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

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综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接触日益增多，交流日益密切。在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不论人们愿意与否或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行为都带来了信息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语言交际是跨文化交际的一种重要形式，但会因为思想不同、文化差异、信息不对等以及对外语知识掌握不够等原因，造成言语上的误解与冲突，因此关于跨文化语用失误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成为语用研究的重要课题。

英国语言学家Jenny Thomas于1983年首次提出语用失误，迄今已有35年。30多年来，在Thomas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学者纷纷著书立说，结合学生学习的外语实际情况，通过丰富的实例，证实了语用失误的存在，并在失误成因、研究方法、外语教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尤其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学者质疑、发展原有理论，扩大研究范围，使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更加丰富。

1983年，Thomas（1983:91）在她的论文“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中第一次提出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这一概念，指出语用失误是“the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what is meant by what is said.（不能理解话语的含义）。”并指出，语用失误可分为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会语用失误。语用语言失误指学习者将本族语对某一词语或结构的意义套用到外语造成的失误。社会语用失误指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犯的语用错误，牵涉到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人际关系的远近，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与人们的价值观念有关。Thomas的这篇文章为分析语用失误和文化迁移构建了理论框架，这也为国内语用失误研究开辟了道路。那时，学界对“pragmatic failure”这一概念已熟悉并接受，但对这个概念的翻译却有不同的看法。黄次栋称之为“语用错误”，何自然称之为“语用失误”，而学界最终采用的是“语用失误”。

二、中国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现状

1.初步发展阶段（1984—1999）

这一阶段，国内学者主要是对语用失误的理论进行介绍以及对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的语用失误的原因及对策进行探讨。这一时期，中国知网中以“语用失误”为关键词的文献共有117篇，其中刊登在核心期刊与CSSCI上的有21篇。

（1）语用失误理论介绍

20世纪80年代，在Thomas的影响下，国内学者开始对语用失误进行研究。黄次栋和何自然最先将语用失误理论引入国内。之后，钱冠连（1997）也在他的著作《汉语文化语用学》中对于语用失误提出自己的见解。

作为最早关注语用失误的国内学者，黄次栋（1984）通过对十个语用错误的实例分析，得出中国学生在用英语进行言语交际的过程中产生失误的原因是对交际的非语言环境、背景知识不了解，没有用语用规则指导言语行为以及不重视语言形式在各种非语言环境下的不同应用功能。为此，他提出了英语教学与选材方

面的建议。尽管他所使用的术语是语用错误而不是语用失误，但他的分析与Thomas的语用失误理论的有关方面基本一致。但可惜的是，他没对这一概念作理论化的阐释、整理，也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没能在这一领域做出重大贡献。

何自然被认为是国内语用失误领域的开创者。学界普遍认为，何自然、阎庄于1986年发表的题为“中国学生在英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汉英语用差异调查”一文，标志着跨文化语用学在中国的诞生。何自然、阎庄（1986）采纳了Thomas的语用失误“二分说”，从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会语用失误两方面分析了语用差异辨识测试结果，并且表达出二者间的差异。他们认为语用语言失误包括误用不符合本地人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不恰当地套用母语的表达方式。而社会语用失误是指交际中，双方不知彼此的文化背景有何不同而选择了不合适的语言形式。同时也指出两者之间是没有明显界限的，同一个语用失误可以同时属于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会语用失误。之后何自然（1997:205）在语用学著作《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中将语用失误定义为“语用失误不是指一般遣词造句中出现的语言使用错误, 而是说话不合时宜的失误, 或者说话方式不妥, 表达不合习惯等导致交际不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失误。”何自然对于语用失误理论的介绍引起了大批国内学者的注意，为语用失误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冠连（1997:223）也对语用失误提出自己的见解，“说话人在言语交际中使用的句子符号关系正确, 但却不自觉地违反了人际规范, 社会规约或者不合时间空间, 不看对象, 这样性质的错误就叫语用失误。”

（2）语用失误成因

在20世纪90年代，学者开始了对于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成因的研究。这时期的学者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在这一时期，学者认为文化差异是造成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王得杏（1990）认为产生语用失误的原因，一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会因对彼此的文化背景不了解而做出不恰当的言行，二是人们的言语习惯会因文化背景的差异而不同，并且人们习惯套用自己的说话方式去理解对方的话语。庄恩平（1997）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语言及非语言交际等方面不同，就会影响沟通，造成交际失败。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交际双方从文化差异方面找出问题所在，相互沟通、理解，创造新文化，最终成功地完成跨文化交际。孙亚、戴凌（2002）总结为：跨文化语用失误的产生是由于交际双方对彼此间的文化差异不了解，而从自己的角度揣测对方的言行，如不符合自己的期盼，就会出现文化冲突。

