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人物品读

竹林七贤的思想特点

【摘要】魏晋年间（220-260），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这场斗争彻底改变了两汉以来的学术思想面貌，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从而导致玄学的兴起，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文人朝不保夕，惟纵酒佯狂，挥麈谈玄，成为他们寄托愤懑，逃避祸端，保全性命的精神庇护所。这一时期，“竹林七贤”成了文人代表。“竹林七贤”不仅在文学上颇负盛名，而且任情放达，脱略礼法；饮酒服药，发言玄远。但是在政治思想上，他们又各自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关键词】竹林七贤人物品读

【引言】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其中，嵇康和阮籍的文学成就最高。

七人的政治思想大都“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生活上不拘礼法，追求清静无为，被道教隐宗妙真道奉祀为宗师。但“七贤”在司马氏的政治恐怖日益严重下，他们的政治态度和处事风格逐渐有所分化。

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山涛、王戎等则是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心腹。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之乱，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在文章创作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的《咏怀》诗82首，多以比兴、寄托、象征等手法，隐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罪恶，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表现了诗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闷情绪。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老庄崇尚自然的论点，说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自己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刘伶的《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等，也是可读的作品。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但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

我们不妨来品品七人的味道：

一、嵇康刚肠嫉恶曲终人尽

嵇康，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

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其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部乐曲，合称“嵇氏四弄”。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官拜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但是嵇康的命运却是不济的，甚至说是悲哀的。在“七贤”中他是被迫致死的唯一一个。

嵇康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与魏王室关系密切，更由于当时司马氏以维护名教者自居，学术已堕落为血腥政治的杀人工具，嵇康对名教的思想基础——六经持更加否定的态度，所以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而他的这种性格更体现在他的文章中。他的《太师箴》、《管蔡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说是声讨司马氏的檄文。其中《管蔡论》则从历史就按提起：管叔、蔡叔与周公同为周文王之子。武王死，成王立，周公辅政，管、蔡怀疑周公将篡位，合同武庚叛乱。周公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管、蔡为“顽恶”、“凶愚”，遂成定论。但鞠康却在文中为管、蔡叫屈。这就不是翻旧案的问题了。季刊又有《与山巨源绝交书》文中不仅以“必不堪着七，甚不可者二”，拒绝为司马氏做官，更公然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如此“与旧说相反对”的言论，在当时已属惊世骇俗，更何况“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而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呢？没办法，在这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影响，因此非死不可。而他的这种悲剧命运只要一个导

火索便会发生。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曲毕，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从容赴死。

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他认为“善将以名位为赘瘤，资财为尘垢也，安用富贵乎？”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说自己素有“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忧愤诗》)的志向，又不改“抚心希古，任其所尚”的秉性。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终于不免“谤议沸腾”“频致怨憎”的厄运。而他在临刑前的《广陵散》演奏，曲终人散，千古浩荡之气刺越历史长空。

二、阮籍隐而不显世教所容

阮籍（210——263），字嗣宗，阮瑀之子，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其人“才藻绝艳，倜傥放荡，以庄周为模则”。为人则“旷达不羁，不拘礼数。性至孝”。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他写的《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在

这篇作品中，他把“唯法是修，唯礼是克”的礼法之士与裈中之虱的形象联系起来，造成绝妙的讽刺效果，非切近事物本质，不能如此。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掌权的司马集团很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曾经当过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后来他又主动要了一个官干，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其动机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在两任官职期间，他也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阮籍的这种行为与他的思想性格和处世方式是分不开的。

