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器剖析

我花了一天时间编辑的一些关于古代兵器的知识！

叉的起源很早，六千多年前的陕西半坡村遗址中，就曾发现过原始的骨制鱼叉，用来扎取鱼类。不过，居住在森林旁的猎户们，为了猎杀大型野兽如勐虎、花豹等，需要保持安全距离，所以使用三股长叉，一般称作「虎叉」。

《水浒传》说道解珍、解宝两兄弟，收了知府的捕虎文状，要捉山上大虫，于是「拿了钢叉，两个径奔登州山上」。可见「钢叉」是捉虎的利器。有时为了便于远掷以确保安全，又改成了投掷用的飞叉。

「叉」后来发成兵器，种类很多，大致可按长短分，或以叉股分；历代都不是主要兵器，而与钩、镰、钯等杂兵器并论。宋代有叉竿，长二丈，用来叉飞梯与登城。南宋宗泽的偏将张纯善使飞叉，能在二十步外取人性命，并且教出很多使飞叉的士卒。明代又有丈余长的「马叉」，茅元仪的《武备志》说：「上可叉人，下可叉马。」是步兵所用的长兵.

国剧《金钱豹》里，有飞叉的特技，叉头分成三股，股与叉柄连接处，套上钢片两片，随着演员舞动、抛掷时，铮铮作响，增强了惊险与娱乐的效果。这些其实都是从民国初年江湖杂耍卖艺者学来的身段。

另有一说：

叉之由来，较各种兵器为后，宋元以前，初不见用诸战阵，或谓汉时蛮人，皆以此为利器；又谓叉为古时猎兽之器。如上说，则叉实创自南蛮；如后说，则叉创于猎户；孰是孰非，亦未能断定，始自何时，亦无从稽考，姑置不论。

至飞叉之法，宋代以前，迄无所闻，相传创之者为宗泽偏将张纯。纯为花县人水镜明月老乡也^_^!）力猛侞虎，善使飞叉，能于二十步外取人，发无不中；时行伍中从而习者，颇不乏人。据此说，则叉始于南宋，以法之创始而推诸叉，即谓为叉亦创于是时，亦无不可；惟其法初甚简单，不过抡、盘、飞、掷、打击、抢接诸法而巳；其后代有增减，然皆从以上各法中变化而出；即今日所传之飞叉法，虽分路甚多，皆跳不出此六法，但就此六法杂乱而复叠行之耳。惟习此者，以南人为多，北派武术中习此者甚少；岂发源之处，视为不足贵乎？抑以南渡之后，其法流南方，北方反不得其真传乎？

“干戈”是我国古代最常见的对兵器的总称，它们分别代表两种武器。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干”和“戈”两字。随着文字的演变，“干戈”已成为战争和斗争的代名词，如我们所熟悉的“大动干戈”和“化干戈为玉帛”等。可见干和戈这两种兵器在我国已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了。

干，据说是一种分叉的木干，用来抵御野兽和敌人的进犯，是人类最早的防御武器，也是打猎用的猎具。

戈，最初是一种在木杆上绑上石刀用以打击猛兽的猎具。后来被青铜材质的戈头所取代，正式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兵器之一。

在以战车为主的商周时期，戈被列为战车五兵之一。所谓战车五兵就是指：戈、殳、戟、矛和夷矛（另外还有其他说法，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戈由柲（柄）和戈头两部分组成，柲（柄）多为竹、木制作，长度通常为1米左右，最长超过3米。戈头多为青铜材质。其攻击方式为：勾、啄两种.

下图为秦代青铜戈头，其出土于一号坑T10方六过洞，戈头为长“胡”四“穿”，弧“援”无脊，刃“内”，“内”上有条形“穿”一，戈通长26．7、援长16．7、胡长12．5、内长10厘米。出土时有柲和青铜戈头。柲为木质（已朽），通长288厘米。

在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青铜戈数量十分少，多少说明戈在秦代兵器中的地位已不像商周时那么重要了。到了西汉后期，由于铁制兵器的逐渐增多，青铜戈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另外当戈与矛组合，便成为了一种不一样的兵器，那叫“戟”。种不一样的兵器，那叫“戟”。