学者从二语习得的角度探究语用失误的根源。吕文华、鲁健冀（1993）认为学生从小就受到母语的语用规则及文化的影响，从而固化了他们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这对他们第二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形成干扰。文章中还举了例子，如：意大利学生在向老师告别时说“你好”，这是因为意大利语中有一个单词“ciao”既用于打招呼，也用于告别，于是意大利学生将母语的习惯带入汉语的使用中，造成了语用失误。

学者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对研究了语用失误成因。跨文化交际的既是文化的交际更是语言的交际，造成语用失误的也有可能是语言上使用的错误，这可以体现在语言的诸多方面。如在词汇方面，蒲小君（1991）提出中国人在学习英语时，认为汉英词汇一一对应，英语词汇中所涉及的文化内涵与外延和汉语相同。比如“silly”一词对应的汉语词语是“傻子”，但与此同时这个词在英语中还有“cute”的隐含意义。如果不清楚，就会使交际双方产生误会，造成语用失误。这种误用

在颜色词、禁忌语、谦敬语等方面比较常见。在语法方面，彭增安（1997）指出欧美人在学习汉语时常见的语法语用失误，如认为某一句类只能表达一种功能，对相似句法结构的套用，对目的语句子的肯定或否定意义不能准确把握，滥用完整句而忽略完整句可能表达的间接用意。在语篇方面，俞东明（1999）通过对一些会话活动实例的研究，得出造成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原因是会话参与者不熟悉英语会话活动类型，在英语会话活动中使用不合适的汉语会话活动中使用的语言和非语言手段。

此外，学者还从教学的角度解释了语用失误的原因。吕文华、鲁健冀（1993）认为教学者在第二语言教学过程中没有意识到语用规则与文化教学的重要性，这使得学生的母语成为他们掌握、运用第二语言的干扰。

（3）语用失误研究方法

何自然（1996）指出语用失误的研究方法有三种：

一是交际失败分析。交际失败分析，即运用微观社会语言分析法，从语音、词汇、语法、篇章结构以及非语言行为等方面交际失败进行分析，分辨出语用失误。也可从语言材料出发，结合数量、质量以及参与人员情况分析语用失误。何自然、庄严（1986）运用交际失败分析法，通过对一次汉英语用差异辨识测试中出现的失误进行分析，介绍了语用失误理论、分类等问题。

二是语用对比分析。语用对比分析，就是通过比较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之间的人们在实施言语行为时有何异同，区分语用差异。曹春春（1997）从礼貌准则角度对比了汉英在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等方面的语用差异，得出要注重培养语用能力这一结论。

三是语际语用调查。语际语用调查，就是比较人们在使用目的语进行跨文化交际时产生的“中介语”，即语际语言，与母语和目的语有何异同。从中探究语际语言受母语的影响的表现以及与目的语在表达方面的差异。

后两种研究方法在90年代很少有学者使用，到了21世纪使用这两种方法研究语用失误的学者才逐渐多了起来。

（4）语用失误与外语教学

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最根本还是要从外语教学方面入手，因为大多数人的外语都是在课堂中学习的。黄次栋（1984）通过对十个语用失误例子的分析得出了在英语教学中，英语教材有必要添加反映社会交际内涵的内容的结论。何自然（1986）提出，培养学生的英语能力，不能只着眼于语法、词汇等内容，语用能力的培养也是不可或缺的。洪岗（1991）也指出我国的外语教学向来只注重教授语言知识，而不够重视培养语用能力。外语教学中应避免先教语言知识再教语言运用，否则会使学生将母语规则套用到目的语的使用中，导致言行不恰当，造成语用失误。教师只有在提升自己语用能力的同时，运用合适的教学手段（例如在语境中解释词义、角色扮演等）才能使学生真正了解到中外文化差异，提高文化敏感性，提高语用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取得成功。

2．繁荣发展阶段（2000—2018）

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们对语用失误研究的热情不减。国内学者在充分吸收国际先进学术思想的同时，在国内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跨文化语用失误的相关问题，并且研究开始有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促进了这一理论的长足发展。知网中以“语用失误”为关键词的文献共有2463篇，其中在核心期刊和CSSCI上发表的文章有166篇。

