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理论相关

加速还是缓解社会学危机：

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转型

摘要：面临后工业时代全球化和个体化的挑战，社会学遭遇诸多危机，这场社会学危机的实质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结果。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后现代社会理论范畴中的社会学理论从本体论上重建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认识论上进行了社会学理论视角的转换，从而完成了社会学理论自身的转型。较之于传统社会学理论，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以其反思性和多元论的特征，成为社会学理论解放和理论拓展的力量之所在，也为社会学危机的突围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

一、社会学危机：表现与原因

西方社会学是在工业革命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在其成立之初，就肩负起描述、分析、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服务于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任务，社会学术语创始人孔德曾赋予社会学在科学序列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现代性的推进，社会学在经历种种辉煌与困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重新定位。进入20 世纪60 年代末以来，社会学“出现了一些其他学科没有出现的混乱”，[1]（P1）默顿说日益学术化和专门化的社会学已经进入“慢性危机”状态。一位美国社会学家霍罗维兹（horowitz）在《社会学的瓦解》一书中说，社会学这门学科渐渐变得枯燥无味了。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即使社会学理论在欧洲出现了新的繁荣，但是总体来说，社会学理论在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上，很难说取得了成功，社会学在知识领域中整体性下滑的局面并没有得到遏制。

社会学遇到的困难不仅体现在锐减的学生需求和研究经费资助、作为一门职业的低回报率上，其学术状况也越来越糟糕。社会学常常被指责没有一个恰当的调查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或者说一直以来社会学都没有像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那样清晰的界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即使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退化，许多研究变成了纯粹的经验研究，再也没有有价值的理论视角为指导。社会学常常研究一些明显是常识的问题，但是其研究成果也常常被批判没有启发作用，认为社会学就是用某些讨厌的术语武装起来的常识。[1](P4)相比其他立场，社会学也很难给普通个体带来什么收益，社会学的学习者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获得了这种哪怕已经“相当科学”的社会学的知识能为他们带来什么？简言之，社会学危机除了客观上表现为该学科在学界、民众和政府地位的下降，还主观表现为社会学学术研究场域自身的危机意识：即对一直以来社会学学科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和理论范式的忧虑、社会学知识服务于个人、群体、社会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和冲突，甚至包括社会学对现代性之危机性解读的乏力。

面临后工业社会时代来自全球化和个体化的挑战，社会学需要作出合时宜的调整、突破与适应。吴小英认为，社会学学科当前所遭遇的危机状态，与其说是智识学术方面问题的表现，不如说是社会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为了应对不断的社会文化变迁，社会学理论自身正在进行一场认识论和本体论等方面的转型，这场尚未完成的转型既是社会学危机源之一，亦是缓解危机的可能途径。笔者认为作为后现代思潮组成部分的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是社会学理论转型的具体体现，且这种转型是以对日益严峻、显著的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和批判为出发点的，鲜明地表现出社会学学科的忧患和反思的学术性格。

学界在后现代思潮对社会学理论转型的效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存在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倾向的观点是：从后现代主义中汲取养分将是社会学走出危机的可能路径。后现代思潮的涌现，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理论中蕴含的诸种理论假设、提问方式、分析问题的思维定势、描述事实时的关键概念。如，刘少杰认为：后现代社会学不是名义上的求新，而是当代社会学发生了深刻的、实实在在的变化的概括，是在思维方式、现实基础、知识基础、理论背景、理论原则和理论对象等方面的重大转向。[6](P75)他认为从现代社会学向后现代社会学转向意味着从控制论研究向解放论研究的转向，标志着社会学进入了快速而成熟的发展时期。瑞泽尔认为由于对后现代批评和分析持高度开放态度，社会学也成为一个多范式的、文本化的和充满争议的领域，后现代社会理论被视为对现代社会学理论的一种选择。

[7](P14)但是后现代在开始走出旧的现代性理论樊笼的同时，砸落了一地的碎片，留下的仍然是一片理论的虚无状态。“各种‘后’论，不过是一知半解的做法，甚至是一种学术上的懒惰，因为它们只是确定我们再也不能使用旧的概念

了”。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考察后现代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究竟是缓解还是加剧社会学危机进行梳理和考察。

二、后现代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转型

瑞泽尔认为，后结构主义以及它对现代理论的反动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兴起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后现代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是：政治上，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失败，人们感到对企图（对社会问题进行一揽子）大解决的老的希望是一种幻觉，宏大解决能轻易带来希望，也能轻易带来恐怖。经济上，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从以福特主义的制造性工作为主向以后福特主义的服务性职业为主的转变。社会文化上，由于更少地强调生产而更多地强调消费，我们正进入一个“消费社会”。后结构主义者试图对社会思想“去中心化”，将它从“人”这个焦点上移开，移向其他的现象尤其是语言现象上。

1、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一词的最早使用可追溯到20 世纪70 年代，在70 年代末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明晰的阐述。后现代主义

