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证据制度研究
古代证据制度浅析
2007-06-24 15:41:31| 分类：论文 | 标签：原创|字号订阅
古代证据制度浅析
张国芝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古代证据制度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分类，从中汲取精华，更好地为当代服务。
【关键词】古代证据制度五听
一古代证据制度的发展演变
在中国古代的早期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决断争讼是非，曾采用过以兽触罪者的神明裁判方式。神明裁判到了周朝就基本上消失,而代之以“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尚书·吕刑》）的审判方式。“听五辞”，即《周礼》记载的“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然）”（《周礼·秋官·小司寇》）。这就是说，审案时，传唤双方当事人到庭，听取他们的供述，并观察他们的语调、颜色、气息、听觉、眼神，从而作出判断。这种以察颜观色断狱的方法，具有主观臆断色彩，但是比神明裁判前进了一步。
秦代至清代的证据制度，其重要特点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罪的一项重要根据。《清史稿·刑法志》指出，“断罪必取输服供词”，说明被告人不供认，就定不了罪，被告人一供认，就可以定罪。与重视被告人口供相适应，当时的法律允许刑讯以逼取口供。古代诉讼重口供和允许刑讯，是当时冤案层出不穷的一个主要原因。
自秦至清的诉讼中，比较重视通过观察犯罪现场、检验尸体伤痕来收集物证和其他证据。从《秦简·封诊式》所载的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文书案例来看,当长官接到辖地发案报告后,
就必须立即派官吏去现场进行勘验。勘验时不仅要详细勘察现场情况，检验尸体的伤痕，而且要向被害人及其家属和邻人了解情况。到了宋代，更制定了比较系统的勘验规则，明、清两代进一步在刑律中规定：“凡检验尸伤，若牒到托故不即检验，致令尸变，及不亲临监视，转委吏卒，若初复检官吏相见符同尸状，及不为用心检验，移易轻重增减尸伤不实，定执致死根因不明者，正官杖六十，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仵作行人检验不实符同尸状者，罪亦如之。因而罪有增减者，以失出入人罪论。若受财，故检验不以实者，以故出入人罪论。赃重者，计赃以枉法各从重论。
二古代证据分类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没有现代法制那样明确的法律证据的分类，传统律学也几乎忽视了对证据的专门研究，但是事实上证据的分类仍然存在，尽管这种证据种类会随着朝代的更迭
而有所不同，同一王朝法律制度对不同的证据强调的程度也不同，但综观整个传统社会的司法实践，不同证据的界限还是清晰的。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证据有以下七种。
（1）口供。口供又被称为“口实”，在中国古代的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中，口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被视为“证据之王”，没有被告人的口供，一般是不能定其罪的。汉代曾规定，“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定之”，并有“捶楚之下，何求不得”的主张，[1]也就是说，为了获取口供，可以用刑讯等一切方法使。魏晋时期，也有用“测囚之法”以得到口供的记录[2]，说明口供在审判中的重要地位。《唐律》规定，如果被告人属于议、请、减、老、小、废疾等范围，只有在不得拷讯获取口供的情况下才能“皆据众证定罪”。《明律》也规定“鞠问刑名等项，必据犯人招草，以定其情”。为了强化皇权统治而设立的“厂”“卫”等特务机构在审讯时更是不择手段地获取口供，《清史稿?刑法志》中也有“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说法，说明“口供”这一证据形式在中国古代审判中的重要地位。
（2）证人证言。这是一种古老的证据，早在西周时期即有“凡民讼，以地比正之”之说，意为“民讼，六乡之民有争讼之事，是非难辨，故以地之比邻知其是非者，共正断其讼”。中国古代的证人一般由官府根据案情自己召集或者由当事人提供后官府召集，证人一般应到堂作证，作证之前应向司法官员保证如实作证，作证完毕后还应同原告、被告一起在审判笔录上签字画押，申明所言属实，否则，一旦被察觉，应按律治罪。在审判过程中如果官员认为证人所言未必真实，法律还授权其对证人进行拷讯。
（3）书证。书证是古代官员在解决民事纠纷时最为推崇的证据之一，一般有表明买卖、借贷、租赁、典当关系的契约，用以证明土地、坟山归属的房契、地契和官册，以及较多的反映婚姻、财产关系的庚贴、婚书、遗嘱等等。它们在确定民事法律关系方面往往比当事人的口供更有效。关于书证的最早记载大概也可溯及西周，“地讼，以图证之”，“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等等。书证这一证据形式在唐宋时发展成熟。唐代买卖奴婢、牛、马、驼、骡、驴等必须“用本司，本部分验以立券”，而“《令》无私契之文，不准私券之限。到宋代，书证制度更加完备，契约有了更多的分类，有不动产买卖契约，动产买卖契约，典卖契约等等，诉讼中规定必须是依法成立的契约才能作为争论时的证据。
（4）物证。在中国古代的诉讼中，物证也早已广泛使用，并且成为定案的重要根据。各种物证中，以涉及财产类案件中的赃物，人命案件中的凶器、血迹伤痕等最为重要，亦被称为“赃状”。如果这两类证据充分的话，即使没有被告人的口供亦可定罪。西周时即有“司厉”一职专门“掌盗贼之任器货贿”。
（5）勘验笔录。中国古代官吏非常重视勘验案件现场。在刑案中，勘验主要是对犯罪有关场所和物品进行勘察，对身体进行检验。宋理宗时，湖南提点刑狱官宋慈在总结勘验经验的基础上编成的《洗冤集录》，清人王又槐的《办案要略》，对勘验方法更是详有论述。在民案中，勘验主要指司法官或所派人员到两造所争田地勘验丈量结果。类似的民刑案件的笔录材料不但在古代各类官箴和判犊中随处可见，而且有诸如宋桂万荣的《棠阴比事》、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员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而又系统的经验。
（6）检验与鉴定。主要是鉴定文书、买卖契约、婚约等真伪的报告，或者对物
品价值、地界进行检验、估定等。《周礼》有这样的记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
（7）神示。“在初民的法律中，通过占卜、赌咒、立誓和神判等方式求助于超自然来确定案件事实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中国古代也不例外。在生产力落后、文明不发达的商、周等时代，人类的知识无法解释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当案件情况真伪不清难以判断时，官员往往通过占卜、誓言等方式，求得神明的力量以平息纠纷。
三古代证据特点
（一）无法定证据：
法定证据是指按法律的规定对于证据的真伪及其证明力高低进行判断。法定证据制度本质上是对法官审判权专断的限制和拘束。中国古代可以说从未真正地从形式和内容上规定过法定证据，法官断案较多采用自由心证，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重视口供：
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口供，有一定程度的“口供至上”思想，特别是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口供甚至成为“证据之王”，是给被告定罪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三）刑讯逼供合法：
正是因为口供在中国古代有如此功效，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为了取得口供，官员往往采用刑讯逼供的办法迅速结案，酿造了一幕幕人间悲剧。类似《窦娥冤》这样的文学作品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等所反映的正是逼供屈招的悲剧。不仅如此，这一观念还影响深远。甚至到了建国以后，司法工作中还时有轻信口供、非法逼供的风气，文革期间，刑讯之风更盛，“大棒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成果”的做法给民主法治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与中国古代证据制度中口供至上的传统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
四启示
通过对我国古代的证据进行梳理，分析其发展演变及其特点和分类，汲取前人的优秀成果剔除其糟粕，结合当今现实，更好地为当今服务，目前，我国立法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快证据法的出台，做到有法可依，减少随意执法定罪的陋习，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利