戟，又写作孑、棘、匽、镘等等。它是戈与矛的结合体。所以其攻击方式集合了戈的勾与啄和矛的刺、割。

西周时期使用戟体与刺合铸在一起，整体呈十字形状的青铜戟，但因铸造困难，而且本身易于残损，因而使用不够普遍。春秋以后，改用把刺（矛）和戟体（戈）分别铸制，然后用柲联装而成的戟，解决了铸造方面的困难，又具有戈、矛两种兵器的优点，因此大量用于战争中，成为主要格斗兵器。战国时代，曾经出现过两戈一矛同柲，甚至三戈、四戈一矛同柲的戟。这样的多戈戟中，除最上的戈有“内”外，下面的戈头一般无“内”。戟前有的有矛有的无矛，说明戟的真正特点是“有枝兵”，并非一定要有刺兵。

隋唐以后，戟从实战兵器转变为表示等级身分的礼兵，称为“棨戟”。宋以后铁戟演化为月牙式，一般为两枝。又因为戟的读音跟“吉”字相近，于是逐渐成为陈设的吉祥物品。华堂宴室，设立朝和碧，取其“吉庆”之义。新婚拜祖，也在升和瓶中插上三支戟，取其“平升三级”的意思。制戟的原料也由铁铜变为金玉玛瑙等质料，甚至成为妇女头上的首饰。

戟头在商周时期用青铜铸制，战国末年出现钢铁制品。戟柄为竹木质，其长度按不同使用情况有所差别：车兵用戟柄最长，骑兵用戟柄稍短，步兵用戟柄更短，称为“短戟”。汉朝还出现一种单手握持的短柄戟，称为“手戟”，一人可持两戟并用，故又称为“双戟”。

在商朝，戟还处于萌芽时期，现仅在河北省藁城县殷墓中发现过一件。西周时期，出现把刺、

胡、援、内合铸成“十”字状的青铜戟,但其战斗效能并不突出，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绝迹。

春秋战国时期，盛行由青铜矛头和长胡多穿的青铜戈头联装在一起的青铜戟。据《考工记》记载，它同戈、殳、夷矛、酋矛一起被称为“车之五兵”，是车战的主要格斗兵器。春秋晚期步骑战兴起，青铜联装戟又成为步、骑兵的利器。在中国南方的吴、越、楚地区，还流行一种独特类型的联装戟，即在一根长柄上装有2个或3个戈头,称为“多戈戟”。

战国晚期开始，钢铁兵器逐渐取代了青铜兵器，产生了刺、援合铸的钢铁戟头，由于取消了青铜戈类兵器传统的后内,故成为“卜”字形。在西汉,“卜”字形钢铁戟是步骑兵装备的主要格斗兵器。

戟在古代十八般武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外观兼有戈和矛的特征（单戟形似汉字“卞”，画戟形似汉字“爿”）。其格击功能实在也是戈、矛的合体,既能直刺，又能横击，奋扬俯仰，身兼五兵之利。追溯戟的产生，当在戈、矛之后。据《管子》载，制戟的祖先是蚩尤，他好兵喜乱，善作刀兵，曾采雍孤准、雍孤山之金以制戟。

《增韵》上说，单枝为戈，双枝为戟，是指横刃而言的。戟刃一般广寸半，粗者称为镘胡戟，横刃弯曲者称为钩矛。械长一般为丈三，丈六的为大戟，又叫车戟，通常是随护战车用的。传说中的古代名戟并不多。史籍有记载崐仅战国时楚的“郾戟”，东晋时成都王的“火戟”（逢夜戟锋有火如悬烛），南北朝时宋的“瑞及戟”而已。善使戟的武将也不多。著名的如三国的典韦、吕布、甘宁，唐朝的李文忠等。

典韦是使双戟的。《三国志.魏志.典韦传》：“帐下壮士有典韦，提一双戟八十斤。”在曹操伐吕布的濮阳之战中，典韦手持双铁戟击退四将，高超的戟术不在吕布之下；他还能飞刺人坠马，“立杀十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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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是古老的兵器，其使用时间可能比戈还要早。东汉以前因各地方言不同,又称“鏦”(后俗写为“枪”)、“鍦”或“鋋”等，柄称为“矜”。骑兵用矛又称“矟”或“槊”。远古时代，人们将兽角或尖石镞绑在木杆或竹竿上，用来猎捕陆上野兽或水中鱼鳖，这就是矛的雏形。夏代是否有铜矛，至今还没有出土文物可以证实。但是，殷墟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矛不仅制造工艺精致，而且类型很多，可以推测商代青铜矛在军队中已被大量使用。周武王伐纣大军所使用的主要兵器就是矛与戈。西周的铜矛分为酋矛和夷矛。酋矛柄长二丈，是步兵使用的武器。夷矛长二丈四尺，是车兵使用的武器。周代的尺较今天市尺为短，一周折合公尺为２３厘米左右，折合后代的尺来计算，约在一丈八尺左右。这是有关古代“丈八矛”的一种说法。

