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事实与价值：巴林顿·摩尔的历史社会学

很难用一个章节的篇幅来公正评判巴林顿·摩尔的历史社会学方法。缘由之一是：虽然摩尔对某些课题有持久的兴趣，但他却在三十多年期间公开出版一连串著作中不断转移研究重心。例如，《苏联政治》（1950）就采用了功能主义者的思考风格。摩尔讨论了工业化社会的功能需求的限制性条件以及在后革命时代的俄国实现乌托帮式的意识形态的限制性条件。他也考察了模糊意识形态在后革命时代俄国社会的极权制度下的功能，以及分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为何都必须经历困境和痛苦的本质。此类困境是《恐怖和进步苏联》 (1954)的主题，这本著作涉及把各种策略应用在后斯大林政治制度中的潜在风险。在这本著作中，摩尔也特别注意到了在极权社会中人们生存的心理压力与社会压力，以及在极权社会意识形态中人们完善真与美的思想的后果。

在《专政和民主的社会起源》（1966）一书中，摩尔旨在以一种带有强烈进化论倾向的“现代世界的路线”的方式来表达历史变化的代价和规律性。在这本著作的论据形成过程中，比较分析方法扮演了一个战略性的角色。在《社会起源》之前，摩尔就在《政治权利和社会理论》（1958）一书中尝试探讨了方法论问题。在《社会起源》之后，摩尔在《反思人类痛苦的起因》（1972）中广泛采用功利主义的方法直接抨击伦理问题。近年来，在《非正义》（1978）中，摩尔更像一名政治理论家，试图用具体历史研究（德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资料作为一种方法的基础以理解政治权威为何利用功利主义者、进化论者和功能主义者的观点以及他们为何对文化、个性和社会三者互动很敏感。在前不久出版的另一部著作《隐私：社会和文化历史研究》中，摩尔讨论了隐私的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其标志着作为社会分析家的摩尔所具有的原创性品质，因为此书的论据和结论都无法从以前的著作中预见到。

道德和方法

从方法论来看，我把摩尔看作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从实践上来看，摩尔是政治理论家和道德分析家。换言之，我对摩尔探寻的知识，获取知识的技术，以及这类知识与界定（或发现）理性的政治或社会秩序的基础的关联性感兴趣。刚提到的这三个问题即探寻的知识，正当地获取知识的技术，知识本身所蕴涵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关联性，它们紧密相连，这一点可以从本章的余下部分看出。本节讨论部分基于1958年和1972年出版的两本文集，在适当的地方，将会参考主要著作的某些方面。这些著作将会在本章的苏联研究、社会起源、非正义三节中直接加以讨论，在最后一节，我将全面评估摩尔对历史社会学的贡献。

摩尔不愿意用文字陈述他的研究方法，因此有必要去回顾1958年出版的文集《政治权利》，在那里我们能找到一些类似于研究者进入社会所要遵循的一系列规则的东西。摩尔在题为《新经院哲学和政治研究》和《社会科学的策略》论文中列出了许多重要的目标。然而在这些论文中并不能找到详细的食谱。语调倒不是“拿三个鸡蛋”而是“去西部，年轻人”。如果上述讨论能与《反思》一书中的论据（尤其是“论快乐的单一性和痛苦的多样性”那一章）结合在一起，就可能列出摩尔为其个人以及他的弟子所规定的实际目标。其中四种目标将可能得到确

认。第一，试图去发现“可以加以运用的变化性原则，而不仅仅是一系列的事件”；换言之，确认在具体事件中可操作的常规性过程。第二，尽可能准确地区分两种事件，一是由历史或其它限制性因素决定的事件，二是由于处于社会发展某个特定阶段的男性和女性的故意行为所导致的事件。第三，区分在时空中经常或反复发生的社会秩序和以累积成长和变化为条件的社会秩序。第四，制定一套可供人们进行道德选择的可操作性程序，因为人们的行为要受到历史，人性和社会结构的制约。

摩尔认为社会领域的事实与自然世界的事实一样，都是发现的客体。社会事实与历史事实并无本质差异，二者具有等同的本体地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与有关过去或现在的个体或组织的特征的信息一样，有关社会结构类型特征的信息也属于相同的事实秩序。因此，信息（比方说有关物质条件的信息）和有关个体的思维或信仰的形式以及个体的动机的信息具有同等的事实价值。

