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屁文化

马屁文化

从古到今，从耳闻到目睹，关于马屁的故事实在太多，纵我穷纸尽墨恐怕也写不完，无奈只得从“最”的角度来进行以下梳理。

最高级别的拍马屁者要算后晋高祖石敬瑭。他为取得契丹的支持和庇护，把比自己小十岁的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称作“父皇帝”，自称“儿皇帝”，就自愿把皇帝当得这么屈辱的这一点来说，他也称得上“千古一帝”了。

最能“急中生智”的拍马屁者要算南宋时临安的赵知府。南宋宁宗时的一个韩姓权贵在临安郊外修了一处别墅，一次他带领众官僚在其中游玩，当他一边赞叹别墅优美的田园风光，又一边遗憾缺少点鸡犬之声的点缀时，赵知府赶紧“汪汪汪”的做三声狗叫，及时补了韩的遗憾，引得韩哈哈大笑、满心欢喜。

最“体谅”拍马屁的下属“难处”的莫过于明朝奸相严嵩。他操办生日时，拍马屁的官员送礼时附有礼单，严嵩也不客气，总会“照单全收”（这就是“照单全收”这一词语的来历），丝毫也不会让拍马屁的失望和尴尬。

最“感人”的拍马屁者要算是范某、张某、薛某这三个乡镇的

“一把手”。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的继父去世，这三个乡镇“一把手”到杜的家乡奔丧，自备孝衣孝帽，一到灵堂就放声痛哭，大喊亲爹，其悲痛之状超过死者的大部分亲属。

最“精明”的拍马屁者要算我老婆单位的老潘。单位头头身体不太好，时不时生病。每次头头生病，老潘总是跑前跑后，日夜服侍，惹得他的老婆都”吃醋”。有一次头头生病住院，老潘却没有动静，老婆很奇怪的问他原因，他解释说：这次头头得的是绝症。

这是我耳闻的对拍马屁者最精当的描述：谄媚者拍马屁的过程如同他们吃烤红薯的过程——对刚从灶膛里拿出的烤红薯，他们要先“拍”（拍去灶灰），然后慢慢的“吹”，等红薯不烫了，再用双手“捧”起，最后才敢用嘴轻轻的“舔”。

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当我们嘲笑拍马屁者卑躬屈膝、奴颜媚骨的时候，拍马屁者也在嘲笑我们花岗岩脑袋不开窍，谁见拍马屁者吃过多大的亏呢？

拍马者“拍”的不是人，“拍”的是人背后的权利。他们窥伺的是权利背后的利益，他们付出的颜面、钱财，是用来想通过权利的途径来实现增值的成本，他们实际上是权利的粉丝。有的被

拍的掌权者让他们拍的舒舒服服，和他们心有灵犀，就运用手中的权利来犒劳他们，如上文中的做狗叫的赵知府就得到了韩姓权贵的不少关照，那三个做“义务孝子”的三个“一把手”，后来都得到了杜保乾的提拔（不过杜保乾落马后，他们也分别得到了处理）。

于是拍马者和被拍者都满心欢喜，各得其所。受损失的，是在权利正当运用的情况下应该惠及的其他公众。所以大多数人们对拍马屁者嗤之以鼻，其中不乏坚守自己人格的人们，虽然他们在自己不得已的情况下偶尔也拍过马屁（有的为生计等原因），但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自责——或者这种珍稀的耻感正是我们希望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