在商周，格斗兵器中矛的重要性仅次于戈，矛是用于冲刺的兵器。商代的青铜矛常常铸成具有长“骹”（qiao一声）和宽“叶”的形状，在“骹”部两侧带有半圆形的双环，既可以把

矛头更好地固定在骹上，有可以垂挂漂亮的矛缨。

矛由矛头和矛柄组成。矛头多以金属制作，矛柄多采用木、竹和藤等材料制作，也有用金属材料的。矛长通常为1.8-2.7米，有的达4米多。矛头一般长40厘米，有的达80多厘米。从商朝到战国时期，一直沿用青铜铸造的矛头，只是在形制上，由商朝的阔叶铜矛发展成为战国时的窄叶铜矛。矛柄的制作也更为精细,出现了积竹矜，即以木为芯,外圈以两层小竹片裹紧,涂漆，使柄坚韧而富有弹性。从战国晚期开始，较多使用钢铁矛头。直到汉代,钢铁制造的矛头才逐渐取代青铜矛头。随着钢铁冶锻技术的提高，矛头的形体加大并更加锐利。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矛，宜刺之兵也，三分其长，二为刃、一为。刃之脊隆起，脊之两旁微陷，以通空气，取其刃而易拔也。」

《周礼·考工记·庐人》：「庐人为庐器，戈六尺有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故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远，食饮饥，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行地不远，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郑玄注：「八尺曰寻，倍寻曰常。酋、夷，长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长矣。」《周礼·考工记·庐人》：「凡为酋矛，参分其长，二在前，一在後，而围之；五分其围，去一以为晋围，参分其晋围，去一以为刺围。」

汉代，矛的形制甚多，汉刘熙《释名·释兵》：「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头曰：入地也，松椟长三尺，其矜宜轻，以松作之也。椟，速椟也，前刺之言也。」

汉刘熙《释名·释兵》：「矛长丈八尺曰俏，马上所持，言其俏俏便杀也；又曰激矛，激截也，可以激截敌阵之矛也。仇矛，头有三叉，言可以讨仇敌之矛也；夷矛，夷，常也，其矜长丈六尺，不言常而曰夷者，言其可夷灭敌，亦车上所持也；矛，长九尺者者也，霍也，所中霍然即破裂也。殳矛，殳，殊也，长丈二尺而无刃，有所撞於车上，使殊离也。」俏犬+肖

汉刘熙《释名·释兵》：「（小矛），延也，达也，去此至彼之言也。」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为阵关下。」（《典略》：「周有屈卢之矛。」）

两面有刃，故称蛇矛。

长矛，矛头长七八寸，形如枪头，呈棱形。其下与柄相接，矛柄也可硬木制，粗如盈把，长一丈六余有余。矛鐏是柄的饰物，也有铜制者，呈锥尖形，可使矛插地而不倒.

丈八蛇矛，矛曲如蛇，长一丈八尺，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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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车作战的方式在战国之后逐渐消失，矛这种战车五兵之一的超长兵器也被改进了。它的长度被减短了一半，这对骑兵与步兵的使用更为方便。于是这种短矛便有了新的名字——“枪”。枪的别称也两个：《清异录》：“蜀王建军中隐语，枪曰‘肩二’”；《事物异志》：“隋炀帝易枪名为‘一丈威’。”

汉时，枪与矛在形制上的差别不大。到唐后，枪被发展成四种：有骑兵的漆枪，步兵的长枪，羽林军的白杆枪，御林军的朴枪。从此枪的种类也日渐繁多，宋代有双钩枪，单钩枪，锥枪，抓枪，环子枪，素木枪，拐枪等。清代有蛇枪，火焰枪，钩镰枪，虎牙枪，雁翎枪，十字镰枪等。枪以宋，明两代最为盛行，创造了样式繁多，用途各异的枪，广泛运用于步兵和骑兵。用枪的关键在于枪尖的拦、扫、扎、刺。舞动时，如银光闪烁，寒星点点，变幻莫测，瞬间使出杀手，让对方无从应付。所以枪法高明在于“快”与“变”，不仅要气力，更要有应变的智慧。所以使枪者都是智勇双全的高手。如《水浒传》里的林冲，北宋名将杨业等。

枪头下一般都挂有红缨，如上图所示。这些红缨的作用不仅是为装饰这么简单，它们还有一个用途，那就是当枪头扎进敌人身上时，红缨可以挡住敌人的血，不至于让血沿着枪杆往下流，从而防止用枪人手滑。另外还有一种可怕的说法就是，红缨里会装上倒钩，当一枪刺空，