事实的相关性取决于摩尔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布尔什维克政权是如何处理以下二者的冲突？一是布尔什维克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目标，二是在被敌人围困的和工业化迅速扩张的社会，布尔什维克用于执行权力的手段（《苏联政治》）。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权是如何发展的（《恐怖和进步》）？在商业化农耕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何种形式有利于产生民主形式（《社会起源》）？在什么条件下，社会成员能察觉社会政治秩序是不公正的（《非正义》）？在当代工业化社会，社会秩序的哪些要素是这个社会所必需的和独有的（《政治权利》）？从原则上来说，人类的哪些痛苦是毋须有的，以及事实上，是否有希望可以消除这些痛苦（《反思》）？

摩尔主要运用两种技术发现相关的事实。第一种是对具体的个案进行详细的经验研究。摩尔用来发现相关事实的第二种技术是比较分析，即通过对取自于某个社会的具体事实进行排序和并置，以加强或削弱以下陈述：对社会结构或过程进行归纳是否有效。摩尔至少以三种方式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第一，他试图从各种社会中获取的资料进行全面地观察，概括出人类的本质和道德规范。摩尔运用比较分析方法的第二种方式是测试，如果必要，也包括摒弃那些利用一般结论对个案进行的因果解释。第三种，摩尔运用比较分析方法获取一般性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考虑在一个社会结构（或社会过程）的给定类型内可能发生变体的范围，也要考虑与每一种变体相联系的变化的倾向性。

摩尔认为必须区分三种控制和协调权力组织（比如军队和政党）的方式。每一种方式都有其特殊的问题。例如，封建主义（一种通过忠诚和个人责任所建立的有机组织的方式）不允许层级组织从下到上来执行中央政策。第二种方式，理性的官僚体制，克服了封建主义的这种问题，但却是以摧毁封建主义内嵌的社会秩序为代价。第三种形式，集权主义，通过取代固定的规则和要求下级的执著而获取某种稳定性。然而置于集权统治者的任意性和监控性却增加了。简而言之，这三种模式呈现了分配和调控功能和资源的变动模式。它们并不代表历史的阶段，而是结构性的替换模式，每一种都包含了矛盾，趋向于把矛盾转换成其它形式。

苏联研究

《苏联政治》涉及工业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的处理，包括来自于具体意识形态的困境。具体来说，摩尔处理了两种相关的问题。一是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目标（包括社会平等的获取）和取得，执行和维持权力的命令，命令的体现形式为专制和权力主义的方式。第二个问题涉及了维持工业社会中的劳动分工的复杂和层级的体系以及这种分工体系对政治组织产生的一些后果。

首先，摩尔研究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征服和控制俄国政府所运用的各种策略。其次，他考察了在斯大林逐渐取得权力的那段时期，执行权力的政府人员所要面对的困境。第三，对自1950年以后斯大林主义统治的时期进行了研究。摩尔关注每一个阶段相关的三个问题：强加给政党领导者的困境，强加的方式是把意识形态因素，功能性的命令和国际关系混合在一起；政党领导者处理困境的得与失；方法本身所引起的结构性问题。

摩尔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影响了政党领导者执行权利的态度，其影响表述为比如以下问题的重要性，经济和其它社会发展是如何影响权力的分布？这些因素是如何操纵以利于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这种语境下，就必须找到一种意识形态可接受的一种方式以解决在工业社会的政治集团和共产主义者或非共产主义者面对的各种问题。首先，工业是如何进行组织的？生产要素（物质资料，人力，资本）是如何进行组合的？生产目标是如何被具体化的？分配是如何组织的？第二，劳动力是如何被约束的？工人是如何组织的？工会是如何进入这个体系的，如果有的话？第三，城市和农村是如何联系的？如何确保农民为城市提供足够多的粮食供应并且不发生政治动乱？第四，在统治集者团和广义的社会中，社会地位秩序，权力系统和集中统筹是采用了什么样的形式得到维持的？最后，与其它世界的联系是如何得到处理的？

1921年引入的新经济政策阐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因为其影响以上问题的答案的获取。政府允许私人企业在许多领域继续从事经济活动，但政府保留对经济的“高度控制”。用摩尔的话说，“如果曼彻斯特的自由党控制俄国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察觉到有任何的困境”。不幸的是，对20世纪20年代早期经济恢复负有责任的社会力量或主动或被动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由此而导致的冲突就意味着权力主义者会对此作出反应。