（1）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的质疑和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资料不全、实例不足等原因的限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者对于语用失误的研究存在着不足和错误，这就使得21世纪后学者本身或他人对这些研究提出质疑或补充。

在理论方面，虽然学界普遍认可了Thomas对于语用失误的“二分法”，但是学者们发现了一些语用失误的现象无法用“二分法”来解释。于是，一些学者对于“二分法”提出了质疑。刘绍忠、钟国仕（2003）指出Thomas的语用失误“二分法”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其不足就是将所有的语用失误都笼统地划分为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会语用失误，太过牵强和绝对。只注重语用失误与语言结构规则知识和社交规则，忽视了其他方面（如心理现象）造成的失误。刘长江（2008）对Thomas语用失误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并指出了其在定义、分类等方面的不足。提出了Thomas所理解的“跨文化”概念过于宽泛，导致难以分辨“语用失误”和“跨文化语用失误”，“二分法”相对粗糙，语用失误应包括语用错误和副语言手段等观点。

关于语用失误的成因，学者们予以了补充。戴炜栋、张红玲（2000）认为文化迁移也是造成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原因。它体现为在人们跨文化交际时，会不由自主的根据本民族的文化标准和价值观进行交际、思考，甚至会以此为标准来评判别人。唐红芳（2007：34）将语用失误原因具体到语音层面上，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不了解目的语的语音特点，就会造成语音语用失误。她以汉英两种语言为例，列举了由于音节结构、重音和语调、节奏和押韵等方面存在差异而造成的语用失误。还有更多学者从认知角度分析了造成语用失误的原因，下文将会详细解释。

在语用失误研究方法方面。学者开始运用语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语用失误进行研究。刘绍忠（2000）通过对“请”字在汉英两种语言中用法异同的对比，得出造成语用迁移的原因是忽视了在语言表达中体现的社会价值及个体的趋同心理，还有就是忽视了目的语的表达是受母语语言知识的制约的。林绿竹（2000）运用语用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汉英语言的对比，分析了词汇意义、词语搭配、修辞格、思维方式以及社交习惯等方面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语用失误。学者运用语际语用失误调查的方法研究语用失误。张新红（2000）采用“偶遇抽样法”，以实地收集的广东地区社会用语英译为语料，通过对语料中出现的语用失误进行分析，得出这些语用失误的种类、产生原因以及解决方法。郝钦海（2000）通过对一些中译英广告的分析发现了造成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唐红芳（2007:25）进行了关于语用失误的研究方法的反思。她提出语用失误研究的步骤一般是先描写后分析，但是学者们在描写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文章多描写词汇层面和言语行为层面，而少描写语音、语篇层面；研究范围局限于社交语用，用扩大收集语料的范围等。

语用失误也大量存在在非语言交际中，之前的学者都是根据Thomas的研究成果继续研究的，因而忽视了非语言交际的语用失误。李元胜（2004）重新界定了跨文化语用失误，即“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的任何一方，因缺乏准确理解和有效使用语言或者非语言信息的能力，从而导致没有达到交际预期效果的失误。”对于语用失误分类，他在“二分法”中加入了非语言交际中的语用失误：行为语用失误，并且他还对探究了理论根源、对跨文化非语言交际语用失误的分类、成因进行阐释，依此提出建议。

（2）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新角度

上世纪，学者多从礼貌原则角度研究语用失误，如朱金华（1997）、魏玉兰（1998）、曹春春（1997）等。21世纪以后，学者们更勇于从新的角度去探究跨文化语用失误。

一是认知角度。孙亚（2001）运用认知语言学的三个基本观点对语用失误进行分析、解释。他认为心理表征与语用失误联系紧密，如在语言交际中意象的突显部分（由于经验差异，同一客观事物在不同人脑中的图像差异）是语用失误的根源；概念泛化会造成交际失误；忽略语境参数改变，选错脚本（人脑为经常出现的具体事件设计某种知识结构）或脚本正确而文化倾向错误都会造成语用失误。陶源、姜占好（2012）认为缺乏认知语言学知识也是造成语用失误的原因之一，并以此提出，要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减少语用失误，就必须学习认知语言学的知识，了解概念、意象、脚本等认知语言学的术语。