幼时的阮籍所接受的是很正统的儒家教育，并未接触过真实社会、只沉浸在书本中的阮籍一直到青年时期都还在受此影响。他的真实想法是，当今世道大乱，唯有依靠儒家的思想教育民众，方可实现救赎，而能做到这些的，又舍我其谁？他认为，如今天下大乱，世风不古，可通过音乐来救赎人心，美乐至则民心顺。胸怀大志的阮籍走向社会后，目睹过汉魏易代之际曹魏势力的巧取豪夺，又目睹了司马氏以同样的手段谋取曹魏政权，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要实现太平、实现自己心中那种美好的愿望已经不可能了。由于他对两派政治势力，均无太深的瓜葛，其敷衍行事，较能做到“应变顺和”；立身为文，也自然趋于含蓄，他以大醉抵制司马炎为其子求婚，一大醉敷衍郑冲请作《劝晋王笺》。但是，惟其

如此，阮籍内心，才深藏有更多的矛盾，压抑有更深的痛苦。在他目睹了篡乱相替后，他对曹魏集团的荒淫败政不满，如“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以复来”。另一方面，又忧惧于司马氏的政治恐怖，如“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同时当名教堕落为杀人工具的现实时，阮籍的内心焦虑痛苦，如“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于是他不得不很悲痛的转投了老庄一派，原因是，在老庄的世界里，在竹林的世界里，虽然不可以“平天下”，却能独善其身，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美好，畅然物外，其亦乐哉。总的来说，在文章指斥现实，介入政治斗争方面“隐而不显”，易为世教所容。

三、山涛隐身自晦介而不群

山涛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可是很晚才开始为官。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

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山涛初次入仕时间极短，到正始八年就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後，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山涛第二次入仕与婚姻有关，他的堂姑奶奶山夫人的女儿张春华就是司马懿的原配妻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生母，后来被追封为晋宣穆皇后。他在此后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还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他为当时的晋朝选取了大量人才，在当官时选贤任人，对自己约束甚严，对于贿款而能一直坚守其节，在那时的政治风气下实属不易。

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被后世视为“贰臣”，然而就如此判定山涛的评价，不免也失之公平，因为当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山涛在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并没有像一些官僚那样大肆兼并，生活奢华，而是雅操清明。他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营私结党，而是选举任能。山司徒前後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提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由此可知山涛与其他竹林七贤有其相当的差别在于任官方面，他的积极出仕跟其他人来比的确有一段差距，他曾三次举谏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写了与他的“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后来也是由山涛举谏而进入仕途的。山涛一生的宦途生涯几近十年之久，先后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他与阮籍嵇康不同，他的一

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职，这些都是属于吏部的官职，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必须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己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与其他六贤之差异：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可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不过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对《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节略做补充。其实，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另一个层面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好朋友，有了这封绝交书，就不会因为自己不配合政府的态度而连累到好朋友。后来嵇康被杀害，临死前把自己的儿女托付给山涛，留言：“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涛为人磊落大度，生活节俭，真正做到介而不群

四、向秀清悟而有远识

向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

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而违反“名教”。向秀好读书，喜好老庄之学。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自己而然”，万有本身就是自足的，在万有自身以外并没有生化万物的独立实体；所谓无，只意味著万有的自生自得；万有都是永恒存在的，虽变万化，终不能归于无。这种学说，否定了道和无生化万物的观点，肯定了万有的实性。但这种学说也同时否认了万有之间在时间上有因果的联系，否认了万物进化的过程。这种崇有论，表现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观，得出了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结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物的各种差异和它们所处的各种地位也都是天然合理的；万物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追求自己分外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自由和快乐；无为并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所作所为不应超过自己的本分；圣人身居富贵之位，同样可以享受山林隐士的清高生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在于论证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能于自己的等级名分，以巩固已有的秩序。

嵇康主张寡欲养生，而向秀却持反对的看法，他的这种思想是将魏晋时已经盛行的老庄思想中尊重自然的想法加以推广，但是从他的表现和论理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已是站儒家的立场。纵使他对老庄思想有极度的兴趣，但却不曾以此来做为他生活态度的指针。所以，後来嵇康和吕安被处死的事件发生时，他