主要参考文献：
1、樊崇义：《证据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1年
2、刘善春等：《诉讼证据规则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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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沙国华等：《诉讼制度改革研究》[M]，学林出版社，2003年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以及在我国的完善与发展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以及 在我国的完善与发展 摘要：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又称“内心确信证据制度”，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刑事诉讼中坚持实事求是的证据原则，同时排斥自由心证制度的使用．而现阶段出于司法公正与效率的衡量，应该在两者之间寻找契合点，通过提高法官素质、完善合议制度等措施使得自由心证制度作用能够得到最大发挥。 关键字：刑事诉讼自由心证事实认定 1，自由心证制度产生的背景以及在我国的发展 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又称“内心确信证据制度”，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它在大陆法国家中已由法律明确规定，“内心确信”（I’intime conviction）一词来源于法国，法国于1808年率先在刑事诉讼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内心确信。(即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百五十三条规定：‘‘在重罪法庭休庭前，审判长应责令宣读下列训示，并将内容大字书写成布告，张贴在评议室最显眼处：法律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做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第四百二十七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罪行可通过各种证据予以确定，法官根据内心确信判决案件。，其后，意大利于1865年，德国于1877年相继在本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了自由心证制度．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奥地利、瑞士等欧洲大陆国家也先后采用这一原则。自由心证原则成为继法定证据 制度之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证据制度。 我国自由心证最早是清末修律从日本转译而来，作为证据评价的原则在诉讼中确立了地位，并一直沿用到国民政府垮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学术界的讨论深入，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其中第64条在法律上第一次承认了自由心证作为 证据评价的原则。虽然第64条没有直接表明自由心证为我国证据评价的原则，但从内容上理解实是自由心证原则。自由心证作为评价证据的一般原则不仅在民事证据中适用，刑事证据中也应适用。 由于我国主流观点是认为“实事求是”是我们评价证据应当遵循的原则。因此为了坚持“实事求是”证据制度，我们更多的是对自由心证原则的否定与拒绝：l、
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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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研究 一、中国古代“判例”的概念界定 在中国古代，《抱朴子》记载：判例是一个经学概念而非法学概念，因此其显然不同于司法上可以适用的判例。据考证：中国古代文献中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判例一词，法律意义上的判例来自西方。在西方判例法国家, 判例的定义:基于法院的判决而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定，这种判定对以后的判决具有法律规范效力，能够作为法院判案的法律依据。由此可知,中国古代不存在法律意义的判例。但目前为止学者并不赞成这一结论，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存在着法律意义上的判例。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载：判例指法院可以援引,并作为审理同类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判决和裁定。由于这一定义比较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基本上已成通说。 二、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的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判例制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阶段 (先秦时期 )、发展阶段（汉唐时期）、完善阶段（宋元时期）、成熟阶段（明清时期）。 （一）先秦时期，乃判例制度产生的萌芽时期 据考证夏商时代并没有明确的判例法的记载，但是商代在审判中出现了“有咎比于罚”,即对于犯罪,要按照以前对同类犯罪进行处罚的先例来进行处理。西周时则继续沿用商朝的一些判例或习惯。战国时期,随着中国古代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经》的问世，成文法的主导地位也逐渐确立。但是判例法并未消失, 它对当时的成文法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秦代，司法实践中判案成例被广泛援用,廷行事或行事制度即是典型例证。至此，中国古代的判例制度正式形成。 （二）汉唐时期，乃判例制度的不断丰富发展时期 西汉时,出现了一种可以用来比照断案的典型判例,被称为决事比。西汉中期以后, 引经断狱之风盛行，司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而成文法律没有规定时,便求教于儒家经典中的古老判例、故事和原则进行裁判。东汉和两晋时期，故事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仅包括制书、诏诰，还包括先例和司法审判的案例。此时，故事成为了一种与律令并行的成例。隋唐时期, 成文法比较完备, 对例的限制较多。比如唐高宗时, 曾一度废止了例。但审判中援引先例的事仍时有发生。据史料记载一般的法律适用原则在法律无明文规定情况下,可以有条件地
自由心证主义的现代意义
一、关于自由心证原则议论的动向及疑问包括民事在内的所有诉讼活动，都是围绕案件事实的发现而展开的。而发现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就是证据。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控方（原告）与辩方（被告）基于证明责任，必需向法院提供证据并就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说明，从而为法官进行判断提供前提和事实依据。那么，作为中立裁判者的法官应该如何判断和取舍证据呢？这就是涉及证据判断的问题。证据判断直接关系到证明活动的全部。当事人基于证明权收集证据，并承担法律规定的证明责任提供和说明证据。但是，当事人并无法律上的权限决定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或者决定证据与案件关联的程度，证据对事实证明的力度等等。这是因为，诉讼本来就是对立双方当事人寻求法官解决纠纷的形态，如果对立的当事人之间有任何一方具有这种权限，那么，势必导致证据取舍的偏斜。或者，由双方当事人共同决定证据的取舍，则与诉讼的本质出现绝对的背离。因此，决定取舍证据的权限只能属于处于中立裁判地位的法官。然而，法官应该根据什么原则进行审查、判断证据，从而决定对证据的取舍，当然也会关系到当事人利益的合法性实现，关系到法律的能否正确实施，关系到判决能否获得正当性。对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证据判断规则。根据传统教科书的叙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四种关于证据判断的原则规定。