①关联理论。江景（2003）从两方面对关联理论和跨文化语用失误进行了研究。一方面，他认为关联理论可以解释交际的成功与失败，关联理论的程度性可以解释交际失败是因为话语间的关联小，它的全面性可以解释交际成功的条件就是找寻话语间的关联。另一方面，根据关联理论对语用失误的本质及原因做出了新论述，认为对话语的关联性是导致跨文化语用失误现象的本质原因。骆云梅、李建峰（2008）明确地从关联理论角度指出交际双方的假设关联环节有问题或互相不能理解都是语用失误的原因。

②图式理论。廖淑梅（2006）从图式理论角度指出语用图式知识缺失是跨文化语用失误的根本原因，主要体现在西方文化知识、英语习语典故、语体意识的缺失。扩充语用图式知识可以接触丰富、真实的语言材料，利用现代化教学技术以及开设中西文化比较课程及讲座。他还对掌握了足够的图式知识后的语用能力提升提出了建议。

③原型范畴理论。罗小英（2008）从原型范畴理论以及图式理论角度对中英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现象进行了分析，得出文化定势模式以及一成不变的固定图式都会造成语用失误。

二是顺应理论的角度。李桂芝、张国（2003）首先运用顺应理论对语用失误产生的根源进行了阐释。他们认为语用失误的成因是没有根据语境因素不同选择相应的语言结构，即没有做到语境与语言结构。主要体现在语言使用者（交际对象）、物理世界（时间、空间的指称关系）、社交世界（社交场合、环境、言行准则）、心理世界（交际者个性、情绪、愿望、意图）四个方面。基于此，张国（2004）提出语言顺应是避免语用失误的方法之一。

三是错误分析理论的角度。之前，人们多用错误分析理论分析语音、语法、词汇等典型语言错误上，忽视了语用失误的研究。王伟（2012）基于错误分析理论，对英语专业学生的汉译英语用失误分类、统计、分析，得出在汉译英过程中，译者对语境的忽略是造成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提高汉译英教学质量的建议。

四是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王艳平（2008）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框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词汇、句法、言语行为等层面对语用失误进行了分析。王雅舒、李晓燕（2009）从言语行为理论角度提出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对于言语行为会有不同的见解，造成语用失误。他们还列举了打招呼、道别、邀请等典型的社会语用失误案例，希望引起人们重视。王东浩（2013）除了社会语言失误，还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来了重音、语调、词汇、语法等语用语言失误，从分析中获得了对语用失误的态度、对外语教学、对文化交流的启示。

五是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的角度。雷聪（2010）从霍夫斯泰德关于文化价值观的五个价值维度之一——权利距离入手，对跨文化语用失误进行了分析。中国属于高权利距离国家，欧美属于低权利距离国家。作者通过实验调查证明在外教课堂教学中中美师生会因为权利距离不同而造成语用失误，这些语用失误主要表现在合作原则上、礼貌策略上及“面子”策略上。

（3）针对语用能力的定量实证研究增多

上世纪学者们主要是对于跨文化语用失误的理论及成因进行研究，虽提出减少语用失误，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语用能力的建议，但运用定量实证的研究方法较少。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跨文化交际的场合越来越多，更加注重跨文化语用能力的培养，所以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都对语用能力展开定量实证研究，并提出了提高英语学习者的措施。

甘文平（2001）就运用定量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学生的教材、大学英语教师教育背景以及我国语用研究现状，分析出我国大中学生、老师语用能力较差的原因，并且在教材编写、学生英语知识衔接以及大学老师如何提高语用能力等方面提出建议。叶绍宁、滕巧云（2003）认为必须通过增强语用意识来提高语用能力，因为缺乏语用能力会造成语用失误。因此，他们针对教师、教材、课堂三方面提出培养学生语用意识的方法。邬颖祺、陈国华（2006）对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中国大学生在请求言语行为和语用惯例方面的语用能力进行了调查，发现不论语法能力强弱，学生语用能力均欠缺。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学生们缺乏元语用语言知识，所以大学应重视英语元语用语言知识的教学。刘建达（2006）研究了中国学生对于道歉这一言语行为的语用表现，发现语用能力有待提高，与此同时他也发现测试中国英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三种方法：书面话语填充、选择性话语填充、自我评估均具有较高的信度和较好的效度，但对于测试的成绩会有一定的影响。之后，刘建达（2008）还发现当时的语用能力测试主要是测试学生的语用语言知识，对于社会语用能力的测试很少，这就为今后的语用能力测试提供了方向。鲍晓英、钱明丹（2013）通过调查问卷和口译试验的方式，发现国内口译教学中学生语用能力不够的问题，提出构建“教材—教师—教学”口译语用能力培养三维模式。

