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春秋》:《春秋》是古代中国的儒家典籍，被列为“五经”之一。《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据传是由孔子修订的。书中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由于《春秋》的记事过于简略，因而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传”，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国语》:《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八国的历史，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下至周贞定王智伯被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左传》:《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非一时一人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左传》起自鲁隐公元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战国策》：《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书名亦为刘向所拟定。

《孟子》：《孟子》是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一部，记录了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的治国思想和政治

策略，是孟子和他的弟子记录并整理而成的。《孟子》在儒家典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四书”之一。

《庄子》：《庄子》又名《南华经》，分内、外、杂篇，乃由战国中晚期逐步流传、揉杂、附益，至西汉大致成形。目前所传三十三篇，已经郭象整理，篇目章节与汉代亦有不同。内篇大体可代表战国时期庄子思想核心，而外、杂篇发展则纵横百余年，参杂黄老、庄子后学形成复杂的体系。司马迁认为庄子思想“其要归本于老子”。

“楚辞”

《周易》

《山海经》

诗三百：《诗经》共有305篇，称为“诗三百”或“诗三百篇”，是举其成数作《诗经》的代称。到西汉初年，诗三百篇被奉为经典，才尊之为《诗经》。

风雅颂：这是《诗经》内容的分类，最早见于《荀子儒效》。“风”也称“国风”，“风”是乐歌曲调的意思，“国风”包括周南、召南，卫、王等十五个地区的乐歌，共一百六十篇。“雅”是王畿附近的乐曲名称，包括“大雅”“小雅”两部分，“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一百零五篇。“颂”分为“国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是宗庙祭祀的乐歌。

赋、比、兴：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总结出来的三种艺术表现方法，与风雅颂合成为诗之“六义”。朱熹《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赋比兴是《诗经》广泛运用的形象化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三种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

四家诗：《诗经》虽遭秦火焚毁，但由于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得以保存。至汉复得流传，当时传授《诗经》的有四家，齐之辕固，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苌，简称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武帝时已立官学，毛诗晚出，未得之。毛氏说诗，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其余三家则称为今文。自东汉末年，儒家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学习毛诗的人逐渐增多，其后三家先后亡佚，今本《诗经》就是毛诗，独行于世。

毛传郑笺：汉代毛亨、毛苌为《诗经》所作的注解名为《毛诗故训传》，简称“毛诗”。东汉郑玄又为“毛诗”作笺注，名为《毛诗传笺》，简称“郑笺”。

变风、变雅：原出自《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盖指《风》、《雅》中周政衰乱时期的作品，以与“正风”、“正雅”相对。“正”、“变”的划分，不是以时间为界，而是以“政教得失”来分的。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

大、小雅：《毛诗序》说“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孔颖达疏则云：“诗人歌其大事，制为大体，述其小事，制为小体，体有大小，故分为二焉”。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层贵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层贵族，也有下层贵族，和地位低微者，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

春秋三传：解释和补注《春秋》的三部历史著作，《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的合称。《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相传作者为左丘明，难以考证。《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作者是齐人公羊高，《谷梁传》又名《春秋谷梁传》或《谷梁春秋》，作者是鲁人谷梁赤，《三传》中《左转》的成就最高，《公羊传》和《谷梁传》侧重阐发《春秋》经义，叙事较少，以议论为主。二书文学价值不能与《左传》并论，但在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有深远影响。

春秋笔法：原指《春秋》作者以“一字寓褒贬，别善恶”来表明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的思想倾向的写作方法。春秋笔法言简意赅，委婉含蓄，用于准确，浅显平实，表现出修辞学的发展，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人们把文笔含蓄蕴藉，带有所谓“微言大义”并暗寓褒贬的文字，也称为春秋笔法。

诸子百家：指春秋战国时出现的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各种学术派别。当时，各派纷纷著书立说，招徒授学，宣扬自己的主张，互相辩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百家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影响较大的为儒、道、墨、法四家，尤以儒、墨为显学。

《九歌》：《九歌》本是古代乐歌，据说它是启从天上偷来的。《楚辞》中的《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作的祭歌，并取古代乐歌为名。《九歌》中共有十一篇，与题目所示的“九”不合，历代学者多有解释，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之曲，为各篇所通用，其余每篇各主祀一神。《九歌》充满浪漫气息，想象优美而丰富，和民歌有血缘关系。

《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九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较之《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九辩》:《九辩》之名源于古代传说中的天乐，宋玉写的《九辩》只是袭用古乐之名而作，在内容上已非其本来面目。《九辩》是楚辞中的一首抒情长诗，共255句。

