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西方小说人物性格论的不同

浅析中西方小说人物性格论的不同

本文来自: 内在王国作者: 远冰笛日期: 2006-6-25 18:30 阅读: 1201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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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西方小说人物性格论的不同

——分析金圣叹性格理论有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20031141133 孔令君

内容提要：金圣叹的性格理论是中国小说理论史上的丰碑，“性格”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上第一次被提出。然而，中西方性格论在在性格的“内涵”及人物性格欣赏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本文仅简要说明这一不同并加以浅陋的分析。

关键词：人物性格；金圣叹；性格欣赏方式

在中国古代，抒情文学有着根生蒂固的影响，古代小说创作被认为是“小道”，为正统文人所不齿。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直到明清才出现了相对的繁荣，所以中国的小说理论也只能在明清才能有所发展。在这以前，小说理论家为小说正名作了很大的努力，不断强调小说的娱乐功能和教化功能来为小说争取一席之地。

到了明代小说理论家才在大量的文人创作和小说评点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小说艺术特性的探讨，人物性格理论才在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本中提出。中国小说的创作和地位与西方小说有很大的差距和不同，中西方的性格理论便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在金圣叹之前中国并非没有人注意到人物的性格形象的塑造，容与堂刻本《水浒传》、袁无涯刻本《水浒传》中就有“逼真”、“肖像”、“传神”等词语来赞赏小说人物形象与性格的塑造。到了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性格”一词才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第一次出现：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⑴

人物“性格”的刻画被金圣叹认为是《水浒传》成功的本质原因和小说创作的首要任务：

“别一部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⑵

“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出来。”⑶

金圣叹将“人物性格”提到了小说本质论的高度，这较李贽、叶昼便有很大的提升和不同，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是别开生面的。

然而，在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中，他没有对“性格”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有任何明确的定义，以上的三段引文中的“性格”都是概括而言的，本无界定具体概念。这当然和小说评点这种特殊的形式有关，中国古代的小说评点大多是自觉性的、印象式的，金圣叹在评点中重在对文本的评论和感叹，对于概念比如性格在理论上是琐碎的。这一特点也增强了与西方小说性格理论的可比性。

那么“性格”在金圣叹的眼中大致是什么呢？在他具体分析人物性格的文本中，我们可以大概地认为性格是指人物的性情、气质：

“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⑷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⑸

以下试说明一下西方的性格理论，仅将西方性格论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对于“性格”的定义引用如下：

“我们原来的出发点是因其动作的普遍的有实体性的力量。这些力量需要人的个性来达到他们的活动和实现，在人的个性里这些力量显现为感动人的情致，但是这些力量所含的的普遍性必须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融会成整体和统一体。这种整体就是具有具体的性灵性及主体性的人，就是人的完整的个性，也就是性格。神们变成了人的情致，而在具体的活动状态中有情致就是人的性格。”（6）黑格尔将“情致”称为“存在于人的自我又渗透到他的全部心情的那种理性内容”。“情致”原作Pathos，即一种激情，一种充溢于人物的性格、推动其动作的感情。

黑格尔认为：“情境”是很重要的，然而只有理想的“情境”还不能构成艺术形象，还不能体现艺术的美，因为环境是表现性格服务的；艺术的目的在于表现性格，而不是仅仅表现事件和环境的变化，“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他说的“性格”是要通过“动作”（即情节）得到具体的反映，是在动作的展开当中予以展示。那么是什么推动人物的动作、决定人物的行为方式呢？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伦理、宗教、道德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亦即一定的“普遍力量”，它们在艺术作品中与个别人物的具体结合、在个别人物性格上的体现，也就是“情致”。黑格尔认为：一个人物的性格被一种“情致”所笼罩时，其性格便丰满；最充分的表现了“情致”的性格就是理想的性格。