在文学、建筑、摄影、风景雕塑和雕刻等艺术领域都有反映。

加速还是缓解社会学危机：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转型

在本质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有不同的观点，提出不同的解析视角。如利奥塔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不是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而是现代主义范畴之内的循环的历史阶段。后现代“毫无疑问是现代的一部分”，我们以前就在现代主义内部经历过后现代的阶段，以后也会再次经历他们。由此，如果不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看成是相互更替的时代，也可看成两种不同的分析方式。哈维同利奥塔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并非是不连续的，它们都是同一个资本主义深层运动过程的反映。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共存于当今的世界上。齐格蒙特·鲍曼是一个对现代世界有着独特理解的分析者，他非常敏感地洞察到后现代世界的到来。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有很多不同的含义，他比较倾向于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不同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视角，是反观自身并估价其力量和弱点的现代主义，他还以“散步者”、“流浪者”、“旅行者”、“游戏者”为比喻形象的传达出后现代性那种短暂易逝、支离破碎的现实。布希亚以“消费社会”概念来概括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和问题而著名，他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詹明信所说新的认知图式。瑞泽尔则认为最好把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看成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在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生产出来的知识上关键在于是否相信它们的问题，而不在于这些观念是否为真。在比较系统的意义上，詹明信构想出了后现代社会的五个主要构成要素或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肤浅和缺乏深度；第二个特征是“情感的病态”；第三个特征是历史性的丧失；第四个特征还是以再生产技术取代生产性技术；第五个特征是在后现代技术和文化的基础之上，存在着一个“跨国化资本主义体系”。

2、后现代社会理论：研究对象的重建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转换

后现代社会理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重建和理论视角的转换起到积极的启发、借鉴作用。

研究对象的重建。大体上，后现代社会理论大多关注的是为传统社会学理论所忽视的边缘性问题。如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的分析框架，研究了以下问题：理性（尤其是精神病学）对疯癫的分离和统治，临床医学以及通过解剖学而将焦点（和控制）集中于人的身体之上这种视点的诞生，对犯人施加酷刑的结束以及控制性的监狱体系和全景敞视原则的开始。福柯还对性经验领域进行了同样的检视，认为在性领域存在着权力的微观政治，即权力可以通过一些规则对性加以限制，“性是权力运作和爆发对它的反抗行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领域”。又如布希亚用象征交换、符号和符码等概念对消费社会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分析。布希亚对与当代社会及其相连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分析，符码统治了我们这个社会，时尚是符码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了符码的统治，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模拟的时代”。布希亚认为用革命的手段解决当前的各种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他以“诱惑”、“宿命策略”等概念为分析手段，将解放的希望寄托于那些被排除在符码之外的人群，如学生、黑人、妇女等之中，他提出“弱者的力量”这个简洁的概念来概括他对如何应对现代社会各种问题时所表达的那些思想。

理论视角的转换。瑞泽尔认为后现代社会理论在四个方面提出的论题或观点有助于社会学认识论转向：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去中心化观点导致对更加边缘的实体和取向的关注；解构主义的观点帮助社会学理论家更多地关注自我意识和进行更多的自我批评；反对宏大叙事的观点推动社会学家去建构各种叙事（瑞泽尔称之为各种地方叙事或微型叙事）；非理性化的观点则使各种创造性的理论工作得以复兴。总而言之，后现代社会理论在认识论方面最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社会学理论以一种与传统的社会学视角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观察社会世界。还有学者则提出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三大视角转换,即反思转向、叙事转向和修辞转向。反思转向让我们站在更自觉的立场上来从事社会学事业，理论的建构者也不再成为一种可以豁免于自身理论之外的权威声音；叙事转向突破了狭隘的逻辑———形式思维定势，拓展出一个崭新的讲述人类故事的空间；修辞转向则让我们回复到学术活动的本真状态，即学术是我们建立联系和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

在后现代社会理论启发下社会学研究对象的重建和理论视角使得社会学理论的转型成为可能。鲍曼指出，我们无需接纳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但我们的确需要一套关于后现代社会世界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的发展与完善只有积极应对时代发展提出的种种问题，才能穿越转型时代的急流险滩，渡过来自内外的危机与挑战。而后现代在指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许多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方面作出了积极反应，留给社会学理论的工作就是将对这些变化的认识上升到理论化水平。那么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有那些值得注意和研究的变化与主题呢？后现代的叙事转向倡导的是从不同的视角讲述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故事，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则认为，我们实际上处于一个“多重世界”之中，即我们同时处在信息社会、消费社会、世界社会和风险社会之中，正是这些社会各自所独有的具有裹挟力和穿透力的运作机制，使我们越来越趋于分享同一时空框架的力量和逻辑。

三、可能的出路：后现代社会理论之反思性与多元论特性

相对于后现代理论而言，传统社会学理论在问题视角、思维方式、立场观点等方面的不足和弊端日益凸显。前述后现代理论在传统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建构和理论视角的转换方面对社会学理论的转型起到积极的启发、借鉴作用。借用孙立平老师的观点，后现代理论在延长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提高社会学的解释范围和解释力度方面的确有着现代社