“美政”理想：屈原“美政”理想的主要内容就是明君贤臣共兴楚国。首先，国君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国家。其次，应该选贤任能，罢黜奸佞。另外，修明法度也是其“美政”的内容之一。总之，相对于楚国的现实而言，屈原的“美政”理想更加进步，并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向。' P" ]0 A;

“香草美人”：《离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

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的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香草美人”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它们又是与楚国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的。这些较为原始的楚地民间文化中的文学意象不但被屈原借以描述现实，同时也帮助屈原进入古代神话或原始宗教的情境之中，通过对来自历史和人类心灵深处的自由和激情的体验，达到对现实的超越。

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孟子重视道德修养，他把孔子的“仁”的道德规范发展为仁义，提出尽心、养性、诚心、寡欲等修养方法。浩然之气就是通过“义”的积累而养成，它到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自觉实行仁义之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把道德操守置于生命之上，他的舍生取义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风骚：《诗经》和《楚辞》代称，《国风》和《离骚》分别是《诗经》和《楚辞》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高峰，成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流派的典范。“风骚”的优良传统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极为深远。

互见法：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时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

个人物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的传记中显示。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传散文。《汉书》先后经过四人之手才完成，分别为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其主要作者是班固。在体制上承袭《史记》，而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分本纪十二、表八、志十、传七十，共一百篇。

《淮南子》：是西汉皇室贵族淮南子刘安招门客编成，是两汉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以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汉乐府：乐府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继而在唐代出现了不同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宋元以后，“乐府”又用作词曲的别称。因这两种诗歌的分支，最初也都配乐演唱的。

散体大赋:汉代兴胜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一种艺术形式。它除师承屈原、宋玉外，还师承《诗经》的“雅”、“颂”，是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发展起来的。这种作品多属为统治者

扬威颂圣的文字，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代表作品是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

七体：赋的体裁之一，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这种赋体由枚乘首创，典型作品即《七发》。《七发》的结构形式引起后世很多人模仿，如傅毅有《七激》，张衡有《七辩》，马融有《七广》，曹植有《七启》，徐干有《七喻》，张协有《七命》等等，以至于《文选》于赋体之外，特立“七体”，所以“七体”始于枚乘的《七发》，而名称始见于《文选》。（在赋中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体”。

建安风骨：指建安诗歌的风格特色，所谓“风”主要指建安诗歌反映社会动乱，抒写理想壮志的现实内容，“骨”主要是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特色。两者结合指建安诗歌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刚健的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风骨，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建安风骨”，但他无疑是将建安文学作为风骨的典型来看待，后来钟荣在《诗品》中则直接用了“建安风力”一词。后世的作家在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和单纯的修辞之美，而强调文学的热情和内在的感染时，往往就标举“建安风骨”的旗帜，如陈子昂。在文学发展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建安文学：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称谓包括了其后若干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这一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的作家，“三曹”“七子”和蔡琰是其中的代表。他们都曾被卷入极度动乱的时代漩涡，生活和思想都有较大的变化。一，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打

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GC，二，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反映社会动乱和抒写报国壮志的充实内容，慷慨悲凉的情辞和苍劲雄浑的风格形成了“建安风骨”，对魏晋南北朝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我国古典诗歌也从此摆脱了四言格局，完善了五言体制，开创了七言新体，这一时期，赋与散文也表现出新的面貌。

正始文学（诗歌）：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两晋立国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其中嵇康、阮籍的文学成就最高。所谓“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即是他们的主要特色。

竹林七贤:正始时期的隐士，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他们发言玄远，任性放达，饮酒服药，一进颇有名声。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世方式也各有不同，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嵇康。

咏怀诗：阮籍所作。有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前者尤为著名。它开创了中国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非作于一时，反映了他的各种感受，因多用比兴、象征的手法，诗意较为曲折隐晦，钟荣《诗品》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继承了“小雅”和“楚辞”的传统，开创了一种委婉含蓄、言近旨远的抒情风格，但也有词旨隐晦的缺点。它采用随感录式的写法，触景生情，睹物兴怀，不事雕琢，形式较为自由，给后代文人很大的影响，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怀诗》，车陈子昂的《感遇》，

李白的《古风》，这些成组的咏怀之作，显然都继承了阮籍的《咏怀》风格。

玄言诗：是指以老庄玄理为主要内容的一种诗歌，两晋永嘉年间至东晋盛极一时，代表作家有孙绰、许询。他们“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作者“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成就不高，但在玄言诗风行的百年间，对文人山水审美体验的启发，山水诗的继而兴盛很有影响。