也许我可以从中浅陋地得出结论：西方要求人物性格在与正常人的心理特征相符外，人物性格还需要提示某种更高层次的东西——必然性、社会性、“普遍力量”、“意蕴”、“理性和自由意志”等等，而且西方文论家认为这些东西才是人物性格的核心。这就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与现实中的人的心理性格区分开来，文学中的人物性格有了特定的内涵。可以说西方小说中所谓的“性格”是侧重于人的社会性的。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中西方的人物性格论中“性格”是有着不同的侧重和内涵的。因此，中西方性格论中对于人物性格的欣赏就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认为最大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大多数中国人（自然包括中国小说理论家）对于小说人物性格的欣赏重在一种感性的直观感受，多是一种赞叹式的无法深入探究的评点，这当然和中国小说评点这种特殊形式有关；而西方的文论家和读者倾向于对性格多做哲理性的思考，人物的性格是集中的，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能让人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思考。

先从中国古代性格论说起：

首先，中国古代性格论强调的是性格的先天性和自然表现性。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家受人“性本恶”或“性本善”的影响而认为人的性格是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的性格论似乎是不惜一切地肯定性格的自然表现。金圣叹极力推崇李逵的“真”，赞扬李逵天真的性格，说他是上上人物，阮小七有着同样直率性格也被列为上上人物，而宋江、吴用等由于显得处心积虑而只能成为小小人物。毛宗岗更是将关羽推崇到了“义绝”的程度，甚至关羽华容道放走曹操也成了“义”。

其次，中国古代性格论重视一种感性直观，要求人物性格一目了然。这种直观的欣赏人物性格的倾向可从叶昼评《水浒》的三回说看出——“读者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事也。”《水浒传》三十七回中李逵的出场就很有代表性：“黑凛凛大汉上楼来。宋江看见，吃了一惊。”李贽称赞其“只有三个字，神形俱现”。金圣叹对这种刻画方式是这样赞叹的：“黑凛凛三字，不惟画出李逵形状，兼画出李逵顾盼，李逵性格，李逵李逵心地来。下便紧接宋江吃惊句，盖深表李逵旁若无人，不晓阿谀，不可以威劫，不可以名服，不可以利动，不可以智取……”⑺再想我们中国人对于“凤辣子”王熙凤的性格评价，基本上我们会先想起《红楼梦》第三回中王熙凤的出场描写——“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这一句话便使这个形象流传千古，使人“如见如闻”了。中国性格论中常见这种评价和形容：“传神”、“逼真”、“活画”、“神理如画”等等。这些与中国传统画论中的“传神论”密切相关，就人物性格刻画的最高境界与画论相通，从中也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小说性格论的感性直观性。

所以可以说中国的这种性格论是与环境中断的。如上文所述，中国古代性格论大多侧重于人物性格的感性直观、一目了然；强调人物性格的先天性和一成不变性。这样，在中国古代性格论中环境与性格的联系就弱了，中国古代文论家对于人物性格的审美就只在其“性格”特征方面，而对性格的内在心理活动就缺乏揭示和表现，相对地忽视了人物的感情以及性格的发展和成长过程，也就是忽视了人物性格的“流动性”。不仅如此，中国性格论还过于强调人物性格的片面性，只侧重人物心理现象中某些特征的描绘。中国性格论强调关羽的性格“义”，这便成了一张“脸谱”；金圣叹从自己的理解出发视宋江为下下人物，于是就无视了宋江性格中除了不近人情的其它方面；即便是中国性格论中重视的“深于佛事”——《水浒传》第十五回中杨志与梁中书的对话中微妙地显现杨志的性格，这也只是人物在具体环境中下的心理活动，并不是人物稳定的、一贯的感情。

再看西方的性格论，它重视的是人物性格形而上的意义，重视性格与环境的血肉关系，重视性格中哲学意蕴，多透过性格对人进行本体论的思考；中国性格论如上所述多是感性的具体批评。

首先，西方性格论强调的性格是人物独特的出身、成长、教育及社会环境等影响下的某种稳定的情感，如黑格尔所说的“情致”。《红与黑》中于连的野心和善良都是那个时代和他的出身赋予他的；《包法利夫人》中包法利夫人的不切实际和虚荣是她所受的教育的结果。这些都能引起读者对于社会对于人物悲剧性的思考。