会学所没有的优势，如布希亚对消费社会的描述和分析。但实际情况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并不能完全取代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地位和作用，如多元文化主义者维斯特运用的研究策略是：在某些情况下运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分析问题，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毫不犹豫地抛弃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而采用一种更现代的取向。又如他对德里达及其追随者的解构活动提出批评：因为他们不关心自己所处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环境，他认为这些后现代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提出的观点并不能导致甚至会阻碍集体行动。

即便如此，后现代社会理论无可否认的从一个迥异的侧面表达出社会学理论话语扩张的新诉求，为社会学理论转型和发展注入活力之源，也为社会学危机的突围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后现代社会理论之于传统社会学理论最具启发性和扩张力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反思性：社会学理论的解放力量。反思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根本特征。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社会学分别在意识层面和行动者对行动本身的说法层面揭示社会学的反思特征。古尔德纳率先提出“反思社会学”，他指出社会学家“必须像我们审视他人所持的信念那样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信念。”作为一种人类特征的反思精神在现代社会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所谓必然性知识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误解罢了。”

布迪厄对反思性有着独到的见解。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使对学术本身的反思进入了一个新的认识阶段。对他来说知识社会学或者“社会学的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社会学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他主张的反思是指不断的将社会科学的武器转向自身，以更好的控制和消除在对象的建构中导致的扭曲。这种扭曲所导致的偏见根据华康德的总结包括三种：首先是研究者的社会出身和个人认同，这是最为明显的偏见根源，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较为容易的加以控制；其次是与研究者在学术场域（academic field）和权力场域中的位置有关。最后，也是最能体现布迪厄反思的独创性的地方的是他所揭示的“唯智主义偏见”（intellectualistbias）或学究谬误（scholastic fallacy）。这种偏见根植于研究者所采用的一种概念、分析工具和实际操作中，研究者常常以“逻辑的实践”来替代研究对象“实践的逻辑”。对此研究者必须保持反思的警惕，而且这种反思不能由研究者个人来担当，而必须在学术共同体的训练、对话和批评性评价的机制中将反思制度化[10]。另一位后现代主义者鲍曼则旗帜鲜明地主张后现代的解释性社会学将终结传统的立法性社会学，由于不能提供毫无争议的基础，社会学已经被解放出来去从事空前的自我反省，并在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方面达到一个空前的水平。瑞泽尔甚至利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对社会学知识生产本身进行了反思和批评。他指出当代社会学处于不断地新陈代谢之中和过度繁殖的，在大量不断增长的文章、书籍、调查报告，以及目前通过互联网散播的信息中，产生出一条永无止境的符号之流。像后现代的其他事物一样，社会学日益增长，变得异常臃肿和像癌细胞一样不断扩散，它包含着没有极限的增长。社会学和社会学理论的问题还在于它们已经变得过度视觉化。或许社会学理论近年的败落正是因为它忽视了吸引读者的需要？或许社会学理论忽视了在需要取悦读者这方面它与诗歌、小说或艺术并无不同这样一个事实？

问题是反思果真能将社会学理论推进到一个理想的境界吗？比如说布迪厄为我们揭示了学术场域的无形结构，这个结构可不可能因为遭到揭示而停止作用呢？华生将反思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必要的反思，这是任何人无从选择的反思；一是衍生的反思，这是指如何处理反思这一事实。在对后一种反思的回答中，出现的“反对反思”的逆向思维，认为反思并不具有道德上的优先权、方法论上的美德或认识论上的优势。林奇在区分了6 种类型的反思之后，指出反思虽然具有一种批判和解放的力量，当反思之光返照自身时，并不比其他认识方法“更能接近核心的光源”。但是全盘否定反思也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反思的方法论系统对于修正非个人性、价值中立和客观主义的传统社会学所造成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论断裂有着重要的意义。关键仍在于如何看待反思这一事实。佩尔斯指出适当的反思是可行而且重要的，这要比非反思更能保证认识论的健康，为了防止反思的恶性的循环推理，他主张“只进一步”（one step up）的反思策略，即只增加一层自我指涉，以展示叙述的解释出发点和回归点。

不管如何，后现代社会理论向我们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在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主要充当着立法者的角色。布迪厄则对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的“立法权”给予质疑，其最伟大之处就是告诉我们可以“与布迪厄一起思考并利用布迪厄来反对布迪厄”。[14]进一步说，就是在后现代社会阐释者代替立法者担当起沟通者角色，且每个阐释者的权力平等，不大可能将自己的阐释加诸于其他阐释者之上。

2、多元论：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力量。后现代主义在价值取向和理论追求上是崇尚多元论的。

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后现代主义创造了使多元文化主义得以发展的知识氛围，两者在一些主要概念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多元文化主义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对于宏大叙事的批判态度，主张关注不同的少数群体的经历和他们的看法；其次，多元文化主义完全赞同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第三，多元文化主义更激进的地方在于他们支持“去中心化”的观念，他们主张少数群体应该在社会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且在社会分析研究中应该对这些少数群体给予同样的注意。在“去中心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向：由“阅读”转向“写作”（书写不包括对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的关注，而只包括对那些我们还尚不知道的东西的关注；由著作转向文本；由作者转向读者；由立法者转向阐释者。“去中心化”衍生或建构出各种各样的地方性叙事或微型加速还是缓解社会学危机：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转型叙事，且各种叙事方式并不内在地优先于他人的叙事。后现代主义者正是通过建构各种叙事保持理论研究工