第一种是神誓、神判，第二种是法定证据制度，第三种是自由心证，第四种是我国曾经提倡的实事求是证据判断原则。[01]在这上述四种证据判断原则中，第一种无疑已经为时代所唾弃。第二种由于存在局限性也被改良、取代。第四种也由于中国证据理论研究的深入，其地位已经被动摇，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惟独剩下的是自由心证主义，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提倡，而且在我国也开始出现了肯定它的动向。在最近几年来出版的有关著作的著作中，自由心证的意义得到了相当宽范围的、相当高层次的肯定。[02]不仅如此，许多学者还认为，我国法学界近几年来主张的法官判断证据依据内心确信的原则，其实与自由心证同出一辙。新出版的法学教材中有这样的叙述：就司法证明模式而言，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基本上属于自由证明的范围。司法人员在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又如，[03]叶自强先生强调：探讨内心确信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探讨建立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问题。[04]但是，笔者也注意到，在有关自由心证的论述中，存在相当偏差的理解。比较典型的偏差有二：一是关于自由心证的含义方面，认为，自由心证是法律对证据的取舍等不预先加以规定，由法官等审判人员基于自己的良心及理性形成内心确信的证据制度。[05]在这里，法官在判断证据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约束，法官完全拥有自由判断证据取舍的权限。这种偏差在叶自强先生那里得到了纠正。叶自强先生在关于现代自由心证的论述中指出：无约束性的传统自由心证具有非理性和非民主的因素，而现代自由心证除了强调独立具有自由判断证据的职权和职责外，这种权限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规则尤其是证据规则的制约，其行为必须符合基本的证据法则。[06]然而，仅仅有证据规则的约束，就能够保证自由心证原则的有效贯彻吗？从叶自强先生关于传统和现代意义的自由心证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这第二个方面的偏差，即这种意义上的自由心证实际上等于约束性的自由心证。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可以说，约束性自由心证原则强调的强化法律及证据规则，以此限制法官的肆意心证，在形式上，或者甚至可以说在动机上与已经被自由心证替代的法定证据制度并无太大的差别。如果证据制度的发展出现这样的历史巧合，也只能说明历史的反复实在是太惊人了。二、自由心证主义的含义及内容所谓自由心证，指的是根据审理中出现的资料及状况，基于自由的判断形成心证，从而认定案件事实的原则。自由心证主义的出现，与近代诉讼制度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自由心证主义是针对法定证据制度而言的。起源于日耳曼法，并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的普通法时代发展到鼎盛的法定证据制度，是当时的人们出于对法官低素质的忧虑和不信任，为了抑制法官不负责任的独断裁判而设置。在法定证据制度下，证明种类以及证据的证明力都被法律预先设定。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只能根据预设的证据种类及证据力来认定事实。法定证据制度对于神判证据制度尽管具有时代的先进性，然而，随着资本资本主义的兴起，社
浅析中国古代婚姻制度
浅析中国古代婚姻制度 【内容摘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先决和条件。在古代中国，婚姻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规范，被纳入礼的范畴，婚礼是中国文化的有形部分。《礼记》中说：礼是“始诸饮食”，“本于婚”。“饮食”包括物质的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婚”是人本身的生产，包括男女交往方式和婚姻的方式。婚姻沟通着物质与观念、道德与法律，折射出社会的风尚和礼仪。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层论述古代婚姻制度的特点、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和解除条件。首先，概述婚姻制度的形成。其次，从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多妾”制入手，依据史料，分层论述说明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形成条件和主要环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再次，引经据典，分析说明古代婚姻制度的解除的条件。本文试图诠释古老婚姻制度，寻找历史痕迹，纵观时代发展，维护婚姻道德风尚。【关键词】古代婚姻制度，封建礼法，封建制度，婚姻条件。 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的包办和买卖婚姻,婚姻是男 女双方家族的事情,婚姻的成立和解除由家长决定。在这种男子为中心的宗亲制度下,夫妻的关系是极不平等的,夫权至上,“夫者倡,妇者随”,女性附属于男性,没有独立的人格;婚姻和家庭是家族伦常关系的载体,所以在其中充满的伦理和道德的约束,而这造就了相对稳定
的婚姻关系,女子要从一而终的要求培养了爱情的专一和忠诚的传统,家长制的控制使两性关系归于单纯,扼制了婚姻道德的沦丧。 一、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其丈夫，从一而终。一个男人一般有一个正妻，却有多个妾，同时男人娶几个女人都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其基本特征，父母有很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但没有带给中国古代男女感情生活的幸福，而成了束缚中国古代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枷锁。 二、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主要形式 为维护封建宗法和家族统治,形式上实行一夫一妻制,但这只是 对女子的约束,男子尤其是贵族官僚实际上是可以合法纳妾的,事实 上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礼记?曲礼》中给妻妾定了名号,“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平民才真正实行一夫一妻制。《论语?宪问》载“别无媵妾, 唯有夫妇相匹而已”,即所谓匹夫匹妇。贵族内部还盛行媵嫁制度,《仪礼?士婚礼》解释道:“媵,送也,谓女从者也。”可见媵就是诸侯女儿出嫁时随嫁的人。媵嫁制度规定,诸侯女出嫁要由她的妹妹(娣) 、侄女(姪)随嫁,此外还有两个与女方同姓的诸侯国各送三女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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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与特点 篇一：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 第一章夏商时期的司法 夏商的司法制度 关于夏商的司法体制，没有具体划分，其政治体制在以帝国程度上就是其司法体制的原型。夏商的政治体制有内服和外服之分，内服即中央和王室机构体系，外服即地方诸侯机构体系。夏商比较专门的司法机构体系史书上无记载。 夏司法制度 1.司法机关 大理：中央最高司法管 士：地方司法官 蒙士：基层司法官 2.审判制度 “神判”、“天罚” 3.监狱的设置 “圜土”、“夏台” 商司法制度 1.司法机构 司寇：中央最高审判机构
士：地方司法官 蒙士：基层司法官 2.审判制度 （1）重案： 三审，即史与正的审理、大司寇的复审、三公参听的再审。 （2）疑案： “疑案，泛与众共之，众疑，赫之，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礼记·表记》 （3）量刑： 可轻可重者，主张从轻； 可宽可严时，主张从宽。 3.监狱的设置 “圜土” “囹圄”：“所以拘罪人” 夏商的司法总结 其司法主要有以下之特点：1.，尚未从行政、军事体制及其职能中分商两代的司法体制及其职能离出来，它们基本上是合而为一体。2.商两代属于中国权法时代，司法制度具有鲜明的天讨、天罚、神判的特色。司法审判大权握足于各级奴隶主宗主手中。 3.着司法审判制度的产生，作为刑罚执行机构的监狱也开始出现。第二章西周的司法制度 1)司法机关的设置：自上而下依次为：①周王②大司寇③小司寇，地
