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知识

《秦汉史》读后感

此书不但又加强了我对秦汉历史的熟悉也加深了我对秦汉历史人物的认识，同时给了我很多人生的启示。

本书是一部未完编之断代史，上起春秋末年，下至王莽新政。全书共分七章，首尾两章论秦及王莽，其余章节均论西汉，故西汉乃是全书论述的重点。钱穆以写通史著称于世，“秉其一贯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史学要旨，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秦汉两代的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指呈了中国历史上这一辉煌时期的精要所在。”

在第一章《秦人一统之局》中，钱穆首先论述了春秋以下政治社会学术的剧变，认为“然此一时代潮流中剧变之尤堪注目者，则厥为社会学术之勃兴。” 而秦由于辟居西土，文化程度远逊于东方诸国，因此秦兴国之措施政策，都依赖东方士人。而由于文化之西渐，商鞅及吕不韦、韩非等人相继入秦，三晋之士造就秦的崛起。商鞅变法的意义在于破除封建贵族制度的种种束缚，而趋于新军国的建设。钱穆以文化人定位吕不韦，认为吕不韦在秦的努力是想将东方学术思想之全部移殖西土，而不是像商鞅范雎等人只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且以史料论证吕不韦非秦始皇之父。

秦始皇的政治措施：内废公族，外灭人国，造成封建制的崩坏亦县制的推行，郡县制决不始于秦人统一之后，而在晋襄公之时。寝兵政策的实施，新首都的建设，驰道的修筑，制度文化风俗的统一，边境的开拓与防御，奠定了秦的一统之局。

秦文化：三晋务实际尚功利，齐鲁尚文化重历史，而及秦统一后，天下学人聚集，相互间的矛盾冲突便越来越明显。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禁止以古非今而

不是以焚书为首要，焚书最要者在于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讽刺及秦，且多涉及现实政治也。” 秦廷坑儒在于使天下人引之为鉴不敢再訞言诽上。焚书坑儒在文化上讲，是三晋文化和齐鲁文化的冲突。而秦代的著述也并非一无所成，钱穆认为《大学》《中庸》两篇成书于秦人之手，并且是齐鲁诸儒媚秦者所作。书同文，字体由大篆至小篆至隶书，更利于文化传播。

对于秦的覆亡，钱穆认为在于未一视战败国而休养之，以奴隶视之，故秦前后仅十五年而亡。项羽推义帝而臣之，天下仍要乱，一统之局已经不可逆转，戍卒一呼，山东响应，是古代封建政体的反动。

而秦的影响甚广，至南粤、滇、朝鲜、辰韩、澶洲、河套，均受秦一统之政治文化的影响。在秦时，民族向外发展，并不专由于政治的推动与侵夺，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如下各章，钱穆依次阐述汉初之治，西汉之全盛及中衰，昭宣以后之儒术，西汉的政治体制。

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缘于户口锐减，经济困难。文景时代，民间经济复苏，商人兴起而奢风盛行，农民生计仍困难，奴隶亡命，豪杰任侠，诸侯骄纵，外患凌逼，经济复苏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的社会问题。汉开国之律令、仪法、财记及章程，均沿袭秦制。而汉袭秦制为何汉又能长久？“故汉初之规模法度，虽全袭秦制，而政令施行之疏密缓急，则适若处于相反之两极焉。”

及至汉武时，西汉趋于全盛，钱穆认为此时最应注意的，“则为社会学术界复古空气之渐趋浓厚是也。”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汉武一朝走上复古更化的道路，最重要的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天人三策与贾谊政事疏，两篇大文，奠定了西汉一代政治之规模” 然而专以汉武尊儒为说，又并非当时的真相，黄老

申韩在汉武时期仍占相当之地位。汉武帝及其近臣将“儒术”的范围扩大后又延长，并非只限于孔孟思想。“故汉人之尊孔子，特为其传六艺之统。汉人之尊六艺，特为其为古代之王官学。”

汉武帝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钱穆认为汉武拓边的动机是为“耀武德”，经济背景是民间经济之展扩，汉与西域在张骞之后经济联系的加强，汉初七十年积累而国力增强。

武帝内兴礼乐，外勤征伐，费用浩繁，耗尽汉初七十年的积累，造成了西汉的中衰。武帝为补充用度不足，实行了盐铁官卖、算缗、均输、铸钱币、增口赋、鬻爵等敛财措施。而算缗对百姓的伤害最重。