作过程的持续进行。

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每一种叙事方式及其内在关系。瑞泽尔指出在这样一种叙事的多元化趋势中，社会学理论将潜心于探索不同观点之间的共存竞争，而非谋求理论霸权。他还提出这样一种多范式的社会学理论演进的目标在于“通过揭示它们内在的多元性和互补性（而不是互相排斥）特征来拓宽各种视野”。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意义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涉及建筑学、文学、绘画、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对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不同的学科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从总体上讲,后现代主义以否定、超越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为基本特征,是当代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状况在观念上的反映。它的主题是研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特征与文化精神。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发展,是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其理论基础与思想核心的。

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产生及其主要内容

本文所指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是泛指20 世纪60 年代以来在西方思想界出现的具有反近现代体系哲学的思潮。它是伴随着现象学、分析哲学的思维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衰落,以后结构主义和哲学解释学的兴起为标志而登上当代思想舞台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当代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它的产生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首先,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强化了人对自然的控制,但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激增、生态平衡的破坏、人文精神失落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正是这些问题, 对“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主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助长着人们对现代社会、现代观念的怀疑、厌倦和否定。其次,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阶级关系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原来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中产阶层,它包括“白领工人”和从事生产管理的技术人员。他们的社会地位介于资本家与劳工之间。他们既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思想控制不满,又嫌弃传统的价值观,加之现实生活竞争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就使得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倾向多元论、相对主义和自由主义。他们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社会基础。后现代主义哲学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然而从总体上可以将它们概括为以下三类主要思想:

(一)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 年代后期产生于法国,它的许多代表人物原来都是结构主义者, 如巴尔特、福科、拉康、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主张对结构进行建构和解构。后结构主义认为,解释的任务并不在于关注事物的普遍结构,而在于对事物本身的阐释和解读,在这种不断变化的解释过程中,事物的结构被解构和重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背离了自己原来的结构主义立场,通过对实践的考察消解了结构方法与历史演化的二分法,从而开启了开放的、历史化的结构主义即后结构主义。福柯站在反人道主义立场,认为人的存在毫无普遍必然性。“他的主要目标一直是使人类、作者、主体、言说者非中性化。??当福柯继续发动反对人道主义和反对所有主体理论的战争时,他拒绝复原结构主义”①。

福柯这种否定反主体性,将人类非中心化的思想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的一种主调。德里达也是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建立“解构论”哲学在欧美哲学界影响很大。他提出了“反逻各斯中心论”。他认为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当代的一切和传统有联系的哲学,都是坚持以主体与客体、经验与先验、本质与现象、真理与虚假、事实与价值等等二元对立原则为基础。结构主义也是秉持“能指”与“所指”对立的结构中心,以言语直接指谓对象的意义,这些都是坚持逻各斯中心的“在场的形而上学”,它们导致了僵化思想与等级结构,必须将它们全都解构、颠覆掉,才能克服当今哲学与文化的危机。他认为解构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的自由创造性。

(二)新实用主义。新实用主义产生于20 世纪60 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奎因、罗蒂等。罗蒂认为,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走向“终结”,主张将杜威的实用主义与海德格尔及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融合起来。他在《哲学与自然之镜》的中译本作者序中明确提出:“本书是企图贯彻杜威和海德格尔某些共同思想路线的一次努力,并将他们对作为一种非历史性的基础学科的哲学观与分析哲学的内在辩证法加以比较”②。他试图重新以实用主义颠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对西方传统哲学和分析哲学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倡导一种无主导性哲学的后哲学文化观。

(三)新解释学。新解释学是指由海德格尔为其奠定基础并由伽达默尔加以发展和完善的现代哲学解释学。海德格尔发现理解结构具有作为人类存在的本体特征的性质,这使他的哲学成了一种解释学的存在本体论。伽达默尔进一步发挥了海德格尔哲学中关于理解的论题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从而成为新解释学在当代的主要代表。伽达默尔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解释真理,认为真正的解释学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之中,人们对当前事物的解释受制于以往的历史传统,因而他把人类的历史称为“效果史”。在解释过程中,解释者的视界与历史视界的相互交融、不同主体之间的视界相互交融构成了“视界融合”。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就是人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实践活动。他后期的哲学从理论的解释学走向了实践的解释学。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

(一)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后现代哲学家们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关键症结所在。所以,反思并批判传统哲学的理论基石也就成为后现代哲学家们的主要任务。在对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哲

