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英译本比较看翻译的文化转向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刘永利（%’&%$）

女，湖南常德人，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湘潭大学副教授。

第(卷第!期!"")年*月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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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利，舒奇志!

（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

）［摘

要］文化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对翻译所作的反思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巨大差异，在这一理论的指

导下对《论语》理雅各译本和安乐哲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分析认为理雅各译本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而安乐哲译本是基于多元化理论的文化翻译典范。安乐哲译本的存在，证明了文化翻译不仅是一种构想，还是一种事实，因此有可能从安乐哲译本中寻求到文化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

［关键词］文化翻译；《论语》英译本；理雅各；安乐哲［中图分类号］D E %#A ’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E $"(##（!""#）"!$""&’$"E

自上个世纪&"年代末期到今天，翻译学研究呈现的是一种多元的和融合的视野。翻译理论家巴斯涅（<-90/F 099G /8::）与列夫维尔（B /?.8H 82878.8

）两人提出了当代西方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即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译学研究必须在深入文本的同时也应该注重研究文本的外部现实，即文本的“文化语域”。翻译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活动同时受制于内外两种语域使得译学研究从文本向文化转向，因此，在这一大背景下研究《论语》这一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典型文本，便具有一定的时代前瞻性。

本文拟进行研究的是上世纪初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的译本和现代美国汉学家安乐哲的译本。文化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对翻译所作的反思可以解释《论语》理雅各译本和安乐哲译本之间的巨大差异，通过《论语》理译本和安译本的对比研究对于文化翻译理论的不断完善和构建也具有积极意义。一

翻译目的

理雅各翻译《论语》的目的与他作为传教士的身份是密切相关的，他在香港居住约E "年（%&*E $%&(E ），始终以传教为首要任务。传教士传教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上帝存在的普遍性，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在中国耶稣取代孔子，同时使英语国家的人们能够了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他意识到儒经是了解中国的钥匙，便决定系统翻译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帮助传教士了解传教对象及其文化，来推进传教工作。

理雅各作为传教士翻译《论语》首先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持赞赏的态度，但他的思想背景决定了他翻译时持根深

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态度。［%］基督教是西方人之宗教与

道德生活赖以运行和展开的信念纽带，传教士对上帝的坚定

信仰使他们认为上帝主宰甚至高于理性和情感，传教士所受到的信仰熏染以及其相应的价值取向，经由知识的缜密锻造之后变得十分虔诚而坚定，也就是说，他们在接触中国文化与文明之前，其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思维方式和情感归依等

早已定型。［!］所以他们与中国人的交往对中国典籍的理解，

天然的包含了文化交会、碰撞和冲突的因素。传教士的神学思想和其引入的希腊哲学思想是他们基本的知识架构和诠

释儒家经典时的基本立场。

［E ］安乐哲作为现代著名汉学家，他翻译儒经的目的和时代背景与理雅各有很大的差异。在现代西方，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进行，学术界兴起的各种思潮，从各个方面对我们所熟悉的关于理论和方法的客观性的主要观点提出质疑。在新实用主义、后结构主义、诠释学、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生态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等各种旗帜下，来自西方传统的内部的批评运动正在兴起，过去在东西方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意无意表现出的文化中心主义受到巨大的冲击，代之以一种全新的去文化中心主义视角。安乐哲《论语》英译本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应运而生。其目的在于尝试摆脱对上帝的信仰，以同情和理解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化。

“我们总是预设了自己文化经验中的所熟悉的东西，而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材料，恰恰正是它们，展示了作为文化之源的具有可比性的行为，只有当我们注意到积淀与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中的那些非同寻常的理念时，我们才能

抵御文化简化论的大举进攻。”［*］这便是安乐哲翻译《论语》

时所持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奠定了西方和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丰富的基础，使得跨文化交流和互动得以很好的进行，从而不会导致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同一

万方数据

性。

二概念翻译

概念是进入一个思想系统的唯一通道，而概念翻译则是译者对译本的诠释向度和程度的重要标志。基本概念词的翻译是儒学经典英译的一个重要内容，译者既要体现原意，又要注意术语翻译前后的一致性以保证概念意义的贯穿和统一。通过理、安氏术语翻译的对比分析便可以看出他们对孔子思想的接洽程度。

根据《论语引得》统计，通行本《论语》全书共!"#万字，其中“仁”字出现了!$%次，“礼”&’次，“君子”!$&次，这些基本概念贯穿于全书，统领全书。要理解《论语》中渗透的儒家思想就必须从这些基本概念入手。对于译者来说，是否能够正确理解这些基本概念所传递的儒家思想便会直接影响到译文的质量。