用枪人马上往回一带，倒钩就可以钩伤敌人。

殳（音ｓｈū，同“书”音）是先秦时代一种著名的古代车战兵器，历代典籍多有记载、提及，可惜都疏于简略。“殳”之美名千古传扬，但千载岁月，沧海桑田，后世再无先秦“殳”的实物或图形传世，故其真貌早已鲜为人知。历史为这种两千多年前曾随战车甲士驰骋征战、辉煌疆场的神奇兵器，笼罩了一层朦胧的面纱……人们只能从史籍记载的片言只语中，去寻觅它依稀的身影。那么，“殳”到底是一种什么兵器呢？近年，随着考古学的新发现，这个埋藏了两千多年的谜底，终于被揭示开来.

殳，是中国古代一种用于撞击的长柄兵器。东周时期使用普遍，有的史书上称作“杵”或“杖”等。后来又称作“棍”“棒”，是我国古代一种打击型兵器，不但用来防身自卫，还是装备军队的重要实战兵器。一般认为殳是由原始社会中狩猎用的竹木棍棒发展而成。

商周时代，车战盛行。早期的殳，是一根八棱形的坚实粗木棒，长度一般为一丈二尺左右。据史籍记载，商代末期战争中已大量使用殳。《尚书·武成》中有“血流漂杵”等语，杵，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河南安阳殷墟曾出土过商代殳的实物。

史籍中有关殳之名称的最早记载，见于《诗经·卫风·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周朝把殳列入“车之五兵”，是实战兵器。帝王或诸侯出巡时，前导勇士也执殳开道，即所谓“旅贲以先驱”。

战国时代的著名古兵书《司马法》说“执羽从

法”，并附春秋时齐国大将司马穰苴兵法于其中，故又称《司马穰苴兵法》）。

周代战车上装备五种兵器，称作“车之五兵”。《周礼·月令》篇载：“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五戎即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周礼·夏官·司右》郑玄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

《考工记》也记载了“车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战车上舆侧的固定位置，供甲士临战使用。兵器的这种装备方式，具有长短兼备、远近结合的特点。

关于殳的形制与尺寸，据《考工记》载，“殳长寻有四尺”。东汉人郑玄注曰：“八尺曰寻”。因此，从古代文献上看，殳的长度“寻有四尺”，即为一丈二尺了（约３米）。

殳柄为竹木混合制成（考古学术语称之为“积竹木”），呈八棱柱形或圆柱形，在柄端安有青铜殳头，称为“首”。在柄尾安装有起保护作用、使柄尾经久耐用不开裂的细长铜帽，称做铜还广泛应用在东周时期的戈、戟、铍、矛等长柄兵器的末端，作用相同）。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华夏大地烽烟四起。随着车战的流行，出现了青铜和铁制的殳，战斗力也大大提高。这一历史时期，是殳作为典型兵器的辉煌年代。《六韬·军用篇》有“方首铁

力士穿着铁甲、手持铁杖作战的记载。

秦代是中华版图大一统的年代，锋披天下的秦军在以武力统一六国的同时，也拥有着数量庞大、质量精良的各种青铜兵器。即使是拥有更先进铁兵器的齐、燕等国亦无法与之抗衡。然而在这个时候，作为车战“五兵”之一的殳的功用，却在悄然退化着。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殳，全部都是青铜圆筒套头、无锋刃的仪仗性礼兵器。

汉承秦制，汉代的礼仪用殳被称作“金吾”，金吾也为铜制套头，两头镀金，御史大夫、司隶校尉等常常“执金吾”夹侍、拱卫皇帝。随着历史的发展，“殳”之本名逐渐仅见于典籍，而殳兵本身在后代却继续演化发展，主体部分仍然是军队使用的各种实战棍棒，还有一部分成为法律的象征，在历代司法机构的执法过程中，对违法者以棒惩罚击杀。

汉代以后，随着车战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名传千古的先秦兵器——殳也悄然消失在地平线下。以至于后世两千余年人们对其形制真貌不得而知，直到１９７８年随县曾侯乙墓多件带铭文的实战与礼仪用殳的出土，才为我们将这一千古迷团揭示出来。

其实殳这种实战兵器本身并未消亡，而是继续演化为棒或杖在历代广泛传承与使用。三国时代，殳称为“白钟会平

泄露而失败。到了宋代，殳开始称为棍棒，作为步战兵器，重新有了较大发展。《武经总要》上图列了七种棍棒的形制，棒首大多带刃或包铁，杀伤力也进一步增强。作为宋代军队步战兵器的棍棒，与作为先秦的车战兵器的殳相比，木柄的长度大大减少，形制上也相对简化。

