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中与分析单位有关的若干问题

社会研究中与分析单位有关的若干问题

张小山

2012-8-27 15:12:06 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哈尔滨)2008年3期第134～137页【作者简介】张小山，博士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武汉430079)，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武汉 430074)

【内容提要】分析单位是社会研究的基本要素，它的选择与确定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结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研究的成败。分析单位又称研究对象，它不同于研究内容与调查对象，也不同于抽样单位。分析单位具有不同的层次，对应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现实中存在大量对分析单位的误解和误用的地方，由此产生严重的逻辑谬误。经典社会学大师涂尔干虽对此有过深刻的阐述，但在他的研究中也无意中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社会研究的分析单位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关键词】社会研究/分析单位/层次谬误/简化论/涂尔干

分析单位是社会研究的基本要素，它的选择与确定乃是研究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分析单位是否合适、能否清晰地界定与使用，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果的有效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研究的成败。然而，笔者发现，现实中仍有不少研究者对于分析单位存在某些误解和误用的地方。本文将针对与分析单位有关的若干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讨论。

一

所谓分析单位(units of analysis)，就是一项研究中被描述、分析与解释的对象，它可以考察和归纳同类事物的特征，解释和说明相应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差别。分析单位也称研究对象，它不同于研究内容与调查对象。研究内容是分析单位的属性或特征，它们以分析单位为载体，是研究中需要收集的信息与资料，通常以变量与指标等形式呈现出来。而调查对象则是指直接提供信息与资料的对象，但它不一定就是研究的对象，即它并不能和分析单位画等号。比如，通过对某家公司经理的访谈来考察公司的人际关系，此时，公司就是研究的对象即分析单位，人际关系则是研究的内容，而作为受访者的经理便是调查对象。分析单位也不能等同于抽样单位(sampling unit)，后者指进行抽样调查时，一次直接的抽样所使用的基本单位。当然，在某些研究中，分析单位和抽样单位可能是一致的，就像分析单位有时和调查对象是一致的一样。一般认为，分析单位主要有五种基本类型：个人、群体、组织、社区和社会产品。但正如艾尔·巴比指出的，“社会科学家绝对可以研究任何事物”[1]123，因此，社会研究的具体分析单位可以说是无限的，如实践、插曲、邂逅、角色、关系、聚落、空间、制度、文化、社会世界、生活形态、报刊、书籍、图片、建筑物等等，都可以作为分析单位。然而，无论哪种类型的分析单位，都具有如下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研究所收集的资料直接描述分析单位中的每一个个体；二是将对这些个体的描述聚合(集合)起来，可以描述由这些个体所组成的总体，或用这种描述的聚合去解释某种社会现象。比如，研究某校大学生对待学校社团的态度与看法，此时分析单位为大学生(个人)，所收集的资料直接描述每一个学生的性别、年龄、年级、专业、成绩、家庭背景、身心状况，以及对学校社团的态度与看法等，而这些对每个大学生的描述又可以通过平均数、百分比等形式聚合起来，用以描述该校大学生的整体特征及其对学校社团的态度与看法。再如考察某校大学生社团的状况，此时的分析单位为社团(群体或组织)，所收集的资料直接描述每一个社团的规模、结构、性

别比、组织目标等，而这些对每一个社团的描述又可以通过平均数、百分比等形式聚合起来，用以描述该校大学生社团的整体特征与状况。

分析单位可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一个较高水平的分析单位可能包括多个较低水平的分析单位。由于某一层次分析单位的资料聚合可以用来描述更高层次的分析单位的某些特征与属性，又由于个人一般被视为社会的最小构成要素，所以个人往往成为社会研究中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分析单位。这里的个人可以指：学生、工人、农民、军人、教师、医生、病人、顾客、生产者、消费者等等。正是通过对个人进行描述，并将这些描述进行聚合和处理，研究者能够描述和解释由个人所组成的各种群体，以及由个人的行为和态度所构成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象[2]。一般来说，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的描述性研究旨在描述由那些个人所组成的总体，而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的解释性研究则是为了发现存在于该总体中的社会动力[1]120-121。作为分析单位，个人往往被赋予了某种群体成员的特征，即个人可以用他所隶属的社会群体来指示其特征。比如，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或参加了校艺术团的大学生，就是对单个大学生赋予了“贫困家庭”或“校艺术团”等群体特征。反过来，以群体作为分析单位时，它们的特征有时也与群体中个人的特征密切相关，或者说群体的特征可以从其成员的特征中抽象出来。例如，可以从学校艺术团成员的性别、年级、学习成绩、艺术专长等概括出艺术团的特征。当然，更多的情况下，群体的特征并不等同于个人的特征，也不能还原于个人的特征。比如，艺术团的规模、结构、角色分工、人际关系等特征，就不适合于描述其成员的个人特征。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也许想考察是否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比一般的大学生的学习成绩更好一些，或者考察加入艺术团的大学生是否比没加入艺术团的大学生社会交往能力更强一些。在上述两种情形中，分析单位都是大学生而不是贫困家庭或艺术团。从语法修辞上看，“大学生”才是主语，而“贫困家庭”或“艺术团”不过是定语，是用来修饰主语的。相反，若一项研究