学家中,以德里达、罗蒂、利奥塔最具代表性。德里达是通过分析语言学来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他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言语中心主义”,因而对语言学的解构就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罗蒂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指出:“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的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基础’的东西的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③利奥塔则通过解构科学霸权来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科学语言自视高贵,歧视甚至否认人文语言是不合理的。利奥塔认为科学语言与人文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游戏,遵循着不同的游戏规则,它们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因为各种游戏在规则上是不相同的,在性质上没有可比性,人为地抬高科学语言,贬低人文语言是人们的偏见,是十足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二)超越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提出了质疑。罗蒂认为,理性主义是一种统一性的、总体化、极权化的的理论模式,它模糊了社会领域多元分化的性质。而后现代主义哲学与其相对立,提倡差异性、不可通约性、零散性和特殊性。绝对的理性导致了理性中心主义思想的泛滥,这本身也就预示着理性中心主义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正如费耶阿本德所言:“理性不再是指导其它传统的力量。它本身只是一种传统,它要求进入舞台中心的权利与任何其它传统同样多(或同样少) 。”④福柯认为,一部疯狂史是人类借助理性的名义对无理性的病人实行疯狂镇压的历史。利奥塔主张把哲学的注意力重点投向我们的现实社会,他指出,世界上许多因战争和屠杀所引起的灾难都是在理性的幌子下造成的,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疯狂表现彻底摧毁了人们对理性的迷信。

(三)反主体性和反人道主义。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认为人在发挥主体性的条件下,可以不断地认识世界,为了谋求人类的幸福,人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为自己服务。而人道主义是以主体性为基础的,他从共同的普遍的人性出发,认为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自然的中心,它高扬人的价值、人的地位,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提倡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对这种传统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特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坚决反对主体性哲学和人道主义哲学,认为人不应该是存在者的主人,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并不是由人来决定的,而是由存在所决定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提出了“主体的死亡”。德里达提出“人已终结”。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根本不承认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把历史看成是无主体的过程,从而站在了反人道主义立场。

三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几点评价

首先,从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西方社会的批判来看,它是当代西方哲学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一种理论反省。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与斯蒂文·贝斯特所言:“当前的后现代争论可以部分地解释为是有‘现代’社会组织模式的瓦解,以及新的、尽管尚不能清晰描绘的‘后现代’世界的降临所引发的一系列持续且强烈的危机所引致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社会生活、传播方式、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甚至意识形态都发展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暴露得更加充分,这就促使哲学家们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来反思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反思现代化过程的利弊,反思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的正确与否。后现代主义在这一反省中更多地是看到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的危害和弊端。

其次,从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和超越来看,后现代主义哲学指出了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不彻底性,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基础主义时往往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基础主义,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则力图克服这种不彻底性。它不仅要求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而且要求超越现代哲学的实体性的非理性主义。从总体上来看,后现代主义哲学揭示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缺陷,但往往由于走极端而具有较大的片面性,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但整体上并未超越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模式的界限。

最后,从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当代西方哲学转向的影响来看,后现代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代西方哲学的转向。这种转向的特点是反对普遍性、总体化、同一性、本质论、基础论、等级体系和中心主义,肯定多元化、差异性、非中心主义、零散化、不确定性、流动和生成。这种特点是以往西方哲学所缺乏或不够重视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把它们提出来作为当代西方哲学走出困境的大胆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后现代主义哲学使一切秩序消解,否定普遍性和深刻性,质疑人类知识的合法化,消解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它使自己永远处于动荡的怀疑和否定之中,由此而消解了哲学本身,使当代西方哲学在挣脱形而上学的束缚后又坠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

到底是要继续现代性未竟的事业，还是要与现代性彻底地决裂，似乎构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争锋的分界线。也许永远没有争论的结果，但人类思想的奔流有了新的豁口。与其说后现代主义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美学风格，不如说后现代主义在思维范式上走向了“歧途”。或许后现代纷争的浮光令人缭乱，但只要退出万壑争流的近距，虚拟、荒诞、非系统三种流变就会隐约浮现。

一、虚拟

后现代之路的开拓者———尼采要打到一切允许信仰真实世界的假设：“让我们消除真实的世界吧”。虚拟由此成

为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跨越的分界线之一。Virtual(虚拟)一词最初由中世纪苏格兰唯名论哲学家邓斯·司各特所创，基本意义是指实质上的但尚未在名义上获正式承认。就哲学范畴来说，意为“似是而非”。可以这样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虚拟的历史。

虚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虚拟是指规则文明或符号文明，是人类对各种规则的合成、选择及其演化，是人类文明的传输和储存方式。狭义虚拟是指当代的数字化的表达方式和构成方式，表现出人的活动空间在开放性和多维度的容量上获得了空前的扩大。可以说数字化虚拟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的元点，但就虚拟的流变方向与最终影响，人类并不能有一个准确的布控，但就哲学基本范畴来说，数字化虚拟体现了与传统虚拟根本不同的意义和指向。特征表现在中介系统的革命。虚拟贯穿人类一切文明史，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特征的虚拟。回顾人类思维中介系统总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可以说发生了三次中介革命：行为中介、语言符号中介、数字化中介。行为是远古人类初始思维活动的中介，人还没有与自然分离的意识；语言、简单符号是随着人对自然的独立与改造，人类需要拓展想像力、抽象力、创造力等空间而形成的思维手段；数字化中介则是人类在更大想像、创造空间上的活动要求。今天的虚拟基本指向为数字化构成，表现出与现实性彻底的决裂。