明代火器开始盛行，但棍棒仍然为军队的必备实战兵器。著名军事将领俞大猷所著的《剑经》和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中都有对棍棒用法与实战技术的详细记载。

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春秋晚期，南方江淮流域的楚、蔡等国出现了一种兼有砸击和刺杀两种功能的有刃铜殳，这种殳在３米多长的八棱形积竹柄顶端，装有一个青铜殳头，殳头刃部一般呈三棱矛状、锋利异常，可以刺杀；部厚重，带有尖刺或饰以浮雕纹饰，可以砸击。一些殳在柄上的中前段还套装有第二个带刺的铜箍，是一种很有威力的车战兵器。从出土实物来看，殳的金属首多为青铜制，可分有尖锋的实战用“锐殳”和无尖锋的仪仗用“晋殳”两类。１９７８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首次出土了自带铭文为“殳”的长柄兵器。然而在曾侯乙墓出土殳之前，殳这种兵器到底为何形制，考古学界一直因缺乏实物证据不得而知。１９５５年安徽寿县蔡侯墓曾出土过殳，却被误定名为“三棱矛”，后来根据曾侯乙墓的考古成果才得以正名。曾侯乙墓共出土７件锐殳、１４件晋殳。锐殳（器上铭文自称为“殳”）为前端似矛带刃、后端有刺球的青铜殳；晋殳（墓中出土的竹简上称之为“晋”）则无刃仅有铜套。两种兵器的杆均为积竹木

片，外面密缠丝线、革带或藤皮，再在表面髹上红漆或黑漆。杆通长３．２９到３．４米，粗２．８至３厘米。其中３件锐殳刃部较长，顶端有尖锋，呈三棱矛状，并在锋后装有带尖刺的铜箍，一侧的刃上皆铸制鸟篆书一行：“曾侯越之用殳。”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出土自铭为“殳”的兵器，真正彻底解开了殳的形制之谜。

湖南省长沙市战国楚墓出土的殳首，像一个平顶的圆套筒。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殳首在圆套筒顶端呈三角锥状，长约１０．５厘米，径２．３～３厘米，深８．９厘米，用以装长木柄。此种殳应为秦始皇卫队的仪仗兵器。以上两种殳都属于仪仗兵器类的晋殳。

对于殳之名称的由来和殳实战作用，汉代刘熙的《释名》解释说：“殳，殊也，长丈二尺而无刃，有所撞桎于车上使殊离也。”这就是说，殳主要用于车战，在两军车马交错冲撞时使其分开，故有棱而无刃。今天考古学上东周墓葬的发掘证据表明，汉代刘熙的记载，是将礼仪用的“晋殳”误作先秦车战实用殳了，曾侯乙墓出土的实战用殳，不但有棱，而且有锋利无比的刃。从《释名》对殳的定义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汉代，车战实用的锐殳已然不传。< 陈列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墓出土的几件在全国仅见的自铭为“殳”的古兵器，迄今在权威工具书上仍未获得“合法身份”。文物专家呼吁权威工具书应就该辞条做出合乎实证的解释。传世的一些古籍中有关“殳”的记载，仅与我们前面所述及的晋殳一致，如汉代刘熙的《释名》的解释。汉代流行的《毛诗》版本中“殳长丈二而无刃”之说，明显是受了前者之影响。１９７９年版的《辞海》更据此对殳作出定义：“古代撞击用的兵器，竹制，长一丈二尺，头上不用金属为刃，八棱而尖。”直至１９８９年《曾侯乙墓》一书出版，明确指出该墓出土的殳、晋与墓中竹简相佐证，可以确知殳有两种形状。这种有刃之殳与矛相类，应该即文献所载“锐殳”。然而１９９９年版《辞海》，仍基本沿袭２０年前的解释。２００１年印刷的大多数权威工具书也是如此，如《现代汉语词典》：“古代的一种兵器，用竹竿制成，有棱无刃。”《新华词典》的记者载是：“古代兵器，用竹等制成，一端有棱无刃。”文物界学者认为，各类权威工具书反馈的信息应尽量做到准确无误，在不断的修订中吐故纳新吸取考古成果。我国著名文物专家、湖北省博物馆老馆长、曾主持过越王勾践剑和曾侯乙墓发掘的谭维四教授指出，曾侯乙墓出土的殳和晋较能代表此类兵器的特点但无刃只是其中一种形式，其他省市也曾出土过锐殳。工具书可以对殳的不同形状分别做出解释，文物部门也应将研究成果及时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