中，研究者试图考察培养出大学生的贫困家庭是否比未培养出大学生的贫困家庭拥有更和睦的家庭关系，此时的分析单位就是贫困家庭(群体)而不是大学生(个人)，因为这里的“大学生”是作为定语修饰主语“贫困家庭”的。必须注意的是，以社会群体作为分析单位时，所研究的群体就是资料集合中的最小单位，研究者不应该将他的研究和分析下滑到群体层次之下。

二

如上所述，虽然在某些简单的研究中，分析单位是比较容易确定的，但在稍微复杂的情况下，要区分不同的分析单位而不弄混淆，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相反，很可能非常棘手与难办。尤其是某一层次分析单位的资料还可以聚合起来描述更高层次分析单位的属性与特征，即群体特征可能来自于其成员的个人特征的集合而个人特征也可能被赋予了他所隶属于的群体的特征，这都进一步增加了分辨的难度。在一项具体的研究中，分析单位到底是个人还是群体，主要依赖于聚合的资料是如何使用的以及研究者希望描述与分析的核心对象是什么。如果关于一个特定群体的聚合资料只是以统计的形式描述该群体的个人构成，此时的分析单位就是个人。例如，研究者想知道某个艺术团成员是否80％是女生，此时研究者的目标只是该群体的成员特征，那么分析单位就是个人。但如果聚合的资料旨在测量作为整体的群体特性，并用来与不同的群体进行比较，此时的分析单位就是群体。例如，研究者想知道女生比例高的艺术团是否比女生比例低的艺术团运行得更加成功，此时艺术团本身成为分析比较的对象，因而分析单位就是艺术团。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第一个例子中，虽然许多初学者都可以正确地判断分析单位是艺术团成员，但他们往往认为此时的分析单位(艺术团成员)是群体而不是个人。其实，判断什么是分析单位主要是看资料直接描述的对象，而不是将资料聚合处理后描述的对象。

作为研究者一定要清楚，分析单位是划分为不同层次的，不同的分析单位对应于不同的研究问题，为了避免逻辑错误，必须保证做出结论的分析单位与作为证据的分析单位是一致的。研究者首先要弄清自己的分析单位是什么，打算在哪个层次上进行研究与分析，进而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比如在组织诊断的相关研究中，人们的态度、动机和工作表现等问题集中反映在个人层次上；那些涉及面对面互动的则属于人际关系层次；群体(小组)层次上的问题涉及某些具体部门或工作单位的运作和实践；接下来的分部层次(divisional level)的问题，涉及一个大型组织内部的主要子单位(分部、分支机构)的管理，以及各分部内部诸单位之间的关系。此外，有些调查是把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即组织层次)来考察，并考察它与环境的关系。最后，诊断有时要考察一个相互作用的组织网络或整个领域或行业，比如保健领域。事实上，许多重要的现象并不仅仅表现在一个分析层次上或属于单一的分析单位，比如在一个制造行业的分部，其主要技术(劳动工具和技能)可能是计算机管理，使用机器人和灵活的生产系统。此时，在群体的层次上，每一个劳动群体都拥有自己监控的高度自动化的技术设备；在个人层次上，每个工作岗位都有具体的设备和控制程序。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项复杂的研究中，往往存在多种分析单位，除了一个主要的分析单位之外，可能还存在一些“嵌入性”的次级分析单位。比如，在以学校为主要分析单位的研究中，可能也包含着对院系这一分析单位的考察，还包含着对学生、教师等个人分析单位的考察。但研究者必须清楚不同分析单位的差异，特别注意所做出的各种具体结论一定依据的是处于同一分析单位的证据，不可以用某一层次的分析单位的资料，对另一层次的分析单位做出解释、妄下结论。当然，某些现象最好在一个特殊的层次上进行考察。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层线性模型(multi-level linear models)逐渐发展成熟，这种定量分析技术可

以同时考察多个层次上的问题，它能在一个模型中同时处理微观层次的个人变量和宏观层次的处境变量，既可考察个体层次变量对社区层次变量的诸多效应，也可考察社区层次变量对个体行为的具体影响。