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当朝者的注意，准备援引为官。这也是他们思想的歧异之处。他对于两位死于非命的好友，那种痛惜哀伤之情，是发自本心的。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忍不住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所表现暗藏的政治黑暗与恐怖，呈现消极抵抗政治的态度，司马昭死後，向秀仍继续做他的官，只是极不得意。

五、刘伶放情肆志，澹默少言

刘伶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他经常乘鹿车，手里抱着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我若醉死，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

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关于喝酒，竹林七贤裏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著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湎沉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作品《酒德颂》“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刘伶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

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六、阮咸任达不拘妙解音律

阮咸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

在七月七日这天有晒衣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贱者之服，魏晋名士夏日喜欢穿犊鼻裤，表示洒脱）于院中，与北阮纱罗锦绮形成对照，自然地表现出阮咸任达不拘礼节，然而亦说明，阮咸虽家贫，而其士族之优越门第和身分并不减。阮咸虽未能免俗，但所作所为亦不同流俗。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个少年，但作风却也与阮籍不相上下，而那位以“穷途之哭”而著称的阮籍，就是他的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息，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

少阻碍了他的仕途。阮咸虽不拘礼法，而能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不为外物移心，这乃是老庄玄学之素养，越名教而任自然。这表明不拘礼法乃其表现形式，而贞素寡欲为其内心世界，此乃名士的精神本质。如果仅有不拘礼法，则不过是狂人，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名士。只可惜，晋武帝仍以阮咸的沈溺于酒乡，不予以重用。

阮咸也是杰出的音乐天才。他虽然名列“竹林七贤”，但他的文学作品并没有流传下来，反而是因音乐上的成就而为世人所认识。颜延之说他：『达音何用深，识为在金奏』即是赞扬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荀勖善解音声，时论为之闇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夫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阮咸的神解，当比荀勖闇解为高，阮咸是真正了解音韵的，他之所以批评荀勖，本来也是出于好意，希望他能够发现自己的缺点，有所改正。无奈荀勖本人，心高气傲，自以为音乐造诣旷世无敌，面对阮咸的指责，更视为是存心捣蛋，并在晋武帝前进谗言，贬除了阮咸的职位。但也由于这样，而使阮咸在中国音乐史上获得地位。酒与音乐正是阮咸生命中的两大精神支柱。

如果说，嵇康是当代的操琴名手，那麼阮咸就是当时的琵琶大家。弹出来的声音高雅、清亮，再加上阮

咸本人善弹此琴，所以这种一度被称为中国琵琶或汉琵琶的乐器，就有了自己专用名称-----“阮咸”。阮咸又分为大、中、小阮，其实都是同一种，只是大小不一样。

说阮咸是无视礼法的音乐天才，一点不虚。

七、王戎苟媚取容无言匡谏

王戎生于大富之家，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的父亲王浑，官任上书郎与阮籍是同事并有亲交。王戎也跟著父亲住在尚书郎的官舍中，阮籍每一次来拜访王浑，谈不到几句话，就转到王戎的房间，这对忘年之交，一谈就是大半天。阮籍这样对王浑说：“濬冲清俊绝伦，不是你比得上的。与阿戎说话，比与你说话来的有趣多了。” 虽然这样，但王戎毕竟在气质上，抱负上与阮籍、嵇康有很大的不同。

王戎比起这几位前辈中，王戎少了他们的思想家，文学家的气质风度，相反的却充满了世俗的官宦之志，所以阮籍讥讽他为俗物。可是王戎也反驳的说像你们这样的人，还有谁可以扫你们的兴呢？可以知道阮籍、嵇康等，这些人不管任何事情其实对他们而言都是无所谓的，也许我们可以知道王戎的性格中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在王戎的生长背景中，他是一个富家子，他有理想的抱负，他要晋升仕途，可以得知多少家庭的背景给了王戎影响。