摩尔考察了此类经济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执行情况。这类政策具备许多典型的特征。民主的情绪被用来把人民的敌意朝向少数政党的官员，并使他们离开领导岗位。有组织的反对派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被消灭。苏联仅仅成为一个政党权领导权的地方性管理机构。诸如秘密警察的官僚统治方式被用来监控地方和中央的管理者的活动，以及让精英层获取最大量的信息。无产阶级控制的神话出现了，证明了工会独立性减弱的合理性和允许把收入差距引入到劳动力阶层。

专制和民主的社会起源

从两种意义上说，《社会起源》是一部比《苏联研究》更具有远见卓识的学术著

作。第一，摩尔不仅在一个社会，而是在六个社会（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中国、印度）来论证和释社会变迁，尤其是政治冲突及其后果。第二，他不仅对所考察的社会的结构转型过程提供因果解释，而且对此类转型过程的结果进行系统的道德评估。

摩尔对从商业农耕的国家组织形式到个案提到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感兴趣。他的目标被清晰而准确地描述（用他自己的话）如下：

本书力图解释在农耕社会（被简单地界定为大多数人口靠浓产品生活）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有地的上层阶级和农民所扮演的各种政治角色。具体来讲，就是力图发现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此条件使得在西方国会版的民主形式的出现和右翼和左翼（即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政权）专政的背景下，有地的上层阶级或有地的农民或二者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摩尔认为“在所考察的个案范围内，将可能发现从前工业到现代世界的三条历史路线”。后来，他写道：

尽可能精确地总结，我们努力寻求理解上层阶级和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导致资本主义民主），流产资产阶级革命（导致法西斯主义）和农民革命（导致共产主义）中扮演的角色。有地的上层阶级和农民对商业化农业的反应方式是决定政治结果的关键性因素。

这些因素很容易识别并被摩尔视为与研究的所有个案相关，且适合比较分析研究。这些因素包括有利于资产阶级（从城镇和农村市场的操控中获益）的商业化倾向的程度；有地的上层阶级（取决于对受抑制的政治机制）所采用的商业化农业模式的程度；农民社会结构有助于从底层社会反对剥削和压迫的程度。

从《社会起源》的文本中，很容易看出民主路线（英国、法国、美国）的特点是强烈的商业化倾向，包含有权力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出现。就导致法西斯主义（日本、德国）的路线而言，反对资本主义集团不足于抵消由有力的政治控制力量支持的农业劳力的抑制形式所导致的结果，而农民社会结构不能起着有效抵抗的作用。就导致共产主义（中国、俄国）的路线而言，商业化倾向的程度很弱，而农业剥削的劳工抑制形式不管在抵制现存的反叛的农民团体的影响方面（俄国）还是预防以后的生长方面（中国），都不能起作用。

上述陈述是对三条路线某种特征进行的分析性描写。这些陈述缺乏系统的概括性，而概括本身能确认先前存在的各种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的在场和不在场能导致每条路线各自特殊的政治结果。《社会起源》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陈述，这表明摩尔的意图不在于确认适合于每条路线的一系列典型的起因。他的因果分析目的在于解释具体社会中的具体的结构转型（尤其是内战、革命等）。分析表明相同的路线在不同的社会中会产生巨大的差异。这一点明显体现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比较分析研究中。导致俄国和中国的农民革命的不同方式的比较也能体现这一点。一方面，反叛的农民团体极大地加速了沙俄帝国的崩溃；另一方面，在没有得到内在分散的农民的帮助下，中国王朝照样分崩离析了。中国共产主义者

不得不凝聚农村劳动力，组成新的统一战线。

摩尔没有解决因果序列的这些差异。他的路线不是通过一组因果关系来区别开的，而是一组结果或后果。广义上讲，占有政治权力大部分份额的资产阶级是利于民主的结果。非民主结果采用了两种主要形式。法西斯的形式（其价值理念是对民主意识形态的颠倒）是统治集团的表达，渗透着农业上层阶级的传统和包含着政权领域中从属的工业阶级。共产主义形式（通过根除贵族阶级使其成为可能）包含农民和工人，就贵族所提供的自由（理所当然的“高于”民主所提供的自由）而言，农民和工人在贵族政权中被合法化了。

