里安，1980）其中，有人主张“隐含的价值观”，（维克里，1973）有人主张“明确的价值判断”（米尔达尔，1992）。其实，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也不是互斥的，而是互补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也各有其不同的作用。争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双方都忽视了价值判断产生的根源这一根本问题。由于这种忽视，主张保持价值中立的只强调了它的必要性，而没有找到实现它的可能性；反对价值中立的仅仅看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价值判断的事实，而没有深究它存在的基础。人们在自然科学中的一致不是由于摆脱了价值判断，而是由于价值判断的基本一致，在人类事务和社会科学中能否摆脱价值判断，就归结为人们能否取得经济利益的一致。现在，人们所能做到的是，把价值判断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使它变成一种普遍形式的东西（陶永谊）。至于什么是适当范围，仍然没有作出说明。这就需要作出进一步的界定和分析。指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别和联系，强调事实判断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经济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和全部活动中都不能有价值判断。恰恰相反，从方法论上来看，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可以而且应当保持价值自由。一般说来，在研究对象和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而且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经济学家既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爱好进行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科学研究的内容领域，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当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其间。如果在科学研究的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能使认识过程发生扭曲，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是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如果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探索起了重要作用，但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直接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于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作出了自己的科学创造。因此，在经济科学的理论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至少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然而，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不仅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不可

区分、无法区分、也不必区分的，而且过分注重和偏爱价值判断，往往使事实判断服从于价值判断；不仅在研究对象和认识目标确定以及分析结果选择等领域强调价值判断，而且把在研究内容领域和认识过程当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遮羞布。这就使得经济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深深陷入自己设置的陷井之中。例如，对于很多重要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象市埸机制问题、经济周期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等等，首先要看看它是姓“社”还是姓“资”，然后才决定如何对它进行描述和分析。如果是姓“资”，即使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而且必须否认它的存在；即使不得已而承认它的存在，也要将其统统斥之为资本主义残余，或者在共同的地方寻找出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来，或者用不同的概念去概括和描述完全相同的事物，于是就出现了商品经济的“外壳”论，找不到工作的“待业”说，同志式的“竞赛”观等。这样，不是把一系列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就是对其作了歪曲的描述。至于在这种扭曲的理论指导下，制定和实施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及其造成的不良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更是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了，把价值判断带入认识形成和理论创造过程之中的可悲之处。不仅如此，由于在理论形成过程之中渗入了价值判断，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分析，如对当前经济运行总量态势和经济形势，不是根据经验现实进行实事求是地归纳概括和理论抽象，而是根据各自的政治需要，选取不同的材料，作出不同的结论，甚至要先看看气候，摸摸风向，然后投其所好。这不仅大大阻碍了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使得经济理论研究始终难以摆脱解释现行经济政策的俗套，而且使一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走上了“奏折经济学”的道路，败坏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声誉。其结果是，经济学难以摆脱作为政治附庸和跟班的角色，甚至有被窒息的危险。近几年来，大家都承认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缺乏共同语言，这不仅是由于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着混乱，而且主要是由于价值判断渗入经济研究过程的结果。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实践目的出发，反对在科学认识的内容领域和理论创造的过程当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这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很多混乱。为了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能够更好地处理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的关系，有必要加以明确和区分。第一，经济理论的构建和经济理论的可接受性。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问题。前者是个认识论的概念，所要解决的是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它取决于理论把握经验现实的情况，即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生活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或者说，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现实的规范力量和改造力量。后者是一个文化价值概念，考察的是理论的功效性问题，主要取决于哪一种理论更好、更合意、更易于被决策者所采纳，因而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主张。因此，经济理论的可接受性与其说取决于该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不如说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以及决策者的素质。在这里，需要而且必须进行价值判断。第二，经济理论的专家评价、专家选择和社会评价、社会选择。这是两种不同目的和不同方式的评价和选择。前者的目的在于解决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是通过经济学家的批判、检验和证伪来进行的。在这里，经济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外化为一种公共性，即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方面检验所作出的共同评价和共同选择。后者的目的在于解决经济理论在社会空间中的可接受性问题，是由政治家和社会大众作出的评判和选择。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评价标准和选择标准，形势的紧迫性，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及政治家的知识限制，特别是政治家的政治前途和利害关系，会对它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会大众的评价和选择更会受形势变化、社会心理的左右，并且只有通过社会的学习过程，理论才能变成社会大众的共识和集体行动。第三，经济政策咨询和经济政策决策。这也是两个既密切联系又可以明确分开的行为和过程。经济科学的实践目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咨询表现出来的，政策咨询活动的核心是提供有关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客观联系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不是规范性预言或价值判断所能给予的，但是从任何经验内容丰富的理论中都可以得到付诸实施的行动信息。同时，一个无价值判断的科学结论，并不排除政治家和经营者进行评价、选择和决策的权力。经济学

家可以参与政策决策和经营活动，这时，他就不是作为经济学家处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之中，而是作为政治家或企业家处于政治活动或经营活动之中。因此，经济理论的实践目的不应当也不必要要求经济学家在其理论形成过程之中求助于价值判断，与此相反，只有在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才能保持经济学家的独立人格和经济学研究的独立性，避免价值偏见的影响和干扰。第四，经济学家的伦理道德和科学良知。经济学家从事何种科学规划，帮助实现何种价值目标，取决于他的伦理道德。经济学家作为社会的一员，依靠自我控制很难在其科学表述中保持价值判断自由，即经济学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判断渗透在理论认识和科学表述当中，从而造成很多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论上的错误。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也有个人动机和个人功利，它与社会目标和社会利益既有一致之处，也有矛盾的地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政策咨询建议能够影响政策决策以至变成官方政策，这就使得经济学家在政策咨询中很难保持客观立埸。但是，经济学家的科学良知又要求他不要把自己的个人好恶和个人功利带进圣洁的理论殿堂。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在经济学的科学活动中，发展科学评价和科学批判，通过对其科学表述的相互批判和证伪，通过实践来检验。可见，价值判断与科学批判和证伪过程以及经验检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要想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作出真正的理论创造，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就必须在理论形成和科学创造的过程中承认和坚持价值自由前提。2－2，关于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⒅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实证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部分或阶段，即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弄清这两个部分或阶段的区别和联系，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有关“假定之战”的实质和关键有帮助，而且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