第五章讲“昭宣以后之儒术”，之前各章均有不少篇幅论述学术。昭宣之后，儒学大兴，汉廷用儒术和吏治相结合，儒术完全成了汉的统治手段，“即昭宣以下，儒术所以见尊，亦自吏事。” 朝廷重臣多为儒生，与汉初廷臣多以军功嗣侯跻身高位，迥乎不同。“汉政府自武帝后，渐渐从宗室、军人、商人之组合，转变成士人参政之新局面。”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石渠阁议奏，增立博士。最初只有《易》算经，立博士，后来《易》学分家，《尚书》《礼》《公羊》《谷梁》也立博士。宣帝时，既增立博士，也增加博士弟子人数，汉代儒学因此逐渐兴隆。钱穆也专节论述昭宣后的学风，以灾异、禅让、礼制、章句等问题阐明汉儒的态度，并作论断“汉儒经学，乃自宣帝后而始跻于全盛之象，而亦自宣帝后而已陷入中衰之境”。钱穆认为此与武帝时的汉朝国运同一轨迹。

书第六章总论西汉一代的政制，分别论述了西汉的分封制、郡县制、中央和地方官制及封爵制。

秦废分封而分三十六郡，而后又增置五郡，共四十一郡。而汉高祖铲除功臣，大封同姓，仅十五郡。孝景时，郡增多，武帝时，又设十三部刺史。

西汉中央官制沿袭秦三公九卿制。地方郡设太守及都尉，汉代郡守兼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太守之下设县令。为了防止太守专权类于诸侯，中央又设刺史监察太守。

汉之封爵也自秦沿袭而来，爵分二十级，汉初封侯也按军功，地方吏等级也与军爵相通。书之末章论王莽新政。西汉后期，朝廷大权渐流入外戚之手。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统治阶层将希望寄托在外戚王莽身上。王莽的声誉日上，威望渐高，人心所归，以此为冯籍篡汉。

王莽新政，其一“公田”（土地收归国有），其二废奴，其三作“五均六筦”（国家经商），目的都是为了缓解社会危机。然而王莽刻意慕古，改革币制，重划郡县，更定官名，造成社会混乱。王莽并非奸诈之人，秉承鲁学礼制之遗风，只是书呆子也。钱穆说，“不幸而莽以一书生，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为政治，坐召天下之大乱。”

项羽听说刘邦已定关中，大怒，进驻鸿门，欲攻刘邦。刘邦因兵力不敌，听从张良的意见，亲至鸿门，卑辞言好。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统治巴蜀地及汉中一带。刘邦不甘心亡秦的胜利果实被项羽独占，率军东出，发动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战争前期，刘邦处于劣势，屡屡败北。但他知人善任，注意纳谏，能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又注意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终于反败为胜。汉王五年冬，刘邦约韩信、彭越等人率军进围楚军于垓下。项羽率部突围，至乌江自刎。当年二月（按西汉前期以十月为岁首，同年二月在十月之后），刘邦即帝位，初建都洛阳，不久迁至长安，史称西汉。项羽本来有刘邦不能比的兵力，但是结果还是乌江自刎，这就告诉我们在人出于十分有利的境地时，一定要十分谨慎，做好每

件事无论大小，人在处于劣势时也要学会利用所有有利的条件，脚踏实地待机而定。

刘邦的一生也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可以什么都不擅长但是他要有独

特的长远的眼光，独特的人格魅力，要有聚集人脉能力。刘邦性格豪爽，不太喜欢读书，但对人很宽容。他也不喜欢下地劳动，所以常被父亲训斥为“无赖”，说他不如自己的哥哥会经营，但刘邦依然我行我素。刘邦长大后，经考试做了泗水的亭长，时间长了，和县里的官吏们混得很熟，在当地也小有名气。项羽绑架了刘邦的母亲说要用他母亲的肉煮汤，刘邦：那就给我也分一杯羹！??刘邦狡猾，奸诈，同时也很无情。而项羽爱面子，爱杀人，容易被自己的感情控制是个性情中人，不能理性地处理所遇到的事件，经过对这两个集团领导人的比较其实这两个团队的成败就很明显了。

从历史来看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绝对爱好和平的民族，像周围南北朝鲜，日本，等国家在历史上都没有被侵略过，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自比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发动二战的德国等国家才是名副其实的有侵略基因的国家。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包容性一定会是世界为之折服。