（4）语用失误研究范围扩大

21世纪开始，学者们不在将语用失误研究范围局限于外语课堂上，而是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进行了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

口译、商务谈判方面的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加入了许多国际组织，商务谈判等活动需要口译发挥正确作用才能顺利进行。汪滔（2002）根据语用失误理论对于口译中的语用失误进行了分析，希望在交流中减少误解，交际顺利进行。秦红、杨秀芬（2003）对中美商务谈判中口译语用失误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口译员会因语言教学、文化差异以及相关知识储备较少等原因产生语用失误。

在翻译方面，语用失误研究也扩展到许多领域。郝钦海（2000）对于中译英广告中的语用失误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语用失误比语言失误更难令人原谅。蒋磊（2002）探讨了商标翻译的社会语用问题。他分析了商标的语用意义，指出商标的语用翻译失误是由于片面的字面翻译、违反消费心理、文化差异以及政治制度不同等原因造成的，并提供了商标翻译的语用策略。赵小沛（2003）对国内公园、商店、车站等公共场所的公示语英译错误实例进行了分析，得出造成翻译语用失误的原因是由于缺乏语用教学而导致的母语干扰以及不了解目的语文化背

景。同时他还呼吁英语工作者重视国内公示语英译问题，减少语用失误。石春让、胡晓静（2011）对于科技英语翻译中出现的语用失误进行了归类、分析，并依此对规避科技英语翻译提出方法，如直译、意译、增译、省译、加注等。

在旅游业方面，有些学者对导游的语用失误进行了分析。陆建平（2001）对于中国导游在交际过程中出现的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会语言失误进行了分析，呼吁将语用研究的成果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减少语用失误带来的危害。刘元胜（2003）通过对涉外导游的语用失误调查，得出了结论：旅游业中，由于经验少、不熟悉目的国语用习惯及文化风俗等原因，导游易出现语用失误，其中社会语用失误更多。根据此结论，他更加深入地探讨了语用失误原因，并提出建议。

在新闻访谈方面，陈玉（2008）分析了英语新闻访谈中产生的跨文化语用失误，对其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跨文化新闻访谈能减少语用失误。

在网络语言方面，姚露伟（2014）提出由于文化差异、语言思维模式不同、翻译欠缺以及网络语言使用随意等原因，汉语网络语言在国外使用时会产生误解，造成语用失误。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在汉英词典（黄燕萍，2007）、法律（李雄伟，2007）、影视作品（张晓翠、王冠华，2011）医护情境（李悦，2017）等领域对翻译语用失误进行了研究。

（5）除英语外的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秉持对外开放的态度，不仅与英语国家，与其他非英语国家也有密切交流。因此，学者们除了对汉英之间的语用失误，也对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语用失误进行了研究。王海滨（2004）认为在以俄语为交际工具的俄汉跨文化交际中，误用俄语和套用汉语会造成礼貌用语语用失误。为避免这种情况，除了加强对俄语礼貌用语的系统学习，还要克服民族、群体中心主义的影响，使客位文化适应主位文化。孙咏莉（2004）研究了在华哈萨克人在使用汉语交际时产生的语用失误的内容、分类及原因，并提出了建议。蔡晓丽（2006）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研究日韩与东南亚的在华留学生实行“拒绝”这一言语行为的特征，发现他们会因掌握语言程度不够、语用知识不足、教材语料不贴近现实等情况而出现语用失误。赵三敏（2006）认为对“批评”这一言语行为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所以他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以在华的印度尼西亚留学生及中国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分析描写出印尼留学生语用语言失误的表征和社交语用失误的表征，之后从语法的异同、文化差异、社会同一性方面对这些语用失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李月侠（2009）以偏误分析理论为基础，对泰国学生运用汉语交际过程中出现的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会语用失误进行了举例、分析原因、提出对策。

三、结语

根据上述综述可知，随着改革开放，从1986年“语用失误”这一概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到现在，学者们对跨文化语用失误的研究不断深入，定义更加明晰，理论深入、实证增多，并且敢于从不同理论角度对跨文化语用失误进行分析。他们针对减少、避免跨文化语用失误而提出的策略和建议，使人们更加注重语用能力的提升，在跨文化交际中避免语用失误，促使交际成功。但是有一点学者们的跨文化语用失误研究集中于外语教学、翻译、旅游、商务谈判等实用性强的领域，对于其他领域，如外交方面的研究就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