摩尔的“社会起源论”

按照以上的“六维度分析框架”，我们先来看看摩尔的“社会起源论”。摩尔从比较历史的角度，区分出四种有先后和因果关系的现代化道路：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共同发展的道路，以德、意、

日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的“右翼”专制道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左翼”专政道路，以及印度式的殖民地民主化的道路。

传统阶级理论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去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摩尔则从追根探源的角度，把目光放到了地主贵族和农民阶级上，该书的副标题就是“现代世界诞生时的贵族与农民”，而所谓的“社会起源”就是这种“社会结构”的起点状态。在他看来，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农民阶级的出路问题，各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其实就是解决这一核心问题的方式和结果的不同。

按照摩尔的分析，绝对君主制、官僚统治、专制主义都不利于民主的发展，所以，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权力均衡是民主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土地贵族的商品经济化则同样重要，因为

它削弱了土地贵族对国王的依附，并使之与城市新兴阶层的利益结合得更紧 [iv] 。商品化的原因不在文化价值[v] ，它取决于邻近城市的市场与运输手段。这种过程在英国最为突出（农民自由迁移），法国次之（农奴交

租贵族进入市场），德国和俄国则是完全的农奴制。

英国土地贵族在政治上的优势使他们能通过“圈地运动”把农民问题从政治中排出（所以土地贵族“成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vi] ），美国通过内战解决了这个问题，法国则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后来的民主不顺利），德、日、俄、中则问题严重（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结盟导致了法西斯主义，而联

盟的失败则导致了共产农民革命 [vii] ）。在印度，王朝的衰弱使地方势力膨胀，商品经济程度低，农民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民主是在反殖民革命而不是在社会革命中建立的，所以印度的民主充满了阻力和不确定，这就是“实现了现代化却没有一场真正革命的后果” [viii] 。

总之，民主的五因素包括：国王与贵族的力量均衡、农业贵族商品化和农民阶级的消失、资产阶级的产生、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无法结盟、社会革命。简单地说，“社会起源论”就是“社会结构”决定民主原因的理论。

对摩尔的“社会结构原因论”的解释力来说，第一个关键问题是“主体问题”。在摩尔之前，有影响的理论包括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李普塞特的“现代化理论”。“阶级理论”强调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阶级斗争 [ix] ，“现代化理论”认为人均收入影响民主发展。这两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假定“被动主体”的“历史决定论” [x] ，因为在“历史决定论”中，主体要么是不存在的，要么就只是历史必然规律的被动工具。

摩尔的“社会起源论”实际上也是一种“阶级理论”，只不过他把重点从资产阶级转向了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摩尔也讨论国王、贵族、农民、资产阶级，但这些主体似乎都是内在统一、毫无分歧的，他们的行为在摩尔那似乎都是自明的，所以，我们根本无须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行为而不是那样行为；他们看上去不是在主动地选择，而似乎是在被动地“执行”特定的“社会结构”规定给他们的“历史任务”。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起源论”依然是一种“目中无人”的“历史决定论”：有英国那样的“社会结构”就必然有民主，没有英国那样的“社会结构”就必然走向专制（德国、日本；俄国、中国）；如果这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不通过革命产生（美国内战、法国革命），它就必然阻滞民主的发展（印度）。

“主体问题”的缺失，使摩尔在分析国王与贵族的势力均衡时，几乎完全忽视了宗教和政治文化对“有限君权”的作用，他因此没有深入分析，为什么“英国中央政府掌握的镇压机器，无法和欧洲大陆诸多强有力的君主政体同日而语” [xi] 。与此相关，如果农业商品化对民主那么重要，那么，不同社会的农业商品化的不同又是如何造成的？仅仅是他所说的“市场与运输手段”问题，还是有“利出一孔”的君主专制与“有限君权”的对比问题？

摩尔也看到：“19和16世纪东北部德国的王权反动，打断路农民挣脱封建奴役迈向自由的进程，也打断了与此密切相关的市镇生活的发展，这一切曾在英法逐步演化为西方式民主。……尔后，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挑唆贵族和市民彼此攻歼，对各等级加以镇压，最终摧毁了贵族的独立地位，因此控制了贵族，使他们无法走向建立议会制政府的道路” [xii] 。但是，他对客体化的“社会结构”的偏爱，导致了他无法从宗教和政治文化去分析英国式“有限君权”的作用。