方效仿中央，地方司法机构主要是指天子京师和诸侯国都之下或基层地方执行司法事务的官职或机构。 2)诉讼审判制度：1肺石达穷民，路鼓制度2证据制度：仅控告而无证据则不受理，至于证据来源，首先允许刑讯逼供，就是要求必须要有口供。并且以当众宰牲发誓为诉讼辅佐证据。3五听制度：辞，色，气，耳，目五听，察言观色等技巧。4审理时限：收禁人犯五六天后才进行审理。尽心断狱，甚之又甚。5季节与司法：春夏不受，秋冬行刑。6三敕与民主司法7八议制度：规定亲故贤能，功贵勤宾不能采取一般程序审理，必须采取朝廷特别会议由周王最后定夺。这是后世八议制度的起源。8宣读行书制度：是后世读鞠乞鞠的来源。9审判程序：一般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一般要经过二审终审，三宥程序仅仅适用于贵族。10法律宣教制度，周礼的悬法象魏很可能是最早的法律宣传普及教育制度。 3)司法较前代之发展：1体系更加完备，制度更加成熟2统治放于司法权下，权责进一步分明3司法审判程序进一步严格人性化，重视对人的法律教育。 第三章春秋战国时期司法制度 （一）司法改革 1.就司法机关而言，剥夺了旧贵族的司法审判权，改由封建职 业官僚掌握。 2.就司法形式和审判程序而言，改罪行擅断为依法断案，变秘密审判为公开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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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对女子的危害 姓名：冯倩 学号： 班级：园林092 摘要：我国古代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人只能有一位妻子，妻下面有妾，妾下面是通房，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嫡出与庶出也有很大的差别，正是由于这样的婚姻制度导致了古代女性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对她们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关键字：古代婚姻制度女子危害一夫一妻多妾制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实行的封建制度给女性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甚至可以说她们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我国古代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危害。 1、我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对女子的危害 1.1一夫一妻多妾制概述 婚姻是人类社会两性结合的基本制度和形式，是由于人类自身生产而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是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在古代，《礼记?昏义》上明确指出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有着“兴家族,广后嗣”的幌子，从皇帝开始，贵族官僚妻妾成群都是明正言顺的，如汉代丞相张苍的“妻妾以百数”（《史记?张丞相列传》），甚至造成“内多怨女，外多旷夫”（《汉书?贡禹传》）的社会现象。因此我国古
代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这种制度正式确立是在西周时期，一妻是指一个男子只能有一个正妻，然而男子尤其是贵族官僚实际上是可以合法纳妾的，男子可以占有多个不同名分的女子并且会被礼法所认可，不受道德约束，妾的数目是按照社会地位而确定的。如果女子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为此理由将她休掉。 1.2女人的争宠导致的悲剧 这种形式上实行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是为维护封建宗法和家族统治，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其目的是为了约束女子，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不仅这样，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自古民间就有皇帝有三宫六院，佳丽三千的说法，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这直观地反映了女子身份的卑贱。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典型的特征—男尊女卑。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古代，女子是没有地位的，只能忍受不平等待遇的摧残。 不仅这样，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不相同的，只有被称为正 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地位的差别，一般来说妾是很不喜欢正妻的，作为正妻经常会遭到别人的白眼与记恨，因此不管是妻还是妾，她们的生存环境很艰苦。《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和王夫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王夫人受尽恩宠，俯视众人，赵姨娘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了，别人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在这样的环境下会经常导致悲剧发生。女人们为了生存，想尽办法争宠，打压别人，生存能力弱的就会在这种斗争中失去生存的权利，轻者独守闺房，孤苦一生；重者失去身家性命，而剩下的又继续斗争，
浅谈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
浅谈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 介休法院蔡国强 自由心证制度是指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和证据的取舍和运用，法律不预先做出规定，而是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认来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制度。 自由心证包括两个原则，一是自由判断原则。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法律不作预先规定。然而，自由心证原则的“自由”并非容许法官为恣意判断，而是指法律不设定具体的规则来指示法官根据证据认定事实时，必须做而不得不做出某种判断。二是内心确信原则，或称心证原则，即法官在内心“真诚的确信”，形成心证，由此判定事实。所谓“心证”，是法官通过对证据审查所形成的确定信念。心证原则禁止法官根据似是而非的，尚有疑虑的主观感受判定事实。因此可见，自由心证制度的实质是理性和良心。理性是自由判断的基础，而良心（职业道德）是正确判断的保证。 自由心证制度的优缺点： 优点：1.解决疑难案件。 2.提高结案效率。 3.更注重实体正义。 缺陷：1.对法官素质要求很高。
2.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大，和成文法的契合。 3.对程序正义的妨碍。 自由心证与我国司法实践现状及立法的契合度： 我国虽然在制度上没有关于自由心证的设计，但我国司法实践中也能找到自由心证和心证公开的足迹。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有的学者认为此规定实质上蕴含着自由心证的原则。客观地分析我国司法现状，我们会发现自由心证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大量运用。 2002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力进行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该条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它既强调法官审查判断证据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据法律的规定，同时也强调法官依据法官职业道德和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独立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民事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依据否定对方证据
浅析法定证据制度