三

与分析单位有关的两类最主要的谬误是：层次谬误和简化论谬误。所谓层次谬误(ecological fallacy)，又称生态谬误或区群谬误，指研究者用一个集合的分析单位收集资料，而用一个非集合的分析单位下结论，主要是指根据集合单位的分析结果作出关于个体的断言这种情况。实践中会出现这样的误用：如果发现某班学生70％是男生，那意味着从全班随机抽取一名学生，这名学生是男生的概率为0.7，但有人却错误地认为在这名被抽取的学生的背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使他(或她)有70％的可能性变为男生，这种分析是荒谬的。事实上，这也是层次谬误的一种表现。简化论(reductionism)又称简约论或还原论，它是与层次谬误相对的一种方法论谬误，指的是研究者根据较低层次研究单位的分析结果推断较高层次单位的运行规律，最主要的是指仅仅用十分特殊的个体资料来解释宏观层次的现象。比如，仅仅用学生的勤奋的学习态度来解释一个学校的成功运行，其实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学校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学校的权力结构网络、师资配备的情况等都是影响这个学校运行的重要因素。社会学创立初期，为了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划清界限，特别强调反心理还原论，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坚持认为一个社会事实必须用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只是从个人的心理去解释。以至于主流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主张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群体而不是个人。确实，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不同层次的行为模式或运行机制可能具有重大区别，微观层次的证据，并不足以说明宏观层次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层次谬误和简化论谬误，都属于逻辑推理的错误，即运用上述的推理过程所得到的结果在逻辑上不能保证一定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排除在某些具体的事例中，运用错误的推理碰巧得出正确的结果[3]。由于两种谬误都是混淆了不同分析单位的界限产生的，所以在研究设计中，选择和确定合适的分析单位就是极其重要的，如果选择了不合适的分析单位，将会使有效研究难以开展或导致错误的研究结论。在实际研究中，严格区分不同的分析单位并不容易，比如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和埃洛特·李伯的《泰利街角》这两部社会学研究的经典名著，就常常被误认为是关于都市社区的个案研究，但实际上，它们的主要分析单位都是小群体而不是社区[4]。另需指出的是，在社会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的整体主义与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之争。前者认为社会整体决定其各个部分的性质而不是相反，因此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社会整体，如社会的文化、制度与结构等，主张通过揭示宏观层次的整体属性来解释各种具体事物；而后者则认为个人是有意义行为的唯一承担者、是社会的创造者，因此社会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只能是个人，主张采用分析的方法从个体或微观层次出发对社会现象做出解释。显然，从基本立场和倾向上看，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在实践中容易犯层次谬误，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则容易犯简化论(还原论)的错误。

四

正是因为分析单位是社会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早就引起了社会学创始人的高度关注。被誉为现代社会学方法论的奠基者、社会学经典三大家之一的涂尔干，在其第一部重要著作《社会分工论》中指出，随着社会由机械团结的类型向有机团结的类型转换，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不同的社会趋于相似，而不同的个人却趋于相异。这使很多人困惑不解，他们认为社会的相似应该导致个

人的相似，反过来，个人的相似应该伴随社会的相似。涂尔干则明确指出上述看法是错误的，它混淆了不同的分析单位，混淆了个人类型和集体类型。事实上，个人类型和集体类型非但没有同步产生变化，相反，集体类型差异的消失正是个人类型差异出现的必要条件。同一社会里的集体类型在数量上总是很有限的，因为社会只包含着少量的能够产生很大差异的种族和区域。另一方面，个人的差异却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个人类型越发达，他们之间的差异就会变得越大。举例来说，在现代社会，尽管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但法国人本身的差别却比以前大了许多。同样，尽管法国各个省份丧失了一些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省份类别渐渐融合，但个人的特性却丰富起来，无数的个人类型不断涌现、不断分化。与此同时，各大区域的差别也在逐渐变小，但个人的差别则在逐渐变大[5]。总之，涂尔干在这里提醒人们注意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理，不同分析单位之间是不能随意类推的，适合于一种分析单位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合另一种分析单位。否则，极易产生“层次谬误”或“简化论”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相应资料的缺乏、考虑欠周密等原因，层次谬误和简化论的错误还是在社会研究中比较普遍地存在，就连对此颇有研究的涂尔干本人，也在无意中犯下了层次谬误。比如，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自杀论》(被公认为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典范之作)中，他用新教徒比例高的国家或地区其自杀率也高来说明新教徒更倾向于自杀，这是典型的层次谬误。如果涂尔干只是想依此提出可供参考的假设或并不充分的论据，那是情有可原的。其实，他在书中也给出了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的不同国家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的自杀率[6]，而这才是关于他的论点的最强有力的证据。确实，以群体为单位来从事社会研究经常会出错，因为它不能反映、解释个人层次上的现象。上个世纪50年代有位名叫鲁滨逊(W. S. Robinson)的社会学家曾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层次谬误问题。他在文中指出，当时的社会科学所运用的数据都是以地区为单位的集合(汇总)

资料，而这些资料是不能用来推论人类行为的。这意味着如果只是依据这类资料，社会科学根本不能实现了解人类行为的目标，他本人也因此不再从事社会研究了[7]。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其后社会学界大力提倡以收集个人层次数据资料为主的调查研究，这也是个人成为社会研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分析单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传统的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单位主要集中在个人、群体、组织、民族、国家等层次上。但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类研究的局限性也日益凸现出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恐怕只能在全球社会层次上才能得到较好的研究与解释(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就是一个好的范例，它的分析单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因此，社会学研究的分析单位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以回应不断丰富的社会现实提出的挑战。

【参考文献】

[1]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2]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76.

[3]郭志刚.分析单位、分层结构、分层模型[M]//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刊：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M].周海涛，译.重庆：重庆大学

出版社，2004：29.

[5]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96-97.

[6]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7.

[7]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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