在鲍德里亚看来，虚拟的进化也有三次等级的升迁过程，不过是与其价值规律演变同步的。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这个时期的虚拟模式主要是“仿造”，依赖的是价值的自然规律；到工业化时代，生产是社会的主要活动，“仿象”是这个阶段的主要模式，依赖的是价值的商品规律；到了后工业时期，是受“代码”支配的主要模式，依赖的是价值的结构规律。尽管鲍德里亚提出的所谓“价值的结构规律”违背了当代工业生产的基本事实和新资本的运行逻辑，同时对其概念也没有做出准确的阐释，不过其过滤化的分层方法对虚拟的变迁路线的跟踪还是有所启示的。不仅如此，鲍德里亚在虚拟方面的贡献还在于提出拟像的本源理论。“它不再是造假问题，不再是复制问题，也不再是模仿问题，而是以真实的符号代替真实本身的问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印合了数字化虚拟的技术本质，更在于在形而上学上对传统哲学范畴做了再一次翻新，也许是圆了黑格尔的未尽之梦，也许是昭示了人类另一个黑暗的哲学时代的来临。

通过符号结构而实现中介化，是人类文化创造所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德里达看来，在虚拟化的过程中，思想创造过程以及相关的各种因素，都不可避免地伴随中介化而被扭曲。而且符号中介化的暂时固定而引起的非生命化过程，也必将导致对于文化创造过程各因素原生命的伤害。因此德里达认为，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的延异不仅是人类文明痕迹的追溯方法，更重要的是延异作为一种虚拟，它不是一种由历史自身到自我消解的变异过程，而是自身隐退，抹去自身，一种本源的不断再生。在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象征性实践就是一个典型的虚拟性范畴。在布尔迪厄看来，语言的技巧与权力的运作是紧密相连的。为了达到对权力的角逐，人们总是运用“委婉性”的虚拟化语言。蒙骗、威胁、诱惑、佯攻、暗藏、转移、混淆、伪装、故弄等虚拟化手法不仅是现代人进行权力交换的能力体现，更是在权力场域中为获得剩余价值的象征性实践的主要内容。尽管布尔迪厄批判了列维·施特劳斯把策略看成有意识、有理性的个人选择，提出“人们可以不把策略当成有意识的、理性的计算的产物，从而在策略中排除无意识计划的产物。”但是，策略作为现代性的虚拟本质并没有改变。可以这样说，现代社会是因为有了虚拟才有了象征、策略、权力体系与制度建构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但是，虚拟是现代性的成长悖论，是虚拟促使了现代性的飞跃，但也是虚拟使现代性走到了尽头。在后现代看来，在原始文化中，语言、符号、面具、图腾可以无隐含、无暗指地、公开地自由地交换，没有经验、没有理性、没有策略、没有真假、没有后方世界，没有潜意识。而后现代虚拟正是秉承了原始思维的虚拟意图，打破了价值规律统率一切的现实性意义，实现无本质、无意指、无意义形式存在。因此，在后现代看来，自从有了虚拟的回归，当代社会的权力结构也就走向了瓦解与掏空之路。

二、荒诞

“荒诞”一词，在汉语中也称为“荒谬”、“荒唐”，英文里形容词是absurd，词源上它来自于拉丁文absurdus，ab 是加强语气，surdus的意思是聋的或被蒙住了。现代对“荒诞”的理解主要指不协调的、不可理喻的、无意义的、矛盾的、失序的状态。其中具有二重含义：第一，荒诞与常规、常理相背离；第二，荒诞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或一种悖论。但需要注意的是，人类自产生了自我意识后才有荒诞，荒诞并不在世界，亦不在人，而在二者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敌对的，不协调的，而且二者又是不可分的。因此，荒诞是人类对违背正常秩序的现象或行为的感觉或评判。最早赋予“荒诞”现代哲学意蕴的是丹麦哲学家祁克果、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等人，他们把这个词和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都曾经在人类生存境遇的意义上谈到荒诞，并对荒诞的“危害”做了不同抽象的围剿。加缪是全面地讨论荒诞哲学的代表，他的《局外人》、《卡利古拉》和《西西弗的神话》被称为“荒诞三部曲”，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对荒诞在本体论意义上做了追溯以及在生存论上做了进一步透视。

被赋予现代哲学内涵的荒诞，与最初词汇学意义的荒诞已根本不同，荒诞已经不再是人生中的偶然的和个别的现象，而是成为了人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境遇，祁克果提出的“孤独”、“焦虑”、“恐惧”、“绝望”，海德格尔提出的“烦”，萨特所说的“厌恶”，以及加缪的“局外人”，都并非是人生存的某种特例，而是贯穿于人的全部生命之中一种抽象和弃不掉的隐患。似乎荒诞的根源在于人和世界的分离，正如加缪所说：“荒谬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

