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

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之一是，在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种多极的力量结构。这不是世界性的多极化趋势的产物，它只是一种地区性的结构。日本由于经济陷于停滞与低速发展，它与亚洲其他力量的差距在缩小。在此同时，日本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作用的意愿更强烈了。俄罗斯的经济经过严重的衰退后已经稳定下来，加上普金的当选，它的综合力量进入了恢复期。东盟的一体化进程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东盟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合作仍在加强与扩大。印度的经济状况因新经济的出现而得到改进，拥有核武器使它的军事威慑力在继续增加，印度在亚洲扮演大国角色的愿望已明显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继续增加，它在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有所加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一地位支撑了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但美国是一个非亚洲国家，而且力量分散于全球，它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受到这两个因素限制。

由中国、日本、美国、俄国、东盟及印度这六种力量构成的多级结构将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任何一极，在这一地区都不可能单独取得优势。在多极均势结构中，结盟关系的变化及向两极化的发展是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日同盟关系仍会保持稳定，但是其作用一是会受到中俄战略关系的制约，二是不会得到东盟和印度的无条件支持，没有什么利益会促使印度和东盟放弃他们长期遵循的独立与中立的对外政策，卷入美国同中俄的对抗中去。中国是本地区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对外政策，中国将会对这一结构的稳定作出贡献。

这一多极结构的稳定性还在于即使是超级大国的美国也不能改变它。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分布可以维持这一相对稳定的结构，但它要改变这一结构的话，如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其代价之大将是它无法承受的，而且还将远远超过其所得的收获。美国在亚洲地区将继续谋求“领导”地位，但如果它要建立单极霸权的话，它必然会受到其他力量联合的或各自的抵抗。

应当指出，中国周边的多极均势的稳定性会受到次区域力量和力量关系的影响。例如，南、北朝鲜是东北亚次区域平衡的重要力量；巴基斯坦和泰国是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力量；印尼和越南在东南亚地区可能发挥重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可能在中亚地区发挥重要影响。这

些力量不仅在次地区的平衡中有重要作用，并且对中国等大国构成复杂的牵制，从而影响亚洲多极结构的稳定。这些情况表明，均势本身并不能防止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国际环境的另一新变化是，国际多边体制将成为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途径。多极结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周边环境会平安无事。霸权主义国家谋求单方面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行为，各极之间无序竞争都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造成严重损害。此外，构成其他无序因素的可能有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军备竞赛，可能有非国家行为者的跨边境的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活动，也可能是一些国家因贫困或其他原因产生的大量难民。这些无序竞争如不能被阻止和及时控制，中国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难以维持的。

亚洲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正在不断加深，东亚国家的对外贸易有三分之二是在区域内完成的。这种共有的利益是推动它们在下一世纪进行合作的基本动力。信息与交通领域的技术革命正在消除亚洲各国间地理上的隔阂，为它们的相互沟通和加强信行提供了手段。亚洲各国还有着反对外来干涉、维护独立自主的历史传统，它们珍视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这种文化上的多元主义倾向是它们相互谅解和相互妥协的基础。因此，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周边各国将更努力地谋求合作，利用国际体制(即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来共同地维持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环境。

除了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外，在中国和周边国家有着以下一些较重要的国际多边体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后部长级会议、东盟加中日韩会议、朝鲜问题四方会谈、“上海五国”机制、欧亚首脑会议，等等。这些国际多边体制包含不同的成员，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功能，有不同的优先处理的问题，其产生的决定或共识有不同的约束力，但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推动着相关国家认识他们共有的利益，并通过合作互谅互让来共同获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方面，这些机制已经在起非常积极的作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在推动贸易自由化，这一进程使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得到了显著加强。今年5月初，在泰国清迈召开的东盟与中、日、韩财政部长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亚洲货币保护机制，以避免再次发生造成严重冲击的金融危机。这表明亚洲国家已将它们的合作从贸易领域扩大到了金融与货币领域。

在安全方面，由于亚洲各国的共同努力，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取得了显著成功。同时，一些国际多边体制已经在加强相互信任措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今年4月，“上海五国”的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部长们决定要采取集体行动，防止国际恐怖主义、好战的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对五国边境地区的威胁。进入新世纪后，只要各国都能将和平共处作为合作的基本原则，放弃冷战思维，国际多边体制就能够在解决领土争端、控制军备竞赛、建立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防止武器扩散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在新世纪的初期，东盟地区论坛可能发展成为东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体制。在中亚地区，“上海五国”机制经过扩展，也可能发挥类似功能。但一个能涵盖东亚、南亚和中亚所有国家的多边体制暂时还没有可能性。