浅析法定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灵魂，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其基本涵义是指关于证据概念，种类及运用证据之规则的总和。证据制度具体体现在各类诉讼法典和其他法律之中，包括证据的分类制度，证据的收集、查证、认证及证据保全等制度。证据制度作为一国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证据制度决定着实体公正的实现程度。通过证据制度的各项规则，明确应受追诉者，保护无辜者。因此，完善证据制度对于实现法律的最终目的，即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证据制度决定着一国司法制度先进与否。司法制度先进与否关键在于其程序制度能否有效地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证据制度作为一国诉讼制度的核心必然决定着实体公正的实现程度。因此，要较大程度地实现实体公正，即诉讼最终结果必须以先进的证据制度为保障。由此可见，一国司法制度先进与否，最终决定于该国证据制度的发展状况。 在国外，证据制度作为诉讼法的一项基础制度，广受关注。相较而言，我国的证据立法尚不完善，证据理论研究也还处于初步阶段。我国实行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案件，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以充分，可靠的证据为根据，准确地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我国证据制度的基本精神 .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对于维护我国的社会秩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逐步转变，公民的权利观念日趋增强，尤其是我国庭审方式逐渐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已不适目前司法实践的需要。 首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地发展。市场观念、个人本位已深入人心。在此情况下，人们对行为的判断更为理性，从而对诉讼结果的可预测性要求更高。因此，司法实践迫切需要以科学、完备的证据规范排除诉讼过程中的意外因素。我国原则的证据立法根本无法适应这种新情况。 其次，现行证据制度的滞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诉讼制度有了较大的改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诉讼法体系。它以各诉讼法典为基础，辅以大量的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各诉讼法律制度大多处于良性发展之中。但我国现行证据制度的滞后，明显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要想使我国诉讼制度改革取得进一步推进，必须对作为诉讼制度核心的证据制度进行改革。 证据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必须搞清楚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其存在的问题进而谋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首先从宏观上加以分析 第一，我国证据制度的立法过于原则。
唐代婚姻制度
从《唐律疏议·户婚律》看唐朝婚姻制度的两重性 《唐律疏议》是唐朝法典的代表作，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在中华法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对后世封建法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其《户婚律》中有一些关于婚姻方面的法律条文，能让我们一窥唐代婚姻制度的原貌。唐朝经济文化发达，对外交往频繁，在这样一个繁荣盛世，其婚姻制度较之前朝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但是唐朝毕竟是一个封建王朝，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仍然十分浓厚，这就使其婚姻制度不可避免的也表现出很强的封建性。从而形成了唐朝婚姻制度的两重性特征。下面我们就以《唐律疏议·户婚律》为视角，来看一下唐朝婚姻制度的两重性。 一、封建性 在中国古代，封建婚姻的合法形式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封建婚姻，不是基于男女双方的自愿结合，而是实行包办、买卖、强迫、等级森严的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是封建政权、族权和神权对男女婚姻关系的联合支配。”[1]在这种“联合支配”下，结婚从来都不是男女双方个人的事情，而是其身后的两个家族为了实现各自目的的大事。《礼记·昏义》中曾提到过，“婚礼者，将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由此可见，男家为子娶妻的目的是侍奉宗庙、繁衍后代；而女家为女嫁夫无非也就是为其提供终生的依靠和保障。我主要从包办性、买卖性、强迫性和等级性来论述唐朝婚姻的封建性。 （一）包办性 中国古代的家庭形式是封建大家长制，男性家长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拥有包办一切的绝对权威，这种包办性主要体现在主婚权上，《白虎通·嫁娶》：“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告父母。”历朝历代对家长的主婚权都大力保护，《唐律疏议》也不例外。《户婚律》第188条记载：“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定婚，而卑幼自娶妻，……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可见，“尊长”在子孙婚姻缔结中的决定性作用，其在外者尚且如此，在家者更不必言说。另外，《户婚律》第195条还记载：“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在定罪方面“独坐主婚”，从侧面也可看出当时婚姻的包办性。 （二）买卖性 中国封建社会主要实行聘娶婚，其实质就是“以聘礼之名，行买卖婚姻之实” [2]。聘婚需要有父母和媒妁之命，交付聘金，婚约才算成立。《户婚律》第175条记载：“婚礼先以聘财为信”，“诸许嫁女……，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徒娶者知情，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可见，一旦收受了聘财，在婚姻关系中就开始受到法律保护。该条还指出“聘财无多少之限”，从表面上看，似乎对聘财的数量没有太多的要求，但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不设上限”的说法，为唐初门阀氏族嫁娶追求厚价提供了凭据，“嫁女讲究钱财，求婚不惜贷贿”[3]。 （三）强迫性 在唐代，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行为不是一种个人行为，同样，就连离婚以及改嫁也不能完全遵从个人意愿，还要受到政府、父母的强迫性干预。 《户婚律》第190条：“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若两不愿离，即以造意为首，随徒者为从。”所谓“义绝者”，简言之就是夫妻间或夫妻双方
证据制度史比较
中外证据制度比较 内容摘要：人类证据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神证、人证和物证三个阶段。而出现于人类奴隶社会的神示证据制度，即神证，作为原始诉讼形态裁判依据的第一道分水岭，并跨越数个世纪以致并残存至封建社会末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力的落后导致生产方式的低级状态，这便是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最为本质的历史背景及原因。在我国，证据是诉讼的基础，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有诉讼开始，与诉讼制度相伴随的证据制度也即产生并随之不断地发展、完善乃至成熟。但是，在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的时候，证据制度却较少得到关注。 关键词：证据，神示证据制度，制度史，证据种类 一、国外神示证据制度的概念 神示证据制度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它是凭借神的各种启示来判断案件是非曲直的一种证据制度。神示制度曾普通存在于亚欧各国的奴隶社会，甚至在欧洲封建社会早期还保留神示证据制度的残余。 在奴隶社会时期，诉讼采取控告式诉讼程序，起诉权由私人掌握，原告、被告双方的利害关系是直接对立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往往争执不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于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需要，加之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人们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方式正确认识人类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那时人们信奉神灵，认为神是人类的主宰，是无所不知的也是最公正的。因此，对于难以查明的案情，难以决断的争议，便求助于神意来判明是非和解决争议，并以此为基础对案件作出判决。 由于神本身是一个虚拟的抽象物，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以，神意只能通过人所确定的方式表现出来。对神宣誓、水审、火审、决斗、十字形证明以及卜筮等，是神示证据制度中具有代表性显示神意的方式。但由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历史传统、民族区域