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

职。惠帝时，官至司徒。

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王戎二十四岁时，被司马昭争为相国橼（宰相的属官），而推举他的，就是那位司马昭前的红人锺会，锺会是明理派清谈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反对七贤的，也就是他使嵇康走上死亡之路，而身为“七贤”之一的王戎竟然接受他的举荐而为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戎的世俗性，使他在波澜起伏的政界中，几次化险为夷，而升到司徒的贵显地位，终以老官僚结束一生。对于王戎的出仕，其实也是不用过于讶异的，因为从王戎的生长背景来看，生于官宦之家的王戎，从小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应该也可以说是接受不少父亲的思想，同时也可以说是他看多了所谓的官场冷暖，因此王戎有他一套特殊的保身方法在这个浮浮沈沈的官海之中，也因为这样，王戎的避祸思想，也就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有著很大的影响。王戎明哲保身，元康九年王戎六十六岁，由于贾后想要专权，以致于发生了愍怀太子的废立事件，贵为太傅的王戎却始终保持沈默。第二年，赵王司马伦等又起而杀贾后，这时被视为贾后同党的数十个高级朝廷官员，也同时受到牵连而被诛杀，王戎的女婿尚书左仆射裴頠也是其中之一，王戎因此受到牵连，但是由于他的明哲保身，所以仅是辞职下野，而没遭到生命的危险。此后的八王之乱发生，晋王室面临著空前的危机，王戎虽然也被卷入这政治的漩涡中，但他却是学习著古代君子伯玉的榜样，尽量避免卷入这场风暴中，虚与委蛇周旋著。王戎一生，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位高爵显，身当国家重任，

但却对朝政一无贡献，只是一味的逃避求荣，阿谀求全。对于王戎这个人而言，可惜的是他的以前的政治抱负。

王戎的“孝”还是必须赞颂的。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和峤虽然遵守礼制服丧，但是比起和峤而言，并不是这说王戎不够悲哀，反而在精神层面上，更胜过和峤一层是欲哭无泪。在魏晋的风潮中，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九品官人法的影响，有许多想要晋升仕途的士子，利用所谓的假孝、假慈、假悲、胜至于假义，来博取是世间的名声，来作为自己晋升仕途的途径之一。就这点而言，王戎要比他们高尚的多。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王戎女适裴頠，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筭计。我们可以知道王戎极端的吝啬。

在政治上，就竹林七贤而言，王戎是有些愧于一个“贤”字的。因为王戎之于山涛皆为入仕之人，山涛虽有後人评：“贰臣”，但他为官尽责、选贤与能，此番作为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在这样的时代里，许多人在朝为官只为享受荣华富贵，而他愿意为老百姓的福祉努力实在令人感动，至少为魏晋政治这个黑暗期

带来一丝的光亮；所以，相较之下，我是比较欣赏且认同山涛的方式。

后语：七贤的身上有同，至少都有过同，这个同是高蹈出世，是做隐士，是学神仙，是与人间的烟火保持某种距离。没这个同，不可能联袂走进竹林中；没这个同，不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将竹林视作为家；没这个同，也就不可能被人呼作“竹林七贤”。

他们身上有异，有反差很强烈的异，这个异是来自如何对待以祸患为底基的荣华富贵？如何对待以烦恼为伴俦的身家性命？如何对待寂寞为主题的漫长生涯？如何对待说空非空生前身后的名？没这个异，竹林也就太平静了；没这个异，七贤的生存状态也就太简单了；没这个异，竹林七贤也就失去了作为千古话题的意义。

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竹林七贤合成活灵活现的众生相。让后人、读者品味无穷。

参考资料

1、王西京1999年作竹林七贤纸本镜心．天麒阁拍卖 [引用日期2012-09-12].

2、于石王光汉徐志成．常用典故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5.

3、竹林七贤之酒徒刘伶．青稞酒网

1https://www.360docs.net/doc/8d18090250.html,/Z/Z1704.htm

2https://www.360docs.net/doc/8d18090250.html,/Article_Show.asp?A rticleID=3979