第二个关键的问题是，摩尔所说的“民主”到底是指“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民主巩固”中的哪一个？摩尔明确地用一种“过程论”的观点来定义民主 [xiii] ，因此，他所说的民主就是“民主发展”，包括“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民主巩固”。

这种“民主过程论定义”完全是他的“社会结构决定论”的需要，因为只有“民主过程论定义”才能赋予他的“结构分析”以足够的弹性空间。就是说，当他需要以“社会结构决定论”去解释英国的“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时，他的理论就在“民主产生”上有效；而当他不需要以“社会结构决定论”去解释美、法、德、意、日、俄、中、印等国的“专制崩溃-民主确立”时，他的理论就依然在“民主发展”上有效。

只有当人们一定要追究他的理论到底分析的是“民主产生的原因”还是“民主巩固的原因”时，摩尔的“社会起源论”才彻底陷入困境。如果他分析的是“民主巩固的原因”，那么“民主产生的原因”就依然是他没能解释的问题；如果他分析的是“民主产生的原因”，那么，他的理论就根本无法解释英国之外的所有其他国家的“民主产生的原因”（因为那些国家都是在民主建立之后，要么发展缓慢，要么没能巩固而陷入专制）；如果

他分析的既是“民主产生的原因”又是“民主巩固的原因”，那他的理论就变成一个“针对个别特例的而不是一般性的理论”。但无论是这三种情况的哪一种，摩尔的“社会起源论”都是失败的。

有三个例子可以突出地表明摩尔的这种理论困境，一是法西斯主义，二是美国民主，三是印度民主。

摩尔认为，“如果没有民主，人们就不会接受法西斯主义。或者如人们所夸张的：民主是法西斯主义历史阶段的民众入口。法西斯主义力图使反动倾向和保守主义大众化和平民化，由此保守主义必然会失去它一度保有的与自由主义的重要联系” [xiv] 。如果民主和法西斯主义有先后和因果关系，“社会结构”的原因分析就从“民主产生的原因”转到了“民主巩固的原因”；而从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摩尔所分析的“社会结构”与其说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本原因，还不如说是这些国家民主化过程出现曲折的因素，因为德、意、日毕竟最终都民主化了。这种历史现实当然在事实上削弱了“社会起源论”。摩尔的“社会起源论”显然低估了民族主义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就把现代极权主义归之于意识形态的狂热、帝国主义的野心、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成为极权土壤的大众中的失落灵魂[xv] 。

美国民主的要点显然是分析美国革命和美国联邦制的原因，他的“农业贵族商品化和农民阶级的消失”的“社会结构分析”当然是完全无法解释得通，所以，摩尔令人惊讶地极力贬低美国革命的意义，认为它“未引起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它只是英、美之间的商业利益之争” [xvi] ，美国革命的意义变成了“独立革命”而不是“民主革命”。这种狭隘和荒唐的结论当然不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削足适履”式地维护自己理论框架的产物。结果，对于“蓄奴制妨碍民主发展”这样一个简单得不能更简单的问题，摩尔却大花笔墨地进行“勇斗风车”式的论证。他从蓄奴制的经济效率和对工业发展的有利 [xvii] ，讲到美国内战的原因和美国内战的意义，完全陷入了文不对题的自我辩护。

印度民主可以说是一个关于民主原因理论的“判决式检验”，因为从产生到发展，印度民主根本不能满足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理论所罗列的条件。摩尔对印度的分析可以说完全“不知所措”，他所设想的“社会结构”在印度找不到，他所期待的社会革命也没有在印度发生。也正因此，他没有明确地把印度民主单列成一种现代化道路。

至此，摩尔的“社会起源论”已经几乎完全坍塌。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结构”的“理论灵感”完全占据了摩尔的研究，以至于他彻底忽视了对自己理论体系作出类似于“六维度分析框架”的“纲领性思考”，“社会起源论”也因此根本无法给我们展现出一幅清晰的“思维的地图”。摩尔的“社会起源论”在东西方理论界久负盛名，但我的论证表明，“社会起源论”其实只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一个典型例子，理论界打瞌睡的时候比清醒的时候未必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