论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的确立
论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的确立 【内容摘要】自由心证原则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证据法原则，该原则能够在 世界上很多国家得以确立并发展至今，说明它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它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合理的。我国传统观点对“自由心证”存在误解，立法也一直没有正式确立自由心证原则。我国有必要确立自由心证原则，但这并非是 无条件的，它需要具备内、外两方面的条件。 [Abstract]Principle of free intention is a principle of evidence law that most countries generally adopted.This principle can be in many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ment so far,That said it has withstood the test of practice.It no matter in theoretical or practice level are reasonable.China's traditional opinions on"the free proof"misunderstood.The legislation also had not been formal establishment free proof of principle.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free proof rule,but it is not unconditional,It needs to have the inside and outside two conditions. 【关键词】自由心证原则合理性条件意义 [Key words]principle of free intention;rationality;conditions;significance 引言： 自由心证原则是大多数国家普遍采取的关于如何评价证据之证明力的原则，是指对于各种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如何认定，法律不预先作硬性的规定，而是由法官本着理性和良心，根据调查和辩论中形成的内心确信予以认定，从而对案件作出结论。①对证明力的自由评价是自由心证原则的核心。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问题，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即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原则。 中世纪后期，欧洲盛行法定证据制度，法官只能用法定的某种证据来认证事实，而不问其是否符合实际，不问法官内心是否确信。这种制度严重地束缚了法官，使其不能自如地进行合理裁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杜波尔最早提出在立法中废除法定证据制度、建立自由心证原则。1791年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采取自由心证的草案。1808年法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典》，正式确立了自由心证原则。后来，欧洲大陆各国的立法也相继规定自由心证原则，并发展为大陆法系国家判断证据的重要原则。②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事实裁判者对证据进行自由评价是一种沿袭已久的司法传统。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就明确提出了“法官自由心证”原则，并反映在审判活动中。例如， ①魏虹主编：《证据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②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判例制度在我国确立的可行性研究
目录 目录 (1) 判例制度在我国确立的可行性研究 (2) 摘要 (2) Abstract (3) 引言 (4) 一、判例制度概述 (4) （一）判例及判例制度的含义 (4) （二）判例制度的历史发展 (5) 二、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必要性 (5) （一）成文法的缺陷是建立判例制度的根本原因 (5) （二）司法解释并不足以弥补成文法的缺陷 (6) （三）判例制度的建立能够极大提高法官的素质 (6) （四）判例制度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并提高效率 (7) （五）判例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 (7) （六）判例制度的引入有助于法律的普及 (7) 三、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可行性 (8) （一）从世界范围看两大法系正在走向融合 (8) （二）从我国历史上看存在判例制度的传统 (8) （三）判例制度与我国立法体制并不矛盾 (9) 四、我国判例制度的构建 (9) （一）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基本原则 (9) 1、判例只是制定法的一个补充制度 (9) 2、只有经过确认程序确认后的裁判才能成为判例 (9) 3、我国判例法的两级体系 (9) 4、效力原则 (9) （二）判例的效力 (10) （三）判例的发布 (10) （四）判例的制作 (10) （五）判例的运用 (11) （六）判例的废止 (11) 注释 (12) 参考文献 (13)
判例制度在我国确立的可行性研究 摘要 瞬息万变的大千社会使当今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事实纷繁复杂，而这无疑与法律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形成了矛盾。法律总是要滞后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当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情况下，如何去解决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林林总总的矛盾，如何去调节法律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从而保护弱者的利益这一命题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判例制度无疑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好方法，所以对于我国建立判例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探索是必要的。本文从判例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如何建立等几个方面来研究。首先判例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必要性：一是成文法的缺陷是建立判例制度的根本原因；二是司法解释并不足以弥补成文法的缺陷；三是判例制度的建立能够极大提高法官的素质；四是判例制度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并提高效率；五是判例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六是判例制度的引入有助于法律的普及。