仙诗：往往假托神游仙境来抒写诗人的怀抱，或表达追求精神自由的向往，或表达对现实的鄙弃，诗人往往在仙境中寄托自己对时代社会的体验，最早以游仙作诗的是曹植，郭璞的游仙诗虽沿袭前人，但他的游仙诗往往是其仕途偃蹇、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寄托，是抒发其苦闷情怀的一种特殊方式，艺术水准较高，成就较大。

太康体：指晋武帝太康年间出现的一种诗风，这种诗歌重模拟，重辞采，讲究对偶、用典，诗风靡丽，内容繁缛。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中有“太康体”之称，举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其代表人物。

左思风力：是对西晋太康时期诗人左思诗歌风格的形象概括。语出钟嵘《诗品》。左思是西晋最杰出的诗人，代表作《咏史诗》八首，风格刚健，感情深沉，和当时流行的华丽诗风迥然不同。他的诗承建安风骨，抒写怀抱，抨击现实，多不平之音。气势雄健，笔调挺拔，辞采壮丽，形象鲜明，风格独树一帜，人称“左思风力”。

田园诗派：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流派，最重要代表人物为东晋诗人陶渊明。古往今来，陶

渊明的诗作及艺术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田园诗，它自成流派、一直影响后世诗人创作的发展，陶渊明的诗大部分取材于田园生活，来源于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深切感受，有的接近于口语，有的近似歌谣：有的直抒胸臆，直接表明了作者热爱躬耕生活之情，语言平淡而自然，朴实而又毫不缺管色彩，给人一种清新、淳美的感觉、诗情画意的感受。

陶谢：指东晋末宋初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杜甫有“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之句，即指此二人。他们都善于描写自然景物。但陶多写田园，而谢多刻划山水；陶诗语言朴实自然，谢诗则讲究词藻与对偶，崇尚绮丽，风格并不相近。

永明体：永明体是中国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风，又称新体诗。当时的音韵学家周颙发现并创立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的声、韵、调的配合，提出了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必须避免之说。永明体，即以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韵格律为其主要特征。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八位文学家：谢朓、沈约、王融、萧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合称竟陵八友），都是永明体诗歌的作家。其代表人物历来认为是谢朓、沈约和王融。从齐永明至梁陈100余年间，包括吴均、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人在内的九十余人对新体诗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从而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宫体诗：宫体也是新体诗的一种，南朝梁代为宫廷创作所形成的一种诗风。代表作家是梁简文帝父子，庾信父子，徐陵父子。以女子为中心，咏物、艳情为主，诗风轻佻。被称为“徐庾体”。徐陵编有《玉台新咏》，只收“艳诗”，可说是宫体诗的合集。

《水经注》：北魏郦道元著。系替相传为汉代桑钦所作的记载全国道的地理书《水经》所作的注。郦道元引书四百多种，加上自己游历各地、跋涉山川的见闻注《水经》，叙述了许多河流两岸的地理古迹、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对各地秀丽的山川作了生动的描绘，文笔简洁精美，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对后代山水游记文学有很大影响。

志怪小说：志怪，就是记录怪异，主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以记述神仙鬼怪为内容的小说，也可包括汉代的同类作品。志怪小说是受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之说而形成的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东方朔《神异经》等；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等；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志人小说：是指魏晋六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和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数量上仅次于志怪小说。是在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形成的。著名的有《笑林》、《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和其他小说一起，开启了后世小说之先河。

《搜神记》：一部用笔记体裁编写的志怪小说集。二十卷。东晋干宝作。所记多神灵怪异之事，作者意在阐明“神道之不诬”。但亦保存了不少优秀的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其中一些作品揭露统治阶级之罪恶，表达人民之愿望，另有一些故事赞美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等优秀品质，还有一些爱情故事表现了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的痛苦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这对唐人的传奇和俗体文学有重大影响。

《世说新语》：南朝刘义庆编，梁刘孝标注的一部笔记体轶事小说名。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的遗闻轶事，对当时士族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多所反映。虽有消极因素，但批判黑暗，讽刺奢淫，赞扬智慧，表彰善良，亦复不少。语言精炼，韵味隽永。对后代笔记文学颇有影响。