从理雅各的《论语》译本来看，其概念翻译的特色反映出他严谨的学者思维。理译概念术语时为了尽可能地忠于概念在具体语境下的特殊含义，概念核心词的译法在具体情况下各不相同。如“君子”、“礼”、“仁”这些基本概念的译法便有如下几种：

“君子”：“()*+,-.,/01”、“*,.*,-+23”、“*+,4+526-,2)+”、“6-,2).)(/01”

“礼”：“,-2)07”、“*,.*,-+23”、“/.,07(”

“仁”：“8+1+6.7+15+”、“9)/01-23”、“6-,2).)(”、“+:5+7;

7+15+”

但是这种处理方法导致了纽马克在其语义翻译理论中提出的“过译”倾向。［<］核心概念的意义在《论语》中的贯穿统一在译本中就无法得到体现。一方面是由儒家学说自身的张力以及中文词义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另一方面因为理雅各生活在文风呆板停滞的维多利亚时代，在非常重视文字的确定性的同时却忽视了文字背后的哲学阐释和文化传递。他的助手王韬也受到了清代实学学风的影响，专注于文字训诂而忽视意义的诠释，对概念的诠释未做到入理。作为传教士的身份使他在翻译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传教士的任务=试图在中国使耶稣取代孔夫子，所以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他会时时将这一理念融入译本之中，指导他的翻译工作。在他的译本中使用了大量的西方术语来表达中国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如“天”这一概念，理雅各译为“>+06+1”，便为“天”强加了若干中国文化没有的、源自耶稣=基督传统的意象，在很多语境中，单独使用的“天”字实际上是在指代“天地”———它暗示“天”并不是独立于世的。《圣经》中的上帝常常转喻为创世之“>+06+1”，而中文文言文中的“天”即是世界。若将二者简单地等同，将会使译入语读者错误理解原文本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安乐哲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他翻译儒家经典时的哲学思维。论语的哲学诠释始于!?世纪末中西交流之初，尤其是在!%世纪的中国研究热潮中，中国哲学著作的译介几乎没有对当时欧美哲学的发展产生任何影响。因而让人误以为中国典籍只不过是西方思想家们在过去#<$$多年中的研究工作的中国化表述。［?］这样一来，中国传统没有“哲

学”的看法在西方学者们的心中根深蒂固。为了纠正这一错误的观点，安乐哲等汉学家做出了一些努力和尝试。对《论语》中反映中国哲学核心词汇的生硬直译和形而上学予以了大力地抨击和改进，对翻译中出现的文化简化论进行了批驳和修正。

在秉承着一种哲学的思维来翻译和诠释儒家经典《论语》的时候，安乐哲对《论语》中的术语有着自己新的体悟和见解。如在翻译“知”时，以前的译法有“2.@1.A”，“2.)1;

B+,(201B”。但要考虑到儒家语境，安乐哲提出最好要在“实现”（/0@-1C,+07）的意义上将之译为“2.,+07-D+”。须知中国古代文献中“知”与“智”的使用是可以互换的，它们没有像英语中的“@1.A7+B C+087+”（有知识）和“A-(+”（有智慧）所表明的那种明确的区分。把“天”译为“>+06+1”时，无论“>”是否大写，它都让西方学者联想到超越宇宙的造物主，以及精神、原罪和来世等观念。因而他的处理方法是用汉语拼音（2-01）来表示“天”。

与理雅各不同的是，对同一个概念的译法尽量采取了同样的诠释方法，这有利于保持核心概念的意义在《论语》中的贯穿统一。如：

“仁”：“0)29.,-202-6+5.1B)52”“2.0520)29.,-202-6+73”或

“0)29.,-202-6+*+,(.1”

“礼”：

“.8(+,6-1C,-2)07*,.*,-+23”

“信”：

“/0@-1C C..B.1.1+’(A.,B”

“义”：

“0**,.*,-02+”

“知”：

“2.,+07-D+”

“心”：

“9+0,2=01B=/-1B”

“和”：

“90,/.13”

“德”：

“+:5+77+15+”

“孝”：

“4-7-075.1B)52”

分析以上术语的翻译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安、郝两位所采用的所谓“点（4.5)(）域（4-+7B）”语言，以代替以往翻译典籍时的“实体（()8(2015+）”语言。［&］安乐哲认为，先前人们用来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是实体语言，这种语言适合于描述和解释由分离性、客观性和永恒性规定的世界。而在他们看来，古代中国人所经验的世界是由连续性、过程和流变规定的世界，因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在英语世界中寻找一种能够恰当地表达古代中国人所经验的世界。这就是他们在过程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那里找到的过程语言，或更确切地说，“点域”语言。安认为，