其次判例制度在我国建立的可行性：第一，从世界范围来看，两大法系正在走向融合；第二，我国历史上存在判例制度的传统；第三，判例制度与我国的立法体例并不矛盾。最后，如何建立我国的判例制度：其基本原则是判例只是制定法的一个补充制度，只有经过确认程序确认后的裁判才能成为判例，我国判例法应采取两级体系并且遵循效力原则；判例的效力等级低于制定法，不得与宪法和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相违背，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应尽量依据已有的制定法律规范作出裁判，只有在缺少制定法依据的情况下，才可以遵循先例或创制判例进行裁判；判例的发布应由法律授权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立法应当规定判例的运用方法，必须将待处理案件的要点与判例中的要点进行对比，找出其中具有本质联系的法律规则，最后依据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观念作出裁判；应当有相关的立法规定对判例进行更新，将失效的判例对社会公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应尽早建立自己的判例制度，服务于实践，更好地帮助我国的法制建设。 【关键词】判例判例制度建立必要性可行性
自由心证制度
自由心证制度 一、自由心证制度的命名 自由心证制度是指一切证据证明力的大小以及证据的取舍和运用，法律不预先作出规定，而是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并根据其形成的内心确认来认定案件事实的一种证据制度。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专制独裁的封建帝制，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更大的飞跃。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其在诉讼制度上的变革，是将纠问式诉讼变为体现当事人主义的控辩式诉讼。与此相适应，在证据制度上则是以“自由心证”取代了封建社会实行的“法定证据”。在刑事证据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著名人物----法国议员杜波尔，最先把封建社会实行的证据制度命名为“法定证据制度”，但后来又给予了猛烈的抨击。1790年12月26日，杜波尔在法国议会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议的著名演说，他建议：应当废除以往实行的法定证据制度，而改为“法官自由心证”。杜波尔的主要观点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其全部的注意力应当集中到一点上，即：如何判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而判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法律预先把各种证据的证明力都一一规定出来——什么样的证据是完全可靠的；什么样的证据则不完全可靠。不管法官的内心是否相信它，法官只需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去判断；另一种办法则是，把那些用来证明案情的一切证据材料，都详细地收集起来，摆在法官的面前，不加任何限制地任凭法官去自由判断，让他们得出自己的内心确信。杜波尔给前一种办法起了一个名字，称为“法定证据”，而把后一种办法，则称之为“道德证据”。他把这两种办法的利弊得失做了一番详细比较，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法定证据是一种荒唐的证据制度，应当予以废除。法国议会经过激烈的辩论，于1791年1月18日通过了由杜波尔起草的一项决议，确立了法官自由心证的原则。同年9月29日，法国宪法议会发布训令正式予以公告。1808年，法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从立法上把自由心证规定为刑事诉讼中判断证据的一项制度。其后，欧洲大陆许多国家也都效仿法国，纷纷通过立法将自由心证确立为审查判断证据的基本原则，如1865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1877年的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等都规定了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此后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以及我国民国时期，也都采用了自由心证原则。目前，自由心证已成为资本主义各国普遍实行的一项制度。 二、自由心证制度的内容 1808年通过的《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在第342条对“自由心证”作了一个经典的表述：“法律不要求陪审法官报告他们建立确信的方法，法律也不给他们预定一些规则，要他们必须按照这些规则来决定证据是不是完全和充分。法律只是要求他们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的深处探求对于所提出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被告人的辩护手段在自己的理性中产生了什么印象。法律不向他们说：…你们应当把多少证人所证明的每一件事实认为是真实的?，法律也不向他们说：…你们不要把没有由某种笔录、某种文件、多少证人或多少罪证……所决定的证据，看作是充分证实的。?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的全部尺度的问题：…你们真诚地相信吗??”这一段表述，一向被认为是关于“自由心证”的古典公式。自由心证
中国古代的特色婚姻制度
进入阶级社会后，男子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择妻制度被保留下来，而女子则失去了择夫的“自由”。至夏商时期，一元化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正式形成。然而，夏商二朝国王的多妻使得王子甚多，因其母不分嫡庶，众子均有王位继承权；所以，每当王位交接即王位继 婚姻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即男女两性之结合，这种婚姻主要基于人类的本能和繁衍后代的自然需求，有了人类便已有之。狭义的婚姻是经国家法律之认可，通过一定的法定形式、为社会所承认的婚姻形态。本文探究的是狭义婚姻，是国家与阶级出现后，将自然本能滋生出的生活习性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的婚姻制度。自夏始至清亡之四千年，我国的婚姻制度从萌芽至成熟到最后定型，其主流婚制虽变化不大，却也在不同朝代制定了许多独具民族特色的婚姻制度。 一、中国古代的形式婚姻制度 中国古代婚姻非常注重形式，婚姻必须符合形式要件，才是合法婚姻，否则便是违法婚姻并为社会所不容。特别是周朝初期周公把婚姻纳入礼制轨道后，便使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自始至终充满了迷信与形式主义的色彩。《礼记·昏义》载“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这就是周公制礼的主要内容六礼，其涵盖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建构。后唐孔颖达又疏曰：“六礼谓冠一、婚二、丧三、祭四、乡五、相见六。”六礼中，当以婚礼为本，因为有婚姻才可形成家庭，有家庭才可组成国家。 （一）结婚的形式。按周礼之规定，婚姻关系的成立，首先要满足其三项实质要件：即“一夫一妻”、“同姓不婚”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婚姻关系成立的原则性前提。“一夫一妻”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有专门论述。“同姓不婚”即禁止同一姓氏的家族成员之间的通婚行为。此禁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因“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①，认为同姓结婚会影响下一代的健康，从而影响整个家族、民族的发展，说明当时对优生已有较为科学的认识。其二是因多与异姓结婚有利于“附远厚别”②，通过联姻的方式在政治上加强与异姓贵族的结盟，以便于扩充自己的势力、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齐风·南山》有“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诗经·幽风·伐柯》有“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句子即是例证。在古代，婚姻的终极目的，除繁衍后代、承嗣家族以外，就是“合二姓之好”，乃家族大事，绝非青年男女个人之事，必须由父母主持，再加上媒人撮合，才算合法，才能被宗族和社会所承认。 其次，婚姻关系的缔结除必须符合以上实质要件外，还必须合乎一定的形式要件，即必须要经过“婚姻六礼”程序才能完成合法婚姻的缔结。“六礼”即要求婚姻关系成立必须严格遵循六道礼仪程序，依次为纳采（男方请媒人携礼物向女方家求婚）；问名（女方家长答应议婚后，男方请媒人问明女子生辰、名字、身分，卜于宗庙以确定是否适合婚配）；纳吉（卜得吉兆后，男方家即准备礼物通知女方家决定缔结婚姻）；纳征（又称纳币、纳聘财，男方派人送聘礼到女方家，正式定婚，婚姻开始受礼法保护）；请期（男家商请女方家择定婚期）；亲迎（男子亲自到女方家迎娶），这是“六礼”中的最后一道仪式，也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一道仪式。西周时，要求男方先到女方的家庙拜祭其祖先，然后再用车接女方到男家。将女方迎进男方家门后，还要举行夫妇同器共餐、共饮交杯酒等仪式。次日尚须留在家中以谒见舅姑（即公婆）。如舅姑先已去世，则三个月后在家庙祭奠舅姑，此称为庙见之礼。庙见完成则该女子便正式成为家族正式成员（如未行庙见之礼，该女子去世，则不能葬于男家之祖坟）。