默之间的对抗。”但荒诞的产生正是来自于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因为荒诞是人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一种主观体验，正是荒诞才意味着他们活着，他们存在着，他们和这个世界联系着。就生存论来说，人从细胞的结合、出世、在世、离世时刻都挣扎在偶然、被抛、湮灭、无果之中，所谓的理性不过是人类克服自身对宇宙恐惧的编造，真正展现的是无处不在的无根、无路、无垠与无终。在海德格尔、萨特和加缪等人看来，对待荒诞的态度应该是一种质疑、否定和反抗的焦虑，是荒诞吞噬了对明晰、一致、和谐的期待和渴望。不难看出，这种渴望本身就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似乎是人对威胁、破裂、囿困、荒诞的生存境遇的一种“觉醒”。这种“反思”的本质表现着后现代思想拒绝科学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不彻底性，意味着从荒诞走向后荒诞。所谓后荒诞是反荒诞的荒诞，反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

从知性上看，荒诞存在着自己的独特结构，它既不同于理性的科学结构，也不同于非理性的信仰结构。科学结构以内在的逻辑性、可推理性、可确定性为核心，而信仰结构以服从、盲目、绝对为核心。简单地说，理性结构、科学结构、信仰结构都是单向度的，都要排除矛盾，而荒诞结构是双向度的，它是由对立的两端形成的难以选择、难以确定的关系结构。荒诞方法是方法论中的黑暗王国。荒诞所揭示的不仅是物的多样化的现实性的“黑暗王国”，而且是“黑暗王国”中“最黑暗的王国”。当然，这里的“黑暗”是指未被发现因而未被认识，即这是一个人类尚未知晓并且永远不能完全解蔽的知识王国。对此，福柯就荒诞的典型形态疯癫说到，“疯癫之所以有魅力，其原因在于它就是知识。它之所以是知识，其原因首先在于所有这些荒诞形象实际上都是构成某种神秘玄奥学术的因素。这些怪异形状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伟大奥秘’的空间里。”在福柯看来，那种无法接近的、可怕的、黑暗的知识则早已被天真的“疯人”所掌握。而有理性、有智慧、成熟的我们仅仅感受到的是间段的、令人气馁的种种形象，“蠢人”则拥有完整无缺的知识领域。水晶球在我们看来是透明无物的，而在“愚人”眼中则充满了隐形、渗透的知识。疯癫的场强在于它所产生的各种怪异、盲目、愚蠢、虚浮的意象不是那种转瞬即逝的表象，而是一个秘密、一个早已隐藏在地表下面的一个无法接近的、无情的真理，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伟大科学”（Magna Scientia）。这种无序、疯癫的宇宙早已预示了这种荒诞的秘密。“将来总有一天会从这种疯癫的兽性中推导出一种机械心理学的思想以及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疯癫的种种形态可以归因于动物生命的伟大结构。”也就是说，疯癫只不过是尘世间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人生命本身所蕴含的所不能推理、不能证明、不能辩论的一种智慧。它是一种人自我矛盾的关系、是一种自我错觉、是一种隐蔽的、巧妙地潜入人类的真理。它不是现实的世界，是人所的关于自身的知觉。在真理的解蔽上，疯癫豁出了一种否定的力量，在无中找到有的痕迹。疯癫把视觉和盲目、心象和判断、幻觉和语言、睡眠和清醒、白昼和黑夜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对抗的虚无。这种把各种否定因素结合起来的荒诞虚无，透过符号、语言和姿态爆发出一种隐蔽的真实。这种真实是一种有序与无序、合理与疯癫的难解难分的虚的实、实的虚。某种意义上说，荒诞就是一种虚拟。

荒诞与理性是一种奇异的矛盾，印证了互相对立、互相依存、互相渗透的粘稠关系。就渗透性来看，荒诞是我们理性方法的前置与补充，它为理性开拓更深层次的关系和领域，为理性提供刺激与诱导。不能掌握荒诞机理与方法，也就不能把握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深刻矛盾，也不会在理性和科学上作出真正创造性成果。这正符合爱因斯坦的看法，如果刚开始这个想法听起来不荒谬可笑，那么它就没有希望变成现实。其实，荒诞方法的意义就在于在虚拟的幻象中捕捉未来可能的胚芽，让隐匿的真实浮现，由黑道白，由虚知实。荒诞对“知”的不可通约性不仅预示了人类对“知”的无知，更在于展现了其巨大的包容力与虚怀性。

三、非系统

系统（system）是指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由于要素的相关作用形成了整体性，因而系统是系统质、关系质的体现者。非系统是系统的反面，是一种与系统相对立的“混乱”。从形式上考察，非系统具有非理性、非逻辑、否定性、无序性、差异性、多样性等多种特征。非理性代表着原始本能、盲目的冲动、无意识的骚动；非逻辑性如同在物质运动中代表着“熵增加”一样，它在逻辑过程中代表着一种“震荡力”、“破坏力”，不让逻辑思维稳定、完全、定形；否定性表示非系统是一种可能的、不确定的“在”，通过否定的形式，为肯定提供机遇、可能性，使肯定经过“震荡”、“间断”否定自己；序是事物的结构形式，指事物或系统组成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无序则是指事物和对象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结构功能的无约束性和无规律性；差异性就是打破同一性、回归性、循环性，表现矛盾、暂时、变化的特性；多样性反映非系统不仅在多层意义上表现不同的内容，而且在发展的能动性、机遇、随机过程等方面表现出的多样性，也是系统理论无可比拟的。