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古代诗文总集，由萧统（梁昭明太子）在东宫时延集文人们共同编订而成。又称《文选》。《文选》选录了从先秦到齐、梁时期一百三十位知名作家和少数佚名作家的作品，共七百余篇。《文选》的序文明确提出了选文的标准是“以能文为体”，具体特征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也就是说只有善用典故或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内容有意义的文章才能入选。虽然《文选》遗漏了许多优秀文人的作品，乐府民歌的收录也甚少，但这仍是一部精挑细选的好文学选本，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杜甫教育他的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宋代谚语也说：“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可以看出它在后代的广泛影响。

新乐府：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新乐府自创新题，抒写时事，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

新乐府运动：唐代贞元、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一批诗人，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重通俗，尚写实”，本着“文章合为文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敢于面对生活，自觉地把生活源泉中觅取诗材，写下大量赋咏新题材，运用新语言，标以新诗题的乐府诗，这就是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的诗论：一、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稗补时阙”“上下交合，内外胥悦”的政治使命，他提出“文章合为文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

七绝圣手：指盛唐诗人王昌龄，他大力用七绝写作，留存下来有七十馀首绝句，约为存诗的五分之二。他的七绝不仅数量多，质量也高，在唐人七绝诗的发展过程中据有重要地位，前人往往将他与李白并称，故有“七绝圣手”之称。

以文为诗：是韩愈的一种创作倾向和自觉的美学追求。主要特点是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诗，不受韵律、节奏、对称的约束，打破诗歌圆转流利、和谐对称的特点，融叙述、议论为一体。“以文为诗”对后世尤其是宋代诗人影响极为深远。

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学革新运动。它经历了从两晋到隋的萌芽期，初唐到盛唐的准备期，中唐的高潮期，晚唐的衰落期等四个阶段。它以儒学复古为号召，以先秦两汉优秀散文为楷模，用刚健质朴的散文取代绮丽柔靡的骈文，以达到张扬道统，革新文风和文体的目的。中唐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和柳宗元，提出了以“文以载道”为核心的完整的古文理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并把它推向高潮，一时追随者云起响应，终于确立了古文的统治地位。（文风文体的改革，自内容言，是明道载道，把散文引向政教之用，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切的关系；自形式而言，是由骈体而散体，是散文自身发展的一种要求。

韩柳：唐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的并称。他俩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中坚和领袖，以其理论主张和

实际创作的突出建树而被视为当时文坛的旗帜。他们的文论都主张文道统一，文质并重，指导了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他们的古文较前人有新的创造与突破，韩愈精于论说文，柳宗元善作山水游记和寓言。两人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散文风格，韩文雄健奔放，柳文峭拔精悍，两人都名列“唐宋八大家”。

永州八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属游记，写出了山水景物中的奇妙动人之处，神形毕肖的地再现山水景色的自然美。有卓越的的艺术独创性，善于抓住景物的最主要特征，又善于以动写静的手法与大量的比喻和拟人化的手法，他的游记，画廊式的展现了永州的山水胜景。（游记的名字再写出来）

以禅喻诗-----以禅喻诗的风气开始于北宋苏、黄等人。严羽改变了前人仅以参禅喻学诗"工夫"的作法，直接以禅境喻诗境，以参禅的"妙悟"喻对诗歌本质的领会。禅宗在说明"如何是禅"的问题时总是恍惚其辞，悠谬其谈，绝不肯作出正面回答。严羽认为诗的本质也是不可言传的，只能依*"妙悟"。这样，他就把以禅喻诗运用到诗的本质问题上，由此导出了后人的"诗禅等一"等论调。

晏欧词风:词体进入晚唐五代以后渐趋成熟，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和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晏殊、欧阳修的词作，主要继承的就是五代这种词风，但他们在继承中又有革新求变的一面。晏殊加深了词中情感的浓度，即浓中渗透着理性沉思的特质；欧阳修则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

风雅兴寄: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诗歌主张。壮伟之情和豪侠之气，是陈子昂诗歌创作的个性风采，也是他倡导的风雅兴寄中能反映一个时代士人精神风貌的新内容，被称为唐诗风骨的东西。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主张恢复古诗比兴言志的风雅传统，提倡风骨和兴寄，对于当时诗风的变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变文：唐代说唱文学作品之一，或简称“变”。当时有一种称为“转变”的说唱艺术，在表演时，往往与图画相配合，一边向听众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其图称为“变相”，其说唱故事的底本称为“变文”。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累讲述佛经故事，宣扬佛教经义；一类讲述历史传说或民间故事。形式约有散文韵文相间，全部散文和全部韵文三种。

晚唐体：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所代表的诗风，这一派追踪贾岛、姚合的诗风，多写清幽枯寂的隐居生涯，代表诗人有九僧、潘阆、魏野、林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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