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

关于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典型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我们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奇葩。湖湘文化以原道发端，远迹屈子，中经贾谊、柳宗元形成湖湘文化原道的源头，到周敦颐重构儒道的《太极图说》、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魏源“技可进乎道”、“师夷长技以制夷”，谭嗣同锻造维新变法的思想利器《仁学》，直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流风所被，化及千年”，终于积千年之功，卓然独立于世，为中国近现代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湖湘文化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推动了湖湘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和分歧。仅就对湖湘文化精髓的概

括而言，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为典型的有二。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周伯华《中国经济时报·大力弘扬湖湘文化优秀传统》2006年3月7日）对这两种概括，我们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首先，“经世致用”只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并不能凸显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经世”最早出自《庄子》“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致用”出自《周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经世”即“经国济世”，强调要志存高远，胸怀天下，求解治国之道；“致用”即“学以致用”，要求积极入世、致力社会实践。“经世致用”作为一种思潮和精神，发端于宋代，形成于明末清初，以王船山、顾炎武为代表，后来的维新运动也是从中汲取精神资源。从本质上讲，“经世致用”是儒家文化实用主义特征的概括。

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就是强调入世。儒家自创立始，就非常重视实践，也就是孔子所谓的“行”。在孔子看来，“学”最终要落实在“行”的层面上，而且“学”也就是“行”，“行”中之“学”才是真正之“学”，“学而时习之”，才会真正体会到“乐”的勃发。通读《论语》不难发现，孔子所提倡的学问，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提出了一整套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治世行为规范，而不是朱程所尊奉的那种离实际生活越来越远的心学。历代儒士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对经世致用的最好注脚。湖湘文化，作为儒家文化地域化的一个分支，必然带有儒家文化这一本质特征，如果将其作为湖湘文化的特征，很显然不能从本质上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其次，“实事求是”是儒学本来存在的一种治学方式，它仅是湖湘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治学选择。“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明代王船山提出“格物致知”和“实事求是”的学术背景，是远离实际社会生活的心学的

泛滥。以朱程理学为代表的心学，抽掉了儒家的求实、革新精神，将知行割裂，置于两端，不能满足抵御女真族南犯、急于拓展民族生存空间的现实需要，其生命活力已日渐式微。王船山提出这一学术主张，正是对朱程理学歪曲儒家学说的历史性反正。

实际上，王船山所做的就是洗尽“实事求是”身上的历史尘埃，为湖湘学派寻找治学上的理论依据，注入儒学继续前行的动力，还不能说这就是反映湖湘文化特色的固有特征。从湖湘文化的发展脉络来看，真正成为中华文化一支有影响力的文化，始于明末清初，前后不过四百多年。这一方面是文化重心南移的结果，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一种治学理路选择的结果。如果将儒学本来存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式，上升为湖湘文化的独特品格，最起码有两个不妥。一是仍然有将儒学的共性特征个性化之嫌；二是在现代“实事求是”已被赋予新的内涵。以1941年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为标志，及至改革开放后，“实事求是”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层面，更具有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

以此概括湖湘文化，事实上是有硬性嫁接之嫌。

第三，“百折不挠”是湖湘文化作用于文化个体的集中体现。“百折不挠”，出自《蔡中郎集·太尉桥玄碑》：“其性庄，疾华尚朴，有百折不挠、临大节而不可夺之风”。借用“百折不挠”来概括湖南人独特的群体性格，是对湖南人这种中国独无仅有的“霸蛮、血性”等特征的提升。明清以来，湖湘文化横空出世，孕育了一大批为追求理想信念而坚忍执著，严守民族气节而舍生取义，战胜困难而刚烈雄健的湖湘精英，引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瞩目。最为突出的有——曾国藩一介儒生，“屡败屡战”、“打落牙齿和血吞”，打出“无湘不成军”；左宗棠抬棺进疆，不让沙俄寸土；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为变法洒热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籍革命家，身处逆境，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等等，这都集中体现了湖湘英雄群体一往无前、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湖南这种英才辈出的现象，既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

死”式的使命感和“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般直冲云霄的豪气，又是湖湘文化“筚路蓝缕”、奋发图强的深刻写照，是湖湘文化在文化个体身上打下的文化烙印。用“百折不挠”来概括湖湘文化精髓，既能恰当地反映湖湘文化的传统特色，又有很深厚的历史依据。

第四，“兼收并蓄”是对湖湘文化开放意识的集中概括。“兼收并蓄”，出自韩愈《进学解》：“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原意是把各种东西一并收罗藏蓄，后指把性质不同东西都吸收、包罗进来。以此来概括湖湘文化精髓，一是就其文化成因来考虑的。湖南虽然北有大江相阻，其它三方均是群山环绕，号为“四塞之地”，但地处南北交通要冲，东连西进之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各种文化交相汇合、相互激荡之地。湖湘文化在这三湘四水之间，撷南北文化之长，促进南北文化相互生发，从而既拥有中原文化的顽强坚毅和现

实价值取向，又有南方文化的灵性飘逸与浪漫激情的双重品性。在西学纷至沓来，中西文化激烈对撞的历史时期，这种交融而生的文化，展现出“有容乃大”的兼容并包特性，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清醒，率先开始近代转型，保持了文化自身的尊严。二是从文化的相互影响的角度来言说的。湖湘文化充分汲取外来文明成果丰富和发展自己，也反过来使影响者受到自己的浸润。接收外来影响方面，湖湘知识群体有接收外来文明的自觉，如，魏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突破“夷夏之大防”，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筹办洋务，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郭嵩焘大力传播西学，推动中国近代化；谭嗣同著《仁学》熔铸古今，萃取中西；毛泽东等人探索并成功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革命理论等等，都是湖湘文化开放特性作用的结果。对外影响方面，如屈原的《离骚》既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壮，又有“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的激越，其他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柳宗元

的《永州八记》无不烙上了湖湘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双重印记，也彰显出湖湘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可以这样认为，“兼收并蓄”既总结出湖湘文化的发生成因，又能从根本上概括其发展取向，这正是精髓之所以成为精髓之所在。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既成的地域文化事实，必然有其相对固定的地域文化形态和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而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分支，又必然拥有中华文化的共同特征。概括湖湘文化的精髓，至少要将反映湖湘文化特性、推动湖湘文化现代转型的“百折不挠”、“兼容并蓄”包含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