或是说，西方性格论注重的是人物性格的“流动性”、历时性。《高老头》中拉斯提涅由外省善良青年成为极端利己主义的资本家这是由于可悲的社

会造成的，《玩偶之家》中娜拉从乖乖的妇女到觉醒出走明显有一个心理觉醒的过程。

狄德罗就提出“情境”理论：“一直到现在，在喜剧里主要对象是人物性格，而情境是次要的；现在情境却应变为主要对象，而人物只能是次要的。人们一般要找出显出人物的性格的周围情况，把这些情境，它所包含的义务、便利、和困难。”⑻而“情境”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作品中人物所处的、环绕着他并促使其行动的环境，包括家庭、社会、阶级、宗教、习俗等人物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的全部关系的总和。莱辛也曾说：“我们不应该在剧院里学习这个人或那个人做些什么，而是应该学习具有某种性格的人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中做些什么。”⑼

其次，西方的性格论强调作品中人物性格与现实中人的性格的区别。狄德罗说：“我更重视在剧中逐渐发展，最后展示出群不力量的激情和性格，而不大重视使剧中人物和观众全都受折腾的那些剧本中交织着的错综复杂的情节。”⑽他们要求人物的性格更集中，是与现实中人的性格有区别的，他们要求人物性格有更深刻的哲学意蕴。

造成中西方的性格论的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很大的原因我认为是小说创作的不同及中西方读者的审美方式不同。

中国的小说与史传文学有很大联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脱胎于史书的，所以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及性格有着根据史实的传统，虚构相对于西方小说是有限的，这就必然对减少了心理描写的成分，性格便只能有言语和行为来表现，性格就少了心灵性、感情性；不仅如此，由于小说人物大多有着历史上的原型，小说的创作就很难对人物原型的性格进行突破，而且很容易陷入“脸谱化”的巢臼；还有人物的结局都是预先设定的，人物都给人很大的宿命感，人物性格就少了很多变化，基本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人物性格刻画怎么会有“流动性”、历时性。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人物，最高境界就只能是“同中有异”和“传神”了。这样的小说创作和人物刻画必然造成中国性格论的重感性直观，也只能用具体的赞叹式评点来评价人物性格。

还有，中国古代小说的大量接受者其实并不是读者，多是“听者”，古代小说和“说话”艺术的话本有很大联系，对于市民娱乐所听的“说话”自然要情节吸引人，最好是曲折离奇令人心醉，而且这是一种叙事性的艺术，自然很少大量直接的心理描写而多用第三视角来用言语和行为刻画出人物性格。不仅如此，“说话”需要给读者一个直观感性的对于人物的认识，于是人物的登场亮相必能从中直接看出人物性格。这样的“读者”审美方式自然也会影响到中国的性格论。

西方的文学起源于阿喀琉斯的愤怒这种悲剧性的神话，神和人性格都决定了哲理性的悲剧。而且西方的小说很长的时期很大的程度是在给人灌输思想、启蒙、写实、批判，它们与中国的小说很大程度是“小道”是娱乐有很大不同，西方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是很重要的，是时代和社会的集中体现，作者想让读者思考，让读者从中看到这个世界。西方的性格理论因此而很大程度上是形而上的。

本文仅是一些荒谬浅陋的感想和一家之言，对中西方的性格论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和比较。

注释：

（1）《金圣叹全集》（一），第19页

（2）同上，第19页

（3）同上，第17页

（4）同上，第10页

（5）同上，第19-20页

（6）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300页

（7）《金圣叹全集》（二），第48页

（8）（9）（10）参考杨慧林《西方文论概要》

主要参考文献：

（1）《金圣叹全集》，曹方人周锡山标点，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2）《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3）《中国小说理论史》，陈洪着，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美学》，[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5）《西方文论概要》，杨慧林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