纵观钱穆此书，所引史料皆是平常可见，而非新出土之简牍，但钱先生发微探源，论事精辟，三十六岁即成此著作，足见功力之深。而书中些许观点，仍显过于武断，例如将项羽火烧咸阳宫室原因仅归结为“东方人嫉视秦廷建设之心理表示”，又如断论《大学》《中庸》出于秦人之手，甚而疑先秦著述多成书于秦统一之后，并未给出确凿证据。然此书无愧大师之名，足以藏之深山，传之后世，惠及后学者。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

《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选取的时间段并非一般所认为的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而是选取了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一段历史。作者这样划分是有其用意的，比起传统方式，这样的划分更加将目光锁定在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阶段，使得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世界近代经济史保持同步；同时这一段时间并没有出现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上层建筑的革命，因而对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以进行较为透彻地分析。在上册部分，主要集中在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这一段时期的经济状况加以

论述。

作者首先纠正了两个学者早已接受的谬误，作者的观点我是同意的。首先，中国并非“闭关自守”。事实上，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不与外界接触；但实质上，中国只是作出了对西方侵略势力的被动防御。在这一时期，国家并非不与国外发生经济交流，只是对贸易进行限制。并且，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不愿与西方开展自由贸易完全是因为统治者的自大心理是不对的。晚清政府之所以不愿与英国开展贸易，首先在于文化差异，其次在于葡萄牙侵占澳门的前车之鉴，而非真正蔑视国外势力。第二，明清时期，尤其是在晚清时期，中国并非限制“自由贸易”。这一时期，在广州开展的贸易完全是平等互利而且是自由的。因为，国家所征关税低，同比于其他国家限制少，这一点连英国商人都同意：“在中国，生意比英国更加方便的多。”

我将全书划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中国主权日益遭到破坏。在这一时期，政治上，中国被迫丧失独立司法权，而采用领事裁判权。此外，各国纷纷在中国设立租借划定势力范围；经济上，海关主权，尤其是关税主权和海关行政权完全被西方掌握，这反映在总税务司的设立；中国内河航运权和沿海航运权虽未完全丧失，但是却西方操控。在这里，着重强调两点，一是中国农民所受剥削和压迫的加深。战时的破坏、抢劫、勒索和战争赔款使得统治者将负担转嫁于农民；鸦片贸易的合法化造成银贵钱贱，以铜钱作为交易单位主体的农民深受其害；战后国家机器的强化使得大地产不断涌现，土地日益集中，农民丧失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同时受地主、高利贷商人和侵略者剥削。书中虽然写的分散，但是概括后，农民的生活状况大致可以从这三点分析出。第二点便是这一时期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作者在这里提出一个很独特的观点，当然这个观点得到了国外研究的佐证，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主要目的并非为继续扩大商品销售市场，而是为了促进鸦片贸易合法化。此外，鸦片贸易合法化后，清政府的关税收入增多，从这个角度，实为幸事。对前一部分我是同意的，因为相关史料已经表明，当时英国已经认识到在中国实现商品倾销的困难，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目的之一——鸦片合法化——并未实现。就从战争的名字“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对后一部分我持保留意见。虽然确实通过对鸦片征税“寓禁于征”，但这一时期走私仍然猖獗且口岸开放时间并不一致，所以清政府是否实现增收值得探讨。

第二部分是中国新阶级的产生。这个新阶级指的是买办阶级。买办最开始并非贬义词，只是目前我们将其限定在在中国近代史上，利用自身与外国侵略者关系，代表外国侵略者利益剥削本国人民的一个阶级。事实上买办成长有以下途径：雇主薪金、开设商号和周转资金利息收入。通过与外国商人接触买办获得了资本积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工业和金融业发展。但是作者对于买办的作用过分贬低，从而忽视了买办有发展为民族资本家的可能。因而也就没有充分意识到买办所做的贡献，即使很少。第三部分是中国农民阶层的抗争——太平天国运动。我同意作者观点，太平天国运动仅仅只能算是农民阶级自救运动，基本类似于任何一个朝代末期的农民运动，而非完全意义上的“革命”。太平天国运动的价值自然无需多言，但是在这里我想强调贯彻太平天国运动中一个特点——空想性。在运动早期，领导者要求建立实质上的“共产”，但事实上土地和财产的私有才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合力特性；在运动后期，洪仁玕发《资政新篇》，注重推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得不承认，这也没有可供实践的土壤。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上的空想性注定运动要失败。

最后是地主阶级对外国侵略的反应。我将书中所述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统治机器的强化。以豪绅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势力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这点在上面已经介绍，不再详述。第二种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自强”与“求富”。不否认通常所认为的地主阶级的腐败和仅对国家表层进行的改革是这场“自强”失败的原因，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侵略者的侵略则从本质上决定了其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