非系统不仅发现了系统界外的一种非结构化、非联系的存在状态，而且也揭示了系统本身系统性破缺的悖论。任何系统只有成为一个整体，建立一种关系才有系统可言，但是，任何整体只是相对于本身的要素而言，一旦跨入更大的系统，又是更大系统中的要素。这是一个无穷大量的延续过程，表明系统永远不能完成。也就是没有终结的系统，任何系统都有破缺性，没有绝对的完备性。非系统思维是与系统规则不同的另一种思维范式，通过对系统性思维进行否定、剪断、逆差等再现宇宙非系统存在与人类不断逾越的精神广度与深度。现代思维若不包含非系统原则，就会在系统的“完备性思维”中缺损、死寂或爆炸，科学的或与科学互补的测不准原则、悖论原则、无序原则等表现出非系统思维的症候。

上述思想符合勒兹的观点，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纵向性思维方式，形成由上而下的等级体系（hierarchy）。

他提出“根状茎”(rhizome)理论，“根状茎”代表着后现代思维方式，它是动态的、异质的、非二元对立的。这种方法讲信息分散到多重符号维度中，朝着多个方向流动，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永远处在运动之中。在勒兹看来，根状茎思维方式是一种“游牧思想”(nomadic thought)方式，它和“城邦思维”（statethought）是完全对立的。城邦思维在哲学上表现为整体化、系统化、封闭式、秩序化、同一化思维模式，从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就是这种“官方哲学”。而“游牧思想”则是开放的、差异的、非限制的、非整体的、非系统的思维样式，它打破了地域、体系、规则的束缚，无限地与外界触动。简单地说，勒兹继承了尼采对系统化、总体化的思维方式批判的特点，拒绝同一性、秩序、系统、体制等一切体系，主张多元、机遇、偶然、混沌、流动、无序等各种非固定化、非系统化建构的新的生成模式，是非系统思维的重要代表。

在尼采看来，人无法超越命运和神圣意志，人不可能完全以理性主宰自我。对苏格拉底的激烈批判，实际上就在于对理性至上观的全面否定。尼采是要和“统一”、“秩序”、“逻辑”斗争到底的哲学家。因此，在尼采的哲学里，作为理性的形而上学被推倒，非理性、非逻辑成为世界的本源。逻辑学本身，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对自然之物的腐蚀。在他看来：“我们主观信仰逻辑学的必需仅仅表明，我们早在逻辑学本身到达意识之前所做的事情，无非是把逻辑学的要求植入现象。因为，现在我们在现象中发现了逻辑学———，另外，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这种必需会担保某种物是‘真理’。在我们长期推行了同一化、粗糙简单化之后，我们就成了创造了‘物’、‘同一物’、主体、谓语、行为、客体、实体、形式的人了。在我们看来，世界表现出了逻辑性，因为我们事前使世界逻辑化了。”尼采道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誓言，人类系统化的本能与其是对自然规律的体贴，不如说是对世界复杂性的蔑视。

尼采的追随者鲍德里亚有着与尼采类似的看法，系统不过是人类在认知“幼年”的虚拟，系统作为历史的错误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系统在不确定再生产中，终结了自己的起源神话，终结了按照自己的过程分泌出来的所有参照价值。它通过终结自己的起源神话，终结了自己的内在矛盾（不再有与之对照的真实和参照）———它也终结了自己的末日神话：革命本身。”换句话说，未来的虚拟知识论与广义结构论不是从一个系统的破灭向另一个系统的再生，而是从系统走向非系统。这或许表白了众多后现代主义政治家的苦闷，笼罩在人类生命之上的权力之网不应是改朝换代，而应是永远没有权贵。

西方哲学的传统方法论原则，简单地说，就是所谓现实性原则、理性原则、统一性原则和系统原则。到了近代，尤其强调社会整体化和秩序的统一。但在后现代看来，决定一切的关键是整个社会力量对比和竞争关系，并已经在实际上有利于占统治地位的统治者方面。所以，主客、个人与整体、表象与本质等各种二元对立统一，归根到底，总是“统一”到由统治者所规定的那个社会秩序中，“统一”到有利于统治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传统方法引导人们注重于“现实”、“理性”、“规则”、“体系”、“统一”，其用心由此可见一斑。为了揭露上述诡计，后现代主义先锋们一反“二元对立统一”模式，集中探讨与“实在”、“必然”、和“同一”相对立的“虚拟”、“变异”、“荒诞”、“悖论”过程，试图从中探索近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运作奥秘。尽管后现代的运作雄心对当代现实权力的毁坏如青铜拂灰，但其本体论追溯与骇浪式思维的发散性影响是任何一统天下的思维范式所不可饶恕的。

多元、平等、对话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