“点域”语言假定我们所经验的世界是一个过程和事件“域”，其中没有任何永恒的成分，而只有各种不断移动的点，这些点各自从其有限的视野对整个“域”加以“聚焦”。

三译文风格

理译本最显著的特色是贴近原文的句式和语序。以较小的字、词、短语为翻译单位，在相当程度上再现了《论语》的风格。如：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也。［E］

F9+G0(2+,(0-B，“H)*+,-.,/+1，01B3+21.207A03(6-,;

2).)(，29+,+906+8++1，070(！I)229+,+1+6+,90(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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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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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理雅各译文的风格与原作有很大的差异，

《论语》以简约生动为特色，而理译本却显得呆板冗长，［?@］这与古代汉语重意合而英语重形合有关系，而且语义翻译的一大缺点就是笨拙晦涩，非原语读者理解起来非常费力。

理雅各翻译儒经采用的是语义翻译，语义翻译是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因为，体现原作思维过程的语言形式和句法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语义翻译采用较小的翻译单位，力求保持原作的语言特色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译者首先要忠于作者，其次是原语，最后才去考虑读者。

再看上面两段的安译文：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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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问孝。子曰：

“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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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安译本行文之通达流畅。与理雅各语义翻译比较起来更加朗朗上口，所持的翻译方法之不同而导致了译本各具特色。更为重要的是，安乐哲还从比较哲学的视域对《论语》进行了重新解读，这是理译本所无法匹及的。在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通过孔子而思》一书中，安乐哲谈到了《论语》翻译工作应该是“用中国哲学自己的眼睛”来解读中国哲学经典。这本书还主动承担了“中国哲学合法化”的辩护律师，向其他的英语国家读者发出呼吁：中国哲学有其独特的声音，这一声音值得西方认真倾听。他毫不回避自己建立在美国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沟通上的自以为然性，同时也谦虚地强调从个我角度为读者提供一个建议性的注脚，仅在激发读者进入文本本身的层面上才具有意义。全球化语境中文化间的真正比较，决非为了总结出高低地位的不协调关系，而是要平等地对视双方视野的丰富和提升。安乐哲的呼吁对当下文化翻译研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警示作用。

安乐哲的译本采用的是文化翻译的方法。翻译的文化观要求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同时指出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的行为；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但说到底，这些原则和规范却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翻译的文化观指出了翻译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字转化过程，还应该充分重视文本的文化功能。［?F］

四翻译的语言观和文化视野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理译本和安译本分别是语言翻译和文化翻译的典型代表。从这两个译本所呈现出的差异真实地展现了翻译学研究从语言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拓展和延伸。

传统翻译研究都把翻译活动当作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而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的对照为主要任务。这也是以理雅各译本为代表的语义型翻译所遵循的规则。但随着解构主义思潮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语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破除，翻译研究中的文本结构与语言研究让位给了话语研究，这种研究深化了文本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发掘。［?G］随后兴起的后现代批评理论与结构主义思潮的结合，将文本的研究扩大到了历史学、哲学、文化学、政治学等领域。经济全球化与世界文化多极化也构成了人们关注文化的时代背景。此外，后殖民理论和文化批评也对同时期的翻译活动影响巨大，让人们了解到翻译活动决非是远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基于以上背景，

“文化翻译”的概念应运而生。［?H］安乐哲的译本也这一理论的产物。文化翻译学并不排斥语言翻译学，两种研究方法并行，交叉互补，兼容但不混同。

理雅各译本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而安乐哲译本是基于多元化理论基础上的文化翻译典范。安乐哲译本的存在，证明了文化翻译不仅是一种构想，还是一种事实，因此寻求文化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便成了现代翻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学者们现有的研究来看，由于学科的限制，对典籍翻译进行综合分析还存在很多不足，很难全面地驾驭典籍中所折射出的生命精神。因此研究起来不免出现片面化和表面化，所以倡导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也就显得非常迫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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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H?K H F.

［H］［美］安乐哲，罗思文.《论语》的哲学诠释［A］.余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F@@G.

（下转第/H页）

第F期刘永利，舒奇志：从《论语》两个英译本比较看翻译的文化转向　万方数据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发现，不同民族的一些文化因素蕴含在语言中，特别是蕴含在语言的谚语中。在谚语中认识民族文化，比较文化的异同，不仅是研究语言的方法，也是研究民族文化的一种手段。希望这将有助于从事跨文化交际领域的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同时有助于包括本人在内的外语教学工作者们在提高学生外语语言技能的同时，又使他们了解了文化差异、拓宽视野。

［参考文献］

［!］王德春等"汉英谚语与文化［#］"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顾嘉祖"语言与文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胡文仲等"外语教学与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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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