简论中国古代判例法研究
简论中国古代判例法研究 论文摘要判例法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渊源，它与成文法并行适用，以弥补成文法固有的缺陷，在其适用的前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法律工具；但后期会出现判例臃肿杂乱、繁复难用等弊端。民国以后，判例法则完全被排斥在有效的法律体系之外，形成了成文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诸多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而成文法囿于自身滞后性、抽象性等缺陷的限制，不可能对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加以及时的应对；同时成文法的抽象性致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进而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通过对中国古代判例法的产生、发展及其运行机制的具体分析，为当今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判例法制度的重构提出具体建议。 论文关键词判例法成文法制度重构 判例法不仅仅是英美法系的专有名词，在已经消失的中华法系中也能找到判例法的身影，只是没有判例法这一称谓而已。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判例法一直是作为法律依据被适用的，然而，伴随着清末修律，特别是国民政府“六法全书”的颁布施行，中国古代判例法终于走到了尽头。在当今社会成文法大行于世之时，成文法所固有的僵硬性、滞后性、模糊性等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弥补以上缺陷判例法就是不二的选择。 一、中国古代判例法概述 中国古代判例法是中国古代法律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称谓，而当代学者对其类型和作用也有不同的划分。 （一）古代判例法的称谓 中国古代与判例最为接近的用语在不同时期略有不同，具体是秦朝时有廷行事、汉朝时有决事比、晋朝有故事、唐朝有法例、元朝有断例、清朝有成案都与判例有相同之处。然而不论是秦朝的廷行事、汉朝的决事比、晋朝的故事，还是唐朝的法例、宋元的断例、清朝的成案乃至清朝的通行，都不能一概地认为是判例法。廷行事、决事比、故事、法例、断例、成案与通行在内容上都有两部分：一是把判决或行政事例内容上升为相关的成文法仍称为“例”的一类规范体系，二是可称为判例的部分。虽然在对其进行严格区分是可能的，但从司法适用上看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所以为了适应当代学术交流，以判例法概而论之是可以的。 （二）古代判例法的类型 中国古代不管是什么模式下的判例，若从判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作用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创制型判例，本质上是全新立法；补充型判例，作为对已有法律条文的补充；解释型判例，作为对法律条文和概念等地解释和具体化。当然这三种类型的判例在不同判例模式中分布是不同的：成文法典下的判例以解释型判例最多，补充型次之，创制型最少；无成文法典下的判例以创制型判例最多，解释型次之，补充型最少。前者以清朝为代表，后者以元朝为典型。清朝的大部分判例是对相关法律中的概念、条文含义进行解释与确定，如道光七年山西
自由心证与法官自由裁量权
自由心证与法官自由裁量权 ;[内容提要]：自由心证制度因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我国的诉讼证据制度必须导入自由心证制度，与法定证据制度相辅相成，从而建立起一种法定证据为主、自由心证为辅的诉讼法律机制。自由心证的确立必须赋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又必须以良好的职业素养为前提。; [关键词]：程序公正自由心证自由裁量权 ; “自由心证一词最初出现在1791年法国发布的训令中，1792年被写入《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作为法律概念，自由心证已不是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专有名词，它是法治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法律规范。自由心证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权、民主‘’思想对封建专制思想形成巨大冲击，导致资本主义法制体系不断完善的必然结果。发展到今天，自由心证制度因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我国的诉讼制度设计不能忽视自由心证，尤其是在大力培植法官职业素养的过程中，必须关注和审视自由心证的内在要求，实现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恰到好处。 ; 一、自由心证对实现程序公正的科学合理性及其诉讼价值 ;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过分强调当事人利益和实体正义而导致司法活动无法完成的情况，突出表现在：有一些案件，法官根据在案的证据，明明已经能够对事实作出认定，但为了“保险”，仍不惜做大量的“取证工作，对一些当事人都已不争的证据，法官还要作调查；稍微复杂一点的案件总希望技术鉴定部门来代替自己对案件
事实进行认定或者不敢判决而空耗时日进行调解，如此等等。这种带有法定证据制度色彩的诉讼与我们司法制度的内在价值要求是相背驰的。由此可见，单一的法定证据制度不适合现代诉讼发展的需要，故法治国家在诉讼制度中均引入了自由心证制度，作为法定证据制度不足之弥补。 ; 所谓自由心证，就是对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取舍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加以指示或约束，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以自己的良知和法律信仰，运用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来自由判断，取舍证据和认定事实。从法官自由心证的动态过程看，自由心证表现为法官对案件争讼中的一切证据证明力的主观认证活动，完成自由心证之后，便是裁判。自由心证要求法官对证据证明力及其取舍的自由判断须达到内心确信，然后方能认定案件事实。因此，自由心证的过程实质就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 ; 根据诉讼证明标准的二元制理论，“内心确信”，是指法官内心对于案件事实形成确信，即法官心证程度应当达到“不允许相反事实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或者”真实的可能性大于虚伪的可能性，即高度盖然性‘’（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考察自由心证制度的立法本意及对其的实证分析，不难发现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心证不是法官的自由擅断，而是一种辩证的“自由”，法官在自由心证过程中，必须遵循辩证的认识论规律，同时，必须执行与自由心证相配套的一系列相关制度，尤其是不能逾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和规定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心证中的“自由”是一种相对自由。同时，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