在中国周边存在着一些地区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克什米尔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内战问题，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着国际因素卷入的背景。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可能酿成重大冲突，对中国的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但是，如何发挥国际多边体制作用，寻求最终解决或者缓解其紧张程度，现在还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充分重视。例如印度一直拒绝国际组织调解克什米尔冲突，这不仅长期拖延了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且已经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在印巴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以后，冲突的延续将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中国和其他国家应当向印巴两国进一步施加影响，促使他们通过调解来求得双方可接受的解决，并意识到任何强加于人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这也应成为下一世纪亚太地区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一条基本规范。

可以预计，通过国际体制进行国际合作将是下一世纪国际关系的重要表现方式，但是还存在如何主导国际体制的问题。中国是亚洲地区的主要大国，中国可以，而且也应当在国际体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只要是坚持尊重主权、国家平等、互利互惠、不干涉内政等国际体制的基本原则，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体制活动不仅会受到多数周边国家的积极评价，而且还会产生良性的互动作用。这将成为中国主动影响周边国际环境的重要手段。

国际体制的意义是重要的，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其有效性也不会在短期内迅速扩大。因此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确保周边地区的多极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是维护我国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基本手段。不断加强综合国力，积极参与国际体制，中国在下一世纪的全面复兴与强盛是大有希望的。

周边安全环境这里是指国家周边有无危险和受到威胁的情况及条件。是一个国家对其周边国家或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对自己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否构成威胁、有无军事人侵、渗透颠覆等情况的综合分析和评估。它是关系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的大事，是制定国防战略的首要依据。

宏观调控首次出现积极财政政策 十年轮回出新意

从重基础建设到重民生 “积极财政”十年轮回出新意　这是十年之后，我国宏观调控再一次出现“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2004年始，我国实行“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之后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今年下半年，国际经济形势风云突变，让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再次改弦易辙，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从“从紧”转为“适度宽松”。针对这一调整，业内人士认为，政策的转变主要是为了提振内需，弥补外需不足，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滑。

“中央推出的十项措施透出的重要信息是宏观政策转向，说明我国整个宏观政策的定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再回头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来扩大社会总需求。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连续6年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让中国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如今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跟之前的政策，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贾康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增发了1000亿元长期国债，所筹资金用作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对财政预算作如此大动作的年中调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几十年间，是极其罕见的。

贾康表示，当时，国务院对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的使用作了认真研究。项目安排的重点是：第一，增加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第二，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点机场建设。第三，扩大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第四，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

备粮库，全年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投资达到年初计划的17.5倍，超过建国以来的投资总额。第五，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同时抓紧进行城市电网改造。第六，扩大经济适用住宅建设规模。

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一直持续实行到了2003年，自2004年开始，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

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再次出台，与1998年政策有何区别？

“这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的系统性和着力点方面，比之前更宽泛，力度也更大。因为这次面对的外来影响更深重，所以，我们的反应也比过去强有力。”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王卫星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据科技部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政府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这样既能够拉动经济增长，抵御经济的下行压力，同时又能为整个经济增长带来一个良好的环境，引导社会民间更多的投资。

“但这一次跟1998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政府加大了对民生的投资。这次的积极财政政策投资范围更宽，力度更大，以解决收入不平衡的问题，更多地向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和农民工倾斜。尽管1998年也有面向民生的，但力度很小，而现在是大规模的。”王元副院长说。

财政部预算司王卫星副司长对此也有相同看法，他认为这次积极财政政策，不限于政府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这个领域，更偏重于民生，同时也偏重于出口行业，侧重于像增值税改革这种持续性的鼓励措施。 “这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是国债发完了，这批项目建设完了就结束了。这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长期的，出台时机也是不错的。”王卫星副司长说。

货币政策又转向

11月11日，就当前如何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要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确保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支持扩大内需，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记者了解到，目前央行已经研究制定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五大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加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强窗口指导和政策引导，着力优化信贷结构；进一步发挥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和进一步改进中央银行金融服务等五大方面。

受宏观政策调控及其他因素影响，从7月开始，我国在上半年一直高位运行的CPI已开始逐步回落。

“目前反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对在减弱，央行适时调整政策发出的信号说明，目前货币政策除了防通胀，还树立了保发展的新目标。”王卫星副司长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